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走进洞窟都有切肤之痛

许晓迪

2024年1月，赵莉在克孜尔石窟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歹淑丽 / 摄 ）

冬季的克孜尔石窟，游人寥寥。雪地洁白平整，印着一排梅花足印，小猫回头张望，跑入野草深处。阳光下的明屋塔格山，一片灰黄，依山势分布的排排洞窟，如错落有致的蜂房。

这里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拜城县克孜尔乡东南7公里，在古代属于龟兹王国。龟兹是丝绸之路的北道中枢，四大文明交汇于此，成为佛教东传的中转站，鼎盛时期，境内僧尼5000余人，佛塔庙千所。在这片佛国世界，克孜尔石窟是最恢弘的存在。它开凿于公元3世纪末，衰落于八九世纪，是中国开凿最早的大型石窟群。

历经千余年沧桑的克孜尔石窟，如今满目疮痍。宗教更迭的破坏，百姓有意无意的伤害，加之洪水、风蚀、地震等自然原因，让笔触细腻、色彩鲜艳的壁画伤痕累累。20世纪初，俄、日、德、法、英等国探险队接踵而至，切割壁画、劫掠文物，让克孜尔石窟又遭遇了一场雪上加霜的劫难。

为调查流失海外的克孜尔石窟壁画，几代研究者倾尽全力。1985年，龟兹石窟研究所正式成立。1998年，“克孜尔石窟文物流失研究”成为研究所的重点课题，由研究员霍旭初带队开展调查工作。霍旭初退休后，学生赵莉接过了这项重任。

第38窟是克孜尔石窟最有名的洞窟之一，青金石蓝与石绿的菱格参差交叠，本生故事与因缘故事交叉排列。这是龟兹壁画的独特模式，每一个菱格的方寸之间，就是一个佛经故事，克孜尔石窟因此被誉为“故事画的海洋”。主室两壁上方，绘有两栏天宫伎乐图，每栏由7组画面连续组成，每组绘一对天人，肤色一白一黑，男性戴宝冠，女性梳高髻，身上装饰着珠串、项圈、臂环，手中拿着各色乐器，琵琶、阮咸、横笛、筚篥、箜篌、排箫，一派奏乐起舞、礼赞佛祖的欢愉热烈。

“音乐家合唱洞”，当年的德国探险队为它留下这样的形象命名，以及二十几个方块状的切痕。与斯坦因之于敦煌一样，德国人格伦威德尔和勒柯克的名字背后，也是一段克孜尔石窟壁画流失的“伤心史”。在《新疆的地下文化宝藏》中，勒柯克详述了切锯壁画的方法和过程。在他看来，“搬走”这些文化宝藏，是因为“当地农民的无知、伊斯兰教徒的愚昧和地震的破坏”。他们所揭取的近500平方米壁画，有的在割挖、包装和运输过程中就已损毁，有的在“二战”的炮火中烟消云散，有的转手出售，流散四方，下落不明——勒柯克所谓的“拯救”与“保护”，无疑是极大的讽刺。

1979年，新疆歌舞团编导霍旭初来到克孜尔石窟，踏进第38窟，美轮美奂的天宫伎乐图映入眼帘。激动喜悦后，面对凿痕斑斑的壁画，痛心愤慨久难平复。非科班出身的他半路转行，投身学术，踏遍石窟，于1992年3月正式调入龟兹石窟研究所。4个月后，克孜尔也迎来了第一批4个大学生，毕业于新疆大学历史系的赵莉是其中之一。

大三那年，赵莉看了一部电视教学片《龟兹石窟》，1000多年前克孜尔石窟的精美壁画，让课本中抽象的“佛教遗迹”浮现眼前。她大为震撼，“好像把我的魂儿收走了”。第二年毕业，她放弃了留在乌鲁木齐的机会，来到克孜尔石窟。那一年，她23岁，一米七的个子，体重不到90斤。

左图：第38窟主室，券顶绘有蓝绿相间的菱格故事画。方块状的切痕，是被德国探险队揭取掠走的壁画。右上图：第38窟主室券顶左侧的本生故事画，现藏于德国柏林亞洲艺术博物馆。右下图：第38窟的天宫伎乐图，画中人物手持乐器为琵琶和横笛。

赵莉至今记得到克孜尔的第一天，1992年7月31日，星期五。早上，她从巴音布鲁克上车，沿着独库公路，下午3点抵达库车长途汽车站，叫了一辆“毛的”（毛驴车）去县委招待所。短短一段路，老乡把毛驴赶到老城绕了一大圈……第二天一早，她正式上班，在接待部做讲解员，不久后被分配到文化研究室，跟随霍旭初先生工作。

白天，赵莉跟着老师上洞窟、看壁画，把每个菱格故事的情节装进脑子，晚上回去读佛经，与图像内容一一对应。那时晚上常停电，就点着蜡烛看，如千年前此处的僧侣，青灯黄卷伴更长。

他们住的是土坯房，冬天要生炉子取暖，夏天地上的草比床还高。蛇特别多，盘挂在去洞窟沿途的树枝上，走着走着，面前会突然掉下来一条小蛇；下班回来打开宿舍门，第一件事是要察看地上或床下有没有蛇。喝的是泪泉的咸水，讲究一点可以走远路到泪泉的源头处，泉水滴滴答答，半天接上一桶。所里有一片菜地，种的都是螺丝椒，缺油少肉，炒出来干辣干辣的，“我胃不好，不敢吃，只能浇上一点菜汤，和着米饭往下咽”。1992年，克孜尔石窟门票收入7000元人民币，按25元一张票算，全年游客280人。碰上外宾来访，赵莉他们还要充当服务员上茶端饭，连老所长陈世良都要去餐厅后堂洗盘子。

那些年，赵莉面对千疮百孔的洞窟壁画，觉得到处是解不开的谜团。最初，他们没有完整资料，只知道德国人揭取的壁画最多。霍旭初先生就带着她和两位年轻同事，一边翻拍德国出版的图录，装进相册，一边上洞窟测量、比对，查找原位。

1998年秋天，德国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前身）馆长玛丽安娜·雅尔荻兹访问克孜尔石窟。参观时，霍先生拿着相册，给她指明第171窟的“善爱乾闼婆王皈依”，被张冠李戴地归位到了第13窟。“馆长非常惊讶，也许在她看来，这个偏僻山沟里只有守护者，没想到还有这么一支两代人组成的研究队伍。”赵莉说。

2002年9月，赵莉跟随霍先生到柏林参加学术研讨会。在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的文物库房里，她第一次见到了流失海外的龟兹壁画。“同行的荣新江教授说，‘必须看好新疆来的这两个人。’这是担心我们太激动了。”会后，其他专家学者相继离开。霍旭初和赵莉留下了，每天在文物库房里拍照、记录龟兹石窟壁画。那时没有数码相机，霍先生自己带了一个胶片机。文物库房不允许打灯，也不能架三脚架。他们买了4卷高感光度胶卷，勤奋工作了一周。因为不懂相机的设置，后来这4卷胶卷，一张都没冲洗出来。

回国的飞机上，赵莉发誓，一定要学德语，重返柏林。2002年、2003年，她连续两年申请学习德语的名额，在同济大学进修了一年；2005年至2009年，连续5年向国家留学基金委申请访问学者及西部项目计划；2010年终于收到派遣通知，德语中级证书却已过期，转年又到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强化了一学期德语。2012年春天，“重返柏林”的誓言终于实现。“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她如此形容那10年里的迷茫，唯一能做的就是一次次走进洞窟，把每一处切痕都灌在脑子里。

在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赵莉开始了一年的访学生活，把馆藏所有的新疆壁画尺寸都量了一遍。不久，壁画已不能满足她的“胃口”，大量珍贵的新疆文物就在眼前，她给自己加任务，要将这些流落异邦的国宝都调查一遍。

大部分时间，赵莉独自一人在地下室的文物库房收集、整理资料，在《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研究》的后记中，她回忆那段五味杂陈的日子：白天超负荷地运转，夜晚失眠，服用安眠药也睡不足两小时，因精神高度紧张而陷入重度抑郁……

丈夫的到来让赵莉有了救兵，她申请延期半年，两人合力，一个负责拍照，一个测量记录。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藏有300多件来自新疆石窟寺和地面寺院的雕塑，锁在玻璃柜子里。每个柜子有6层隔板，每层前后置放3排雕塑，只允许打开柜门拍摄。赵莉不甘心，要把雕塑一件件拿出来拍。管理人员轮番阻拦，没管住她，丈夫也劝她差不多得了。她急红了眼：“这是我们家的东西，我就要拍！”带着随时被撵出文物库房的紧张，他们争分夺秒地工作，进来时穿着毛衣，一会儿就要脱掉，仅剩T恤，还是大汗淋漓。“面对这些流失海外的文物，就好像是我们家丢失的孩子，这些宝贝丢失100年了，好不容易找到它们，我必须得先把它搞清楚，要把家底摸清楚。”在“一席”的演讲中，赵莉说起这段往事，一度哽咽。

“馆长是荷兰人，亚洲部主任是匈牙利人，档案管理员、文物修复师、文物管理员都是德国人，我要和他们一个个‘过招’。”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收藏的新疆纺织品有700多个编号，赵莉想都拍一遍，开始寻找由头。2003年馆里出过一本图录，“我请了一周假，在家把书研究了一遍，找出八大‘致命问题’，一一指给馆长看，说中国计划与博物馆合作，重新拍照出版，经费我们来承担——先把牛吹出去了，也没想过怎么收场。”馆长被说服，钱在哪里却没着落。赵莉打电话向新疆博物馆、吐鲁番文物局求助，吐鲁番当时正在申报交河故城、高昌故城两处世界文化遗产，尽管经费十分紧张，还是拨出了拍摄款项。赵莉在文物库房盯了3个月的拍摄，这些高清彩色的图片，后来在申遗展陈时派上了大用场。

这些年来，赵莉不放过任何流失海外克孜尔石窟壁画的线索。在柏林、巴黎、圣彼得堡、纽约、东京、首尔各大博物馆的文物库房里，她捧起一块块壁画残片，测量、记录、拍摄下这些流失百年的国宝，回到克孜尔，在一个个洞窟里对照核实、考证复原，让它们找到“家”的原位。

这是一场漫长繁复的劳作，困难重重：当年外国探险队在考察中常出现错记漏记，导致很多壁画出处混乱；揭取壁画时，四周的画面也破损剥落，边缘残缺不全；上世纪70年代，石窟内的一些壁面被修复抹平，同时也抹掉了切割痕迹……“有人说，赵老师的复原工作像拼图游戏。但拼图游戏的每一块图案和色彩是连续的，拼完后也是严丝合縫的。而现存壁画和流失壁画之间是残缺的、衔接不上的，壁画复原研究可比拼图游戏难多了，没有可比性。”

在斑斑斧痕的洞窟里，赵莉常常一坐就是半天。“今天复原上去，还在不停地琢磨，感觉不对，明天又撤下来，有时真快成神经病了。”她常年睡眠不好，晚上不能写东西，否则一夜难眠。有时灵光乍现，大脑自动合成，“一块壁画突然就飞到某个洞窟的某个切痕处”，第二天一早赶快爬起来，跑去那个洞窟核对，即便比对上，兴奋也为时过早，还要核准尺寸，流失壁画尺寸能恰好“放”进那段壁面，而且题材内容吻合，才算大功告成，否则一切重头再来。截至目前，赵莉调查流失海外的克孜尔石窟壁画486块，找到原位并复原了400多块。2020年，《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研究》出版。因为不断有新发现，5年里，文稿拖了又拖，排版一改再改。“还有四五十块面积较小的残片没找到位置，我一直不甘心，但实在找不到出处了，也许壁画载体即壁面已经不存在了。”

32年前一起来到克孜尔石窟的4个大学生，只有赵莉留了下来。2007年冬天，她在克孜尔连续值了4个月的班，女儿在这里学会了走路。乌鲁木齐的家，于她更像是出差途经的客栈，回来住两天又走了。条件艰苦，物资匮乏，常年顾不了家，令很多人选择离开。赵莉团队一个非常优秀的年轻人，待了6年后也走了，她既不舍，但也非常理解。

1992年，赵莉（左）与霍旭初先生在克孜尔石窟谷内区洞窟前。

去年12月，赵莉在克孜尔值班。暖气管道和锅炉的电路板出了故障，室温降到了五六摄氏度，盖两床厚被子也抗不住。所里几辆用于巡查洞窟的电瓶车早都坏了，在外执勤的保衛科小伙子们衣服单薄，冻得团团转。赵莉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动员各路朋友帮忙。正在克孜尔做石窟测量的一家科技公司，马上向广州的厂家下单订购了一辆带空调的电瓶车，5万多元，仅运费就花了4000元，捐给克孜尔。她又联系了杭州一位朋友，自己掏钱，想给在户外工作的同事买些羽绒服，对方分两批发来了几十件，分文没要。今年元旦，电瓶车和第二批羽绒服先后送到，大伙高兴坏了。吃早饭的路上，保卫科科长和赵莉打招呼，拍拍身上的黑色“北面”，“很暖和”。赵莉开心地笑了。

30多年来，赵莉的胃越发强悍，以此弥补脆弱的睡眠，体重从90斤长到了120斤，“要不是能吃，我可能早就倒下了”。“能咬紧牙关坚持下来，一是热爱，二是责任感。”直至今日，走进第178窟，她还是头皮发麻、浑身难受。整个主室的正壁、两侧壁，包括券顶的壁画全被揭取一空。“什么叫切肤之痛？感觉把我全身的皮肤都扒光了，那是怎样钻心的痛啊？”

现在，赵莉正在从事的工作是《克孜尔石窟壁画智慧修复技术研究与应用》重点研发项目。“石窟寺壁画总会日渐消亡，终将不复存在，我们用数字化扫描为洞窟做一个‘拷贝’，让它可以永久地保存下去。”

她选择的典型洞窟正是第38窟，也是霍旭初先生生前最喜欢的洞窟。“最初，主室两侧壁壁画中佛陀的头光、身光和袈裟部位都贴有金箔，整个洞窟金碧辉煌。”赵莉看着主室前壁面容斑驳的菩萨，“我们把它一点一点恢复到当年开窟时的盛景，多美。”那时的克孜尔，石窟僧院林立，壁画雕像缤纷，僧众商旅云集，一派繁盛的佛国世界。

傍晚6点半，站在第38窟前向下看，夕阳照在山下的鸠摩罗什铜像上。30年前，一穷二白的研究所举办了“纪念鸠摩罗什诞辰16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轰动学术界，这尊铜像从此伫立在克孜尔石窟谷西区前。这位“道流西域，名被东川”的高僧，亲历了古龟兹的佛国盛世，也将继续注目着坚守在这座中国最早的石窟寺的人们。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孜尔石窟研究所研究馆员。1992年来到克孜尔石窟工作，1998年开始从事流失海外克孜尔石窟壁画调查及原位考证工作。著有《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研究》、《龟兹石窟题记》（合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