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启酿造新篇章

东升

朱梅的到来，终于翻开了青岛啤酒厂由中国人酿造的历史。

在啤酒厂，“轱辘马”是当时包装车间的第一道工序，也是从货场上将瓶子运到洗瓶机上线的运输工具——四个像火车一样的钢轮上面，有一个3米见方的木板平台，在小钢轨上由工人推动。那时工人们运瓶子都是每层6麻袋，每车平时运12包，多时运18包。在空车运瓶的时候，有的工人喜欢将轱辘马快速推一阵，然后双脚跳上去滑行，不过，如果轱辘马突然出轨，站在上面的工人立刻就会人仰马翻。碰上雨雪天，推起轱辘马来就十分吃力。

“戳窝子”是继“轱辘马”运进空瓶后的工序，将麻袋内的瓶子用人工装到洗瓶机空盒内。一般新进厂的工人都要从这个岗位干起。

无论是哪个岗位，工人们每天必须工作12小时以上，月底领到的薪水却难以养家糊口。在1937年7月卢沟桥的枪声响起之前，啤酒厂共有职工186人，其中包括12名女工在内的中国工人有164人。日本人最高月工资2.48元，最低1.36元，中国男工最高1.56元，最低0.43元，中国女工最高0.42元，最低0.34元。

和当时很多日管企业一样，啤酒厂使用了大量童工。在这一时期的工人中，童工占到了40%。有描述称：“到了工厂不敢抬头，只能埋头干活。日本监工一上班就拿着一根木棍巡逻，看见谁干得慢就往谁头上打，几乎每个人都挨过打。”日本管理者与中国工人之间的矛盾终于在一天爆发。日本人调戏了一位女工，愤怒的工人掀起了全厂大罢工。为了让工人复工，日本工场长不得不答应每月发一次啤酒，男工6瓶，女工5瓶，童工3瓶。

从1942年起，像大多数工厂一样，由于连年战争，啤酒生产萧条，工人的生活水平直线下降，很多工人饿得逃回家里，啤酒厂里的日本人与中国人的矛盾更加激烈。日本工场长的办公室门外，不知从何时起已经悄悄地装上了一道铁护栏。一位接一位的工场长走马灯似的轮流上任，却依然无法令啤酒厂开足马力。后来，日本人竟然在啤酒厂里支起了一个制药车间，生产日军所需的药品。苟延残喘的啤酒厂，暗示着日本必然战败的命运。

日本在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国民政府军政部便于10月查封了青島工场，留用工人295名，易名为青岛啤酒公司，一年后定名为啤酒厂。1947年6月，啤酒厂被国民党四大家族之一的陈果夫所属的齐鲁企业股份有限产业处理局买了去，出价多少不得而知。掌印啤酒厂的机会落在了38岁的四川人朱梅身上。他是中国啤酒史上第一位担任啤酒厂厂长的中国人。20世纪30年代，朱梅同当时的大多数有志青年一样前往欧洲“师夷长技”，在比利时国立酿造学院、法国巴斯德学院留学进修，并先后考察过欧洲8国的酿造技术。1935年回国后，先在中国人开设的葡萄酒厂任酿酒师。朱梅的到来，终于翻开了青岛啤酒厂由中国人酿造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