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女性劳动力市场发展演变的规律

王忠玉 王伟

2023年10月9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23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哈佛大学教授戈尔丁（C. Goldin），以表彰她对美国和其他高收入国家“促进我们对女性劳动力市场结果理解”的研究。诺贝尔奖评委会表示，这位现年77岁的哈佛大学教授“首次全面介绍几个世纪以来女性的收入和劳动力市场参与情况”，而且“她的研究揭示了变化的原因，以及性别差距的主要来源”。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的哈马松（R. Hjalmarsson）表示：“克劳迪娅·戈尔丁的研究发现具有巨大的社会意义”，同时“通过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得到了深刻理解并正确地称呼它，这为我们铺就了一条更好前行之路。”

除了诺贝尔奖外，戈尔丁还因为她在经济史和劳动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工作而获得了许多著名奖项和荣誉，其中包括三次理查德·莱斯特奖（Richard A. Lester Prizes，分别于1990年、2008年和2022年颁发），设立这个奖项的目的是表彰在经济史上的优秀著作。此外，她还获得宾夕法尼亚大学（1989年）和哈佛大学（1995年）教学奖，以及由劳动经济学家学会颁发的明瑟奖（Mincer Prize），以表彰她在劳动经济学方面的职业成就（2009年）。另外在2019年，她因在性别差距分析方面的开创性研究贡献而获得BBVA基金会经济学、金融和管理领域的知识前沿奖（BBVA Foundation Frontiers in Knowledge Award）。

戈尔丁的学生时代

戈尔丁1946年5月14日出生于美国纽约市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大学就读于康奈尔大学，1967年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1969年和1972年分别获得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

学生时代的她曾经受到了三位学者的有益影响。第一位是美国微生物学家克鲁伊夫（P. de Kruif，1890—1971），那时她才进入初中学习阶段不久，有一次浏览阅读《微生物猎人传》（The Microbe Hunters），被书中刻画的微生物学所吸引，进而萌生想要学习和探索微生物的初衷。后来升入高中学习期间，她有机会参加康奈尔大学的微生物学暑期课程。

第二位是美国经济学家卡恩（A. Kahn， 1917—2010，被誉为航空业放松管制之父）。戈尔丁高中毕业之后，去康奈尔大学学习微生物学，当读大二年级时，有一次选修卡恩的经济学课程。她被卡恩的广博学识所吸引：讲课层层深入富有逻辑，同时优雅而风趣。戈尔丁回忆那段经历时说：“他非常善于利用经济学来揭示隐藏的真相。就像当年克鲁伊夫的故事让我喜欢上了微生物学一样，他的故事让我喜爱上经济学。”从此之后，她非常喜欢经济学的产业组织理论，以至于后来她选择高年级论文题目时，就确定为关于通信卫星的管制问题。

1967年，戈尔丁从康奈尔大学毕业，全部课程获得优秀成绩，这为她攻读经济学博士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不久，她选择芝加哥大学读经济学博士。受到卡恩影响，博士学习开始，她打算选择产业组织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从那个年代来看，在芝加哥大学读博学习产业组织理论确实是非常好的选择，当时芝加哥学派正如日中天，包括奈特（F. Knight， 1885—1972，芝加哥学派的创始人）、斯蒂格勒（G. Stigler， 1911—1991，芝加哥学派在微观经济学方面的代表人物）等产业组织领域的重量级学者坐镇于此。然而，一个偶然机会再次促使她命运的轨迹发生变化。

戈尔丁遇到了第三位影响自己的学者、芝加哥大学的贝克尔（G. Becker， 1930—2014），他于1992年因“将微观经济学的分析视野拓展到非市场经济领域的人类行为之中”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1969年，贝克尔从哥伦比亚大学回到母校经济系。贝克尔是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学者，那时经济学研究主题基本是和“金钱”有关的，但贝克尔则另择路径，将经济学研究范围扩展到了婚姻、家庭、成瘾、犯罪等社会领域。在当时，有不少年长学者对他的研究方向不以为然，但对于年轻学者来说，他的这种做法十分具有吸引力。正在学习的戈尔丁选择了贝克尔的经济学课，很快就迷恋上这个研究方向，并放弃原本计划将产业组织作为自己探索方向的想法。在贝克尔指导下，她开始研究劳动经济学。从后来戈尔丁的研究方向上，确实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贝克尔留下的影响。

在读博期间，戈尔丁选择了福格尔（R. Fogel，1926—2013）的经济史课程。福格尔与诺斯（D. C.North， 1920—2015）于1993年一起榮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理由是两人发展了计量史学，将统计分析应用于经济史研究。在经济史学领域，福格尔是一位宗师级的大家。在他之前，尽管经济史学研究者会援引和运用一些历史数据支持自己的学术观点，但对历史数据的应用基本局限于简单描述统计内容。然而，福格尔进一步发展并开创了崭新之路，不仅将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大规模应用于对历史的研究，而且提出自己的研究观点——“奴隶制是有效率的”等。福格尔对奴隶制生产效率的经济史研究成果非常令人震惊，他研究发现，美国南北战争之前，南方奴隶制农业比北方家庭农场的生产效率高35%，而黑奴并非传统观念认为的那样懒散、无能和低效，从平均意义上讲，黑奴比自由的白人农业工更加勤奋和高效。他认为，评价经济制度的标准不仅考虑效率，还需要包括道德。奴隶制被终结，不是因为它的体系不能有效率地运作，而是由于在道德上不被接受，所以人们要求从政治上消除这种不道德的体制。福格尔的研究成果进一步解释，废除奴隶制本质上是人类在伦理、道德上的进步。

福格尔的研究方法和探索之路又一次深深地吸引了戈尔丁。她最终决定将计量史学和劳动经济学交叉领域的专题作为自己的探索方向。戈尔丁于1972年完成自己的博士论文，论文主题涉及南北战争前美国城市和南方工业奴隶制，指导老师是福格尔，并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可以看出，戈尔丁的博士论文与福格尔的研究一脉相承。

从那时起，戈尔丁和福格尔开始研究奴隶制经济学。她经常参与芝加哥大学的计量史学会、经济史协会和美国经济协会的各种研讨会，和探索计量史的经济研究者相识，以至于后来成为后两个组织的主席。另外，受邀参与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美国经济发展计划（DAE）工作，并多次参加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年度会议。

戈尔丁的学术生涯

从取得博士学位前的1971年开始，戈尔丁就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执教。1973年，她转到普林斯顿大学担任助理教授，1979年离开普林斯顿，来到宾夕法尼亚大学任副教授并于1985年晋升为教授。1990年，她加入哈佛大学经济学系，并成为该系首位获得终身教职的女性。

1975年，戈尔丁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美国南方城市的奴隶制1820—1860：一部量化的历史》[1]，该书是由博士论文加以完善而成，从表面上看该书似乎是从一个小问题开始的，但它具有相当广泛的意义。通常，美国历史学家将1850年代城市奴隶人口的减少解释为该制度在南方城市的弱点所致。福格尔的门生戈尔丁通过对广泛的原始档案展开研究，收集奴隶价格和职业的数据，同时巧妙地运用经济学供求关系，特别是构建一个计量经济学模型来测量需求，引入需求弹性的概念来解释流行的劳动制度与劳动力下降之间的矛盾。当奴隶价格在1830年代至1850年代上涨时，城市奴隶主发现将奴隶卖到农村地区是有利可图的。戈尔丁将城市奴隶制描述为一种充满活力、灵活的制度，它允许奴隶在选择就业和居住方面有相当大的自由度。一些城市奴隶的技能水平相对较高。她的观点与当时其他关于奴隶制的研究有所不同。书中大量采用历史数据作为推理佐证。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戈尔丁与其他研究者合作完成多篇优秀论文，这些论文对经济学和经济史依然很重要，它们都是基于出色的理论模型，同时进行原始研究和二次研究定量分析。这里选择几个具有一定典型意义的论文。例如，1975年，她与刘易斯（F. D. Lewis，现为加拿大皇后大学经济学系名誉教授）合作发表论文《美国内战的经济成本：估计和影响》[2]，提出一种新颖的间接估计方法，以此探索假设在没有冲突下存在特定消费流情况的计算，这种消费流与实际实现的消费流之间的折现差就构成了战争代价的间接衡量标准，然后运用这些估计值来解决涉及战争的总体和分配影响的各种经济问题。论文研究成果显示，内战的经济成本以及战后复苏所需的人力和物质资本的成本都极为高昂。

1980年，戈尔丁和刘易斯继续合作发表论文《工业化的相对生产率假设：来自1820—1850年美国案例》[3]，对美国独立后经济增长的特殊模式进行重新审视，检验了当时一个常见假设——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1820年到1850年，美国东北部迅速工业化，而南方则保持农业。论文对早期工业化提出了如下假设：发展首先发生在那些由于各种原因，相对于成年男性而言，农业对女性和儿童的重视程度较低的地区。在工业化前的农业或传统经济中，女性和儿童的“相对生产率”越低，制造业发展越早，女性和儿童的相对工资增长就会越大，经济生产的制成品也相对越多。论文提出了包含两个经济体之间“相对生产率”差异的双部门模型，并应用它发展出与早期工业化过程有关的7个命题。他们还运用来自1832年和1850年两次早期制造业普查的数据以及其他来源的数据，为假设提供了证据。最后得出结论认为：农业中相对生产率较低的因素在美国最初采用工厂制度和工业化的过程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作者认为，论文得出的结果同样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当代现象。

探索女性劳动力参与、性别差异等问题

进入1980年代之后，戈尔丁研究劳动经济学和经济史的范围不断扩大，研究方法更多地采用娴熟的计量史学方法，诸如女性劳动力参与率、性别差异等问题。她先后发表一系列论文，既有独立研究的成果，又有与其他研究者合作完成的探索，比如，《单身女性的工作和工资：1870年至1920年》[4]，《已婚妇女生命周期劳动力参与：历史证据与启示》[5]等。前一篇论文研究了美国从1870年到1920年单身女性的工作情况，利用1888年和1907年单身妇女的家庭生活和工作条件的数据，估计出单身女性的收入函数。这些女性在制造业的工作是以任务为导向，报酬经常采用按件计酬。随着工作经验不断增加，收入急剧上升，并在早期达到顶峰。论文研究发现，单身女性在美国女性劳动力中处于主导地位，她们的职业需要许多在职培训，但很少具有長期发展。估计的收入函数与这些妇女的生命周期劳动力参与是一致的。但一位敏锐的观察者认为，这种和谐并不一定是普遍的，也不一定是长久的。而后一篇论文揭示和阐述了自1920年以来，已婚妇女的劳动力参与率增加了7倍，不过已婚就业妇女的平均工作经验却没有大幅增加。论文对从1880年代到1910年代出生的女性群体的生命周期劳动力历史的两个数据集进行研究后发现，劳动力参与方面存在相当大的无条件异质性。有工作的已婚妇女对工作具有很大的依恋，而参与率的提高带动了之前几乎没有工作经验的女性。在1930—1950年期间，已婚就业妇女的平均工作经验从9.1年增加到10.5年。此外，还讨论了“工资歧视”的含义。

1990年，戈尔丁出版著作《理解性别差距：美国妇女的经济史》[6]，探讨美国历史上女性劳动力的增长进程，提供了充分的证据来支持她的主要观点，即随着时间的推移，收入方面的性别差距已经缩小。在书中，戈尔丁将经济学家的定量分析技巧与历史学家的调查技巧结合在一起，对早期公布的数据进行重新解释和调整，并创造性地运用美国国家档案馆以前未被分析过的数据。该书的大部分内容分析了随着时间推移，女性劳动力参与模式的变化。戈尔丁提出了非常重要的新发现，特别是关于已婚妇女的角色。对1890年人口普查数据的重新分析表明，1890年白人已婚妇女的劳动参与率与1940年一样高。但是在二战之后，白人女性就业率明显上升之前的最初几十年里，尽管白人年轻单身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有所上升，可是白人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实际上是下降的。白人已婚女性的参与呈U型曲线的说法，与人们普遍认为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增加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同时还讨论了其他的主题，包括男女工资差距、性别职业隔离、“工资歧视”。

1993年，戈尔丁发表论文《百年回首：大学对美国女性生活的意义》[7]，论文研究三组女大学毕业生，每组都按不同时代划分，第一组是1890年前后出生、1910年前后畢业的女大学生，大学往往在家庭和事业之间提供了一套明确的选择。对于这组群体的大多数女性来说，她们选择职业时，几乎总是与教学有关。第二组人是1930年前后出生、1950年前后毕业的女大学生，大学为女性提供家庭和有偿工作的机会。不过，这两件事是按顺序安排的——就时间和优先级而言，家庭排在第一位，然后才是就业。大学为女大学生群体提供了嫁给受过大学教育的男性的机会。第三组人是1960年后出生、1980年后毕业的女大学生，大学似乎为女性提供与男性真正平等的机会。这组女大学生，不再像第一组女大学生所面临的“家庭还是事业”的选择，也不同于第二组女大学生的选择“家庭还是工作”，而是通过自身努力想要兼顾家庭和事业。

1994年，她发表论文《女性在经济发展和经济史中的U型劳动力函数》[8]，以往随着国家的不断发展，已婚妇女的劳动参与率先下降后上升。这种U型曲线在经济发展过程和当前发达经济体的历史中都有所体现。为什么是U型曲线呢？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论文利用100多个国家的数据和美国的历史数据加以分析，探索女性劳动力U型函数的假设。当妇女受教育程度比较低时，她们在家庭和家庭农场之外的唯一工资劳动是体力劳动，但当女性接受教育，特别是在中学阶段，她们进入白领工作，这是不存在社会歧视的。

经济学研究者认为，在许多职业中都存在性别偏见，但是很难证明这一点。关于这领域探索的先驱是贝克尔，他在1971年出版《歧视经济学》[9]，几乎同时，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阿罗（K. Arrow， 1921—2017）于1973年发表《歧视的理论》（《劳动力市场的歧视》[10]中的一章），这两项研究是开创性贡献。关于歧视的实证文献主要关注群体（比如男性和女性）之间的收入差异，考虑到可观测的生产率改变特征的差异。除了各种审计研究和其他研究外，极少有研究者能够直接解决招聘实践中的偏见问题。

1970年代，美国著名交响乐团的招人试镜程序开始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些变化包括增加参加试镜的候选人数量，以及在试镜过程中运用物理屏幕隐藏候选人的身份，以此确保招聘的公正性。这为研究和检验招聘是否存在性别偏见提供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方法。

2000年，戈尔丁和劳斯（C. Rouse）在《美国经济评论》（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发表论文《组织公正：“盲选”试镜对女性音乐家的影响》[11]。论文运用从管弦乐队管理文件和档案中收集到的9个主要乐团的试镜样本。这些记录包含所有候选人的名字，并确定那些进入下一轮的人，包括比赛的最终获胜者。这些数据提供一种独特方法来检验在招聘过程各个回合中是否存在歧视，甚至允许在面试中将个人联系起来。论文提出一种假设认为，歧视限制了女性音乐家的就业，尤其是在伟大的交响乐团。

在1970年代之前，女性演奏者的数量非常少，而且许多负责招聘新音乐家的音乐总监公开表示，他们认为女性演奏者的音乐天赋较低。戈尔丁运用计量模型并采用双差分方法分析盲选试镜对女性音乐家的影响，利用真实数据，在个体固定效应框架下，研究发现屏幕增加了女性晋升和被聘用的可能性。虽然论文研究中某些估计值有很大的标准误差，并有一个持续相反方向的影响，但确有充足证据表明，盲试程序促进了招聘的公正性，增加了交响乐团中女性的比例。

回顾戈尔丁的学术研究经历，可以发现，戈尔丁作为一名经济历史学家（计量史学家）和劳动经济学家，其研究范围涵盖了广泛主题，包括女性劳动力、收入中性别差距、收入不平等、技术变革、教育和移民。她最有影响力的论文涉及劳动经济学中关于女性的问题，特别是女性对事业和家庭的追求、高等教育和技术对劳动力的影响、作为社会指标的女性婚后姓氏，以及避孕对女性事业和婚姻决定的影响。

2021年，戈尔丁出版了著作《事业还是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12]（中文版2023年7月出版），详细阐述了美国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奋斗之路，是以前研究成果的融合和系统化。

戈尔丁尤其关注女性主题，她是这个领域的先驱。她是哈佛大学经济系第一位获得终身教职的女教授，哈佛大学之前一共聘用过五位女性经济学家，在她之前没有一位被授予终身教职。因此，戈尔丁是一个标志性的人物，她作为一个女性经济学家在世界上最好的经济系荣获终身教职，这件事情给后人非常大的激励。实际上，她曾经教过的学生当中，许多人在她的鼓励下投身于经济学研究。直到现在，女性经济学家在整个经济学家群体中已经占据着不可忽视的比例。

戈尔丁的丈夫卡茨（L. F. Katz）也是经济学家，现为哈佛大学经济学系伊丽莎白·阿莉森（Elisabeth Allison）教授。2008年，戈尔丁和丈夫合作出版《教育和技术的竞赛》[13]，这是关于20世纪美国教育发展史方面的一本书，研究教育史以及教育和技术变革对经济不平等加剧的影响，在称之为“人力资本”和“美国世纪”里，技术变革和教育密切合作，其原因在于美国向更广泛的社会群体提供高中、大学和研究生教育方面走在世界前列。作者巧妙地结合各种各样的历史和经济方法来讲述这个故事。全书的理论框架建立在一个简单的需求供给模型基础上，运用恒定替代弹性生产函数（CES production function）进行定量化分析，对教育及其如何影响美国经济发展主题的内容，给出综合分析，对许多重要问题提供了回答，这些问题在作者将一些数据系列综合在一起之前是无法回答的。

《教育和技术的竞赛》的研究和写作，是戈尔丁和丈夫在事业上互相支持合作的成果。事业本身让家庭更加和睦，这个故事真的堪称如何平衡事业和家庭的现实标杆，夫妻双方互助家庭的楷模。

[1]Goldin C. Urban Slavery in the American South， 1820—1860： A Quantitative History.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

[2]Goldin C， Lewis F. The Economic Cost of the American Civil War： Estimates and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1975， 35（6）： 299– 326.

[3]Goldin C， Lewis F. The Relative Productivity Hypothesis of Industrialization： The American Case， 1820 to 1850.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84， 99（3）： 461-487.

[4]Goldin C. The Work and Wages of Single Women 1870 to 1920.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1980 （3）： 81-88.

[5]Goldin C. Life-Cyc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of Married Women： Historical Evidence and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1989， 7 （1）： 20-47.

[6]Goldin C. Understanding the Gender Gap： An Economic History of American Women.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7]Goldin C. The Meaning of College in the Lives of American Women： The Past One-Hundred Years. Queens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Kingston （Ontario）， 1993.

[8]Goldin C. The U Shaped Female Labor Force Function In Economics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History. In： Schultz T. P. ed.， Investment in Womens Human Capit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61-90.

[9]Becker G. The Economics of Discrimin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1.

[10]Arrow K. “The Theory of Discrimination，” In： Ashenfelter O and Rees A， eds. Discrimination in labor market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3： 3–33.

[11]Goldin C， Rouse C. Orchestrating Impartiality： The Effect of“Blind” Auditions on Female Musician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0， 90（4）： 715–741.

[12]Goldin C. Career and Family： Womens Century-Long Journey Toward Equ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1.

[13]Goldin C， Katz L. The Race between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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