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差异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

2024-02-28 08:24尚航标刘佳奇王智林杨楚唯
管理学报 2024年2期
关键词:竞争性区分合法性

尚航标 刘佳奇 王智林 杨楚唯

(东北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1 研究背景

数字化转型作为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加速器,已成为管理领域的研究热点,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此展开探讨。其中,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经济后果的研究是数字化转型领域的核心问题。学术界普遍认为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企业绩效的增长。然而,GEBAUER等[1]提出了企业数字化悖论问题,认为这一普遍性观点与数字化转型的商业实践之间存在明显悖论:通过数字化转型提高企业绩效是一种可能的结果,但也会出现另外一种可能,即企业投资于数字化却难以获得预期的收入增长。《2021中国企业数字转型指数》报告显示,仅有16%的中国企业能够将数字化投入转化为经营绩效。这一发现使许多尚未踏上数字化转型之路的企业愈发难以决策。因此,有关数字化转型经济后果的研究亟待进一步探索。

部分学者从构建和保持竞争优势的角度探索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问题。例如张吉昌等[2]、王墨林等[3]提出,在数字化转型情境中,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一种获得差异化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进而影响企业绩效。这种观点认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和企业绩效之间是简单的线性关系,企业不断加大数字化投入就会获得差异化优势,企业绩效将得到提升。此观点有其合理性,但和企业实践存在一定的脱节,因为它并未考虑企业绩效提升的制度因素[4]。制度理论认为,组织合法性在企业绩效提升中起到重要作用,企业一味追求差异化,可能会受到制度场域中利益相关者的负向评判,从而丧失组织合法性,损害企业绩效[5]。据此,企业的战略行为在追求差异化优势的同时,应该寻求制度一致性,以获得组织合法性并实现卓越绩效[6]。制度视角可能是竞争优势视角的有益补充,这是因为当企业推动数字化转型时,会受到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性评判,适当的数字化转型发挥着构建差异化优势的作用,但过度的数字化转型可能适得其反。故本研究认为,当系统性考虑两种理论视角时,制度理论强调的“一致性”和竞争优势理论主张的“差异化”之间存在矛盾[6,7],这种矛盾可能是造成数字化转型悖论的重要原因。鉴于此,仅从竞争优势视角来探索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后果是片面的,需要系统整合两种视角才能充分地考察数字化转型战略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

最优区分理论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思路。最优区分理论的核心思想是企业应当采取适度差异化的战略,以平衡其面临的制度压力和竞争压力,进而获得最佳绩效[6]。基于最优区分理论的逻辑框架,本研究构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差异度指标,用来衡量相较于同行业其他企业,焦点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战略偏离程度。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提出以下问题:数字化转型差异度如何影响企业绩效?此外,企业不是“孤岛”,战略能否发挥功效会受到企业内外环境的影响[8],因此探索内外部环境因素的情境效应更能反映复杂环境下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实践问题。就外部环境而言,战略管理和制度理论的相关研究表明,差异化战略在不同竞争环境和制度环境中发挥的功效存在差异[5,7,9]。一方面,市场竞争程度的提高可能影响数字化转型差异度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政策不确定性作为制度环境中的重要因素,其程度越高意味着企业面临的同构压力越大,也将在数字化转型差异度与企业绩效关系间发挥重要作用。在内部环境方面,最优区分理论强调企业战略的整体性概念,主张企业实现最优区分需要跨多个维度配置战略[6]。据此,本研究引入市场竞争程度、政策不确定性以及战略差异度作为调节变量,构建更为系统的数字化转型差异度影响企业绩效的理论框架。

本研究可能的贡献有以下几点:①将最优区分理论引入数字化转型研究中,关注数字化转型差异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弥补了单一的竞争优势视角的不足,为系统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②深化了最优区分理论的情境化研究。本研究率先将最优区分理论引入数字化转型情境,理论阐述并实证检验了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战略面临的最优区分问题,增强了最优区分理论的情境适应性。③本研究引入市场竞争程度、政策不确定性以及战略差异度,以此构建了数字化转型差异度的研究框架,为理解数字化转型差异度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更系统性和更具情境适应性的理论见解。

2 理论基础:最优区分理论

最优区分理论起源于社会心理学对社会认同的论述:“人类有追求与他人相似的需求,和追求独特性与个性化的需求。”[10]学者们将其扩展到组织层面,认为企业同个人一样,会面临一致性和差异化的权衡,一致性和差异化的权衡造成了战略管理理论与制度理论关于企业战略选择的矛盾观点:战略管理理论强调差异化的重要作用,指出企业可以通过实施差异化战略来构建竞争优势,进而提高企业绩效;而制度理论强调的是一致性的重要作用,认为企业应追求组织合法性而实施一致性战略,通过获得利益相关者的认可和支持来提高绩效[6,7]。为缓解两种理论的逻辑冲突,DEEPHOUSE[7]提出了最优区分理论的前身——战略平衡观。战略平衡观强调焦点企业既要与同行业内其他企业保持足够的相似度以获得认可,又要表现出足够的差异化以脱颖而出。由于该观点过于关注企业战略定位这一单一维度且较为静态,ZHAO等[6]在战略平衡观的基础上提出了最优区分理论。

最优区分理论认为,合法性和竞争性两种机制共同诠释着差异化战略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11]:①合法性机制强调战略差异降低了企业的组织合法性,进而威胁企业绩效;②竞争性机制强调战略差异有助于企业构建和保持竞争优势,从而提高企业绩效。上述机制主张战略差异与企业绩效二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且呈倒U形关系[7]。最优区分理论进一步强调企业实现最优区分的战略定位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处于动态平衡之中[6]。首先,与战略平衡观的单一维度不同,最优区分理论强调企业跨多个战略维度、采用多种协调机制以实现最优区分;其次,利益相关者的多元性将最优区分置于不同的情境中,企业在不同的情境中存在不同的最优区分平衡点;最后,处在不同行业发展阶段与组织生命周期的企业对合法性和竞争性的需求也有所差异,这对最优区分的平衡点存在影响。近些年来,大量的实证研究支持了最优区分理论在企业战略管理领域的适用性[4,12]。

3 假设推导

3.1 数字化转型差异度与企业绩效

企业数字化转型需要大量的资源投入,并面临转型结果的高度不确定性,使得企业在进行数字化转型时面临两难选择[13~15]:是选择和行业内其他企业保持一致以“求同”,还是追求与行业内其他企业不同以“求异”?企业应该如何把握数字化转型的差异程度?

从竞争性机制来说,数字化转型差异度可能会提高企业绩效。根据最优区分理论中竞争性机制的基本逻辑[11],数字化转型差异度的提高可以增加市场租金、培育企业的独特竞争优势,在行业中脱颖而出并获得较高绩效:①差异化的数字化转型战略可以提高企业发现机会、识别机会和把握机会的能力[3],帮助企业在完全竞争市场中开拓未开发或未充分开发的利基市场,从而减少企业的竞争对手,获得高额租金或垄断租金[7]。企业实施差异化的数字化转型,通过将独特的数字技术组合引入企业的经营发展中,不仅可以使企业灵活应对复杂的市场环境,还可以发掘新的战略机会,从而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并占据有利地位。②差异化的数字化转型战略也可以帮助企业获得独特的资源和能力,这些资源和能力不仅有利于企业构建并夯实自身的技术与产品壁垒,为企业带来独特的品牌忠诚度;也有助于企业搭建特有的数字化平台,并形成新的商业模式,帮助企业构建模仿障碍,以提高创新能力,从而构建独特的竞争优势[2],提升企业绩效。

从合法性机制来说,数字化转型差异度可能会降低企业绩效。依据最优区分理论中合法性机制的基本逻辑[11],数字化转型差异度的提高会损害企业的组织合法性。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差异度的提高,与企业密切相关的客户、供应商以及监管机构等利益相关者会对组织合法性进行负向评价[13,15]。这是因为通过迭代同构过程,市场已经将某种成功的战略制度化和合法化,并赋予这种战略高的组织合法性[5]。如果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战略与行业内普遍接受的数字化战略保持一致,该企业会在制度上被利益相关者认为是合法的,从而获得更多、更高质量的合法性资源[7]。如果企业采取和行业内普遍接受的差异度较大的数字化转型战略,该企业就会面临较为不利的合法性评判,只能获得更少的合法性资源。总的来说,企业数字化转型差异度越大,它面临的合法性挑战就越大,不利于组织从利益相关者处获取合法性资源,进而降低企业绩效。

基于最优区分理论的逻辑框架[6],数字化转型情境中,竞争性机制和合法性机制将同时发挥作用,数字化转型差异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取决于上述两种机制相对力量的大小。基于制度理论的洞见[16],较低程度的数字化转型差异度仍处于利益相关者可接受的“类别”范围,相应的合法性损失也较低。在数字化转型差异度较小时,竞争性机制带来的竞争优势大于其面临的合法性劣势,随着数字化转型差异度的提高,企业绩效也相应增长。当数字化转型差异度较高时,合法性机制带来的损失超过竞争性优势带来的益处,随着数字化转型差异度的提高,企业绩效相应降低。数字化转型差异度与企业绩效之间呈现出先升后降的倒U形关系。综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数字化转型差异度与企业绩效呈倒U形关系。

3.2 环境中的竞争压力:市场竞争程度的调节效应

最优区分理论表明,外部环境会打破竞争机制和合法性机制的平衡,二者在不同的环境中达到不同的平衡状态[6]。王宇等[17]指出,企业的IT投资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一种权变关系,这会随着外部环境的不同而不同。从这一理论逻辑出发,本研究认为企业所在的外部环境特征,特别是环境中的竞争压力,将通过影响企业合法性机制和竞争性机制调节数字化转型差异度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①市场竞争程度影响合法性机制。顾客、供应商以及竞争者等作为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组织合法性进行判断[18]。当市场竞争程度较高时,企业往往处于高压状态[9],差异化的数字化转型战略可能会引发顾客、供应商更大的质疑,竞争对手可能会“借题发挥”对企业的市场地位造成一定威胁[18]。这意味着高竞争程度下,组织合法性带来的约束作用会增强[18]。因此,随着数字化转型差异度的提高,其合法性减少的更多,数字化转型差异度与合法性之间的负线性关系将更陡峭。②市场竞争程度影响竞争性机制。兰竹虹等[19]认为,市场竞争程度高的企业将面临更大的差异化需求。当市场竞争程度较高时,市场份额容易被潜在模仿者迅速瓜分,拥有相似战略的企业很难再创造新的竞争优势[9],差异化战略成为组织生存和长期发展的需要。在这种外部竞争压力较高的情况下,数字化转型差异度可以带来差异化的竞争优势,即数字化转型差异度与竞争优势之间的正斜率更大。

综上,随着市场竞争程度的提高,数字化转型差异度与合法性之间的负线性关系、与竞争优势之间的正线性关系曲线都将变得更加陡峭,进而影响数字化转型差异度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倒U形关系。调节因素可以采用两种不同的方式调节倒U形关系:它可以使曲线变得更加平缓或更加陡峭,抑或可以使曲线的转折点向左或向右移动[20]。如前文所述,随着市场竞争程度的提高,企业数字化转型差异度与合法性之间的负线性关系,以及与竞争性优势之间的正线性关系曲线都将变得更加陡峭,这意味着合法性机制与竞争性机制之间存在的张力更大。无论是到达平衡点之前,还是到达平衡点之后,每一单位数字化转型差异度的变动将导致企业绩效变动得更快。因此,随着市场竞争程度的增大,数字化转型差异度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倒U形关系曲线将会变得更加陡峭。然而,由于市场竞争程度对竞争性机制与合法性机制的影响程度未知且无从比较,无法在此部分进一步判断数字化转型差异度与企业绩效之间倒U形关系曲线转折点的移动方向[注]② 限于篇幅,具体推导过程未予呈现,留存备索。。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市场竞争程度在数字化转型差异度与企业绩效之间发挥调节作用。随着市场竞争程度的提高,两者之间倒U形曲线变得更加陡峭。

3.3 环境中的制度压力: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

战略选择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在不同制度环境中有所差异[21]。政策不确定性是制度环境的重要特征之一,表征的是企业无法准确预知政策未来方向,以及政策颁布的时间、内容和潜在影响的制度环境状态[21]。企业作为制度环境重要的微观主体,其战略决策、企业治理等均受到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9]。政策不确定性对数字化转型差异度与企业绩效之间合法性机制和竞争性机制产生影响:①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合法性机制。陈庆江等[22]认为,政策不确定性水平越高,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同群效应就越强。这是因为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组织面临更大的合法性压力,实施差异化战略会带来更多的合法性劣势[9]。随着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数字化转型差异度带来的合法性损失更大,即数字化转型差异度与合法性之间的负斜率更加陡峭。②政策不确定性影响竞争性机制。当政策环境不确定性程度较高时,企业经营尤其是企业融资会面临诸多困难,战略决策的复杂程度也会随之提高[9],差异化战略会面临效率降低甚至失败的风险[22]。由此可知,随着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数字化转型差异度带来的竞争优势更小,即数字化转型差异度与竞争优势之间的正斜率更小。

综上,随着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数字化转型差异度与合法性之间的负线性关系曲线变得更加陡峭,与竞争性优势之间的正线性关系曲线变得更加平缓,进而影响数字化转型差异度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倒U形关系。由于政策不确定性提高而削弱了竞争性机制,加强了合法性机制,竞争性优势与合法性劣势相互抵消的转折点提前到来。这意味着随着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数字化转型差异度与企业绩效之间倒U形关系曲线的转折点会向左移动。但由于政策不确定性对竞争性机制与合法性机制的影响程度未知且无从比较,无法在此部分进一步判断数字化转型差异度与企业绩效之间倒U形关系曲线会变得更陡峭还是更平缓②。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政策不确定性在数字化转型差异度与企业绩效之间发挥调节作用。随着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两者之间倒U形曲线中转折点向左移动。

3.4 战略的整合协奏机制:战略差异度的调节效应

最优区分理论强调战略的整合协奏机制对实现最优区分的重要作用[6,11],即企业实现某种独特战略行为的最优区分应该重视它与其他战略要素之间的协同作用。战略的整合协奏机制可以使企业独特的战略行为合法化,并实现在企业整体范围内的资源整合与编排[6]。武常岐等[23]认为,数字化转型意味着企业传统的发展范式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它需要与企业整体的战略特征相适应。从整合协奏机制出发,企业战略差异度对数字化转型差异度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合法性机制和竞争性机制产生影响:①战略差异度影响合法性机制。当整体战略差异度较高时,差异化的数字化转型战略与之更匹配。相互匹配的战略比单一维度的差异化战略更容易被利益相关者接纳[6]。随着战略差异度的提高,数字化转型差异度带来更小的合法性损失,即数字化转型差异度与合法性之间的负斜率更加平缓。②战略差异度影响竞争性机制。与差异化战略相匹配的数字化转型战略更能发挥出其本身的差异化优势[23],随着战略差异度的提高,数字化转型差异度有助于形成更大程度的竞争优势,即数字化转型差异度与竞争优势之间的正斜率更大。

综上,随着战略差异度的提高,数字化转型差异度与合法性之间的负线性关系曲线变得更加平缓,而与竞争性优势之间的正线性关系曲线变得更加陡峭,进而影响数字化转型差异度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倒U形关系。随着战略差异度的提高,竞争性机制带来竞争优势增加和合法性机制带来合法性劣势减弱,使得竞争性优势与合法性劣势相互抵消的转折点延缓到来。这意味着随着战略差异度的增大,数字化转型差异度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倒U形关系曲线的转折点将会向右移动。然而,由于战略差异度对竞争性机制与合法性机制的影响程度未知且无从比较,无法在此部分进一步判断数字化转型差异度与企业绩效之间倒U形关系曲线变得更陡峭还是更平缓[注]限于篇幅,具体推导过程未予呈现,留存备索。。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4战略差异度在数字化转型差异度与企业绩效之间发挥调节作用。随着战略差异度的提高,两者之间倒U形曲线中转折点向右移动。

4 研究设计

4.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选择2007~2021年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企业年报数据来自沪深交易所,其他数据均来自国泰安数据库。基于数据的准确性和代表性问题,剔除了部分存在缺失的数据,以及金融行业、ST股票的样本。最终,用于研究的上市公司总共有3 365家,计18 694个观测值。为了降低极端值对研究结果造成的影响,对连续变量进行1%和99%分位数上的缩尾。

4.2 变量测量

本研究各变量的测量如下。

(1)因变量企业绩效。借鉴PAN等[4]的研究,采用托宾Q值来衡量企业市场绩效。

(2)自变量企业数字化转型差异度。第一步,采用文本分析中的辞典法计算不同维度的数字化转型指标。参考吴非等[14]的研究,首先将数字化转型战略区分为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技术、云计算技术、区块链技术及数字技术应用5个维度,并依据国家层面数字经济相关政策文件和研究文献提取不同的数字化转型关键词;其次,对上市公司年报“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进行文本分析,并得到数字化各维度相关词汇在年报中出现的频次,通过对其取自然对数来构建各维度数字化转型指标。

第二步,计算企业数字化转型差异度。借鉴DEEPHOUSE[7]以及HAANS[12]的研究,通过计算企业对行业[注]行业分类引用证监会2012版行业分类,其中制造业(C类)细分到次类。平均策略的偏离程度衡量数字化转型差异度。由于数字化转型战略是一个涉及不同维度的整体性概念,所有5个战略维度按行业-年度标准化并求绝对值后取其平均值,作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差异度指标。企业i在第t年数字化转型差异度的计算公式如下:

(1)

式中,Pait为企业i在第t年a维度的数字化转型指标;ABS为绝对值函数;M(Pat)为第t年a维度数字化转型指标的行业均值;SD(Pat)为其标准差。

(3)调节变量市场竞争程度、政策不确定性和战略差异度:①市场竞争程度。参考连燕玲等[9]、魏泽龙等[18]的研究,采用赫芬达尔指数来衡量市场竞争程度。即为行业内每家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与行业主营业务收入的比值的平方累加。②政策不确定性。参考连燕玲等[9]的研究,采用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进行衡量。通过对当年12个月的指数求算术平均数后取自然对数,以此作为该年度的政策不确定性指数。③战略差异度。参考周升师等[24]的研究,首先计算企业以下6个关键战略维度的资源分配指标:财务杠杆(总资产/总负债)、固定资产更新程度(固定资产净值/固定资产原值)、资本密集度(固定资产/职工人数)、研发强度(无形资产净值/营业收入)、广告和宣传费用(销售费用/营业收入)、管理费用投入(管理费用/营业收入)。其次,对上述6个维度战略指标按行业-年度进行标准化并求绝对值后取其平均值作为企业的战略差异度指标。

(4)控制变量借鉴已有研究,本研究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成长性、企业规模、产权性质、独立董事占比、董事会规模、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和现金流状况,具体变量定义见表1。

表1 变量定义

4.3 模型设定

为检验数字化转型差异度与企业绩效的倒U形关系,以及市场竞争程度、政策不确定性和战略差异度对数字化转型差异度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Cpi+Yeart+εit;

(2)

(3)

式中,β0为常数项;β1~β5均为系数;Zit为调节变量,包括市场竞争程度、政策不确定性和战略差异度;Controlit为一系列控制变量;Cpi、Yeart分别为个体和时间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

5 实证结果分析

5.1 描述性统计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由表2可知,TQ的均值为2.134,标准差为1.396,这与PAN等[4]的指标结果相接近。此外,DS最大值是8.513,最小值为0.108,标准差为0.462,说明不同企业之间数字化转型差异度存在较大区别,这为解释企业绩效提供了丰富信息。

表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N=18 694)

5.2 主效应分析

数字化转型差异度对企业绩效的回归结果见表3。表3中,由列(3)可知,解释变量数字化转型差异度系数显著为正,其平方项系数显著为负,说明数字化转型差异度与企业绩效呈倒U形关系。

表3 数字化转型差异度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回归结果(N=18 694)

然而,HAANS等[20]指出,仅通过平方项系数符号及显著性判断U形或倒U形关系的做法存在局限。为此,本研究利用Stata中的Utest命令对上述关系做进一步验证(见表4)。由表4可知,当自变量取范围内临界下限值时,曲线左侧斜率显著为正(0.130,p<0.01);当自变量取范围内临界上限值时,曲线右侧斜率显著为负(-0.308,p<0.01);同时该曲线转折点为2.606,处于自变量范围内(0.108~8.513)。由此判定,数字化转型差异度与企业绩效呈倒U形关系。假设1得到验证。

表4 U形关系检验结果(N=18 694)

5.3 调节效应分析

依据HAANS等[20]的检验方法,考察调节变量对倒U形关系的影响。一方面,检验调节变量导致倒U形曲线变得更平缓还是陡峭,即斜率绝对值的变化;另一方面,考察由该调节变量导致的倒U形曲线水平移动,即转折点的左右移动。具体可以通过如下公式进行检验:

Y=β0+β1X+β2X2+β3XZ+β4X2Z+β5Z,

(4)

式中,X为解释变量;Y为被解释变量;当β4>0且显著时,调节变量使倒U形曲线变得平缓;当β4<0时,则调节变量使倒U形曲线变得陡峭。

当Y对X求一阶导数时,一阶导数等于0的点即为曲线的转折点,转折点X*的具体公式如下:

(5)

此时,转折点取决于Z的值,将X*对Z求导得:

(6)

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见表5。表5中,列(1)为市场竞争程度调节效应的检验结果。由于市场竞争程度用反向指标来衡量,且β4(HHI×DS2)的系数显著为正,故市场竞争程度的增大使得倒U形关系曲线变得更陡峭。假设2得到验证。此外,由于β1β4-β2β3>0,表明市场竞争程度的增加能够使倒U形曲线的转折点向左偏移。

表5 调节效应检验结果(N=18 694)

列(2)为政策不确定性调节效应的检验结果。由于β1β4-β2β3<0,表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能够使倒U形曲线的转折点向左偏移。假设3得到验证。此外,β4(EPU×DS2)的系数显著为正,故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大使得倒U形关系曲线变得更平缓。

列(3)为战略差异度调节效应的检验结果。由于β1β4-β2β3>0,表明战略差异度的增加能够使倒U形曲线的转折点向右偏移。假设4得到验证。此外,由于β4(ST×DS2)的系数显著为正,故战略差异度的增大使得倒U形关系曲线变得更平缓。

5.4 稳健性检验

本研究的稳健性检验见表6。

表6 稳健性检验

(1)替换行业时间固定效应模型估计本研究替换采用控制行业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的模型进行估计,稳健性结果见表6列(1)。研究表明,各回归结果依然显著,且Utest检验也证明数字化转型差异度与企业绩效存在显著的倒U形关系[注]限于篇幅,稳健性检验中的Utest检验结果未在正文中列示,留存备索。。

(2)模型中引入三次项参考HAANS等[20]提出的倒U形曲线稳健性检验方法,将数字化转型差异度的三次项引入模型中,比较其显著性和拟合优度是否存在明显提高。由列(2)表明,一次项显著性降低,二次项和三次项均不显著且拟合优度并未增高,排除了三次曲线关系,倒U形关系具有稳健性。

(3)缩小企业样本模型估计2008年发生的金融危机对各企业绩效均造成了影响。因此,本研究剔除金融危机发生当年及后3年的数据,重新检验模型估计的结果(见列(3))。Utest检验也表明其模型估计结果与之前的结论保持一致。

(4)工具变量法工具变量法可以进一步缓解因遗漏变量、反向因果等内生性问题对研究结果可能造成的影响。借鉴HAANS等[20]的研究思路,本研究将数字化转型差异度以及数字化转型差异度的平方项视作两个内生变量,选取企业数字化转型差异度、平方项及平方项的省份-年度均值的滞后一期为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模型估计。工具变量通过了识别不足检验和弱工具变量检验且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注]限于篇幅,工具变量的第一阶段检验结果未在正文列示,留存备索。。由列(4)可知,数字化转型差异度一次项系数显著为正、二次项系数显著为负,这与原结论一致。且Utest检验也表明本研究结论基本稳健。

6 结语

本研究得到以下结论:①数字化转型差异度与企业绩效之间呈现出先升后降的倒U形关系,即适度的数字化转型差异度更有利于提升企业绩效。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旧成立。②当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强度更高时,倒U形曲线变得更加陡峭,且转折点向左移动,此时数字化转型战略面临的最优区分挑战更加严峻。③当企业面临的政策不确定性更高时,倒U形曲线变得更加平缓,且转折点向左移动。④当企业整体战略差异度更高时,倒U形曲线变得更加平缓,且转折点向右移动,此时数字化转型战略面临的最优区分挑战得到缓和。

本研究具有如下的实践启示:①企业管理者应当采取适度差异化的数字化转型战略以获得最佳绩效。无论是模仿追随其他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还是过度追求数字化转型的差异化,这都是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时的常见误区,前者合法性有余而竞争性不足,后者竞争性有余而合法性不足。企业只有通过平衡与竞争对手之间的一致性和差异化才能获得最佳绩效。②企业在进行数字化转型时,需要充分考量外部市场竞争程度以及政策不确定性。若企业所面临的市场竞争程度较高,数字化转型战略面临的最优区分挑战更加严峻,此时实施适度差异化的数字化转型将会带来更多的收益。若企业面临更高的政策不确定性,其面临的合法性压力更大,较低程度的数字化转型差异度则更为适宜。③企业在进行数字化转型时,应当以匹配其整体战略为基本目的。当企业整体战略差异化程度较高时,与其相匹配的数字化转型的差异化所面临的合法性损失会减少,此时最优区分的挑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因此,应当结合企业的自身战略特点进行数字化转型。

本研究的主要局限性与展望:虽然借鉴已有研究采用文本分析法衡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差异度,然而年报披露的信息与企业具体实施的数字化转型实践可能存在一定偏差,这种衡量方式无法捕捉到数字化转型当中企业内部生产、运营等各维度内容上的转型差异。因此,基于更加多元的数字化转型指标的数字化转型研究,将是未来重要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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