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发展降低了企业财务风险吗?
——基于吸收能力与生命周期的视角分析*

李永奎,刘晓康

(1.西南政法大学 经济学院,重庆 401120; 2.郑州大学 商学院,郑州 450001)

一、引言

财务风险是指公司在一定时期内获得的最终财务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偏离预期经营目标的可能性,是由于财务活动中存在各种不可预见和不可控制的因素而导致的财务损失或更大的经营利益损失。实体企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命脉,其财务风险受到广泛关注,降低财务风险对于企业自身发展以及整个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尤为重要。近年来企业间的竞争日趋激烈,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占据优势、继续实现业绩增长,许多企业过于关注企业的价值和盈利能力,忽视了价值和利润最大化背后潜在的财务风险,导致企业和整个行业频繁动荡。Wind数据库的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非金融企业的负债率(杠杆率)为162.30%,而2008年仅为98%。2019年的东旭光电、2020年的海航控股等诸多财务风险事件频发说明管控公司财务风险尤其重要。如何防范和化解企业财务风险带来的负面效应,应对经济风险挑战,已成为学术界、企业和政府共同关注的焦点。我国正处在经济转型和新常态的关键时期,确保经济高质量发展、防范和控制各种重大经济风险,是建立现代经济体制的重要前提(罗朝阳等,2020)[1]。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式,它以数据资源为核心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主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集成和应用将数字化转型的所有因素作为重要推动力。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不断推进,数字经济在促进企业转型升级、提高经济效益、重塑信用体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周清香等,2020)[2],也为防范和化解企业财务风险提供了新途径。

当前,提高企业财务风险管理能力、降低财务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已成为推动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企业要想最大限度降低财务风险带来的负面影响,只能依靠良好的财务风险防控措施。数字经济的发展使代理费用大幅下降,信息透明程度增加,为实现中国企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高效的技术支撑(何帆等,2019)[3]。“十四五”规划强调要着力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全力支持“双一体化”和“双循环”。因此,数字经济能否有效缓解企业的财务风险,是本文深入讨论的核心问题。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可持续健康发展成为企业的重要目标,企业需要更加关注财务风险。企业的“吸收能力”是企业运用外来新知识进行商业化的一种能力,也是企业对新知识的认识、掌握与整合,从而达到企业经营目标的一种能力。现有研究发现,提高吸收能力可使企业掌握更先进有效的管理方法,提高企业管理质量(朱丹等,2018)[4],降低资金成本(罗孟旎,2018)[5]和企业经营风险(高明华等,2013)[6]。吸收能力是提升企业经营管理的基石,如果吸收能力不足,企业就会因财务风险过高而失去市场竞争力。知识技术的应用已成为现代企业发展与经营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企业通过研发活动获取知识和核心技术,再将其应用到企业日常管理中,必然要求企业具备吸收知识的能力。吸收能力是知识和管理手段之间的转换工具(綦良群等,2020)[7],为企业管理经营活动和管控财务风险提供了潜在机会,已成为防范企业财务风险的重要手段。当一家企业具有较强的吸收能力时,意味着该企业可以更有效地整合所需资源,将研究中获得的新知识与现有知识相结合,通过知识重组降低企业财务风险发生的概率。

在企业生命周期的不同发展阶段,数字经济对财务风险产生的影响也会存在差异。有学者认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企业缓解资源错配、提升要素配置效率(王开科,2020)[8],促进企业创新绩效以及企业价值等(侯世英,2021;黄大禹,2021)[9][10]。然而,目前鲜有研究探索数字经济对企业财务风险的作用机理以及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彼此间关系的差异性。处于成长期的企业,资金链已经逐渐变得稳固,并且拥有了一定的社会联系网络;处于成熟期的企业,营业收入增加,资金有所回流,自由现金流增加,盈利能力提高,企业留存收益比较高,所面临的财务风险将减小;处于衰退期的企业,技术相对落后,营业收入下降,管理者有可能为了自身利益而危害企业,企业财务风险增加。在企业的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由于盈利能力、管理能力有所不同,数字经济对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也是不同的(黄宏斌等,2016)[11]。

基于此,本文使用2011—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利用熵权方法建立数字经济指数,并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公司财务风险的影响,指出数字经济对不同生命周期阶段财务风险的差异性影响。

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与已有文献从企业生产率、资源错配以及企业创新的角度研究数字经济的影响效应不同,本文着重考察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效应。同时,引入企业吸收能力视角,对数字经济发展对微观企业影响效应和财务风险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进行补充,拓宽了研究的理论边界。第二,已有文献主要从静态角度考察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创新和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很少从动态角度研究企业生命周期。本文以企业生命周期理论为出发点,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财务风险的动态影响,丰富了数字经济影响企业财务风险的机理,拓展了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的应用范围。第三,本研究进一步分析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在“数字经济-企业财务风险”关系中的调节效应,促使企业着重考虑外部以及自身对财务风险的控制。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数字经济、吸收能力与企业财务风险

数字经济具有典型的“数字技术”特征,它与互联网和区块链的深度结合能够提升企业资源的利用率和企业要素的总生产率,企业的业务服务范围得到扩展,企业的销售收入和营业利润稳步增加,降低财务风险发生的可能。数字技术的应用跨越了公司界限,提高了上下游公司共享信息的可用性和能力(王可等,2018)[12],支持整个产品过程的终端管理,指导企业提高运营效率,降低运营成本(赵宸宇等,2021)[13],进一步降低企业财务风险。

技术的溢出效应向生产力的成功转化是有条件的,成功地学习、吸收和消化先进技术和管理办法需要一定的吸收能力,在吸收能力不变的前提下引进数字技术不会促进企业经济的改善(肖静华等,2020)[14]。吸收能力是指企业寻求新知识、获取新知识、提炼新知识、存储新知识、应用新知识、创造新知识的能力(Tanriverdi等,2005)[15],是对主要经济活动有重大影响的各种基本要素的集合,是决定技术溢出能否被经济和制度消化的能力(Ferreira等,2019)[16]。

数字经济的发展对企业吸收能力的增强效应可以降低企业财务风险。已有研究发现,通过异质的外部知识进行创新的企业,除了需要更多创新主体的合作和协作之外,还依赖于企业自身的吸收能力(孙嘉悦等,2021)[17]。数字经济可以从两个方面影响和转化企业的吸收能力:第一,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助于增加企业创新网络的规模和连接强度,扩大企业管理所需的互补资源规模,并帮助公司收集隐性知识(戚聿东等,2019)[18],丰富知识资源的多样性,缩短技术认知的距离,减少对异质性知识吸收的阻力(孙嘉悦等,2021)[17],促进企业吸收能力的提高;第二,在数字经济的推动下,随着商业模式的变革,企业的组织形态由传统的系统向网格系统转化,网格系统呈现扁平化的特征,并表现出明显的组织灵活性和自适应能力,不但对企业内部产品供应方面的分工进行深化,还拥有一种平等、开放的组织文化氛围,促进全面学习价值观的形成,有益于企业学习、吸收、转化外部知识。吸收能力的增强不仅可以使企业获取和整合内外部资源,还能使企业将外部知识快速转化为自身核心能力,鼓励企业有效对抗恶劣的外部环境,降低财务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吸收能力越强的公司,其对外部知识、信息、资源和技术的吸收能力越强大,由此可以提升公司的管理能力,加快生产技术的革新进程和产品的更迭,有助于公司降低生产成本和财务风险。据此,我们提出假设H1:

H1:数字经济可以通过增强吸收能力降低企业财务风险。

(二)数字经济、企业生命周期与财务风险

企业生命周期的概念最早由Masson Halery于1959年提出。企业生命周期分为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成长期企业的特点是:资金配给不足、资本支出目标有限、技术研发方向模糊。数字经济的发展通过多元化融资渠道缓解了资源配置对企业运营和发展的压力,弥合了增长初期生存和发展资金的供需缺口。此外,数字经济可以深入分析投资项目的盈利能力,帮助企业快速识别投资收益的有效性,为探索资本配置的最优选择提供参考,降低不必要的资源浪费,从而避免财务风险的发生。成长期企业需要保持高度的灵活性和开放性,需要努力整合多领域知识和技术以快速更新组织的知识体系。数字技术的创新潜力符合不断成长的企业相对积极的战略形势,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管理业务,降低财务风险。而且,成长期的企业需要很多新资源,需要吸收外部知识,学习外部新资源。因此,数字经济可以通过增强吸收能力降低成长期企业的财务风险。

进入成熟期后,相对充足的资源积累可以为企业通过数字经济挖掘各种内部要素的潜在价值奠定基础。同时,成熟企业融资渠道更加畅通,盈利能力显著提高,经营现金流相对充裕。这个阶段的企业有完善的组织结构和规章制度,在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但也可能面临扩大市场的外部财务压力和最严重的内部代理问题(李英利等,2019)[19]。成熟期的企业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资本基础,具备了与数字经济相匹配的能力,企业能够利用数字技术提高获得信息的能力,提高企业资本配置效率和运营绩效(李冬伟等,2012)[20],进一步防范管理层利润操纵,有效降低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代理成本,进而防范财务风险。同时,在企业持续发展并逐渐成熟的过程中,需要持续地吸收新知识,采取新的管理方式,逐步对企业的组织结构进行调整与优化,最终形成企业的组织文化。这个阶段,企业搜寻、吸收、整合外部知识的能力明显提高,公司的吸收能力也随之提高。因此,数字经济可以通过增强吸收能力降低成熟期企业的财务风险。

处于衰退期的企业,常常会拒绝变革僵化的组织结构,销售业绩低下,利润也大幅度缩水甚至出现亏损,内外融资严重受阻,大部分市场份额被竞争对手垄断,销售量和利润率的下降导致财务状况恶化,管理层对内部管理机制的优化失去信心,组织结构的刚性降低了决策过程的有效性。为了生存,企业需要寻找新的投资项目。但由于识别市场需求的敏感性减弱,衰退期的企业只能依靠原始的累积产量来维持其功能,技术装备落后导致管理效率和成果转化水平低下,跟不上行业平均步伐。而数字经济更加注重将资源分配给生产效率高的企业,陷入衰退的企业通常不符合金融技术的资源导向。陷入衰退的企业外部融资困难重重,企业最大的目标就是生存。这个阶段的企业将主要精力放在扩大市场、研发新产品上,而数字化转型要求高额的费用和不断的投资,因此,衰退期的企业要想迅速融入并适应数字经济的发展是非常困难的。此外,当企业进入衰退期,其组织结构会形成一种惯性,企业文化表现出刚性,也会排斥外部先进资源,在市场竞争中渐渐丧失优势地位。基于此,提出假设H2、H3:

H2:数字经济发展对财务风险的抑制作用在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的企业中显著。

H3:数字经济通过增强吸收能力降低企业财务风险在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的企业中显著。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及数据

本文选取2011—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所提出假设的正确性。数字经济指标来自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北京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编制的《数字金融普惠金融指数》,并依照企业所在城市进行匹配,构建关于地级市数字经济与企业财务风险的面板数据;企业财务数据均来源于Wind数据库、CSMAR数据库。为使样本更具说服力和代表性,对原始数据进行以下处理:(1)剔除金融类和公共事业类样本;(2)剔除ST、*ST的样本;(3)剔除财务数据中有严重缺失值和异常值的样本。此外,为了消除极端值带来的影响,对所有连续型变量进行双侧1%的缩尾处理(Winsor)。经过以上处理,最终得到2011—2020年1 822个上市公司共计18 220个观测值。

(二)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

财务风险(Z-score):使用美国经济学家Altman(1968)[21]提出的Z-Score模型来衡量财务风险。该模型是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是被广泛应用的衡量财务风险的高精度模型。此模型的Z-Score值是由各个财务指标与其对应的比例相乘后得到,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其中,Z-score值越大,财务风险越小,企业的财务状况越好;Z-score值越小,财务风险则越大,企业的财务状况愈差。

2.解释变量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DIGI):借鉴赵涛等(2020)[22]的研究,以互联网发展为核心,构建数字交易指标体系,结合城市层面相关数据的可得性,从互联网发展和数字金融普惠两个方面综合考察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为了在城市层面表征互联网发展,参考黄群慧等(2019)[23]的方法,选择了5个指标:互联网普及率、数字化人员基础、相关产出、邮政业务和数字产业应用基础,指标的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对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采用由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和蚂蚁金服集团联合编制的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郭峰等,2020)[24]。对上述6个指标进行同趋势化处理与量纲问题处理,并通过熵权法得到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数。表1为我国各城市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水平指标体系。

表1 数字经济指数测算指标体系

3.中介变量

吸收能力(LA):企业研发活动投入与企业吸收能力关联性强,研发投入强度反映了企业的吸收能力。已有大部分研究参考Cohen和Levinthal(1990)[25]的观点,将研发支出作为吸收能力的代理变量;Fredrich(2019)[26]、Li和Liu[27]等的研究表明,研发强度可以更加准确地反映企业知识吸收和开发的相对数量。因此,本文选择研发强度作为企业吸收能力的代理变量,用企业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衡量。

4.生命周期的划分

借鉴Dickinson(2011)[28]提出的现金流组合法,根据企业现金流量表中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投资活动净现金流量和筹资活动净现金流量的正负组合来区别企业的生命周期,将上市公司的生命周期划分为3个不同阶段: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各阶段的划分标准见表2。

表2 企业生命周期划分

5.控制变量

为尽可能降低遗漏变量偏差,参考毕晓方(2017)[29]等的研究,选取企业规模(Size)、企业年龄(Age)、资产负债率(Lev)、净资产收益率(Roa)、股权集中度(Share)、总资产周转率(Tat)、固定资产比(Ppe)、管理费率(Mfee)、资本密集度(Capital)、两职合一(Udal)和区域发展水平(lnGDP)作为控制变量。为使回归更具客观性与科学性,同时也考虑了年份(Year)以及行业(Ind)的固定效应,各变量定义如表3所示。

表3 主要变量定义

(三)模型构建

为检验数字经济对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构建如下基准面板回归:

Z-scoreit=α0+α1DIGIit+α2Controlit+∑year+∑Ind+εit

(2)

其中,Z-score为企业财务风险的代理变量,α0是截距项,α1是解释变量的系数,εit表示随机误差项。

为进一步考察企业吸收能力在数字经济与企业财务风险中是否存在中介作用,借鉴温忠麟(2004)等[30]的中介效应检验步骤,构建如下检验模型:

LAit=β0+β1DIGIit+β2Controlit+∑year+∑Ind+εit

(3)

Z-scoreit=β0+β1DIGIit+β2LAit+β3Controlit+∑year+∑Ind+εit

(4)

四、实证分析与经济解释

(一)描述性分析

表4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本文观测值个数为18 220,企业财务风险的均值为7.13,标准差为8.369,最大值是43.013,最小值为0.588,说明各企业间的财务风险差异明显。数字经济的均值为0.046,最大值和最小值存在一定的差距,分别为0.422和0.002,说明我国不同地区间的数字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由企业吸收能力的统计结果可知,最大值为1.694,最小值为0,标准差为0.053,样本企业间的吸收能力参差不齐。

表4 主要变量描述性分析

(二)实证结果及经济解释

根据公式(1)对相关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同时考虑了行业和时间的固定效应,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由第(1)列没有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可知,数字经济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数字经济对企业的财务风险具有显著的改善作用。由第(2)列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可知,数字经济的系数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进一步证明了数字经济可以显著降低企业的财务风险。

表5 基础模型回归结果

表6第(1)—(3)列就“数字经济-吸收能力-财务风险”进行检验,由检验结果可知,数字经济可以显著促进企业的吸收能力,且第3列中数字经济和企业学习能力呈显著正相关;吸收能力在数字经济和企业财务风险之间具有一定的中介作用,且吸收能力的中介效应值为10.7%,假设H1得到验证。

表6 吸收能力的中介作用

表7就“数字经济-财务风险”生命周期特征进行检验。由检验结果可知,在企业的成长期和成熟期,数字经济显著降低了企业的财务风险,验证了假设H2;在成长期和成熟期,吸收能力在数字经济与财务风险之间具有部分中介效应,验证了假设H3。

表7 基于不同生命周期回归结果

五、稳健性检验

1.变量敏感性检验

为了更精确地刻画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确保结论的科学性,本文通过更换关键变量的方式对基准回归进行稳健性检验。上文采取熵权法对数字经济指数进行度量,本部分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数字经济指数进行度量,将以上6个指标的数据标准化后降维处理,得到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数,并用研发投入/总资产替换企业学习能力重新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8所示。由表8可知,更换变量后的回归结果依然显著,且企业吸收能力依然发挥部分中介效应,检验了本文结论的科学性。

表8 替换变量回归结果

2.改变回归模型进行检验

由于本文所得企业财务风险数据呈现右偏特征,故借鉴李春涛等(2020)[31]的方法,采用Tobit模型对基础回归进行检验。另外,考虑到回归模型采用时间和行业的双向固定模型是一种常规做法,可能较为“柔性”,对内生性控制不够严格,为此借鉴了Moser和Voena(2012)[32]关于控制“时间×行业”的高阶联合固定效应方法。表9为回归结果,数字经济与Z-score呈显著的正相关,与前文结论一致。

表9 tobit模型+固定效应调整回归结果

3.内生性检验

参照唐松等(2020)[33]的做法,对核心解释变量采取滞后一期的方法处理反向因果造成的内生性问题,回归结果如表10所示。由表10可知,核心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回归后各变量回归系数的正负号和显著性均未发生变化,企业学习能力发挥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值为 36.55% ,进一步证明了本文的结论是科学且稳健的。

表10 核心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回归结果

4.工具变量方法

解决内生性问题的主要途径之一是为核心解释变量选取合适的外生工具变量。本文参考柏培文(2021)[34]的方法,选用地理位置变量充当外生工具变量,依据交通运输部公布的《全国沿海港口布局规划》,并以谷歌地图为参照标准,根据各地区经纬度的不同计算出各地级市到沿海港口的地理距离。某地区离沿海港口的距离越近,该地区产业组织结构越完善、经济发展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孵化与激活数字经济的产业组织形态。由于本文基础样本是随时间变动的动态面板数据,而各地区到沿海港口的距离是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为了使工具变量满足时间特征的动态性,参照柏培文(2021)[34]的处理方法,引入随时间变化的变量来构造外生面板工具变量,使用各城市到沿海港口距离的对数与样本期各城市每万人固定电话用户数的交互项(ln(dist)×ln(tele))来体现工具变量的时变性,用各地区到沿海港口的距离与各地区固定电话用户数的交互效应满足“严外生”与“强相关”条件。

表11第(1)列为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由第(1)列的回归结果可知,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工具变量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第一阶段回归的WaldF统计量为922.85,远大于10,证明本文选择的工具变量与内生解释变量具有较强的相关性,不存在弱工具变量的问题。由第(2)列2SLS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可知,数字经济对抑制企业财务风险的效应依旧存在,结果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Anderson canon的LM统计量p值均为0.000,显著拒绝原假设,说明选取各地区到沿海港口距离的对数与样本期各地区每万人固定电话用户数的交互项作为互联网指数工具变量是合理的,本文结论是稳健可靠的。

表11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六、进一步分析

数字经济抑制企业财务风险不但需要外部动力驱动,更需要企业内部经济、技术基础条件的支撑。数字经济能否抑制企业的财务风险,还在于企业自身有效的技术支撑条件能否为数字经济降低企业财务风险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撑。从这个角度看,高质量发展轨道上的企业数字化转型更符合上述条件。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实现需要依托“ABCD”(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发展大环境下企业与数字技术的融合创新。一方面,企业数字化转型能为企业抑制财务风险提供有力的内部技术支撑。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越好,越能为企业经营活动创造良好的技术基础条件,当前数字经济发展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重叠部分。另一方面,企业数字化转型需借助数字化技术低风险、低成本、高质量地处理海量数据,提高信息流动速率,数字化转型为企业控制财务风险提供了更多的技术支持。鉴于此,本文尝试在原有“数字经济-企业财务风险”范式中嵌入微观层面的企业数字化转型禀赋条件,以分析在企业不同数字化转型基础条件下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财务风险的作用绩效。

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刻画上,借鉴吴非等(2021)[35]的研究方法,并对数字化关键词进行补充,最终得到数字化、数字营销、数字科技、数字技术、C2C、P2P、C2B、B2C等56个关键词。通过Python爬虫及“文本挖掘”功能归集整理了巨潮网的上交所、深交所全部A股上市企业2011—2020年的年度报告,并通过Java PDFbox 库提取所有文本内容,以此作为数据池供后续的特征词筛选。同时,根据人工智能技术、区块链技术、云计算技术、大数据技术和数字技术应用特征词进行搜索、匹配和词频计数,分类归集关键技术方向的词频并形成最终加总词频,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指标体系。

由于这类数据具有典型的“右偏性”,本文对其进行对数化处理,得到企业数字化转型(DCG)的整体指标。首先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其次以中位数为界,划分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高低组别,并重新进行回归分析,探讨在不同数字化转型程度的影响下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

由表12的回归结果可知,数字经济(DIGI)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呈正值且在1%的水平上高度显著,说明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助于推动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在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较好的组别中,数字经济对企业财务风险的抑制作用在1%的水平上高度显著(t值为2.55);在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较差的组别中,尽管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为正,但是系数有所减小,且t值偏小(为1.69),说明在数字化转型程度较好的企业中数字经济发展的作用更能得以充分展现。这主要是因为传统企业在实施具有前瞻性、不确定性和高投入的经营活动时,存在着技术不足的困境,而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延伸企业的技术边界。另外,企业数字化转型本身就是企业与“ABCD”技术的融合,具有极强的技术外溢特征。因此,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企业可以利用数字化转型降低企业出现财务风险的可能性。最后,企业数字化转型提高了企业信息的透明度,减少了“数字经济-企业财务风险”的信息不对称。因此,数字经济抑制企业财务风险并非是孤立存在的,需要企业内部重要技术条件的协同作用方能展现出最大效力。

表12 数字经济、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财务风险

七、研究结论与建议

本文从企业财务风险角度出发,选取中国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在利用熵权法构建数字经济综合指数的基础上,从多个角度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财务风险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吸收能力在数字经济缓解企业财务风险的过程中发挥着部分中介效应。(2)对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企业来说,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效应也是不同的。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的企业,数字经济发展能显著降低其财务风险的发生概率,且吸收能力具有中介效应;处于衰退期的企业,数字经济发展对财务风险的影响并不明显,吸收能力不具有中介效应。(3)企业有效的内部条件(数字化转型)是数字经济发展有效抑制财务风险的重要基础,良好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在“数字经济-企业财务风险”关系中具有正向调节效应。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鼓励企业应用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前沿技术提高企业的财务稳定性。政府部门应加速5 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基础设施的建设,完善税收、科技服务、财政补贴等政策手段,为数字经济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在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时,应鼓励企业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及时获取相关决策信息,提升公司的决策效率和抗风险能力。同时,加强中国区域宽带战略的实施和推广,持续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要加强跨部门、跨层次、跨区域平台的建设,协助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财务审计、物资管理等方面实现数字化、智能化,提升企业的经营绩效,增强盈利能力,预防财务风险的发生。

第二,面对数字技术的冲击,企业应有意识地审视自身的基本动态能力,从学习、吸收和适应能力开始,重新整合内部和外部资源,实现企业的转型升级。企业应持续增强自身的学习能力,定期对员工开展培训,学习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技术知识。同时,强化企业的吸收能力,在企业现有知识水平和技术的基础上,提升绩效评估能力、对外部资源和信息的识别能力、解决财务风险的能力。在对外部资源进行辨识与发掘的过程中,重视对人力、智力资本的管理与利用,提升其吸收能力。

第三,财务风险会因为企业处于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而有所不同,本文的研究为防范和管理财务风险提供了参考。对于成长型和成熟型企业,应客观评估其需要改进的方向和程度,制定相应的数字化战略以降低财务风险。陷入衰退的企业应努力寻找符合数字经济发展大趋势的方法,加强内部控制质量,降低财务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上市公司应把生命周期理论贯穿于企业内部管理方案的始终,结合企业的发展状况与可能发生的财务风险,积极调整不利于企业发展的内部控制制度,合理规划企业负债规模,完善负债资金的管理,避免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发生不可控的财务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