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消费级无人机的军事化应用

谢建乐 方思铭

2018 年8月4日，两架装载塑胶炸药的无人机企图在加拉加斯暗杀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一个不祥的新时代开始了——无人机恐怖主义。12月19日，两架非武装无人机闯入伦敦盖特威克机场飞行控制区，迫使机场关闭。此事件将无人机在当前安全部门看似严密的防御网络中，所能获得的巨大行动空间暴露在全世界面前。

消费级无人机军事化引发的无人机恐怖袭击事件及其外溢效应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西方学者对消费级无人机军事化驱动因素的研究局限于非国家暴力行为者，特别是“伊斯兰国”（ISIS）、真主党、胡塞武装、哈马斯等，以意识形态划分暴力行为主体发挥的作用，这些研究视角带有深刻的政治立场预设。

客观来讲，影响消费级无人机军事化扩散的因素主要包括3个方面，即国家主体、非国家暴力行为者和消费市场。非国家暴力行为者首先是非国家政治行为者，为实现一定目的而采用暴力手段，一般指叛乱团体、部落民兵、地下帮派、犯罪组织或恐怖组织等。长期以来非国家暴力行为者是消费级无人机军事化的主要推手，但乌克兰危机中无人机的使用，代表了近年来国家主体出于种种目的推动消费级无人机军事化的大趋势。在双方共同推动下，消费级无人机军事化正在全球加速扩散。

消费级无人机军事化的典型应用

非国家行为者中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利用无人机进行跟踪监视、商业网络入侵、政治示威等非法活动，其后果一般可控。叛乱团体、犯罪组织、恐怖组织、部落民兵等非国家暴力行为者往往致力于追求无人机军事效益的最大化。消费级无人机军事化始于1994年日本奥姆真理教使用遥控无人机抛洒沙林毒气的实验，而ISIS对消费级无人机军事化运用的示范效应，加速了其向全球扩散。军事化的消费级无人机正在成为非国家暴力行为者首选的攻击方式。

国家主体因素在消费级无人机军事化扩散过程中同样发挥了推动作用。2015年前后，在战术层面，军用无人机与消费级无人机技术差距缩小。出于种种原因国家主体开始介入消费级无人机的军事化，较具代表性的有美国、以色列、俄罗斯和乌克兰。

军事化的消费级无人机典型运用

军事化的消费级无人机典型运用

运用 原理 示例自杀式点攻击 本身作简易爆炸物（IED） 冲击飞机引擎自杀式点攻击（炸药） 搭载简易爆炸物（AVBIED） 将炸药运载到位后引爆化学、生物、放射性袭击（CBR） 碰撞碎裂、拋洒毒剂、发射脏弹 喷洒炭疽病毒远距离袭击（火器） 搭载武器攻击 使用枪械向人群开火远距离袭击（炸药） 加装爆炸物挂点 向人群投掷手榴弹远程火器辅助 为远程火器测距测向 引导迫击炮射击转移注意力 分散C-UAS注意力掩盖真实意图 作为诱饵调动防空系统主动网络攻击 搭载网络攻击设备绕过物理隔离 通过木马程序劫持WiFi窃取电脑信息被动网络攻击 搭载信息采集设备收集电子信息 采集机场航空管制、航班调度信息指挥、控制、通信（C3） —贩毒集团协调毒品越境情报、监视、侦查（ISR） —跟踪边防巡逻队以规划越境路线骚扰 扰乱特定事件以传达信息 携带政治性旗帜冲入足球比赛现场非法运输 避开铁丝网、巡逻队 为囚犯运送武器政治示威 造成重大政治影响 在建筑物高层喷涂标语干扰 存在本身便可造成破坏 冲击机场跑道

在国家主体层面和非国家暴力行为者层面，军事化的消费级无人机主要应用于目标攻击、情报侦察、目标监视、非法宣传等方面。

非国家暴力行为者因素发挥的驱动作用

消费级无人机较低的采购门槛为非国家暴力行为者提供较为便利的获取途径。因此，非国家暴力行为者成为早期消费级无人机军事化扩散的主要驱动因素。

虽然消费市场规制和国家主体规制闲置了绝大部分非国家暴力行为者对无人机的军事化应用，但无人机恐怖主义在全球的蔓延从侧面证明了消费市场、国家主体因素的共同规制仍不能遏制消费级无人机军事化的扩散。即在消费级无人机军事化过程中，非国家暴力行为者因素发挥的驱动作用超过消费市场、国家主体因素的规制作用，主要原因归结为以下几点。

空中平台的泛用性在军事化的消费级无人机运用中，ISR（情报、监视、侦查）、非法运输、自杀式点攻击（炸药）、CBR（化学、生物、放射性）袭击是最具威胁的攻击方式。通过考察商业市场1429套消费级无人机（兰德公司，2020年），至少有351套（占比25%）能实现最具威胁的攻击方式之一，有27套能够实现全部4项攻击方式。若考虑非国家暴力行为者军事化改造，这一比例将进一步上升。以上数据表明，消费级无人机的军事化改装具有较低的技术门槛，部分消费级无人机无需改装便可用于军事目的。这种泛用性推动了消费级无人机的军事化应用。

消费技术的迭代性消费市场对消费级无人机军事化的规制主要集中于对消费级无人机（部件）的流通控制。虽然企业在技术迭代时不会考虑非国家暴力行为者需求，但非国家暴力行为者、大众消费者具有趋同需求的特点——在满足一定任务前提下，无人机追求更小、更安静、更大载荷等，而以上属性同样为非国家暴力行为者所需。更小更安静意味着无人机更难被声、光传感器发现（由于消费级无人机降噪技术的发展，一些C-UAS企业已不将声学传感器作为主要反无人机手段）；更大的载荷意味着无人机具有更大的改装空间、更强的载弹能力。非国家暴力行为者、消费市场的需求趋同使非国家暴力行为者能够坐享消费技术的迭代成果，包括激光雷达的应用、模数转换器处理能力的提高、飞控系统自动化、5G网络、开源软件与高度定制化、模块化的硬件环境等。消费技术的迭代升级，满足了消费级无人机军事化应用的条件。

被击落的胡塞武装无人机

马杜罗遇刺现场，保镖在马杜罗身前展开防爆毯

独狼袭击的示范性独狼恐怖袭击依赖于装备材料便利性和成本——俄克拉荷马城爆炸案实施者仅以5000美元的成本发动了美国最致命的本土恐怖袭击，其所用原料绝大部分通过合法途径购买。ISIS等非国家暴力行为者通过互联网分发消费级无人机军事化资料，同时消费无人机存在合法购买渠道，使独狼发动无人机恐怖袭击的成本进一步下降。这种低成本且成功的袭击本身就对消费级无人机军事化应用具有示范效应。

无人机宣传的战略性限于消费级无人机载荷，其攻击的破坏性、成功率低于路边炸弹等非国家暴力行为者传统攻击方式，但非国家暴力行为者运用无人机的战略优势足以抵消其在战术、战役层面的不足。宣传战是非国家暴力行为者无人机战略价值的主要体现。ISIS认为“无人机记录的攻击”远比“攻击”本身更为重要，其宣传价值远超ISIS无人机部队所能获得的微薄的战术战役收益。

图像是无人机在宣传领域的主要产出。ISIS发布的无人机图像分为无人机对地打击、无人机自杀式袭击、无人机飞越、无人机本身、无人机战果图表。ISIS无人机图像中尤其不同寻常的是第三类——图像中没有任何军事行动，仅有单纯的飞越领土。这些图像清楚表明，ISIS利用空中力量与主权之间的象征性联系，进一步确立其对有效行使主权国家的主张。

与其他形式军事力量不同，自一战以来，空中力量便是国家暴力行为者的“特权”，并与国家主权绑定，而非国家暴力行为者无人机本身就代表着对主权国家特权的挑战——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概念与象征上。ISIS试图通过其无人机不受限制通过空域的表现来支持其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主张。尽管几乎所有非国家暴力行为者都将无人机纳入其宣传计划，但ISIS进一步利用无人机的垂直俯视视角来施加其作为一个合法哈里发国的暗示，ISIS无人机计划是恐怖组织高度传媒化使用无人机的第一个实例。

技术人才的流动性技术人员加入可在短时间内提高非国家暴力行为者无人机技术水平，“阿拉伯之春”迫使部分原政府技术人员离开本国并被非国家暴力行为者招募。借助Telegram等开源匿名通信系统，非国家暴力行为者可定向招募专业人才、分发无人机技术，虚拟货币市场也为相关交易提供金融平台。这些都为无人机的军事化应用提供了助力。

无人机运用的积极效应规模化的无人机运用表明该非国家暴力行为者组织同时拥有稳定的控制区、无人机中长期计划和可靠的交易网络。因此，无人机对非国家暴力行为者而言具有军事实力和技术水平的双重象征。无人机运用给非国家暴力行为者带来的声誉对于其宣传主张、对话谈判、获取资源、招募人员等具有积极效应。

消费级无人机军事化中国家主体因素发挥的驱动作用

总的来说，国家主体因素在消费级无人机军事化扩散过程中体现为发挥规制作用，但是在2015年前后战术层面军用无人机与消费级无人机技术差距缩小。出于种种原因国家主体开始介入消费级无人机的军事化，较具代表性的有美国、以色列、俄罗斯和乌克兰等。

国家主体对消费级无人机军事化转向带来深远影响：一方面无人机企业将军用标准嵌入无人机概念设计，以期获得国防订单；另一方面消费级无人机在战术层面的军事化激励工业级无人机尝试在战役层面军事化。总之，国家主体主导下的消费级无人机军事化将增强民用无人机的潜在军用价值。虽然国家主体对仍非国家暴力行为者军事化消费级无人机进行规制，但凭借国家优势与其对消费市场的指导性，国家主体对消费级无人机军事化发挥的驱动作用胜过其发挥的规制作用。

美国自2017年起，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逐步将以大疆为代表的进口消费级无人机从美国军政系统中剥离。这样做一方面与中国产业链切割，令美国军政系统摆脱对进口“商用现货”无人机的依赖；另一方面以行政手段强行为无人机产业创造国内市场、重振美国本土制造业。

美国对本土消费级无人机军事化的基本政策是：在政府指导、贸易壁垒基础上，将军政系统战术级无人机订单向本土消费级无人机企业转移。蓝色小型无人机系统（Blue sUAS）项目是美国消费级无人机军事化趋势的集中体现。Blue sUAS由美国防部下属国防创新部门主导，目的是在进口消费级无人机退出后尽快在美国本土选定替代供应商，首批Blue sUAS名单包括5家无人机企业的5款无人机——Altavian的M440 Ion、Parrot的Anafi USA、Sk ydio的X2-D、Teal的Golden Eagle、Vantage Robotics的Vesper等5家无人机企业的5款无人机，时任美国防部代理副部长Michael Kratsios宣称Blue sUAS代表了朝着建立一个强大而值得信赖的无人机国内工业基地迈出的第一步，该基础确保向依赖它的作战人员持续交付高性能、安全的无人机。

虽然美国防部对Blue sUAS的前景保持乐观态度，但Blues UAS在美国朝野引发巨大争议：美国内政部拥有全美最庞大的民用无人机队，但该部备忘录指出：Blue sUAS无人机比本部门此前能够购买的无人机贵8～14倍，Blue sUAS无人机令本部门传感器功能降低95%，该无人机是为非常特定的国防部任务设计的，只能满足本部门任务要求的20%左右。此前美国内政部与大疆合作开发的“政府版”无人机报价为2100美元，但仅具备最基础功能的Blue sUAS无人机报价便却高达7800美元，美国无人机企业Terraview、Skyfish抗议Blue sUAS为入选企业带来不公平的市场环境。同时，美国无人机禁令以外的单位，例如州政府等，由于缺乏安全评估专家，同样将Blue sUAS作为采购标准，众多未进入Blue sUAS的无人机企业因此失去大量订单，Skyfish董事长John Livingston表示“Blues UAS正在粉碎国内无人机行业——如果你不在名单上，你就难以争取政府或国有业务”。

2023年10月10日，加沙地区北部的Kfar Aza，一名以色列士兵正在操作无人机

2021年10月，美国公布Blue sUAS 2.0名单，新加入11家无人机企业。美国防部声称“对符合政策且具有成本效益的额外功能的需求是Blue sUAS 2.0背后的巨大驱动力。该项目将增加Blue sUAS中无人机的多样性、能力和可负担性”。

虽然Blue sUAS名单有所扩充，但Blues UA S2.0 进一步强化了名单内无人机企业的垄断优势——名单扩充幅度远远小于美国本土无人机企业数量增长幅度；另外，Blue sUAS2.0规定可使用联邦资金购买，名单内企业因此在州一级政府采购方面获得巨大竞争优势，例如佛罗里达州宣布本州政府采购将严格遵循Blue sUAS2.0清单，从2023年开始，该州将不再使用任何未在Blue sUAS2.0清单上的无人机。

Blue sUAS能够给名单内无人机企业带来巨大的不公平竞争优势，Blue sUAS2.0的出现非但没有解决争端，反而巩固了其在政府采购领域的垄断地位。可以说，Blue sUAS成为美国政府在无人机领域的唯一指导意见，此类对商品市场的高强度干涉终将导致美国本土无人机企业将进入Blue sUAS作为唯一目标，由此滋生的腐败问题可能会摧毁整个产业。

以色列极其恶劣的外部环境与毫无安全感的内部环境导致以色列几乎没有纯粹意义上的消费级无人机企业，以色列无人机企业在产品层面强调军民互通，在管理层面强调军方背景。例如以色列最大的无人机制造商Elbit Systems Ltd埃尔比特系统有限公司，其总公司至少7名高管具有军方背景，其全资子公司美国埃尔比特系统公司18名高管中仅有8人没有明确的军方背景。“军企一致”的利益纠缠使以色列无人机企业对以军政策具有极大影响力。

入选美国Blue sUAS清单的Skydio-X2无人机

以色列是最早装备军用无人机的国家之一，并视无人机为其军事优势的象征。长期以来，以色列否认使用、出口军用武装无人机以期获得较为宽松的军用无人机出口环境。2014年“护刃行动”中，以色列地面部队首次采购消费级无人机用于军事目的，但否认将消费级无人机军事化，仅承认使用“现成”无人机。消费级无人机在“护刃行动”中发挥的效果，使其在以军内部得到迅速推广，不仅用于军事行动，还用于种族隔离墙监视、示威人群驱散等军用无人机不适合出现的敏感性场合，在2022年8月以色列对加沙的最后一次空袭中，以色列无人机在66小时的战斗中飞行了2000多个航空小时。以军无人机在加沙的存在如此普遍以至于被当地居民称为“zanana”，即“嗡嗡声”。

以色列自称为全球最大的无人机出口国。2022年，以色列国防出口12.6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但无人机出口销售额从2012年4亿美元下降至2022年3.14亿美元。原因在于近年来以色列无人机出口市场受到新兴无人机制造国家的挤压，同时，对军用武装无人机的否认并不能使以色列无人机企业回避其对巴勒斯坦人民犯下战争罪的指控。“巴勒斯坦停止隔离墙运动”协调员表示：“埃尔比特系统公司已成为以色列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建造种族隔离墙及其对我们人民的军事侵略的象征”。Investigate组织认为，埃尔比特系统公司对针对巴基斯坦平民的战争、种族隔离、争议武器生产负有责任，并将埃尔比特系统列入“建议撤资”名单。以上因素促使以色列无人机企业游说军方解除禁令以争夺武装无人机市场。

2022年7月，以色列军事审查部门解除以媒体对以军武装无人机报道禁令，这也是以军自加入“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以来，首次承认使用武装无人机。虽然宣传口径尚未明确，但禁令解除毫无疑问将成为以色列无人机企业在国际无人机市场发动传媒大战的开始。

俄罗斯与乌克兰俄乌两国情况类似，两国均认可无人机的军事价值，但军用无人机产能均不足以满足前线需求。同时，由于后勤机构迟缓，俄乌两国军队、军人绕过正规采购流程、自购武器装备的现象十分普遍。尽管在一线部署型号繁杂的消费级无人机存在巨大隐患，但自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爆发后两国默许甚至支持一线部队自行采购、改装消费级无人机。

一名乌克兰士兵正在展示改装无人机

乌克兰危机是首场消费级无人机大规模介入的局部战争。《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为此将“大众市场的军用无人机”列为2023年十大突破性技术。此前，非国家暴力行为者是消费级无人军事化改造的主体，但俄乌两国作为拥有组织严密、运转良好的军政体系的欧洲国家，其作为国家主体对消费级无人机军事化改装具有远超非洲、拉丁美洲军警的巨大象征意义。乌克兰危机双方对消费级无人机军事化的理解与运用证明了即便是自生产之时便面向大众的消费级无人机，在高技术水平的局部战争中也具有极高的军事价值。潜在军事价值是无人机普遍、固有的特征，不以无人机军用或民用、武装化或非武装化、高端或廉价而转移。

结 语

综上所述，消费级无人机军事化在全球的扩散是非国家暴力行为者、国家主体、消费市场三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非国家暴力行为者因素在早期扩散中起主要驱动作用，消费级无人机作为空中平台的通用性、消费技术的迭代性、独狼袭击的示范性、无人机宣传的战略性、技术人才的流动性、无人机运用的积极效应等优势，使非国家暴力行为者因素发挥的驱动作用超过消费市场、国家主体因素的规制作用。

2015年前后，消费级无人机在技术层面实现对军用战术级无人机的成功替代，导致以美国、以色列、俄罗斯和乌克兰为代表的一批国家主体凭借其对消费市场的指导地位取代非国家暴力行为者，成为消费级无人机军事化过程中的主要驱动因素。

消费级无人机军事化主要驱动因素由非国家暴力行为者向国家主体转移的首要原因是，民用无人机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军用战术级无人机的“生态位”被体量相似的消费级无人机取代，而消费级无人机的体量也决定了其军事应用上限。同时，体量更大的工业级无人机的军事应用在各国已取得初步进展，能否替代军用战役级无人机仍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