数字乡村建设面临的困境及纾解路径

万胜

摘 要：数字乡村建设不仅是当前“三农”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乡村振兴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和坚实保障。如何积极有效地开展数字乡村建设，实现数字技术与乡村社会的良性互动，已成为当下学术讨论和政策实践的重要议题。研究认为，当前数字乡村建设进程中面临一些困境，使乡村社会自主性力量未能得到充分激活，外部数字技术资源难以转化为乡村内部发展动力。对此，数字乡村建设应当立足农民主体地位，回应农民真实需求，立足地方资源禀赋，强化农民数字认同，从而激活数字乡村建设内生活力，实现乡村社会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数字乡村建设；乡村振兴；内生动力；高质量发展

一、问题的提出

自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数字乡村战略以来，“数字乡村”的概念被越来越频繁地提及，数字乡村建设日益成为学术讨论和政策实践的重要议题。数字乡村建设是通过加强整体规划与配套，推进现代信息技术在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综合应用，提高农民现代数字素养，以增强乡村内生发展能力的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

数字乡村建设，既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也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数字乡村建设工作仍处在不断探索和实践过程中，部分乡村试点建设初见成效，农业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农业生产数字化水平稳步提高，乡村治理数字化持续推进。然而，数字技术作为乡村社会的“外生性力量”，在嵌入乡村场域的过程中也面临着不少困境：一些数字设施建设流于形式，导致部分农民对数字技术持消极观望态度；同质化的数字指标系统与乡村社会基础脱节；数字技术治理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乡村社会自主性。这些困境不仅制约了数字乡村建设的发展，而且影响到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成效。鉴于此，笔者试图剖析当下数字乡村建设面临的困境，尝试性地提出纾解路径，以期更深入地认识数字乡村建设的意义、探索数字乡村建设的正确路径，为数字乡村建设提供理论借鉴和行动参考。

二、数字乡村建设的现实困境

（一）部分建设流于形式，忽视农民真正需求

当前数字乡村建设一定程度上存在痕迹主义、数字形式主义等问题，部分工作流于形式、浮于表面，未能回应农民群众的真实需求。一方面，当前数字乡村建设多由自上而下的行政力量推动。压力型体制导致行政任务“内卷化”，一些基层干部沉浸在呈递材料、召开会议、总结经验的“文山会海”中，无暇做细致的群众工作，“干部在干，群众在看”的现象比比皆是，未能充分调动农民的内生力量。另一方面，在数字乡村建设实践中还展现出一种脱离实际的状态，即自上而下的资源输入与农民的实际需求不甚匹配，并未真正做到“急农民之所急，解农民之所困”。例如，一些地区倾注很多心血建设了乡村阅读平台，但农民的活跃数据却并不理想，这些不切实际的建设，不仅增加基层财政负担、造成资源浪费，还损害了政府公信力、阻碍数字乡村战略推进。

（二）技术方案趋于同质，忽略乡村社会基础

数字乡村建设进程中常常会过于强调技术手段，采用向农村输出标准化的治理流程和精密的数字化指标系统来进行乡村建设，陷入技术至上的怪圈。这些同质化的数字系统凭借其可视性强、效率高的优势，往往成为地方政府数字乡村建设的推行重点。但由于社会基础的不同，不同区域的农村信息化发展程度和农民数字素养存在一定差异，同质化的技术方案不仅无法缩小既有的信息鸿沟，反而会助推数字鸿沟的扩大再生，使得在一些信息基础设施薄弱的偏远农村地区，数字化素养有限的农民不仅无法享受到数字乡村建设带来的红利，其与发达地区的信息差距反而会被拉大，不利于共享数字乡村建设成果。

（三）现代技术错位配置，消解乡村社会自主性

数字技术在乡村的逐步覆盖使得农村区域的生活场景日渐受到技术的影响，并且也标志着数字技术对乡村社会的改造。但是，由外部行政力量主导的数字乡村建设利用数字技术治理不断将乡村社会物化和对象化，将农民客体化，在增强国家和地方政府对乡村治理掌控能力的同时，也消解了乡村社会自主性，带来数字技术化治理与乡村社会的兼容困境。一方面，清晰化、精准化的数字技术治理大大提升了乡村治理水平，增强了国家对乡村地区的控制。然而，转型期的鄉村社会本身具有变动性、不规则性、差异性和模糊性等特征，难以依靠单一的技术手段和科层化治理方式实现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由此产生数字技术治理方式与乡村社会特性的兼容性问题。另一方面，在快速的城市化和人口流动背景下，许多乡村出现“空心化”“老龄化”现象。在数字乡村建设进程中，地方政府向乡村社会输入一整套精密的数字化治理方式和完备的现代规则体系，加剧了现代化的理性治理体系与传统乡村社会感性规范之间的错位配置。

三、纾解数字乡村建设困境的现实路径

要想积极有效地开展数字乡村建设，不仅要发挥现代数字信息技术优势，强调数字技术等外部推动因素的作用，更需要注重乡村社会的内生性力量，充分调动乡村社会自主性，发挥农民的主体性作用。激发农民群体的主动性，同时教育和引导农民生产生活方式数字化转型，构建以人为核心的乡村数字新秩序。如此才能真正实现由外生动力到内生动力的转换。对此，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一）立足农民主体，坚持需求为本

坚持把“需求为本”作为实践指引，在准确识别农民日常生产与生活的真实需求基础上，将数字技术的研发、应用及推广环节进行有机衔接。数字乡村建设的真正主体是广大农民，政府主导的数字乡村建设，虽然搭建了国家、农民与社会之间的数字化连接渠道，但仅仅是将数字技术作为国家政策执行和控制乡村的手段，并没有形成对农民的主体性动员，激发农民参与的积极性。据此笔者主张充分发挥数字技术有效沟通和连接群众的作用，提升农民需求的收集、整合与回应能力。数字乡村建设的关键在于回应农民的真实需求，确立农民的主体地位，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调动乡村社会自主性力量，提升农民在数字乡村建设中的主动性和参与积极性，实现从外生动力到内生动力的转换。数字乡村建设作为乡村发展的整体性战略，不仅需要自上而下的政策规制，更要注重个体能动性的发挥，从而更精准、更有效地为乡村发展赋能、为农民生活造福。

（二）因地制宜，弥合数字鸿沟

遵循因地制宜的工作原则，立足当地资源禀赋，把数字乡村建设方案同乡村社会的制度、文化等因素有机结合。当前乡村社会存在高度的复杂性、差异性，使得我们不能简单地将程式化、规范化的技术方案奉为圭臬，而应当正视乡村场域的差异性和复杂性，因地制宜地开展数字乡村建设工作，使新技术与农民的生活场景真正融合，缩小区域间的数字鸿沟。据此笔者主张数字乡村建设要树立模范典型，引导农民选择数字技术；调动青壮农民的力量，增强农村地区的数字活力；对信息化基础差、数字素养不足的弱势地区进行数字赋能，弥合区域间的数字鸿沟。如此才能更好地普及和推广数字乡村建设经验，激活乡村内生动力，推动数字乡村建设。

（三）发挥技术优势，力争适配兼容

当前广大农村地区处在急速城镇化、人口流动迅速的社会转型期，乡村社会加速重组，为现代化的数字信息技术下乡提供了契机。同时，转型期乡村社会的复杂性、差异性、不规则性、模糊性等特征，也加剧了现代技术理性与乡村社会之间的适应性困境。数字技术下乡想要达到深度嵌入乡村场域、重塑乡村数字治理体系的目的，仅凭数字技术的单一治理手段和外部行政力量的推动远远不够，还应该更多地发挥数字技术的优势，对乡村社会本身和农民生产生活进行系统性的数字化建设，提高农民日常的生产生活与数字治理技术之间的契合度。一方面，要正视转型期乡村社会的复杂性，在乡村数字治理体制和机制层面保持乡村社会的适配性，在契合乡村现实的基础上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数字技术手段，避免科层本位和技术至上的数字乡村建设模式对乡村原有社会基础的破坏和消解。另一方面，数字乡村建设不仅仅是数字技术下乡，更关键的是数字社会建设本身，数字乡村建设实质上是建设乡村而非建设数字。因此，需要加强农民的数字技能培训教育，提升农民数字素养，培养更多的技术精英，引导农民生产生活有序实现数字化转型，让数字技术更好地植入乡村土壤并开花结果。

四、结语

数字乡村建设是一个演进性发展过程，并非一蹴而就；数字乡村建设是一个综合性发展过程，应当选择适合自身情况的切入点逐步推进；数字乡村更是一个改革性发展过程，必然伴随和促进对乡村生产生活方式、治理方式乃至思维方式的深刻革命。

面对数字乡村建设存在的一些现实困境，笔者认为首先应当立足农民主体，发挥广大农民的主体性作用，精准识别农民需求，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其次要正视乡村社会的差异性和复杂性，立足当地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地开展数字乡村建设工作，使新技术与农民的生活场景真正融合，避免进一步扩大区域间的数字鸿沟；最后要正视转型期乡村社会的差异性和复杂性，发挥数字技术优势，对乡村社会本身和农民生产生活进行系统性的数字化建设，提高农民生产生活、数字社会和数字治理技术之间的契合度。事实上，如果数字技术不能融入乡村这片土壤，那么数字化建设与发展就难以从乡村社会中汲取必要的资源和支持。换言之，数字乡村建设带来的各项新事物、新变化，必须得到当地社会和文化的认同与接纳，才能顺利发展，实现长久存续，新技术真正为农民掌握才能应用于乡村场域。

总之，数字乡村建设绝非是简单地在乡村场域内推广数字技术，而是要利用数字技术，使数字技术优势与乡村社会基础相结合，提高数字乡村建设水平，推动乡村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在当前乡村社会进行数字化转型的关键阶段，数字乡村建设可能会遇到诸多挑战，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我们需要正视现实，理性看待各种困境，科学拟定基层建设计划，采取合理有效的建设方略，让数字技术更好地植入乡村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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