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传播通约性议题的建构：以气候变化为例

【内容提要】基于历史惯性和现实权力因素，国际传播场域在当前依然被美西方国家所主导，“西方中心主义”视角下的“人权”等成为主导性议题。寻求把握国际传播的通约性议题，是后发国家摆脱发达国家设置的话语陷阱，达致国际传播效能目标的现实路径所在。本文以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气候变化议题为研究对象，以建构国际传播通约性议题为目的，将作为非传统安全的气候变化问题与国际传播相关联，探求气候变化议题在国际传播当中所具备的公共性、专业性、去政治性，以期为中国国际传播提供实践维度上的启示。

【关键词】气候变化 非传统安全 国际传播 通约性 话语陷阱

现代国际传播的形态得以形塑，与工业革命和两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远距离通信技术的发明及广泛应用密切相关。此间，西方发达国家从技术标准、内容生产、法律规制等层面全面主导了国际传播场域的运行规则，并基于其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建构了以“人权”等為核心的主导性议题框架，成为国际传播场域延续至今的底层议题。与此相对照的是，后发国家（Backward Countries）一般背负沉重的历史包袱，且面临充满阻碍的现实发展环境，与西方发达国家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在信息传播技术的迅速迭代深度重构人类社会，平台化媒体成为了国际传播的主要媒介后，这些国家被深度裹挟进入美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传播场域中，更难以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主导性议题下设置的诸多“话语陷阱”。随着全球进入风险社会，以“传染病大流行”“恐怖主义”“气候变化”为代表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迅速成为全球社会新的聚焦所在。与偶发性和地区性的问题不同，气候变化问题因为其长周期性与广覆盖性的特征，具有最广泛意义的全球共通价值，即可通约性，已经“成为国际传播中的核心议题之一”①。因此，以气候变化议题为切入点，以新的通约性议题寻求对主导性议题的颠覆，是后发国家摆脱国际传播“话语陷阱”的可能路径。

一、国际传播与“通约性”议题

可通约性（commensurability）是在数学、科学哲学等领域中被广泛应用的概念，一般指的是两种事物之间存在相同的属性。科学哲学认为，如果能够用一套共同的命名法来讨论各种理论，并对理论的有效性进行比较，则可以说科学理论是可通约的。托马斯·库恩等人借用了数学领域的这一概念，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了“不同学派之间的差别，不在于方法的这个或那个的失效——这些学派全都是‘科学’的——差别在于我们将称之为看待世界和在其中实践科学的不可通约的方式”②，指范式转换进程中，新旧思想主张无法做严格意义上的对比。本文从国际传播的角度借用了可通约性这一概念，通约性议题意指在由国家行为体构成的国际传播场域中，具备共通价值的传播议题框架。

国际传播是以民族国家为主要行为体，以维护国家利益为根本遵循，跨越国家疆界的信息流动。国家行为体在国际传播中要达至传播目的，面临的根本阻碍是民族国家之间因为国家利益、历史文化、意识形态的缘由所形成的异质化区隔。尤其以中国为代表的高语境文化国家，在面向其他国家行为体进行传播时，传播对象出于主客观因素，可能对信息进行拒止、误读。现代国际传播的稳定形态，伴随着西方国家工业化的进程而成型，这是西方发达国家能够把持国际传播场域的历史惯性的成因。但需要深入探究的是，这一历史惯性何以持续到现在以及美西方国家缘何依然能够长期并继续主导国际传播。将国际传播作为一种能力来看，诚然美西方国家具备强大的知识生产与信息传播能力，但国际传播场域的异质化区隔同样相当严重。此种区隔的消解，与美西方国家利用其先发优势，所着意建构起来的符合其意识形态与价值的主导性议题框架密切相关。

从时间历程来看，跨越民族国家疆界的信息流动，一方面是因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商业往来的需要，另一方面缘于宗主国与殖民地的信息联通需求。因为，国际传播的形塑是以西方国家为中心，并带有浓重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而伴随着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扩张，同时存在着一个将这种殖民活动上升到文本的层面，即所谓文本化的过程”③，在此过程中，东方被“他者”进行了表述，并且“赋予东方以形式、身份和定义”④。在国际传播场域内，西方国家建立起了一整套以“人权”等为核心的话语网络，构筑起了“西方中心主义”的主导性议题框架，国际传播场域的异质化区隔因此被消解。这也为后发国家设置了“话语陷阱”。此种议题框架内的后发国家，一般被塑造为文明国家的对立面，“他者的差异性，先是被推向极端，然后可以被颠倒过来，用为自我建构的基础”⑤，这也是西方国家“定义”后发国家的叙事逻辑。

伴随着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世界殖民体系形成，亚非拉国家被裹挟进入了这一极为不平等的全球秩序之中。20世纪中后期，随着世界殖民体系的逐渐瓦解崩溃，后发国家得以适度摆脱了西方发达国家的体系性钳制。但移动互联时代，智能移动终端对人类社会的深度嵌入，意味着后发国家已经无法与国际传播场域进行物理隔离，难以摆脱主导性议题框架下的“话语陷阱”。在国际传播应用日益“武器化”的当下，国际传播在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等方面的溢出效应前所未有地显著。必须寻找到主导性议题的替代性路径，以通约性为议题框架的核心考量，消解以国家行为体的国家利益为核心所形成的异质化区隔，建构出新的、符合后发国家实际的全球性议题框架。通约性议题的核心价值是异质化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共同关切，且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性藩篱。全球进入风险社会后，非传统安全问题逐渐从被主导性议题遮蔽起来的隐忧走向了前台。其风险的全球性，使得此议题下国家行为体的国际传播突破了零和博弈的狭隘范畴，其对于人类生存权、发展权的挑战，赋予了非传统安全类议题更加广泛的全球共通性价值，即通约性。这与后发国家的历史沿革、现实状态具有较强的一致性，因此非传统安全问题可能成为后发国家建构通约性议题框架的有效路径。

二、国际传播与非传统安全问题

非传统安全问题是相对于传统安全问题提出的，前者的理论框架“构建于国际安全研究、国际关系研究和其他学科研究相互关联问题领域的基础之上”⑥。巴里·布赞认为“非传统安全研究就需要建基于总体的社会科学和作为导向的公共政策之上”⑦。非传统安全问题是指非军事来源的对人民和国家生存及福祉的挑战，其安全的涵盖范畴“不再只是国家，还包括个人和社会层面”⑧。随着非传统安全问题逐渐成为国际传播场域中的核心议题，非传统安全与国际传播的关系问题也不断被讨论。在以军事议题为轴心的国际安全研究中，国际传播被认为是国际政治的权力元素之一，爱德华·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就曾将“支配舆论的力量”列为国际政治权力中区别于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的“第三种形式”⑨。非传统安全维度下的国际传播则不同，非传统安全问题威胁与解决的跨国性，与国际传播信息流动的跨国性产生了深度耦合，前者成为了国际传播的伴生物品、目标指向与核心议题。

（一）作为国际传播伴生物品的非传统安全问题

非传统安全是“冷战后期，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出现的新型安全领域”⑩，一般认为除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与军事安全之外的安全威胁问题，均属于非传统安全问题。随着国际传播主要媒介从大众传媒向平台化媒体的跃进，其所衍生的“武器化”问题使其愈加与国家利益紧密关联。平台化媒体本身的链接属性，以及用户生产内容的内容生产逻辑，使得国际传播场域成为新的权力角逐空间。非传统安全问题，涉及物质性和非物质性两类威胁的叠加，前者一般指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对人类生存、财产权等造成的重大威胁。后者指借由平台化媒体构成的国际传播场域，以信息传播的物理形态在人类社会造成重大影响。大众传媒时期因为国家边界所形成的地理区隔，非传统安全的非物质性威胁所能借助的渠道有限。但平臺化媒体时期，极速演进的媒介形态和深度链接人类社会的智能移动终端，使得非传统安全的非物质性威胁得以寻求到生存空间，呈现出与国际传播场域相伴生的状态。

（二）作为国际传播目标指向的非传统安全问题

从宏观上的功能性观点来看，国际传播一方面在于促进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信息沟通，提高主体间的认知程度，另一方面在于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国家话语权的争夺。非传统安全问题威胁的跨国性，以及单个国家行为体解决能力的供给不足，使得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议题需建立在国际机制或沟通框架的基础上。因此，非传统安全问题成为了国际传播目标与功能新的指向，即通过国际传播场域的信息流动与运行，促进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解决或威胁的抑制与消除。一方面，防止国际传播“武器化”应用到非传统安全领域。平台化媒体时代把关人角色被转移并弱化，社交机器人等的应用使得国际传播场域的内容把关面临失序的巨大风险，需要在国际传播场域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非物质化威胁；另一方面，智能移动终端对人类社会的深度嵌入，使得国际传播具有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动员能力，通过国际传播的跨国社会动员能力，促进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解决，也成为其在平台化媒体时代新的目标指向。

（三）作为国际传播核心议题的非传统安全问题

国际传播的议题框架需要具备全球性的共通价值，才能具备消弭民族国家之间异质化区隔的能力。一方面，非传统安全议题所涉的地理范围横跨全球，所涉及的行为单元从国家行为体到人类个体，从深度与广度上具备成为新的国际传播议题框架的基本属性，即可通约性；另一方面，后发国家面对着从殖民体系到平台化媒体为主要媒介的国际传播场域的裹挟，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先发优势所设置的极不平等的运行规则与议题框架是基本特征。非传统安全议题，因为其所生发的时间处于冷战后期，后发国家在该类议题上并没有完全丧失主导性权力。因此，后发国家应该正视非传统安全问题作为国际传播核心议题的现实状况，探索以非传统安全议题为主体在国际传播场域建构新的通约性议题框架的可行路径。其中，气候变化问题因为其长周期性与广覆盖性的特征，具有最广泛意义的全球共通价值，即可通约性。

三、作为国际传播通约性议题的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问题是迄今为止人类面对的最具全球性的共同威胁，“承认地球气候的变化及其不利影响是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 11。对于气候变化问题的分析可以有多重视角，从传播层面来讲，有学者就提出了“气候传播”的这一视角，指出“在气候变化主流化过程中，气候传播起到了巨大地推动作用”12，申明了传播视角下气候变化问题的特殊角色与重要地位。气候变化问题并不是单纯的环境领域问题，而与后发国家发展权利密切相关。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框架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出于全人类共同价值与国家利益的博弈正在进行。不同的是，此种博弈区别于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而是寻找到权利与责任的最大公约数，从而达致全球共通目标的非零和博弈。将气候变化置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总体视角下，以气候变化问题所具备的公共性、专业性和去政治性为基础，建构国际传播通约性的议题框架。

（一）气候变化议题的公共性

气候变化问题关涉到全球治理这一重要价值，具备最广泛意义的公共性，这是作为国际传播通约性议题的基础性条件。同时，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所建构的主导性议题，气候变化议题因为在全球多个层面的渗透，在国际传播场域当中还没有形成严密的价值分配链条，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仍围绕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框架进行博弈。因此，气候变化议题的“东方”“西方”的区隔并不明显，西方发达国家并没有就此问题在国际传播场域形成“他者”视角下的主流叙事。另外，因为气候变化问题的长周期性，从工业化历程来看，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过程中所出现的生存权和发展权问题，与西方发达国家早期资本原始积累密切相关，发展中国家在此问题上处于“受害者”地位。后发国家应该把握住这一新的国际传播底层议题框架的形塑过程，认识到气候变化议题所具有的最广泛意义上的公共性，以平台化媒体时代的国际传播所具备的动员能力，寻求摆脱西方国家“话语陷阱”的可能路径。

（二）气候变化议题的专业性

不同于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恐怖主义等议题，气候变化议题有极强的专业性，所关涉的是国际传播领域又一底层逻辑知识生产。从国际传播场域的主导权力来看，知识生产能力决定了国际传播过程当中的总体认知与内容建构。例如，中国长期以来被西方国家以“他者”的视角言说，并由此形成了“西方版中国故事”，其底层逻辑来源于自明清以降的西方汉学界在知识生产层面上对中国从古代到现代的“定义”。这种知识以极其严密的逻辑体系自洽，对中国国际传播构成了巨大挑战。对于气候变化议题，后发国家因为具有广泛的具体实践，并因为气候变化经受了最为严重的生存环境变迁，因此具备气候变化议题的基础性与感官性知识。但是，发展中国家较少将这一知识转化为在国际传播场域流动的信息。必须认识到，知识生产才是国际传播场域当中气候变化议题的基础性依据，由此生发出的概念界定、理论逻辑、分析方法决定了气候变化议题的“去西方化”。

（三）气候变化议题的“去政治性”

虽然从本质上说，气候变化问题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权利与责任分配问题，关涉到各国家行为体的国家利益，是严肃的气候政治。但是，因为气候变化问题所关涉的是全人类共同利益，所以从其作为国际传播场域当中议题的流通性来看，其具备去政治性这一消解民族国家异质化区隔的重要特质。国际传播以维护民族国家的国家利益为根本遵循，在美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传播场域，意识形态的二元化划分极其严重，主导性议题所建构起来的“人权”等议题框架形成了对后发国家政治性内容的严密钳制。后发国家将政治性议题置于国际传播场域，就会迅速进入到主导性议题的逻辑当中，进而被以“他者”视角进行解剖。气候变化议题的去政治性使后发国家可以获得在国际传播场域的传播空间。

四、余论：对中国国际传播的启示

在气候变化问题谈判中，权利与责任分配问题关涉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近年来，中国国际传播在效能建设上虽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从能力角度来看，中国国际传播在内容生产、分发渠道等方面已经处于历史最好水平，国际传播主要媒介向平台化媒体的转向也使得中国国际传播突破了最大掣肘的传播渠道问题。但缘何国际传播的基本格局仍未有巨大变动，中国国际传播仍然要经受美西方国家的钳制，后者构建的大量“话语陷阱”仍然体现着美西方国家对中国国际传播的高度警惕和强大的话语权力？究其原因，不难发现西方发达国家所建构起来的主导型议题框架的作用，在此议题框架中的中国国际传播面临着“被阐释”“被解读”的被动局面。因此，以通约性价值为基础逻辑，以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议题为路径，建构“去西方化”的国际传播底层议题框架是亟待思考的问题。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西方国家主要政党涉华传播话语体系研究”（项目编号：22&ZD32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陈强系中国传媒大学师资博士后

「注释」

①史安斌、童桐：《氣候紧急状态：一种传播语境的转换》，《未来传播》2022年第4期，第71-79+129页。

②[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四版）》（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6页。

③盛宁：《“后殖民”文化批评与第三世界的声音》，《美国研究》1998年第3期，第50-70页。

④[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111页。

⑤[澳]潘成鑫《：国际政治中的知识，欲望与权力：中国崛起的西方叙事》（张旗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93页。

⑥巴里·布赞、余潇枫：《论非传统安全研究的理论架构》，《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01期，第113-133+157页。

⑦同⑥。

⑧Cristian-Mihai C. An Introduction to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Studies： A Transnational Approach. Insight Turkey， 2018（02），pp.301-303.

⑨[英]爱德华·霍列特·卡尔：《二十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秦亚青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年，第169页。

⑩刘跃进：《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光明日报》2020年11月23日，第14版。

11《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联合国官方网站，https：//unfccc.int/sites/default/ files/convchin.pdf，1992年。

12刘毅：《我国智库在气候传播中的角色定位与行动策略》，《智库理论与实践》2021年第4期，第58-66页。

责编：谭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