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经济效应分析
——以上海为例

张 娟 李计广 王红梅

1 引 言

继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之后，我国加快了对跨境服务贸易领域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的探索和创新，以期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加大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对外开放步伐。2018 年9 月29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布了在上海自贸试验区实施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跨境服务贸易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以下简称“上海跨境服贸负面清单”)，与此同时，还公布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实施办法》(简称“办法”)，《办法》中明确了“跨境服务贸易”的定义和适用范围：跨境服务贸易是指由境外服务提供者向自贸试验区内消费者提供服务的商业活动，包含自境外向自贸试验区内提供服务，即跨境交付模式；在境外向来自自贸试验区内的消费者提供服务，即境外消费模式；境外服务提供者通过在自贸试验区内的自然人存在提供服务，即自然人流动模式。2021 年7 月23 日，国家层面发布了《海南自由贸易港跨境服务贸易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1 年版)》，截止目前，国内共发布了以上两版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还有待进一步向全国范围内复制推广。

相较于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我国对于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的探索起步较晚并且还处在地区试点阶段，跨境服务贸易不同于外资、货物贸易，其涉及风险较为隐秘，风险识别困难，国内服务业发展基础和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又相对较弱，对跨境服务贸易领域的开放需更加谨慎，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实施效果需多加评估，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在国内试点之后具体的经济影响如何？尤其是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成为继续深化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继续推进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向全国范围复制推广的重要依据。深度探索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制度的经济效应，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研究成为必然。

文章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第一，以地区服务业发展水平为切入点，研究分析上海自贸试验区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的经济效应，拓展了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制度创新效果的评估范畴，为服务业发展水平提升提供了新思路、为研判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制度探索的进展和不足提供学理支撑，为我国进一步推进负面清单制度的改革提供思路和建议。第二，采用合成控制法评估了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制度对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影响，丰富和扩展了有关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的研究，进一步回答了“为何要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问题，既是对主流文献的补充也是对负面清单经济作用理论分析的再延伸。第三，为政策实施提供了理论支持。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作为高标准经贸规则和高水平开放的代表性开放方式，国内采用该方式是否也是利好的？我国在跨境服务贸易领域推行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背后的理论依据是什么？负面清单与产业保护、负面清单与行业发展等方面的作用机理是什么？深入研究和思考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经济效应，以及分析其内在逻辑和机制，不仅有利于丰富和深化已有的理论学科，而且还为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的进一步推行提供理论支持。

2 文献综述

我国探索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是从投资领域开始的，对于跨境服务贸易领域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的探索较为滞后，相关的研究文献也较少，截至目前在知网核心期刊和《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CSSCI）收录中以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为主题文献仅有5 篇。对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负面清单内涵和现状分析、实施的战略意义和作用定性分析、国际比较研究以及推进路径对策建议上，其中关于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现状分析和国际比较研究相对较多。例如，黄琳琳（2018）［1］认为上海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是国内自主实行的负面清单制度，适用于上海自贸区内的跨境服务贸易领域，同时负面清单存在清单涵盖范围、市场准入例外等法律问题。杨宏旭（2019）［2］评估了上海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现状，认为由于清单刚开始起步，存在清单限制举措指代不明，清单覆盖范围太小以及立法保障不足等问题，提出推进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需加强立法和监管、预备兜底等工作。杨荣珍和陈雨（2020）［3］通过对比分析CPTPP 成员国的负面清单发现：发达国家服务贸易分类更细，管理措施更为具体，清单透明度较高，发展中国家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有待进一步完善。胡玫等（2022）［4］对比分析了国际上较具代表性的区域、双边贸易协定中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发现这些清单格式兼具严谨性和灵活性，开放的部门既有重合也带有国别特色，部门限制方式同中有异，中国与国外发达国家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相比具有差距。李杨和任财君（2023）［5］通过将中国上海、海南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与美国、日本FTA 中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相比较，发现国内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在清单结构和清单内容上都与国际上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有较大差异，认为应该不断完善负面清单，制定全国版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国内关于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经济效应研究相对较少，用定量分析法评估上海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经济效应的文献几乎没有，多是对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定性的分析。例如，崔卫杰（2021）［6］侧重对海南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重要性和意义的分析，认为负面清单有利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以及增强国际竞争力等。孙晓涛和张美思（2020）［7］提出，海南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有利于我国制度型服务贸易开放取得新突破，分析了海南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战略意义和作用。

3 机理分析与研究假说

3.1 市场化水平

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涉及中国市场化改革，是政府与市场权力范围的重新界定，是中国制度创新的重大举措。作为制度创新的一项重大举措，跨境服务贸易负面管理制度不断倒逼国内行政体制改革、法律体系完善，改善营商环境，尤其是公平、透明的法治环境，促进了市场化水平的提升。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通过提高市场化水平影响服务业发展水平的作用原理可以分两步进行阐释：一是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对市场化的影响；二是市场化对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影响。

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对市场化水平的影响机制分析。负面清单其本质任务是倒逼市场化改革，推动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制度创新代替优惠政策，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新制度体系，才是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与升级，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张幼文，2014［8］）。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对市场化的影响渠道，主要从市场中介组织、服务业资源配置效率等方面提升市场化水平。具体来看：第一，通过促进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提高市场化水平。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是市场化水平是否较高的一个重要评价指标。信息通信技术（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ICT）进步之后，不断推动着国际上新兴服务贸易形式的出现和发展，特别是在法律、财务、管理咨询、广告、市场调查等行业。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相对于正面清单，扩大了跨境服务贸易领域的开放广度和深度。商业服务是服务贸易中种类较多的行业门类，其中涉及会计服务、法律服务、代理服务等专业性服务，对于部门分类较多的商业服务部门来说，负面清单的实施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扩大此类部门的开放范围，相关的服务也会随着贸易的增加而变多。这些新兴贸易形式的流入，不断壮大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市场化水平也随之提高。第二，进一步破除隐性门槛，优化资源配置。服务业制度变革过程就是服务要素再配置的过程（Markusen 和Strand，2009［9］）。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作为一种制度变革，促进了服务市场的开放，引入竞争机制，促进市场化改革进程。负面清单促进了政府职能的转化，科学界定政府职能，强化权力的制衡和监管，以法律的手段强化编制管理，通过减事减权，充分发挥市场、企业、社会组织的主体作用。中国在制造业和货物贸易领域的制度性创新较多，由于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特殊性，与其相关的制度性创新相对较少，关于服务业、服务贸易的制度创新也是近些年才开始增多的。中国的服务业发展存在严重的地区垄断问题（姜长云，2014［10］；余泳泽和潘妍，2019［11］），服务业发展对制度环境的依赖程度要高于制造业或其他产业。世界贸易组织关于服务贸易160 个分类中，我国虽说是开放了100 多个门类，但实际操作中存在很多“弹簧门”“玻璃门”等问题（黄海洲和周诚君，2013［12］），外商进入中国的隐形壁垒还较多，而负面清单的实施，很大程度上能够降低这种隐形壁垒，提高市场化水平。

市场化水平提升促进地区服务业发展的影响机制。第一，通过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提升服务业发展水平。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致力于建立一套与国际接轨的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以形成完善法律体系和高效率的政府等，在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探索中完善市场机制、优化营商环境而产生的“制度红利效应”，将有效推动当地服务业的发展。市场化水平提升与服务发展存在正向影响（陈凯，2006［13］），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竞争型的市场结构都会成为企业增加创新投入的驱动因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可以给外资、外贸企业进入中国提供相对透明、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降低了国外企业的交易成本，致使国外企业产生较高的收益预期，从而吸引更高质量、更广领域和技术要素流入国内，并通过竞争和溢出效应促进国内企业发展，并且企业的整体发展也能带动整个产业的发展。第二，加速要素的自由流动，促进服务业发展水平提升。一方面，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将会推动以服务为载体的技术、资本、数据等生产要素资源自由便利流动，推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实行，市场化水平提升，以“既准入又准营”为基本特征的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制度促进服务业发展。伴随着正面清单转向负面清单，原来的审批制改为备案制，一些繁杂的审批环节被缩减，服务业企业的营商环境得到有效改善，外资进入效率大幅提升，从而吸引了大量外资进驻上海，促进了当地服务业资本的流动（谭文君等，2019［14］）。资源重新配置理论认为，贸易开放可以带来资源重新配置，即国家可以利用国外资源，重新配置国内资源，从而提高国内产业的效率。服务业市场扩大开放能够促进服务业竞争力提升，对服务发展具有促进效应（来有为和陈红娜，2017［15］；唐保庆和任小燕，2020［16］）。另一方面，市场化水平提高能够促进要素的供给效率。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制度与管理的抑制，比如制度执行周期过长、监督工作不到位、执行力度不够，会导致其他要素供给效率下降，如降低劳动的积极性、降低资本的使用效率。市场水平较高的环境下，行政管制减少、审批程序变简，服务业生产要素在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配置效率的提升，会促进服务业资本的使用效率，促进服务业发展水平提升。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1：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制度提升了地区市场化水平，通过改善营商环境、加速资金、技术和人才等要素自由流动促进上海市服务业发展水平提升。

3.2 政府干预

政府干预属于市场化的一部分，考虑到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对促进政府职能转型、减少政府干预的作用较为明显，理论支持较多，这里将其单独作为一个机制进行分析，深度挖掘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对服务业发展水平的作用机制。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本身就是对政府权力的一种监督和约束，负面清单的实施会有效降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力度，提升市场化水平，这一点毋庸置疑。

有关政府干预对地区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影响，学术界一致认为政府过度干预不利于服务业发展，减少政府干预可以提高服务业空间聚集能力。孔令池等（2016）［17］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我国无论是分地区还是分类型，服务业都有地方保护、政府干预的问题，这些问题成为服务业形成空间聚集效应的重大阻碍。服务业的国有垄断经营，阻碍了服务业市场的公平竞争。政府干预造成的国有企业不良负债、低效贷款问题、“僵尸企业”现象仍然存在（朱沛华和李军林，2019［18］）。政府对服务业初期干预影响是正向的，但是随着政府干预力度的加大，对服务业资源的过分投入不仅会造成资源浪费还会降低服务业企业创新动力和活力（黄妤婕，2022［19］）。有学者通过因子测算法，证明政府干预度与服务业发展水平负相关（张建升和谭伟，2011［20］）。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通过降低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有效缓解服务业垄断问题，减少资源错配造成的效率低下问题，从而促进地区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提升。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2：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制度能够减少政府干预，通过降低服务业垄断、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地区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提升。

3.3 地区数字化水平

有研究表明，服务贸易领域的扩大开放尤其是数字贸易领域的开放，有利于国内数字化水平的提高，而数字技术对制造业、服务业等不同产业的发展有推动作用（李晓华，2021［21］；刘平峰和张旺，2021［22］）。这里分两部分论述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通过地区数字化水平作用于服务业发展水平的传导机制：一是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对地区数字化水平的影响，主要从数字技术溢出、人力资源的互通有无、数字贸易规模的扩大等方面分析；二是地区数字化水平作用于服务业发展水平的过程，主要从服务业数字化水平、服务业管理水平、服务业效率等方面阐释。

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对地区数字化水平的影响机制。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可以通过数字技术溢出、人才流动等方式促进数字化水平等提升。具体过程如下：第一，通过数字技术的溢出效应促进地区数字化水平的提升。技术溢出理论认为，贸易开放可以带来技术溢出，即国外先进技术可以溢出到国内。数字经济时代，跨境服务贸易中数字服务贸易规模不断增大，技术创新使得服务可贸易性提高，ICT 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服务提供方式多元化，与此同时，数字技术服务通过网络或其他通信技术实现跨国传输，不再受诸多条件限制。在此基础上，跨境服务贸易领域实施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扩大数字服务贸易的开放广度和深度，数字服务的流入随之带来了数字技术的流入。扩大对外开放水平可以促进跨国公司将先进的数字化技术转移到当地，从而提升地区数字化水平。第二，通过加速人才流动促进数字化水平的提升。与其他产业不同，服务业和服务贸易更强调“人”的核心作用，依赖人所具有的创造性和能动性。自然人流动是跨境服务贸易服务模式之一。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的实施会给自然人流动带来很多便利：对于外国人入境要求程序会不断简化，一些签证障碍减少；跨境的教育培训也有可能增多，普及汉语教育，外国人来中国的语言障碍也会降低很多。一般认为，外国人才在技术领域拥有丰富的经验，他们能够为中国数字化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持，帮助中国企业提高数字化水平，提高研发效率；外国人才还可以为中国企业提供有效的市场开发支持，帮助中国企业更好地实施数字化计划，提高数字化水平。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的实施，为各国加强政策合作、改善政治环境，促进国际人员流动提供了条件。在数字化的时代，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的实施，势必在一定程度上为外籍优秀数字技术人才和出国留学人员出入境带来便利。扩大对外开放水平可以吸引外国专家进入当地，为当地提供数字化培训，提高地区数字化水平。人才的流入在一定程度上也就促进了本土基础人力资源的开发。大力引进数字化程度较高的企业或人才进入，充分发挥“干中学”的作用，提高当地数字化水平。人才的引入还可以支持当地创新，把新数字技术、新理念和新产品引入当地，提高地区数字化水平。服务市场开放通过“引进来”和“走出去”两种相反的方式极大地促进了本国服务业领域的人力资本积累，人力资本积累为促进服务业的增长尤其是高端化发展提供了积极的支持（唐保庆和任小燕，2020［16］）。

地区数字化水平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机制。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通过提升地区数字化水平作用于服务业发展的渠道多元化，这里主要从服务质量、服务业效率、服务业管理水平、产业融合等方面进行阐述。第一，通过提高服务质量，促进服务业发展。一方面，数字化水平提高，有助于改善服务质量。地区数字化水平的提升，数字技术的普及，数字化技术可以改善企业的服务质量，提高企业的服务质量。根据消费者需求理论，地区数字化水平提高，大数据分析和云计算技术等数字技术的应用，可以有效分析消费者的需求，缓解信息不对称、信息滞后等问题，根据消费者的需求，及时更新服务种类，改善服务质量，从而增加服务行业总体产出。另一方面，数字化水平提高，有助于服务管理效率提升。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数字服务新业态的出现，相应的数字化管理体系也亟须建立。数字化水平可以通过建立信息化管理系统，实现服务业的自动化管理，提高服务业的效率；数字管理体系的建立能够提高服务业管理效率。根据效率市场理论，地区数字化水平的提升可以改善当地服务业的管理水平和组织效率，从而提高服务质量，提升服务业发展水平。第二，提高服务效率，促进服务业发展。首先，数字化技术可以提高企业的服务效率，减少企业的运营成本，从而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拉动地区服务业的发展。如：地区数字化水平的现象之一就是平台经济的应用、通信成本的降低大大促进贸易模式的改变（Fink 等，2005［23］）。数字技术大大改变了传统的服务模式，去除了过去一些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使得服务业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从市场竞争理论来看，数字化技术的传播，使得市场信息速度传播加快，各服务业企业为赢得先机和市场加快了创新的步伐（Griliches，1994［24］），从而促进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提升。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使得服务业的技术创新得以推进，其中包括了虚拟现实、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等，这些技术的应用，可以极大地提高服务业的经营效率，从而促进服务业发展水平提升。第三，加速产业融合，促进服务发展水平提升。首先，数字技术的应用对于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影响较为直接，消费品智能化、人工智能等技术不断融入生活，消费与供给的密切关系，使得生产性服务和生活性服务日趋融合。其次，数字技术加速了产业分化和重组以及产业间的融合步伐，不断促进新业态、新服务模式的出现，拓宽了服务业市场空间。如网络医疗问诊、在线教育、智慧养老等网络服务为更多消费者提供远距离、个性化的服务，服务业的市场不断拓宽；共享单车、网约车、数字金融等新的服务模式，也大大丰富了服务模式和内容，从而促进了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提升。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3：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制度提升了地区数字化水平，通过提高服务质量、服务效率、加速产业融合促进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提升。

4 模型、数据与特征事实

4.1 模型设计

基于处理组仅有上海一个个体的特殊性，本文借鉴了Abadie 等(2010)［25］的合成控制法的思想。这种做法通过客观数据来选择线性组合最优权重，有助于避免主观选择控制组上的偏差。本文将各地区是否施行了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作为政策干预事件，以上海服务业发展水平为结果变量，采用合成控制法拟合出处理组“反事实”下的发展情况，通过比较处理组与合成控制组之间的差异对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的政策效应进行评估。

给定J+1 个省份在tϵ［1,T］期内的服务业发展水平（Serv）数据，其中表示第i ∈［1，J+1］个省份在时间t 上如果不施行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的Serv；表示第i 个省份在时间t 上实施负面清单时候的Serv。假定第i 个省份在时间t=T0时采取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则［1,T0］期内一个省份的Serv 不受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的影响，；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实施之后，也就是说在［T0+1,T］时期内，令表示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给第i 个省份在时期t 内所带来的Serv 变化。现实中，上海实施了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因此，我们可以观测到它Serv 数据。但是假设这个目标省份未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式的数据Serv 数据，这个是在现实中无法被观测到的。基于此，本文采用了Abadie 等（2010）［25］提出的因子模型来估计：

（1）式中的δt为影响各省份的Serv因素的时间固定效应；Zt是一个可观测到的（r×1）维协变量，表示不受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政策影响的控制变量，θt是一个（1×r）维未知参数向量；λt一个（1×m）维无法观测到的公共因子向量，µi是（m×1）维不可观测的省份固定效应，εit是随机误差项，表示无法观测到的短期冲击，在省份水平上的均值为0。

DID 在处理仅存在单个个体处理组问题时，存在一些弊端：一是选取参照组存在主观性和随意性，说服力较弱。二是政策是内生的，试点地区与其他城市之间有系统性差别，而这种差别恰好是该城市成为试点城市的原因（Abadie 等，2010［25］）。因而直接利用DID 方法估计，没有足够的理由排除政策的内生性，在估计时会产生有偏的结果。相反，合成控制法在一定程度上能弥补这样的不足。合成控制法根据数据方法加权组合，避免了选择比较对象时有可能存在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合成控制法具有以下优点：一是扩展了传统的双重差分法，是一种非参数的方法。二是在构造对照组的时候，通过数据来决定权重的大小，进而减少了主观判断。

4.2 变量选取与说明

4.2.1 结果变量

文中结果变量为服务业发展水平（Serv），借鉴谭文君等（2019）［14］的做法，选取服务业增加值占GDP 的比重进行量化。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文中服务业增加值包括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以及房地产业增加值之和。本文之所以选取服务业发展水平（Serv）作为结果变量，是因为服务业的发展对制度较为依赖，制度改革、完善的市场环境是促进服务业发展的强大动力（任兴洲等，2011［26］），制度型开放有利于促进服务业改革深化(王微等，2020［27］)，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作为制度创新的典型代表，服务业对其反映最为直接，用服务发展水平测度负面清单制度的经济效应也最具意义。基于此，并且考虑到数据可得性，以上海服务业发展水平为结果变量，对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的经济效应进行计量分析。

4.2.2 政策变量

文章的政策变量为“地区是否实施了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基于Abadie 和Gardeazabal(2003)［28］以及Abadie 等(2010)［25］提出的合成控制法，模拟上海自贸试验区如果不实施该项政策时的反事实情况，以对比研究自贸试验区政策服务业发展水平促进效应，从而回答前文所提出的问题。具体使用的数据为全国29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平衡面板数据，所有数据均来源于Wind 资讯数据库和各《统计年鉴》。其中，2010 年至2021 年为整个样本期，2010 年至2018 年为政策干预单元与政策控制对象的特征变量相拟合的时间段，2018年至2021年为政策干预时段，即样本期为［1T］=［2010,2021］，政策干预前期为［1,T0］=［210,2018］，政策干预后期为［T+1,T］=［2018,2021］。

4.2.3 预测变量

为了更好地拟合合成上海服务业发展水平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文中借鉴谭文君等（2019）［14］的做法选取了CPI 指数、人均GDP、外资水平、科技创新以及基础设施水平作为预测变量。表1 报告了文中变量的度量情况。物价指数CPI、人均GDP、外资水平FDIS 等都是衡量宏观经济相似度的重要特征变量，其中CPI 指数用来控制各地区的消费水平差异、人均GDP 反映地区经济总体发展水平，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与GDP 的比重衡量地区对外开放度，以下是有关预测变量说明。

表1 变量定义

4.3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部分选取2010-2021 年，全国29 省市的包括服务业发展水平在内的相关数据，数据来源于各省份的统计年鉴以及各城市统计局网站以及wind 数据库。表2 显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2 描述性分析

4.4 特征事实分析

4.4.1 上海市产业结构的变化

近年来，第三产业对上海市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渐增大。虽然，上海市的第三产业一直处于主导地位，第二产业占比次之，第一产业占比最低，但这种差距近些年并没有缩小，而是不断扩大。如图1 所示，在2010-2021 年期间，三个产业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其中，第三产业由2010 年的57.3%增加到2021 年的73.3%；第二产业占比由2010 年的42.1%下降到2021 年的26.5%；第一产业也由2010 年的0.7%下降到2021 年0.2%。

图1 2010-2021 年上海市产业结构变化（单位：%）

4.4.2 上海市与其他省市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比较

图2 是2010-2021 年上海市与其他省市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对比图。从图中可以发现，在2010-2018 年上海和其他省份的服务业发展水平几乎呈平行趋势，2018 年之后，两者之间的差异加剧扩大。这说明在2010-2021 样本期内，上海服务业的发展有可能受到了某个独立的外生冲击。

图2 2010-2021 年上海与其他省市服务业发展水平情况（单位：%）

4.4.3 上海市分行业服务业发展情况

上海市服务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其中提升最明显的是金融业。从图3 中可以发现，2010-2021 年上海市服务业各行业增加值均呈现上升趋势，其中，金融业发展最为迅速，住宿餐饮最为缓慢。金融业增加值从2010 年的1950.96 亿元提升到2021 年的7973.25 亿元，增加了4 倍，房地产业增加了约3 倍，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增加值均提高了大约2 倍。住宿餐饮业增加值由266.45 亿元增加到399.31 亿元，仅增加了1.5 倍。另外，根据上海市公布的2021 年国民经济和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显示，2020 年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达到5143.09 亿元，比上年增长12.5%。

图3 2010-2021 年上海市服务业分行业增加值(单位：亿元）

5 实证结果分析

5.1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通过合成控制法的计算，可以得到构成合成上海的权重向量。表3 给出比较组对象的权重构成，政策干预对象的反事实是由29 个省（市）完全合成。在29 个比较组对象中，其中天津（0.461）所占权重最大，其他有较大权重省份依次是北京（0.221）、湖北（0.211）和青海（0.106），其他省份权重为0。依据数据我们选取了天津、北京、湖北、青海作为比较组。从理论上讲，这样的选取结果也是合理的。就天津和上海而言，天津与上海虽处于中国的一南一北，却有相似之处：两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都很完善，均是中国沿海开放城市；上海和天津均坐落在南北水陆交汇的位置，都属于外国人流动较多的城市；常被提及的“天津滨海新区”与“上海浦东新区”都是两大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天津和上海产业结构都在不断优化，第三产业逐渐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引擎。就北京与上海而言，两者经济总量相似，根据2021 年的统计数据，北京的GDP 总量为3.67 万亿元，上海的GDP 总量为3.25 万亿元；师资力量以及医疗和教育水平普遍较高；就经济结构而言，两者都是国家重要的金融中心，在证券、银行业等金融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都是重要的外贸中心、科技以及文化中心，在国际贸易、科研创新、文化传播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两者第三产业占比都较高，根据北京市和上海市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可知，2021 年北京第三产业占比约为45.3%，上海为51.5%。

表3 合成上海的省市权重表

在比较组对象权重基础上，表4 给出了在自贸试验区设立之前真实上海和合成上海、其他省市的预测变量均值对比，从中可以看出上海的预测变量和合成上海的预测变量，以及其他省市均值之间的差异度较小。就上海和其他省的均值差异度而言，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居民消费水平、人均GDP、科技创新、对外开放水平以及部分年度的服务业发展水平真实变量与其他省份均值都比较接近，其差异度分别为28.9%、0.64%、6.30%、2.94%、24.09%、18.47%、17.22%、20.09%。就上海和合成上海而言，其差异度分别为4.20%、0.28%、4.2%、11.76%、12.77%、0.53%、0.25%、0.24%，其中居民消费水平、部分年度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差异度均低于1%。上海与合成上海除了科技创新水平的差异度高于上海和其他省份均值的差异度外，其他指标均低于上海和其他省份均值的差异度。综上可以说明，合成控制法产生的权重对上海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实施之前的地区经济特征拟合得很好，该方法适宜于评估上海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政策的经济影响效应。

表4 预测变量拟合对照表

5.2 上海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经济效应分析

如图4 显示，上海和合成上海在2010-2021 年期间的服务业发展水平，合成上海的服务业发展水平非常好地拟合追踪了上海在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之前的变化趋势。高度拟合意味着，在2018 年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之前，合成上海的服务业发展水平与真实上海极为相似，表明合成上海可以很好地作为上海未实施负面清单的反事实替身。在负面清单实施之后，上海与合成上海的服务业发展水平开始分叉，而且效应逐渐变大。通过图4 和图5 来说明政策效应，可以发现截至2021 年，上海服务业发展水平为0.447，合成上海为0.336，上海与合成上海均值差距为0.111，提高了11.1%。政策效应期间（2018-2021 年），上海相对于合成上海服务业发展水平平均提高8.4%。

图4 上海和合成上海预测的服务业发展水平情况

图5 是上海与合成上海服务业发展水平均值的差距折线图，更加直观反映负面清单对服务业发展水平变化的影响。图5 明显看出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实施前后上海和合成上海的样本服务业发展水平均值差距的大幅扩大。2010-2018 年，两者差值在0 左右上下波动，2018 年之后上海与合成上海两者之间的差值持续扩大，再次印证了上海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所带来的服务业发展水平净效应。

图5 上海与合成上海服务业发展水平均值的差距

5.3 稳健性检验

5.3.1 双重差分模型

在前面的合成控制法中已经验证了《上海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对于服务业发展水平具有积极效应。在选比较组时，合成控制法相对于双重差分法更加客观、科学，而双重差分法也有自身的优点，如较大程度避免内生性问题的困扰、缓解遗漏变量偏误问题、更加准确评估政策效应等。虽然估计结果显示，真实上海与合成的上海实际服务业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但是这种差异到底是不是由于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造成的，是否受到其他的一些未能观测到的因素的影响，比如服务贸易创新试点等其他因素。因此，为进一步增强模型的稳健性，排除其他政策的干扰和偶然性，这里采用DID 的识别估计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的政策影响。DID 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Servit为城市i 在t 时期的服务业发展水平。Rformit是《上海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实施年份虚拟变量和处理组虚拟变量的乘积，当t 时期城市i 实施了负面清单，Rform 取值为1，其他情况均取值为0。β1为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对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净效应。X为控制变量，包括基础设施水平Health、人均国民生产总值PGDP、消费水平CPI、科技创新水平TECS、对外开放水平OPEN等。δi为个体固定效应，µt为时间固定效应，εit是随机误差项，数据选取为2010-2021年，样本为上节所选取的29 个省份。

表5 是DID 的估计结果。方程（1）为未考虑控制变量影响的检验结果，核心解释变量Rform 的系数为0.0048，t 统计量是4.75，在1%水平下显著。方程（2）是在方程（1）的基础上加入控制变量之后的回归结果，结果依然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采用双重差分模型之后，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对服务业发展水平仍然有正的促进效应，进一步证实了合成控制法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表5 DID 估计结果

续表

5.3.2 安慰剂检验

文中采用两种方式进行安慰剂检验，首先进行处置组置换检验，即选择一个没有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的省市进行基准模型一致的合成控制分析。文中借鉴刘甲炎和范子英（2013）［29］的方法，考虑了两个地区进行处置组置换，一个是合成上海权重最大的天津市，权重最大说明在对照组省市中，天津与上海最为相似，另一个是没有权重的浙江省，这是因为从经济结构来看，浙江省是典型的制造业大省，其服务业增速明显低于上海，上海与浙江差异显著。同时，上海与浙江毗邻，为了避免考察上海实施跨境服务贸易清单是否对周边省市服务业发展水平产生虹吸效应。从图6 的处置组置换检验来看，左图合成天津的服务业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天津服务业真实水平，并且可以发现政策实施后天津和合成天津的服务业发展水平呈现一定的下滑趋势，上述特征均与上海和合成上海不符。同理，可以对浙江和合成浙江的结果进行相应的分析，无论是浙江还是合成浙江服务业发展水平均呈现上升趋势，说明上海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并不会导致虹吸效应，并且2018 年以后浙江与合成浙江服务业发展水平并未呈现拉大的差距，而是表现为较好的重叠，与图4 相比浙江与合成浙江服务业发展水平差异不明显。上述处理组置换检验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2018 年上海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促进了服务业发展水平，而不是其他共同的偶然因素。

图6 处置组置换检验

其次，改变政策实施时间，文中假定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实施时间为2014 年或2019 年，并再次进行合成控制分析。注意到图7，左图在2014 年政策实施后，合成上海服务业发展水平大于真实上海，并且政策后3 年上海与合成上海服务业发展水平均未呈现明显差异。同理，可以对右图进行相应的分析，假定政策实施于2019 年，上海与合成上海服务业发展水平差距较小，未呈现图4 的“喇叭”型。因此，改变政策实施年份后，上海与合成上海服务业发展水平未呈现明显差异，进一步强化了模型的稳健性。

图7 改变政策时间的检验

5.3.3 排序检验

为了进一步检验合成控制法下的处理效应估计结果是否具有显著性，本文首先借鉴黄启才（2018）［30］的做法，假定除上海市以外的29 个省市均经历一次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并通过迭代法对该29 个省市进行合成控制计算，并比较真实上海的服务业发展水平与对照组省市假设的效果，若两者的政策效果有足够大的差异，则说明上海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对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影响是显著的，并不是偶然因素导致的。在进行合成控制计算时发现，甘肃和陕西两个省份找不到合适的合成控制对象，因此，将这两个省份进行了剔除。从图8 来看，2018 年政策试点后上海与合成上海服务业发展水平差距最为明显，说明上海受到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政策的促进作用影响最大，上海大于其余27 个省市的概率为1/27(3.7%)，说明负面清单政策对上海服务业发展促进作用在3.7%的显著性水平下是显著的。

图8 上海和其他省市预测变动的程度分布

为了进一步检验估计结果的显著性，以及避免根据均方预测误差（RMSPE）删除样本导致的人为因素的影响，本文进一步计算2018 年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实施前后的RMSPE 比值，并绘制了图9 的分布直方图。一般而言，在政策实施前，合成控制法能够较为准确地拟合，RMSPE 越小越好，而政策实施后，由于存在政策效果，希望上海和合成上海呈现较大的差距，则RMSPE 较大。为了比较政策实施前后RMSPE的变化，文中观测政策实施后RMSPE 政策实施前RMSPE 的变化，图9 表明RMSPE 比值最大的为上海，超过37 倍，说明要获得与上海一样高的RMSPE 的概率为3.44%，可以认为在5%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对上海服务业发展没有显著影响的原假设。

5.4 机制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究《上海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对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影响机制，本文在大量阅读文献的基础上，拟选取了市场化水平、政府干预、地区数字化水平作为机制变量，其中市场化水平、政府干预的数据指标来源于历年《中国市场化指数数据库》，缺失数据用移动平均方法补充得到。数字化水平指标数据参考刘军，杨渊鋆和张三峰（2020）［31］的做法，计算出的中国各省份数字经济指数。本文借鉴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32］提出的三步法中介效应检验的方法构建了如下的检验模型：

Med 为机制变量，文中分别为市场化水平Market，政府干预Govs、地区数字化水平digit。模型（3）用以考察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对机制变量的影响，模型（4）为考虑机制变量的影响后，《上海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对服务业发展水平的直接效应。基准模型（2）为《上海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对服务业发展水平影响的总效应。β1和γ2的系数均显著，当γ1的系数不显著时，则Med为完全中介；当γ1的系数显著，但是影响力度较α1有所下降，则说明Med为部分中介。β1和γ2的系数只有一个显著，则需要进一步进行Sobel 检验或者Bootstrap 检验进行判断。

5.4.1 市场化水平的机制检验结果

市场化水平用市场化指数进行衡量，数据来源于《中国市场化指数数据库》，其中市场化指数包含“政府与市场化关系”“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非国有经济的发展”“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和“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治环境”等多个分指数，机制检验的结果见表6。如表6 所示，方程（1）是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对市场化这个机制变量影响结果考察。结果显示，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对市场化水平Market 的影响显著为正，意味着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显著促进了地区市场化水平的提升。方程（2）是SYS-GMM 估计结果。由于在验证负面清单对市场化水平影响的时候，得到的结果为正，为了避免方程（1）在考察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对市场化水平的影响路径中，忽略市场化水平连续性的影响而导致的内生性问题，这里进一步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并采用系统GMM 方法进行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对市场化水平的影响的检验。检验结果，如方程（2）所示：L.Market、L2.Market 的系数都是显著的，说明考虑市场化水平滞后期的影响是有必要的；从AR（1）和AR（2）的结果来看，AR（1）的P 值小于0.05，AR(2) 的P 值大于0.05，说明模型存在一阶自相关，不存在二阶自相关；从Hansen J 检验来看，P 值是0.709，大于0.05，说明工具变量过度识别是有效的。通过以上检验，说明构建GMM 估计是有效的。并且可以看到Rform 的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这说明通过SYS-GMM 估计，考虑了负面清单、市场化水平内生性影响后，负面清单对市场化的促进影响不变，说明模型具有一定的稳健性。方程（3）是考虑市场化机制变量之后，《上海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对服务业发展水平的直接效应的结果。Serv 的系数由原来的0.046 降为了0.042，表明地区市场化水平是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影响地区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机制之一。

表6 市场化水平制检验结果

续表

5.4.2 政府干预的机制检验结果

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不仅扩大了我国服务贸易开放的范围和深度，同时，它也是我国国内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强化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弱化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力度。政府干预程度虽属于市场化水平的一个衡量指标，但为了清晰考察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在“政府干预”方面的影响程度，本部分把“政府干预”作为单独的一个机制变量进行考察，进一步验证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对于国内体制改革和市场化进程的影响。检验结果如表7 所示：方程（1）是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对政府干预这个机制变量影响结果的考察。结果显示，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对政府干预Govs 的影响显著为正，意味着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有利于减少政府对市场干预。方程（2）是SYS-GMM 估计结果。由于在验证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对政府干预影响的时候，得到的结果为正，为了避免方程（1）在考察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对政府干预的影响路径中，忽略政府管理自身改革的影响而导致的内生性问题，这里进一步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并采用系统GMM 方法进行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对政府干预影响的检验。检验结果，如方程（2）所示：L.Govs 的系数是显著的，说明考虑政府干预内生性的影响是有必要的；从AR（1）和AR（2）的结果来看，AR（1）的P 值小于0.05，AR(2) 的P 值大于0.05，说明模型存在一阶自相关，不存在二阶自相关；从Hansen J 检验来看，P 值是0.638，大于0.05，说明工具变量过度识别是有效的。通过以上检验，说明构建GMM 估计是有效的。并且可以看到Rform 的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通过SYS-GMM 估计，考虑了负面清单、政府干预的内生性影响后，负面清单对政府干预的影响不变，说明模型具有一定的稳健性。方程（3）是考虑政府干预机制变量之后，《上海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对服务业发展水平的直接效应的结果。Serv 的系数由原来的0.046 降为了0.039，表明地区政府干预是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影响地区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机制之一。可能的解释：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的实施有助于简化跨境贸易的审批程序，可以提高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作用，减少政府对企业干预程度，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从而提高服务业发展水平。

表7 政府干预机制检验结果

5.4.3 地区数字化水平的机制检验结果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创新活跃，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的价值日益凸显。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数字化对经济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数字技术对制造业、服务业等不同产业发展的推动作用（李晓华，2021［21］；刘平峰和张旺，2021［22］）。这里参考刘军等(2020)［31］的做法，计算出中国各省份数字经济指数，对数字化水平进行测度。经过对地区数字化水平的机制检验，结果如表8 所示：方程（1）是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对地区数字化水平这个机制变量影响的考察。结果显示，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对数字化水平digit 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对地区数字经济水平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方程（2）是SYS-GMM 估计结果。由于在验证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对地区数字化水平影响的时候，得到的结果为正，为了避免方程（1）在考察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到地区数字化水平影响路径中，忽略地区内生性问题，这里进一步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并采用系统GMM 方法进行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对地区数字化水平影响的检验。检验结果，如方程（2）所示：L.digit的系数是显著的，说明考虑地区数字化水平的内生性的影响是有必要的；从AR（1）和AR（2）的结果来看，AR（1）的P 值小于0.05，AR(2) 的P 值大于0.05，说明模型存在一阶自相关，不存在二阶自相关；从Hansen J 检验来看，P 值是0.218，大于0.05，说明工具变量过度识别是有效的。通过以上检验，说明构建GMM 估计是有效的。并且可以看到Rform 的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这说明通过SYS-GMM 估计，考虑了负面清单、地区数字化水平的内生性影响后，负面清单对地区数字化水平的影响不变，说明模型具有一定的稳健性。方程（3）是考虑地区数字化水平机制变量之后，《上海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对服务业发展水平的直接效应的结果。Serv 的系数由原来的0.046 降为了0.037，表明地区数字化水平是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影响地区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机制之一。可能的解释：伴随着数字服务贸易的增加，数字技术对服务业的推动力越来越显著。数字技术能够嵌入各种类型的生产活动和技术类型中，覆盖全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地区数字化水平的提高、数字技术的应用以及基础设施的完善能够提升服务业生产效率（张龙鹏和周笛，2020［33］）。一般意义而言，数字、信息技术应用可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减少资源错配、促进创新等方式促进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提升（黄群慧等，2019［34］)。

表8 地区数字经济水平机制检验结果

续表

6 结论和政策建议

文章采用2010-2021 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通过合成控制法，利用数据信息给予对照组权重，从各省份中选取了天津、北京、上海、湖北四个省份，构造了上海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政策发生前拟合最优的对照组，计量分析了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对地区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1）合成上海的服务业发展水平较好拟合追踪了上海在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之前的变化趋势。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促进了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提升，政策效应期间上海相对于合成上海服务业发展水平提高了8.4%。（2）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安慰剂检验、排序检验等多个稳健性检验发现，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对服务业发展水平依然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进一步证实了合成控制法估计结果的稳健性。（3）机制分析发现，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可以通过提高市场化水平、减少政府干预、提高地区数字化水平等方式，促进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提升。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继续向全国范围内推进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一方面，根据本文实证结果分析可知，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虽然对推动上海服务业的发展有着积极作用，但拉动幅度较小，其中，可能的原因有负面清单实施时间较短、适用的范围也较小，因此，需继续向全国范围内推进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另一方面，机制分析发现，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在提升市场化水平、减少政府干预、推动国内体制深层次改革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因此，需继续向全国范围内推进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以制度型开放深化服务业改革和发展。第二，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进一步扩大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开放水平。事实证明，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正向的影响，但相较于国际成熟的负面清单，我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开放水平还较低，尤其在交通运输、电信、金融、文化以及体育等领域限制较多［35］，需进一步加大交通运输、邮政通信、金融等领域的制度改革，对接国家高标准，进一步降低准入门槛，以促进国内相关服务业的发展。例如，继续深化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QFLP）试点和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QDLP）试点、支持金融机构围绕离岸经贸业务提供人民币离岸金融服务等。第三，以数字为牵引，推动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通过机制检验分析可知，负面清单可通过提高地区数字化水平推动服务业的发展，其核心介质是数字技术和数字文化，因此，在对外开放过程中需更加侧重对数字技术、数字文化、数字人才及数字型企业等开放，推动数字技术与服务业相融合。例如，加大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开放，加快交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以高水平科技供给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在清单设计时，侧重降低对研发设计、信息技术、商务服务等领域人才准入门槛，支持企业开展跨境技术合作，从而促进国际数字人才的交流与合作、数字文化传播与互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