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用法语讲“友谊！友谊！”

王秦怡　刘舒扬

1980年，邓颖超在人民大会堂。

1976年到1988年，是邓大姐人生中又一段忙碌的岁月，也是她为国家和人民奉献的最后时光。”邓颖超的秘书赵 炜今年92岁，头发早已花白，对西花厅的记忆却清晰如昨。

1976年冬天，气候乍暖还寒，大地稍有解冻，邓颖超毅然受命，担任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以72岁的 高龄从西花厅走向人民大会堂，走向深圳、厦门，也走向世界和未来。她的身影閃耀出智慧的光芒。

在1977年3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力主邓小平复出，邓颖超十分赞同这个意见。同年7月 16日召开的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党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职务。邓小平在会上发表了《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 东思想》的讲话，提出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主张。邓颖超发言，表示完全赞同邓小平的观点。

“我父亲和邓妈妈他们，认识这么多年，互相之间有深刻的了解，已经不只是私人感情，而是在战斗中结成的友 谊。这种友谊，这种互相的信任，是非常牢靠、非常稳固、非常真实的。”邓小平的女儿邓林曾这样表示。

1978年末，党内主张实行改革开放的声音更加多了。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在这次会议上，经邓颖超建 议，中共中央决定印发《香港、新加坡、南韩、台湾的经济是怎样迅速发展起来的？》《战后日本、西德、法国 经济是怎样迅速发展起来的？》《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的经济为什么能高速发展？》《苏联在二十、三十年代是 怎样利用外国资金和技术发展经济的？》4份简报。会议还印发有关部委代表团出国考察的一些报告，供与会代表 参阅。

这些参考文件主要以各代表团出访考察的见闻为基础，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不同国家、地区发展的原因，初步分析 、指出哪些经验在中国可取，而哪些可能并不适用。从发展战略的角度进行如此广泛的考察，这在新中国成立以 来还是第一次。因此，尽管这些研究只是初步的，却在与会人员中引起极大反响，也为酝酿中的改革开放政策提 供了参考和借鉴。

“对于先进事物，邓大姐是勇于接受的，但这还不够，她必须脚踩在土地上，深入基层，走群众路线，这是她一 贯的作风。”赵炜说：“她经常说，任何事情，你不经过学习考察，就没有发言权。作为一名领导，异想天开、 随随便便是不行的，说什么都要有根有据、稳扎稳打才行。”

1984年12月6日，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两个经济特区后不久，邓颖超也来到了深圳。抵达深圳当天，她就登上了 迎宾馆的顶层，宾馆大概只有8层楼高，却是当时深圳最高的楼，足以俯瞰整座城市的全貌。尘土飞扬，车流滚滚 ，邓颖超久久地望着窗外，无法移目。之后几天，她又参观了盖着别墅式楼房的渔民村、各色产品应有尽有的工 业展览馆、电视机远销国外的合资企业。她像个孩子一样，兴奋地跟赵炜说：“这些我在北京看不到。” “百闻 不如一见。”

邓颖超对深圳特区发展的充分肯定，如今看来似是平常，在当时却实实在在地解除了许多人的顾虑。他们挺起了 腰杆，理直气壮地继续开创新的事业。

从古稀到耄耋，邓颖超一次又一次站在时代的路口，每一次，她都用耳朵听，用眼睛看，用脚去丈量。一份统计 表记录了邓颖超在这一时期的工作量。仅计算她开会或谈话的时间，包括中央开会、接待外宾、探望同志等， 1977年是402次，1978年是365次，1979年是411次，1980年因其左膝骨裂住院73天，是295次。对一位老人来说， 工作量如此之大，简直不可想象。直到1992年病重住院期间，她仍让赵炜一字一句地念“南方谈话”等中央文件 给她听，念了一遍又一遍。

邓颖超生命的最后16年，也是与中国的外交事业紧密相连的。“当时，中央迫切需要选派一名合适的代表访问周 边国家，宣传中国的情况。”赵炜回忆：“邓颖超正是恰当的人选。第一，她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她的 身份能代表我们国家。第二，她是周恩来的夫人，和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也相识，更容易获得国际社会的敬重和信 任。还有最重要的一点，邓颖超的个人能力和政治水平完全能胜任这项工作。”

事实上，邓颖超在外交界的名声早就打响了。

朱霖是新中国首批驻外大使黄镇的爱人。她回忆，新中国成立初期，一批女同志要随丈夫出国当大使夫人。“我 们是为了革命、为了工作来的，怎么是去当夫人、太太呢！”有些人闹着要回部队，甚至要离婚。就是在这时， 邓颖超来外交部学习班讲话，毫不讳言自己一度排斥“太太”称号。她去黄埔军校找周恩来时，曾多次向国民党 爱国将领张治中“抗议”：“不要叫我周太太！”后来抗战时期在重庆曾家岩，有人打来电话找“周太太”，她 “啪”地挂断了，过后才反应过来是找自己。而她也是慢慢接受这个称呼的。

邓颖超告诉大家：关键是要认识到这是革命工作的需要，外交是一条特殊的战线，大家都是外交战士。男女同工 同酬、同工同名，女同志也能当外交官，也是按职务级别拿工资。听到这里，现场的人都松了一口气。末了，邓 颖超还是以自己在重庆时又当会计又刻蜡板的经历提醒大家：驻外人手少，任务重，不要闹名誉地位，要根据工 作需要，叫干什么就干什么。

“后来夫人们到了国外，使馆有时开招待会，下厨、端菜端饭，大家都干。”赵炜说：“这就看出邓大姐的能力 了。邓大姐做工作，既动之以情，又晓之以理。她出访也是这样。”关于外交工作，邓颖超定下“谦虚和蔼，作 风朴实，态度诚恳，政治敏锐”十六字方针。

从1977年2月到1980年6月，她率全国人大代表团先后访问缅甸、斯里兰卡、伊朗、柬埔寨、日本、朝鲜、泰国、 法国8个国家和欧洲议会。出访前，邓颖超坚持：一切为了工作需要，多一个人都不带。她让赵炜转达筹备这项工 作的李先念：“一共4个人去，我就带一名医生或护士、一名警卫和赵炜，或者医生、护士、赵炜都去，不带警卫 ，反正当地也有警卫。”李先念拗着不同意，她才作罢。 但去日本前，邓颖超要在代表团名单上增加一个人——陈昊苏。“邓大姐说，一定要把昊苏带上，因为我们和日 本的友谊，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所以要有一个革命的第二代。”原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王效贤回忆。 陈昊苏的父亲陈毅在上世纪50年代出任外交部长，趁着日本围棋代表团访华，前往赛场与日本棋手对弈，拉开了 中日两国间“围棋外交”的序幕。邓颖超记着这一点，嘱咐陈昊苏，“要利用这个机会，到日本去交一些朋友” 。

为了做好出访工作，邓颖超从方方面面做好准备。赵炜说：“每次出访前，邓大姐都让我们找到出访国家政治、 经济、历史等各方面的资料，对于外交部拟好的讲话稿亲自过目、修改，如果在出访中了解到这个国家的最新情 况，还会随时调整讲话稿。”“每到一处，都是先与对方叙旧，回顾彼此结下的深厚友谊，接着再不失时机地向 他们介绍我国的大好形势，让他们了解我们。”

出访伊朗，博物馆的负责人介绍到萨珊王朝，伊中自古往来密切时，邓颖超告诉这位伊朗朋友，中国解放后出土 文物中发现的萨珊王朝时期的硬币，有千枚以上。

出访日本，正值樱花季，看着一片落英繽纷，邓颖超感慨：“抬头看樱花，低头看落花。樱花花开时很美，花落 时更壮美。”惹得对方一阵惊呼：“一般人只知道欣赏樱花花开时的美。而知道落花之美，才是真正了解日本的 人！”出访法国，来到周恩来从事革命活动时住过的小旅馆，邓颖超用法语讲：“友谊！友谊！”

邓颖超用她的真诚与智慧为中国打开外交局面作出了贡献。40多年过去，赵炜依然记得代表团在各国获得的“高 规格的接待、礼遇和欢迎”。

“缅甸政府接待邓颖超，鸣响21响礼炮，是按最高的国宾规格接待的。时任缅甸总统吴奈温甚至坚持要为邓颖超 站岗。时任斯里兰卡总统高伯拉瓦和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则打破礼仪常规，亲自到机场欢迎邓颖超。为了欢迎邓 颖超访日，日本创价学会在种植了‘周樱’的创价大学校园内，又种植了一棵樱花树，命名‘邓樱’。 ”

邓颖超常对其他人讲：交朋友要有连续性、长期性、稳定性。她正是这样交朋友的，如春风拂过冰面。一位日本 作家见到她后，在文章中写道：“她微笑着，目光安详。握手时，力量不强不弱，时间不长不短，很亲切，又恰 到好处。她不仅用右手，而且把左手轻轻地放在我的右手背上。刹那间，我感到她是多么慈祥而又庄重啊！”

1977年4月，邓颖超率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斯里兰卡。时任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到机场迎接中国代表团。

“愿我们早日能够团聚”

1979年12月，邓颖超担任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赵炜告诉《环球人物》记者，邓大姐有参加两次国共合作 的历史经验，又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声望，“总而言之，和各个党派都有接触”。

刚就任不久，1980年元旦，邓颖超就在中南海西花厅主持了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的第一次会议，提出对台工作要“ 细水长流”“见缝插针”，对台宣传要讲究方法，要考虑到对方能否接受。

1982年7月，邓颖超看到蒋经国在台湾发表的一篇悼念父亲的文章，写道“切望父灵能回到家园与先人同在”。台 湾当局一直采取与祖国大陆“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邓颖超敏锐地察觉到这句话里透露的 转机，立即召集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开会。

时任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廖承志是蒋经国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的同窗，在邓颖超的指导下，他写就一封《廖 承志致蒋经国先生信》，呼吁“共图振兴中华之大业”：当今国际风云变幻莫测，台湾上下众议纷纭。岁月不居，来日苦短，夜长梦多，时不我与。盼弟善为抉择，未雨 绸缪。“寥廓海天，不归何待！”

“寥廓海天，不归何待”，正是当年周恩来在爱国将领张治中给台湾故旧的公开信中增加的。廖承志这封公开信 发出后，立刻引起高度关注。两岸隔绝33年后，以这样一种温情的方式重启了对话之门。1986年3月，国民党十二 届三中全会在台北召开，蒋经国在开幕式上强调“中国只有一个，中国必须统一”。

还有昔日共同筹办战时儿童保育会的搭档宋美龄。每逢新年，邓颖超都要给宋美龄寄去贺年卡。邓颖超属兔，宋 美龄便在1984年邓颖超80岁生日时专程托人送来一只水晶兔，表示感谢。

1988年5月，邓颖超给宋美龄写了一封信，回顾了两人长达半世纪的交情。在信的结尾处，邓颖超写道：我亦年逾八十。今虽卸却政务繁荷，然念念不可置之者，唯国家统一一端耳。“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我与夫 人救国之途虽殊，爱国之心则同。深愿与夫人共谋我国家民族之统一，俾我中华腾飞于世界。

我与夫人交往，数十载矣。历时弥久，相知愈深。直率陈言，尚祈谅察。海天遥隔，诸希珍重。临颖神驰，期待 回音。

真情流淌笔端，大义于私谊之中显现。

1984年11月，邓颖超到厦门视察时，到了云顶岩观察所，那是厦门海防的前哨，可以清晰地看到金门岛。邓颖超 握着大大的哨所望远镜，长久地向对面望着。一旁的工作人员听到她在呢喃：亲爱的金门同胞们，我向你们问候 ，向你们致意，愿我们早日能够团聚，成一家。

她还登上了厦门的大嶝岛，那里到金门最近的距离大约只有6公里。岛上有解放军厦门广播站，一个硕大的军事广 播喇叭每天向金门广播。正式广播之前要放开始曲，《解放军进行曲》的旋律一响，邓颖超就皱起眉头。“大姐 一听，说，不行，不能这样做，人家一听就害怕了，你要改一个歌，使人感觉你不是用军队去压着人家，要放老 百姓愿意听的。”赵炜说。第二天，广播站的开始曲就变成了《歌唱祖国》。

1988年9月，历史学家、台湾资深“立法委员”胡秋原访问北京，成为海峡两岸隔绝40年之后首位来祖国大陆访问 的台湾高层人士。胡秋原与邓颖超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相识于重庆，当时同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88年9月15日 的那个下午，老友重逢，胡秋原快步走进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邓颖超立刻迎上前，张开双臂，与他热情拥抱。

邓颖超很高兴：“我能与秋原兄重逢，真是喜出望外！我过去在‘国民参政会’上就聆听过你的高论。今天见到 你很健康，显得年轻，真是鹤发童颜呀！”

胡秋原感触极深，后来他对自己的传记作者裴高才感慨道：“邓大姐如周恩来总理一样，颇具人格魅力，广闻博 识，明达而又虚怀若谷，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她与我们旅台人士心灵相通。” 2005年前后，有台湾地区官员到北京开会。那时赵炜写的回忆录《西花厅岁月》已经出版，8集电视纪录片《邓颖 超》也已播出。见面后，赵炜开玩笑：你敢不敢把我的书带回去？对方毫不迟疑：关于邓大姐的书我敢拿，我不 怕。赵炜在书上签了名，和纪录片光盘一起，送给对方。“后来我交了很多台湾朋友，他们都不怕，都愿意要。 ”

1984年，邓颖超在厦门眺望金门岛。

“她走到哪，都像一团火似的”

在一次会议休息期间，邓小平、陈云和邓颖超饶有兴味地比起了年龄。邓小平和邓颖超是同一年出生的，陈云比 两人小一岁；邓颖超的生日在2月，陈云在6月，邓小平在8月。“那还是她大。”邓小平笑着对一旁的陈云说。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新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成立，邓颖超当选为中纪委第二书记，陈 云担任中纪委第一书记。

在中纪委，邓颖超重点抓了党风建设。“陈云同志说，党风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我们纪委就应该经常 注意抓这方面的问题，努力把党风搞好，要把纠正经济方面和其他方面的不正之风放在重要的工作日程上。”邓 颖超强调。

她参与制订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等党内重要法规。从 1978年年底到1982年，中纪委针对用公款请客送礼、建房分房中的不正之风、经济领域里的违法乱纪活动等倾向 性问题，及时发出了通知、通报、决定等，对巩固党的组织和纪律、提高党的战斗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很快，新的任务又来临了。1983年6月，邓颖超当选第六届全国政协主席。她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全国政 协委员落实政策。

“她强调为一个人落实政策，在政治上就可以影响和团结一片人。”时任全国政协秘书长周绍铮说，全国政协组 成了落实政策办公室，8个小组先后分30多批到各地检查督促这项工作。

那时赵炜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有一次，一名原国民党将领的儿子到她家，一进门就要磕头。“这是做什么？” 赵炜吓了一跳，赶快拉他起来。“他說，‘如果没有邓主席为我落实政策，我是不会当上政协委员的，我没办法 直接去给邓主席磕头表达感谢之情，请你替她接了吧。’这说明邓大姐落实政策落实得非常得当。”赵炜说。

邓颖超希望把全国政协机关建设成为一个朝气蓬勃的、民主和协商空气很浓的机关，要做到使外面来的人一进全 国政协机关，就感到跟别的机关不同，大家敢于发言、敢于争论。

“她说让大家讲话，天不会塌下来；不让人家讲，人家照样有意见。共产党人不谋私利，掌握真理，什么也不怕 。”周绍铮说：“原来政协大会主要都是领导同志作报告作总结，委员发言一般都是讨论发言，都在小组里面。 大姐接任六届主席以后，就主张委员也要安排在大会发言。对发言的内容，大姐也讲了，委员要怎么发言就怎么 发言，让我们秘书长不要去干涉。”

“邓大姐当政协主席是非常得人心呐！”赵炜到政协开会，所在组里有不少委员毕业于黄埔军校。“我一去，大 家就说，秘书长你来了，替我们问师母好！”无论大会小会，只要邓颖超一出现，委员就都站起来，拥向她，争 相与她握手。“她走到哪，都像一团火似的，热烈地吸引着大家。”赵炜回忆，后来邓颖超就养成了会前不去休 息室，而是直接进入会场的习惯。

身兼数职的日子里，邓颖超仍然只有赵炜一位秘书。有一次，邓颖超问赵炜的女儿：“你妈跟谁亲？你吧？”小 姑娘回答：“我妈就跟文件亲。她一起床就进办公室弄文件，晚上回去也弄文件。”“邓大姐从来没说过累，但 是我都跟着跑累了，你想想她累不累？”如今说起来，赵炜依然心疼。邓颖超曾对友人说起自己的工作状态，一 天忙得有22个“节目”。

她是愉悦的。“春天过后不是秋，何必为年龄发愁！你的生命要和人民的事业结合起来，白发就上不了你的头！ ”这是邓颖超最喜爱的诗句。1981年4月25日，她亲手把它写在了自己的工作台历上。

1988年央视龙年春节联欢晚会，零点钟声刚过，身穿蓝色棉袄配绿色马甲的邓颖超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她说，自 己是“以一个中国老年人的身份”，向全国各族人民拜个年，向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拜个年。两个月 后，84岁的邓颖超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岗位上退了下来——早在1982年年初，她就向党中央递交了退休报告。

那时，党中央作出《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废除干部领导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确定了干部离 退休制度。邓颖超在申请报告中写道：“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应自觉地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执行退休制度，诚 恳地要求党中央批准我退休。”但因工作需要，她的请求未被批准。1988年年初，邓颖超再次提交退休报告，终 于如愿。那年3月，她主持了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的预备会。会议开始前，她挽起新一届政协主席李先念的手， 一起步入会场。会议结束，她爽朗地向大家告别：“我们这班人就退了，同志们，再见！”

（感谢周恩来邓颖超 纪念馆对本篇报道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