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科举制度与唐传奇的关系浅论

苟煜

【摘要】唐傳奇的出现标志着我国文言小说的发展已渐趋成熟。唐传奇发轫于初唐，兴盛于中唐，而在晚唐渐趋衰落。究其发展脉络，不难发现这与唐代科举制度的发展历程是一致的。唐代科举制度与唐传奇关系密切，这不仅体现在唐代科举制度之下形成的“行卷”“省卷”之风激发了文人士子创作唐传奇的热情，并且唐传奇作品中也寓含了科举制度对文人仕宦观念与婚恋观念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科举制度；唐传奇；仕宦观念；婚恋观念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07-0037-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07.012

唐代的科举制度有着打压当时的门阀士族的需求，于是天下读书人因此有了一条进身之阶。而在各科之中，进士科是唐代科举制度中最活跃、最受青睐的科目，陈寅恪在他《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书中称，贞元以后，宰相多以翰林学士为之，而翰林学士复出自进士词科之高远。①因为科举士人纷纷奔向进士科，在激烈的竞争中，行卷之风渐渐流行开来，而其以杂文诗赋取士的要求，又使得许多文人开始创作唐传奇以适应考试需求。唐代的科举制度尤其是进士科极大地促进了唐传奇的创作。

一、唐代科举制度促进唐传奇的兴盛

唐传奇的产生固然与其自身文体发展完善的客观规律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等一系列因素有关，但唐代科举制度无疑也对唐传奇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唐代科举制度，以进士科为主要擢选人才的考试方式使得大批士子投身于此，在此种现象之下，便衍生了一系列诸如“行卷”“通榜”之类的制度。加之进士科考试后以杂文诗赋为主，愈发注重考察应试之人的综合能力，诗歌显然已经不能满足科举士子的“行卷”之作，于是，唐传奇应运而生。

（一）十分受重视的进士科

唐代考试科目，有“常科”与“制科”两类。“常科”中有“进士”和“明经”两科。与明经相比，进士科被当时视为龙头科目，唐朝历代统治者对进士科不断进行改革，优化考试内容，因此进士科也成为唐科举中发展最为完备，且同时兼具考察学识与文才能力的科目。②

唐代的科举考试中，进士科极受重视，声名最旺。《唐摭言》卷一《散序进士》云：“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其推重谓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艰难谓之‘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 ③

举子尚穿着白色素衣去应试时就已经被寄予了加官晋爵的厚望，进士科在唐代的重要地位可见一斑。而且唐代士子还有“乞衣”的传统，凡是举子应试穿过的白色素衣，在他们及第以后，便会被落榜的士子要去，作为一种吉利的兆头，以求自己来日可以考中。④固然这一行为带有封建迷信色彩，但也从侧面体现了进士及第对当时士人所具有的巨大吸引力。

同时，唐传奇的兴盛时间与唐代科举制度的兴盛时期是一致的。程千帆在《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一书中指出：“如今流传下来的行卷故事，如果在唐人小说、杂记中有所记录，绝大多数都产生于中唐、晚唐时代。但是行卷风尚的兴起则必然开端于永隆二年，因为这一年的进士科加试了杂文。” ⑤傅璇琮认为这一推断是审慎的，初唐文献中也确乎没有发现举子行卷的记载⑥。以文辞的优劣定去取，为行卷之风的兴起提供了社会条件。中唐行卷之风的流行，也促进了唐传奇的创作。

（二）行卷之风与唐传奇的创作

所谓行卷，就是准备应试的举子将自己的文学创作加以编辑整理，写成卷轴，在考试之前呈送给当时的达官显要，请求他们向主考官推荐自己，从而增加自己中举的机会。

在科举考试的录取过程中，所作行卷诗文之优劣，对于考试结果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唐代士人朱庆馀就曾写过《赠张水部》一诗，作为投卷进献，诗中也描绘了他诸般忐忑的心情。据《金华子杂编》的记载，朱庆馀科考之时正好碰上张水部主考，遂一举登第。⑦

唐代进士科激烈的竞争是行卷之风盛行的一个重要因素。前文所引“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就形象地说明了进士科相较明经科的难度要大得多。这一方面是因为明经科以帖经为主的考试方式相较进士科更为简单；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每年投考进士科的人数众多，不似宋代科举取士人数众多，唐朝每年只二三十个名额提供给举子，录取率为百分之一二，这也无怪乎当时进士登第被称为“登龙门”。由此，为了博得中举机会，行卷、省卷之风便风行开来。

唐代科考的不糊名制度是促使行卷之举风行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因为试卷不糊名，所以考官可以看到试卷是出自哪位考生之手，这就使得主考官在试卷之外，还可以依据考生所呈送的作品来决定举子是否能登科及第。由此，行卷便显得尤为重要，一时蔚为风尚。

并且，投卷也与当时重才学、尚文采的社会风气相适应。唐代的行卷干谒等行为可谓是一项公开化的活动，在文人雅士眼中，践行这些文化活动并不有损气节。相反，唐代礼贤荐贤的风气十分盛行，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行卷干谒也自然被文人士子们上升到为国，为军，为民和为天下的高度。⑧

行卷之外，省卷也是考官考量举子才学的一个重要依据。省卷是考生按规定在考前向礼部交纳的秋卷，从中可以看出应试举子们平日的才学功底，这一行为也叫“观素学”，供考官们省试录取时做参考之用。元结在《文编序》就提到其书乃是他进卷之作。

高宗调露二年（680），考功员外郎刘思立主持科考，主张更新进士科，其中就包括增试杂文这一举措，至开耀元年（682）正式推行。这一改革更加注重考生的综合能力，使得行卷的作品也从单一的诗赋向唐传奇的创作发展。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云：“举子将自己平日所作诗文加以投献，谓之行卷。过了数日再次投献，便被称谓温卷，《幽怪录》等唐传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产生的。因为唐传奇篇幅较长，考察能力比较全面，可以看出考生的史才、诗笔、议论等方面的综合能力。” ⑨诚然，进士科所考甲赋、律诗可见其诗笔；试策可见其议论之才；唯史才，须用传奇小说这种叙事写人的体裁来加以展示。并且程千帆认为，由于考题的限制和文字的程式化，考生须得在考试之外以行卷的方式呈送详尽完整的传奇小说来展示其叙事能力。

此外，魯迅也曾指出，唐代诗歌已经成就甚高，再难推陈出新，为了博得人们的关注，有的文人就转而开始写传奇，希图一新耳目，以获得意料之外的效果，于是那时的传奇文，也就承担起了科举考试的敲门砖的功能。⑩除了要展示其叙事能力外，唐传奇新异的特点也是众多举子选择其作为行卷之文的重要原因。

（三）进士宴集与话异活动

唐代科举士子好宴集聚会，游历唱和之风。究其来源，应当与唐代科举及第后的宴集有关。《唐摭言》记载，当时的宴会类型多样，有大相识、次相识、小相识、闻喜、樱桃、月灯等，不一而足，而以进士及第后的宴集活动最为丰富。如探花宴，即进士及第后的杏园初宴，宴席之间再挑俊秀者二人为探花使，策马长安名园，折花助兴。孟郊所作“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即指此情形。探花宴之后又有题名会、曲江宴等集会。《唐摭言》载曲江宴盛况云：“曲江之宴，行市罗列，长安几于半空。公卿家率以其日拣选东床，车马填塞，莫可殚述。”

才学修养较高的科举文人们常常聚集在一起，又都有着征奇话异的共同趣好，于是，大量的传奇小说便在这些才华横溢的文人笔下诞生了。⑪如陈鸿《长恨歌传》就说明了陈鸿此传的由来。元和元年十二月，白居易正于盩厔任校书郎，陈鸿与王质夫恰好在此处安家，于是三人相约在闲暇的时候游仙游寺，白居易因追忆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情事而写下了《长恨歌》，陈鸿在此基础上作传，因此便有了唐传奇的名作《长恨歌传》。虽然王质夫生平难以考证，但陈鸿与白居易同为进士出身是可考的，因此，可以见出科举士子们的游聚话异活动与唐传奇的诞生确有关联。

同样，元稹也在其《莺莺传》末写了这篇传奇文的由来：贞元年间九月份，执事李公在靖安里第留宿，谈及崔莺莺和张生的故事，李公非常欣赏，大加称赞，于是写下了《莺莺歌》，以佐元稹《莺莺传》。可见，元稹《莺莺传》的创作也与文人话异有所关联。此外，沈亚之的《异梦录》、沈既济的《任氏传》都载有文人相聚话异的场景。足以见得唐传奇确多在文人士子的相聚话异活动中产生。

二、唐代科举士人心理在唐传奇中的映射

唐传奇多取材于唐代特别是中唐的社会现实，涵盖了爱情、历史、政治、豪侠等诸多方面的内容。而这些唐传奇的创作者又多为科举士人，因此，透过这些作品，可以洞见科举制度影响下唐代文人的心理脉动。由于唐传奇作品中所表露出的文人士子们的心理活动又集中于仕宦与婚姻两个方面，所以本文着重对这两点进行论述。

（一）仕宦观念

成绩斐然的唐传奇作品的创作者多有着科举考试的背景。冯沅君对传奇文、专集、杂俎等唐代60多种文言小说作者身份进行了统计，指出唐传奇中的优秀作品多出自进士之手。⑫所以，这些唐传奇作品中无可避免地会映射出士人们的仕宦观。

1.热衷功名

唐代的科举制度有着打击门阀贵族的需要，于是统治者通过这一制度大力拔擢人才，有志于改变“上品无寒门，下品无贵族”的社会局面，许多寒门子弟也便有了跻身仕途的机会。虽然进士及第仅具有做官的资历，还要通过吏部铨选方能授官，但毕竟意味着他们极大可能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较为优渥的生活环境，甚至被提拔为翰林学士者即宰相的储备人选，这对科举士子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也造就了他们热衷于仕途功名的观念。

白行简所作《李娃传》中的荥阳生就是当时士人热衷功名的缩影：

其父爱而器之，曰：“此吾家千里驹也。”应乡赋秀才举，将行，乃盛其服玩车马之饰，汁其京师薪储之费，谓之曰：“吾观尔之才，当一战而霸。今备二载之用，且丰尔之给，将为其志也。”

荥阳公对自己的儿子可谓是百般宠爱，并屡屡告诉荥阳生自己对他寄予厚望，认定他一定能一举高中。而后得知儿子竟与妓女厮混在一起，无心功名，而且流落街头以唱挽歌为生，立马斥责其侮辱门楣，并且让他脱掉衣服，用马鞭鞭打了他数百下，荥阳生最终因承受不了这样的痛苦而死。儿子考取功名的愿望化为泡影时，荥阳公可以丝毫不顾忌亲情，绝情至此。等荥阳生获及第殊荣入仕为官后，荥阳公又立马与儿子修好，“抚背恸哭移时，曰：‘吾与尔父子如初。’”荥阳公对自己儿子一系列戏剧性的情感变化真切地反映了士人对功名利禄的看重，也是科举制度下文人的一个心理映射。

李公佐的《谢小娥传》描写了谢小娥在作者的帮助之下解开谜题，最终得以为父兄报仇雪恨的故事。这个作品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思想价值，赞扬了女性的勇敢无畏。但《谢小娥传》也隐含了文人对市井社会带有的居高临下的审视意味。作者虽然为小娥解答了谜语助她找出凶手，但是始终将自己与市井社会剥离开来，冷静客观地审视平民百姓的悲欢离苦，带有几分作壁上观的意味。同时，作者在描写为小娥解惑这一情节时，对自身的聪明才智大肆渲染，也带有文人自命风流的味道。

自武则天时期大开制科以来，到贞元、元和年间，科举出身的文人大量跻身朝廷中高级官吏行列，科举考试更一跃成为打造官僚的重要政治机器。⑬进士及第出身便能博得一个美好前程，生活顺畅，在这样的情况下，全社会都形成了崇文风气，中唐的文人士子们也就自然生出较平民而言的优越感，从而自视甚高。

2.仕途虚幻

据程国赋《唐五代小说的文化阐释》统计，唐朝统治者在位期间的260多场科举考试中，进士人数达到六千八百多名，平均每场录取进士二十多人。⑭尽管录取的人数很少，每年依然有大量的读书人进京赶考，以谋求一官半职。这就使得名落孙山成了许多士子的必然命运，失去了做官这个谋生之道的文人便不得已陷入困窘的生活之中。或是能够金榜题名者，终其一生不过蝇蝇小官，有着满腔抱负不得舒展，困于宦海沉浮，陷入官场倾轧。这些未能及第的读书人与长期任微职又饱受颠沛之苦的文士，便逐渐生出了仕途虚幻之感。

沈既济的《枕中记》中，出身贫寒却热衷功名的卢生于青瓷枕上黄粱一梦，梦中仕途顺利、享尽人间富贵。仕途顺遂之时忽而遭遇同僚的陷害，几有性命之危。而后皇帝为卢生平反冤案，再度为官的卢生已经不似先前那般热衷于功名，而是屡次上表请求还乡，最后病故。卢生一觉梦醒，店主蒸的黄粱犹自未熟。作者在文末写道：“夫宠辱之道，穷达之运，得丧之理，死生之情，尽知之矣。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

卢生一梦体悟到了仕途之虚幻，与先前“士之当世，当建功树名，列鼎而食”的慷慨抱负形成鲜明对比。沈既济本人也曾任左拾遗和使馆修撰，在《枕中记》中，借吕翁之口告诉世人人生所历浮沉不过尔尔。仕宦种种看似烈火烹油，实则就如卢生一梦一般，终究是一场虚妄。

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一书所传达的主题思想大致与《枕中记》相似。主要讲述了主人公淳于棼在古槐树下醉倒，梦游槐安国的一系列故事。他梦见自己变成了槐安国的驸马，并且出任南柯太守二十年，期间又因颇有政绩而后升任台辅，荣耀一时。后来两国交战，槐安国大败，金枝公主病逝，最后失宠遭馋，被皇帝遣返故里，于回乡途中惊醒，才发现所见之景竟是槐树下一处蚁穴。大梦既醒，人生虚幻，淳于棼遂摒弃酒色，不再痴迷于南柯幻梦的富贵人生，醉心道门。

这两篇作品都反映了唐朝士子热衷功名利禄的现象，然而梦境终究是虚幻的，名利富贵不过是虚幻人生的插曲。作者也借此揭露了封建社会官场的险恶和争权夺利互相倾轧的丑态，以及对汲汲功名的士子的讽刺。

（二）婚恋观念

唐代文人士子的婚恋观念与其仕宦观念一样，也深受科举制度的影响。他们渴望自由地恋爱，希望与所爱之人长相厮守，却又不能抛却科举进仕带来的巨大诱惑，于是在这样的矛盾之下，唐传奇作品中便出现了许多“负心汉”形象。同时，与热衷功名的心理相适应，许多文人都渴望与高门贵女结成姻缘，以此助益仕途。

1.爱情与仕途的矛盾

唐代读书人，尤其是寒门子弟在科举取士这一制度下迎来了许多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一旦通过科考，锦绣前程自然是指日可待。但这些风流多情的才子们又常常遇见风花雪月之事，不论是出于风流本性还是对爱人的深情，他们沉溺在温柔乡，渴望与爱人做一对天长地久的连理枝，于是这些文人士子常常陷入爱情与仕途的矛盾之中。

元稹《莺莺传》中的张生便是如此。性温茂、美风容的张生年二十三而未曾亲近过女色，在普救寺遇见崔莺莺，两人便一见钟情，暗生情愫。二人频频赋诗作对，通过婢女红娘传达心意。然而尽管两人如此情投意合，张生为了赴京赶考，依然绝情地抛弃了莺莺。莺莺痛彻心扉，给张生写了一封信诉说心意并且控诉他始乱终弃的行为，张生不因有愧，反道友人：

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其人……然而一女子败之，溃其众，屠其身，至今为天下僇笑。余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

如此道貌岸然之举可谓是虚伪无耻至极。然而在张生入仕为官、莺莺嫁为人妇之后，张生又妄图与莺莺再续前缘，心意遭拒之后，转即对这份情思产生怨恨，活脱脱一副小人嘴脸。既想拥美人在怀，又不忍放弃功名利禄的张生，可谓是一个十足的负心汉。

《霍小玉传》也描写了陷于愛情与仕途的矛盾之中的文人士子的百般丑态。长安名妓霍小玉与文人李益在相处中渐生情愫，遂与李益结下海誓山盟。李益中了进士以后，霍小玉知晓她与李益的爱情注定不会圆满，于是请李益给她一段时间以全情爱，然后遁入空门，任凭李益另觅新欢。可是李益这个负心汉连这点要求都不能满足她，甫一回家便选聘甲族卢氏为妻，全然将当初的誓言抛之脑后，最后小玉长恸号哭数声而绝。

李益与霍小玉的爱情悲剧带有时代的必然性。科举制下，文人士子极易身陷爱情与仕途的矛盾之中，又常常因为身份的悬殊和前程的诱惑，最终造就辜负爱人的悲剧结局，这也是唐传奇中诸多爱情作品的一大特色。

2.重视门第

以攀附名门望族来巧取进身之阶的婚姻追求也是中唐这一时期科举士人普遍的婚恋观念，因此，门第显达与否便成为他们选择求取对象的重要因素。这一心理具体表现在士人以与五姓之女为代表的高门贵女结成姻缘为一大乐事。

五姓之女是指清河或博陵崔氏、范阳卢氏、赵郡或陇西李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这五个高门贵族家的女子。唐高宗时薛元超已经身居宰相高位，却还是遗憾未能与五姓之女成婚，就可以看出唐人以娶五姓女为最大的荣耀。

这一心理也明显地反映在唐传奇中，作者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所取姓氏大多在这五姓之内。例如蒋防《霍小玉》传中的李益及所娶卢氏女，沈既济《枕中记》中的卢生及其梦中所娶清河崔氏女，《李娃传》中的李娃、荥阳生，《莺莺传》中的崔莺莺，《游仙窟》中的崔十娘及其嫂太原王氏等。

李朝威《柳毅传》就有对中唐科举士子注重门第，以娶五姓女为美满姻缘观念的具体体现：有媒氏告之曰：“卢氏女，范阳人也……母曰郑氏……毅乃卜日就礼，既而男女二姓，俱为豪族。金陵之士，莫不健仰。”媒人在给柳毅说媒时，刻意强调对方为卢氏女，系出名门，并且其母郑氏也为高门贵姓之女。柳毅便当即应下。这桩门当户对的婚姻自然为一桩美事，得到了金陵百姓的认可。

《霍小玉传》中，小玉与李益欢会之初，便只求李益八年时光，而后让他“妙选高门，以谐秦晋”。李益的母亲也早早为李益定下了他的表妹卢氏这门亲事，聘彩必以百万为约，因为卢氏也为甲族，李益与卢氏都是当世的名门望族，正相适配。由于小玉与李益的身份地位差距过大，小玉自身也知道无法结成姻缘，加之李益的负心与其父母的逼迫，最终酿成了这个爱情悲剧。

这些唐传奇作品都充分显示了中唐士人对门第的看重，是文人作家在科举制度之下，对高门贵族攀附心理的自觉或不自觉映射。

三、结语

唐代的科举制度与唐传奇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唐代的科举取士制度是催生唐传奇产生并兴盛的一个重要原因，由备受重视的进士科选拔制度而衍生的行卷、温卷之风，促使士子们求新求异，以唐传奇的文体形式来详尽地展示自己的叙事能力以增加被录取的概率。由于唐传奇多产生于文人宴集及他们的话异活动，这些作品中自然有着当时士人的心理映射，最明显地体现在仕宦观与婚恋观两个方面。仕宦方面，由于整个社会崇文尚才的风尚和荣身仕途带来的名利，热衷功名仕途，希冀列鼎而食是当时读书人的普遍追求，但也有部分士人或因科考的失利，或因官场的倾轧沉浮而最终生出仕途虚幻之感；婚恋方面，金榜题名的诱惑与风花雪月的温柔乡使得文人才子陷入两难境地，产生选择爱情还是仕途的矛盾心理，但是为了跻身官场，这些文人士子最终大多选择攀附名门贵族，与五姓女缔结姻缘，从而便酿造了唐传奇作品中一个个的爱情悲剧。透过这些唐传奇作品，也可以窥见中唐的社会风貌。

注释：

①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②许结：《中国文化制度述略》，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74页。

③王定保：《唐摭言》卷一《散序进士》，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④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8页。

⑤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3页。

⑥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⑦刘崇远：《金华子杂编》，中华书局2014年版。

⑧王佺：《唐代干谒与文学》，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7页。

⑨赵彦卫：《云麓漫钞》，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⑩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⑪郝宇：《中唐科举与传奇创作》，《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12期，第11页。

⑫冯沅君：《唐代传奇作者身份的估计》，《文讯》1948年第4期。

⑬杨波：《长安的春天——唐代的科举与进士生活》下编，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页。

⑭程国赋：《唐五代小说的文化阐释》，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