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资本、内生动力与老年数字鸿沟

韦 艳，杨丽红，郭歆宇

（西安财经大学 统计学院，西安 710100）

一、引 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同时发展养老事业与产业，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自十九大以来，我国在人口老龄化问题的解决上持续发力，在“十四五”规划中将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提升至国家层面。目前，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大、增速快、区域差异大的特点对老龄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严峻挑战。截至2022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2.80亿①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3-06-17].（2023-02-28）. http：//www.stats.gov.cn/xxgk/sjfb/zxfb2020/202302/t20230228_1919001.html。，预计于2035年呈现出重度老龄化②国家卫健委.近十年我国老龄工作取得显著成效.[2023-6-25].（2022-09-21）. http：//www.natcm.gov.cn/xinxifabu/guowuyuanxinxi/2022-09-26/27777.html。。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深入发展，老年人难以适应信息技术飞速更新而逐步被边缘化，数字资源匮乏、数字技能缺失也让许多老年人陷入数字融入困境，老年数字鸿沟治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愈发凸显。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中提到“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贫穷”，其中提议要消除老年人的数字贫困，确保老年人能够平等地利用数字技术。因此，构建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的老龄社会治理体系，并促进老年人的数字化能力提升，对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意义深远。

目前人口老龄化加深和信息技术更新的交叠效应愈发明显（杨菊华、刘轶锋，2022）[1]，养老资本作为维持老年人养老需求的基本保障（张文娟、魏蒙，2014）[2]，其不同维度能在较大程度上体现出老年人的“财富”积累，也能折射出老年人数字融入的需求与主动程度。此外，部分养老资本充足的老年人会因为主观能动性不强而陷入数字使用困境，主要表现为对数字产品的“低需求、少动力、弱意识”，这种内生动力不足的现象正是造成老年数字鸿沟的关键因素（杨菊华、刘轶锋，2022）[1]。为缓解养老资本匮乏、内生动力缺失等原因造成的老年群体数字融入困境，我国密集出台了一系列适老化政策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老年数字鸿沟在城乡、年龄和性别上的差异仍较突出，老年群体内部的数字鸿沟相比于代际间的也愈加凸显（刘建国、苏文杰，2022）[3]。

近年来已有较为丰富的研究针对老年数字鸿沟进行定性分析，具体来看在其成因、影响因素与弥合路径等方面的研究较为深入（徐越，2020；陆杰华、韦晓丹，2021；黄晨熹，2020）[4-6]，较少研究对老年数字鸿沟采用测度的方式进行定量分析，并且，已有研究对于养老资本影响的聚焦存在不足，尚未关注内生动力对老年数字鸿沟的影响效果。老年群体内生动力的提升一方面可以抑制老年心理中对新事物的退却心态，另一方面可以从需求层次拓展老年群体不断缩小的社会关系与社会角色（杨一帆、潘君豪，2021）[7]，故除主要影响因素外，对老年群体内生动力的研究不可缺少，解决老年群体的数字融入困境还需进一步激发老年人数字化学习的内生动力，提高老年人学习数字化的自我效能感与自信心。

因此，本文将聚焦老年数字鸿沟的测度及养老资本的影响研究，从接入沟、使用沟与知识沟三个维度来综合测度老年数字鸿沟，并探究养老资本的影响方式，重点关注老年人数字学习中的内生动力在其影响关系间的中介效应机制，一方面可洞察老年人在数字接入、数字使用与数字素养等数字融入方面的真实情况，另一方面为提高老年人的数字技能，推动老年人更好融入信息社会，构建数字包容社会等提供理论依据。

二、文献综述

（一）老年数字鸿沟及测度研究

数字鸿沟是指由于贫穷、教育设施中缺乏现代化技术以及由文盲形成的贫穷国家与富裕发达国家之间、城乡之间以及年轻一代与老一代之间在获取信息和通信新技术方面的不平等（黄晨熹，2020）[6]。数字鸿沟最早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伴随电话通信技术出现的“电话鸿沟”，数字鸿沟一词最早产生于《权利的转移》一书（Toffler，1990）[8]。老年数字鸿沟是指老年群体由于社会经济地位、教育程度、地域等因素的不同，在信息技术的接入、采纳、使用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主要表现为接入沟、使用沟和知识沟三个维度（陆杰华、韦晓丹，2021；黄晨熹，2020）[5，6]。其中，接入沟是由于基础设施以及经济条件导致人们接入互联网的差距（Attewell ＆ Paul，2001）[9]，主要表现为老年人在获取智能手机、电脑等网络终端方面存在困难。使用沟是指人们在数字技能和互联网使用上存在的差异，主要表现为由于学习能力降低、身体机能减退导致老年人在智能设备使用方面存在困难。知识沟是指接入和使用互联网后人们的使用效率或人们利用数字技术改变现实生活能力的差距（韦路、张明新，2006）[10]，主要表现为老年人相对低下的数字素养，容易遭受数字诈骗和谣言等网络风险（陆杰华、韦晓丹，2021）[5]。

在老年数字鸿沟的测度中，接入沟和使用沟的测度方式较为直观，接入沟主要采用是否安装宽带、是否使用互联网（徐越，2020）[4]、是否使用微信（周裕琼，2014）[11]等信息技术或数字媒介的采纳情况来进行测量。使用沟主要采用智能手机上网时长、微信的使用情况、朋友圈的使用频率、掌握的微信功能数量、微信好友数量、APP的使用情况（靳永爱等，2021）[12]等智能设备的使用情况进行测量。知识沟是一个相对抽象的概念，较难通过少数指标进行测量，因此，在具体的测度上，学者们针对不同群体，多使用指数或者构建指标体系的方法对其进行量化，林枫（2018）[13]针对代际间知识沟差异从能力、知识和理解三个维度构建数字素养指数来衡量，黄丹俞和邱子清（2021）[14]则构建了针对老年人的媒介与信息素养评估框架，用来评估老年群体的数字素养水平。

（二）养老资本与老年数字鸿沟

养老资本是老年人在进行养老生计过程中所拥有的资源和能力，其本质上是老年人用养老保障的“可行能力”（张若恬等，2018）[15]，养老资本是在可持续生计理论框架的基础上所提出的，具体可划分为社会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宋璐、李树茁，2017）[16]。可行能力理论被用于研究弱势群体的贫困问题，老年数字鸿沟由于是老年人可行能力不足导致其出现的数字贫困问题，影响老年数字鸿沟形成的可行能力集包括文化资本、健康资本、社会资本等因素（杨菊华、刘轶锋，2022）[1]。

养老资本的各个维度会对老年数字鸿沟产生一定的影响。一是人力资本，人力资本较低的老年人容易缺乏接入互联网的动机（Shah et al.，2001）[17]，导致其对数字科技产生焦虑和消极想法（Houssein et al.，2015）[18]；而人力资本较高的老年人能够较快理解互联网思维并掌握现代化信息的使用技能（张未平，2020）[19]，对智能设备的学习意愿也相对较高；二是金融资本，金融资本存量较高的老年人具备进入网络世界的能力，接入互联网的概率较大。在接入互联网之后，拥有足够金融资本积累的老年人能够享受到更丰富和多元化的智能服务，并且其通过学习数字化来丰富生活的意愿也会更高（田丰等，2023）[20]；三是健康资本，健康资本的衰退以及认知能力的下降严重阻碍了老年人对互联网的使用（林文盛、冯健，2021）[21]，使用互联网的老年人会因为身体无法支撑其较长时间的互联网使用而中断上网，而健康状况越好的老年人接入和使用互联网的可能性越大（陈勃、樊国宝，2003）[22]；四是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老年人进入网络世界的重要途径，老年人会因为身边朋友使用智能手机与网络产品而被带入数字生活（田丰等，2023）[20]。

（三）内生动力与老年数字鸿沟

养老资本匮乏很容易造成老年人在数字融入过程中处于劣势，叠加上较弱的内生动力会进一步加深老年数字鸿沟。内生动力多出现在贫困问题的研究中，主要是指贫困人口的脱贫内生动力，一些脱贫人口由于自我认知水平不高或在某个阶段遭遇重大挫折导致其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缺乏脱贫的内生动力（贾海彦，2020）[23]。同样地，老年人在数字融入过程中也会出现内生动力不足的现象，一些思想观念较为保守的老年人在数字接入方面的内生动力严重不足，循规蹈矩和生活方式固化导致其不愿意主动接受互联网等新兴技术（徐越，2020）[4]。除此之外，社会层面存在的年龄歧视和刻板印象也会引起老年人数字学习的内生动力弱势，这些现象抑制了老年人对互联网的学习热情，同时削弱了其学习数字产品的自我效能感和自信心（杨一帆、潘君豪，2021）[7]。研究表明，老年人对年龄刻板印象的认同度越高，使用互联网的能力越低（Houssein et al.，2015）[18]，而对互联网期望越高、对自我越有信心的老年人，越愿意接触互联网。因此，促进老年群体的数字融入不仅需要丰富老年人自身拥有的养老资本，激发他们在数字化学习过程中的内生动力也至关重要。

内生动力弥合老年数字鸿沟的途径主要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内生动力充足的老年人有主动学习智能设备的意识和能够学好的信心，更容易融入数字生活（杨菊华、刘轶锋，2022）[1]。其次，内生力的激发可以提升老年人使用互联网的主观能动性和独立意识，提高他们学习数字产品的自我效能感和自信心，从而弥补了养老资本匮乏引发的老年数字鸿沟深化问题（杨一帆、潘君豪，2021）[7]。最后，内生动力的提升有助于提高老年人主动获取代际支持的意愿，可以缓解由于知识水平较低导致的人力资本缺乏，同时子女鼓励老年人使用互联网能够增加数字反哺的习得效应（周裕琼，2014；麻宝斌等，2020）[11，24]，以缓解老年人的数字焦虑，进而增进家庭的亲子代关系，缩小老年数字鸿沟。

其他影响因素包括年龄、性别、居住地等也会影响老年人的数字接入与使用情况。其中，年龄是形成老年数字鸿沟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代际层面，年轻群体在信息技术的接受程度、使用频率和知识掌握上都领先于老年群体（黄晨熹，2020；Loges ＆ Jung，2001）[8，25]；在老年群体内部，低龄老年人在互联网的接入与使用方面存在明显优势。男性老年群体相比于女性更容易接受和使用互联网信息技术，其接入和使用互联网的比例高于女性老年人（Niehaves ＆ Plattfaut，2014）[26]，并且女性老年人在互联网使用方面存在的数字鸿沟问题比男性老年人更严重（周裕琼，2014）[11]。居住地的不同会造成城乡数字鸿沟，城市老年人能够享受到更丰富和便捷的信息数字化服务，相比农村老年人更有可能使用互联网上网，使用微信等新媒介的可能性也会更大（麻宝斌等，2020）[24]。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对老年数字鸿沟的概念、测度及影响因素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相关研究仍存在些许不足：首先，关于老年数字鸿沟的研究多为定性研究，缺乏准确的定量测度，老年数字鸿沟的测度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仅仅用一两个指标来衡量老年数字鸿沟的大小，无法实现对老年数字鸿沟的精准测度。其次，在研究老年数字鸿沟的影响因素中，仅使用单一的是否使用互联网或是否使用微信作为因变量来研究其影响因素（徐越，2020；周裕琼，2014；张未平，2020）[4，11，19]，没有综合考虑老年数字鸿沟的三个维度。最后，在影响因素变量的选取中未全面考虑到老年人所拥有的养老资本对数字鸿沟的影响，同时缺乏从内生动力的角度来对老年数字鸿沟影响因素机制进行分析。鉴于此，本文力求弥补已有研究不足，从接入沟、使用沟、知识沟三个维度来全面测度老年数字鸿沟，进一步研究养老资本对老年数字鸿沟的影响，同时检验数字学习内生动力的中介效应，最后根据实证结果得出一些重要的政策启示。

三、数据、变量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和样本情况

本文数据主要来自智慧健康养老课题组于2021年12月至2022年5月开展的“健康老龄化与智慧养老”专项调查，调查地的选取考虑到各省份的老龄化程度与地域分布情况，分别选取西部的陕西省、中部的河南省、东部的山东省与东北部的吉林省四个省份，其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从高到低排列为吉林省（23.06%）、山东省（20.90%）、陕西省（19.20%）、河南省（18.08%），前三个省份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8.70%）。调查采取多阶段随机抽样的方法。第一阶段，依据全国各省老龄化水平，选取山东、河南、陕西和吉林四个省份；第二阶段，选取每个省所在的地级市，并根据每个地级市的人口规模抽取县/区；第三阶段，考虑到城镇和农村样本的代表性，每个县/区再随机抽取一定数量的社区和村；最后，在抽取的社区或村中采用等距随机的方法抽取5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进行问卷调查，调查采用面对面访谈的形式完成。调查抽样尽可能地均匀覆盖四个省所辖的各市与县（区），并招募当地城市与农村户籍的大学生共152名作为调查员，由课题组老师和成员对其进行线上培训并在调查实施中进行督导，调查员利用寒假时间返乡进行调查。为控制问卷质量，课题组成员对部分受访者进行了跟访，并对回收问卷进行了审核，在数据录入后对数据进行简单清洗和逻辑检验，确保数据质量。

本次调查样本中农村与城市老年人的比例基本保持在1∶1左右，每户访问老年人及部分老年人的子女。问卷主要包括老年人基本信息、智能设备使用情况、智慧健康养老产品或服务感知情况、子女信息四个部分。本次调查最终回收有效问卷1 170份，剔除所用变量存在缺失值的样本后，最终得到有效样本1 110份，吉林、山东、河南、陕西四省的样本量分别为206份、279份、286份、339份。将本次调查数据与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第49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数据对比，进一步说明此次调查对全国老年人的数字接入与使用方面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具体见表1。

表1 四省调查与全国“七普”、第49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数据对比（%）

（二）变量选取

1.因变量：因变量共有3 个。其中，第一个因变量为“接入沟”，具体题项为“您是否使用智能手机？”回答选项为“是”和“否”，为二分类变量。该问题是测量老年人接入沟最常用的方法（徐越，2020；周裕琼，2014）[4，11]。第二个因变量为“使用沟”，林枫（2018）[13]从微信使用深度、使用强度等维度来衡量老年人的使用沟差异。鉴于此，本文从互联网使用深度和使用强度两个维度构建使用沟测度评价指标体系（见表2），具体包括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的使用时长、使用频率以及使用内容等指标，通过熵值法和综合指标评价法求得，数值越大表明老年人的使用沟越小，数字使用越频繁。第三个因变量为“知识沟”，结合林枫（2018）[13]、黄丹俞和邱子清（2021）[14]的做法，构建指标体系来衡量老年人的知识沟差异（见表2），主要包括老年人对智能设备感知量表中的具体题项，量表的信度（Cronbach’s α系数值为0.768）和效度（KMO值为0.806）均通过检验，同样通过熵值法和综合指标评价法求得，数值越大表明老年人的知识沟越小，数字素养越高。

表2 使用沟与知识沟评价指标体系

2.自变量：养老资本。本文将养老资本概念与可行能力理论结合，最终确定了养老资本各维度下的指标，分别为人力资本（陈红等，2022）[27]、金融资本（王毅杰、赵婷婷，2023）[28]、健康资本（杨菊华、刘轶锋，2022）[1]与社会资本（陈培彬，朱朝枝，2022）[29]，养老资本为其各维度指标标准化并赋权重加和而得（见表3）。结合问卷调查数据，具体用受教育年限、平均月收入、日常活动能力和社群影响四个变量分别代表养老资本中的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健康资本与社会资本四个指标。其中，受教育年限和平均月收入均处理为连续变量；日常活动能力通过IADL量表计算，是连续变量，得分越高代表老年人客观身体健康状况越好；社群影响通过题项“身边人用智能设备您也会跟着使用”衡量，选项为“不同意”和“同意”，根据意愿程度将其划分为无和有两类（见表3）。

表3 变量含义及描述性统计

3.中介变量：数字学习内生动力。老年人在数字化学习方面内生动力不足的表现之一在于缺乏主动学习智能设备的意愿，贾海彦（2020）[23]的研究将信心程度和行为偏好作为衡量贫困者摆脱健康贫困的内生动力指标。参考其做法，本文用“智能设备学习意愿”来衡量老年人在数字化学习过程中的内生动力情况。具体指标的选取方法为首先筛选出问卷中与老年人使用智能设备相关的题项，共三道，分别为“一有机会您是否愿意去使用智能设备？”“如果有人教您如何使用智能手机，您的学习意愿是？”“您是否愿意主动请教子女智能手机的相关操作？”回答选项均为“不愿意（1分）、一般愿意（2分）和愿意（3分）”3个选项。其次，将这三道题的选项进行合并，三道题中有一道选择愿意，则记为愿意，其他选项的处理也是如此，从而根据意愿程度划分老年人数字学习内生动力指标（见表3）。

4.控制变量：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居住地、配偶状况、自评健康、人情往来支出等变量（见表3）。

（三）研究方法

1.使用沟与知识沟测度

本文采用极差正规化方法对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将数值转化到0～1之间，对于正向指标，令Yij=对于负向指标，令

在对数据标准化处理后，利用熵值法和综合评价法计算使用沟与知识沟的综合得分水平：Ai=为使用沟，Bi为知识沟，两者均为负向指标，数值越大表明老年人的数字鸿沟越小。

2.回归分析

本文以接入沟、使用沟、知识沟为因变量，研究养老资本对老年数字鸿沟的影响。接入沟的测量指标“是否使用智能手机”为二分类变量，因此采用二元Logistic 回归模型来进行研究，使用沟与知识沟为本文计算的连续变量，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来进行研究。模型（1）～（3）分别考察养老资本对接入沟、使用沟和知识沟的影响。

（1）式中，pi表示第i位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的概率，Cj(j= 1,2,3,4)为老年人所拥有的养老资本，其中，C1、C2、C3、C4分别表示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健康资本和社会资本，β0是常数，βij表示养老资本中各变量的回归系数，βik表示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均通过最大似然估计法得到，ψi为省份固定效应，用来控制省份层面不可观测因素可能对接入沟产生的影响，ωi为随机误差项。

（2）式和（3）式中，Ai、Bi分别表示第i位老年人的使用沟、知识沟。Cj(j= 1,2,3,4)为老年人所拥有的养老资本，其中，C1、C2、C3、C4分别表示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健康资本和社会资本，θ0、λ0是常数，θij、λij分别表示（2）、（3）式中养老资本中各变量的回归系数，θik、λik分别表示（2）、（3）式中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均通过最小二乘估计法得到，ψi为省份固定效应，用来控制省份层面不可观测因素可能对使用沟或知识沟产生的影响，ξi、τi分别为（2）、（3）式的随机误差项。

3.中介效应

由于内生动力只考虑了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为检验内生动力是否在养老资本和老年数字鸿沟之间起到了中介效应，因此，本文分别在模型（2）、（3）的基础上使用中介效应的方法构建递归方程，参考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30]构建模型如下：

其中，Ai、Bi及Cj(j= 1,2,3,4)与上文相同；Mi为中介变量，即老年人数字学习的内生动力；Xik为控制变量；ψi为省份固定效应。α、γ、η为参数，δi、ςi、ζi为随机误差项。

中介效应检验分三个步骤，这里以使用沟为因变量来进行说明：第一步，对模型（2）进行回归，研究在不包含中介变量的情况下，养老资本对使用沟影响的总体效应θij；第二步，对模型（4）进行回归，研究养老资本对中介变量的影响；第三步，在模型（2）的基础上引入中介变量得到模型（5），通过回归检验养老资本对使用沟的直接效应γij和中介变量传导的间接效应γi。如果回归结果显示θij显著，在此基础上如果αij和γi都显著表明存在中介效应，进一步，如果γij显著，说明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如果γij不显著则说明存在完全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比为

（四）研究设计

基于研究目标，本文做出如下研究设计（见图1）。

图1 养老资本、内生动力与老年数字鸿沟研究框架图

四、实证分析

（一）老年数字鸿沟测度

经过前文的分析，本文将老年数字鸿沟划分为接入沟、使用沟和知识沟。其中，接入沟采用老年人是否使用智能手机来进行测度，使用沟与知识沟分别通过构建指标体系来进行测度。本节主要是对使用沟与知识沟进行测度，并基于性别、年龄、居住地分样本来了解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在数字技术使用与数字素养方面的差异。

1.问卷的信度和效度检验

本文使用SPSS软件对问卷调研数据的信度与效度进行检验。数据信度分析采用Cronbach’s α对该量表进行信度检验，问卷的Cronbach’s α值为0.944，表明问卷的信度较高；问卷效度分析使用KMO和Bartlett 球形检验方法，KMO和Bartlett 的检验值为0.933，表明问卷中各指标之间相关性较高，问卷的效度较好。问卷的信度和效度都较好，适合进行下一步的测度分析。

2.接入沟的描述性分析

本文对老年人的接入沟进行分析。从整体上看，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占比为56.94%，未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占比为43.06%。从居住地来看，在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中，农村（49.21%）和城市（50.79%）地区的老年人数占比相当，而在未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中，农村老年人占比超过六成。表明老年人的数字接入情况存在着明显的城乡差异，农村地区老年人的数字接入情况有待提升。

3.使用沟与知识沟测度

本文对使用沟与知识沟的测度结果进行K-均值聚类分析，根据聚类结果将其按照从低到高的顺序进行排列并划分为5个等级：低水平、次低水平、中等水平、次高水平和高水平（见图2）。经过计算，使用沟均值为0.580，处于中等水平（0.425～0.592）和次高水平（0.601～0.752）的老年人数较多，分别占比为32.75%、28.64%，高水平（0.764～0.986）的老年人数占比为20.41%，在次低水平（0.228～0.414）和低水平（0.015～0.219）的老年人数均较少，两者占比不足20%。知识沟均值为0.407，处于次低水平（0.289～0.391）和中等水平（0.393～0.511）的老年人数较多，两者占比共超过六成，在低水平（0.104～0.288）和次高水平（0.512～0.649）的老年人占比分别为14.87%、13.61%，而处于高水平（0.660～0.849）的老年人最少，仅占4.91%。可以看出，随着老年人对互联网的深入使用，老年群体的数字使用情况较好，但是相比于年轻群体，老年人接触数字媒体的时间较晚，数字素养仍处于较低的水平，其在知识层面的鸿沟相比于技术使用的鸿沟更深。

图2 使用沟与知识沟测度结果等级分布（N=632）

本文使用T检验和方差分析来检验不同特征（性别、年龄、居住地）老年人的使用沟与知识沟的测度结果显著性。结果显示，老年人的使用沟与知识沟分别在年龄和居住地为1%的显著性水平上存在明显差异，二者均不存在性别差异。分样本对不同特征老年人的使用沟与知识沟均值进行比较，结果如图3所示。分城乡来看，与农村老年人相比，城市老年人的数字使用情况较好，具备的数字素养水平也较高；分年龄来看，使用沟随着年龄的增大而降低，55～64岁的初老人群使用沟与知识沟的均值最高，表明低龄老年人在年龄上的优势使其数字鸿沟远小于高龄老年人；分性别来看，男性老年人的使用沟均值较高，女性老年人的知识沟均值较高，使用沟与知识沟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性别差异。上述分析表明，在接入互联网之后，老年人在数字使用与数字素养方面存在较为明显的年龄和城乡差异，农村地区、高龄老年人容易在数字技术利用方面处于劣势地位，在数字融入过程中会遇到较多问题。

图3 不同特征老年人的使用沟与知识沟均值（N=632）

（二）老年数字鸿沟影响因素分析

表4呈现了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养老资本以及不同维度养老资本对老年数字鸿沟的影响。第（1）～（3）列的结果显示，养老资本对老年数字鸿沟的缩小有显著正向影响，即养老资本越丰富，老年人的数字鸿沟越小。在控制变量中，年龄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低龄老年人的数字鸿沟越小；而城市、有配偶、健康状况良好以及人情往来支出多的老年人，更容易接入并使用智能设备。

第（4）～（6）列的结果显示，人力资本和健康资本越丰富，老年人使用智能设备的可能性更高，数字使用效果也越好，而金融资本存量越高，老年人越倾向更深入地使用互联网，社会资本丰富的老年人更容易被家人和朋友带入数字生活，从而满足其数字化需求，更有助于老年人高数字素养水平的培育。

在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中，金融资本和健康资本对知识沟并未表现出明显的影响，说明在老年人接入和使用智能设备过程中，金融资本的影响至关重要。而在接入互联网后，对老年人数字素养影响较大的因素是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可能的原因是接受过高等教育水平的高人力资本老年人在原始背景的积累下，其对网络用语的了解更深、对网络谣言的辨别能力更高。同时，社会资本越丰富的老年人则拥有更多的社会网络资源，促使老年人在与朋辈或家人互动学习过程中产生的竞争心理去激发其对数字化设备学习的欲望和需求，从而不断延伸互联网的使用深度。

（三）内生动力的中介效应分析

根据前文分析，拥有丰富养老资本的老年人可以通过提高内生动力的渠道不断优化老年数字鸿沟。本部分将在基准回归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检验数字学习内生动力的中介效应是否存在。表5为养老资本对内生动力的回归结果，表6为加入中介变量后的使用沟与知识沟的回归结果。

表6 内生动力的中介效应分析（N=632）

表5结果显示养老资本的各维度指标对老年人数字学习内生动力的影响。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健康资本与社会资本越丰富，老年人的数字学习内生动力越高。受过高水平教育、拥有积极养老态度的高人力资本老年人的数字学习内生动力意愿更强烈；身体健康状况良好的老年人不会因为身体原因而中断对互联网的使用，同时，社会资本丰富意味着老年人拥有更多的家庭、朋友乃至社区的网络资源，可以有效带动老年人主动融入数字生活，而老年人的经济能力会严重影响其是否会选择更深入地使用智能设备，许多思想观念较为传统的老年人会因为经济原因而选择不使用智能设备。

表6的结果显示养老资本各维度指标均通过内生动力分别对使用沟、知识沟有影响，各项养老资本的提高带来内生动力的提升会显著提高老年人的使用沟与知识沟水平。在考虑到数字学习内生动力的影响之后，人力资本对使用沟的影响减少了6.94%，对知识沟的影响减少了7.41%；金融资本对使用沟的影响减少了9.74%，对知识沟的影响减少了14.91%；健康资本对使用沟的影响减少了17.72%，对知识沟的影响减少了43.76%；社会资本对使用沟的影响减少了20.14%，对知识沟的影响减少了6.74%。可见，老年人在数字学习方面的内生动力对弥合老年数字鸿沟有较好的正向效应，老年人由于原始背景的差异导致其具备的养老资本存在差距，而这种差距是较难进行改变或缩小的，因此，内生动力的提升对于弥合老年数字鸿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内生性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在对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基准回归可能存在遗漏变量等内生性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本文采用了工具变量法。子女的受教育水平以及子女个数会对老年人的经济状况、健康水平以及社会交往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徐目遥，2016）[31]。因此，本文将子女的受教育程度以及子女个数作为工具变量，并验证了工具变量的有效性，然后借助2SLS模型进行估计，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

表7 工具变量回归（N=632）

第（1）～（3）列为因变量为使用沟的回归结果，豪斯曼检验的结果显示养老资本存在内生性问题，第一阶段回归结果验证了工具变量的相关性，F值为13.16，两个工具变量对内生变量的估计系数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表明子女受教育程度越高，子女个数越少，老年人的养老资本越丰富，这与徐目遥（2016）[31]的研究结论一致。过度识别检验的P 值分别为0.312、0.317，不能拒绝工具变量外生的原假设。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显示，养老资本仍在1%水平上正向影响老年人的使用沟水平，从系数大小来看，第二阶段回归系数增加至0.821，说明不考虑内生性问题会严重低估养老资本缩小使用沟的作用。

以知识沟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如表7 的第（4）～（6）列，第（4）列为养老资本与知识沟的回归结果，养老资本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与使用沟的分析思路一致，第（5）列和第（6）列为工具变量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估计结果，支持两个工具变量的相关性和外生性。第二阶段回归中养老资本的系数为0.389，相比未消除内生性问题前回归系数有所增加。在修正了内生性偏误后老年人养老资本对使用沟和知识沟仍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有正向影响，验证了文章结论的准确性。

为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将接入沟的模型替换为Probit模型，将使用沟和知识沟分类并进行有序多分类回归，分别对养老资本的作用和养老资本各维度指标的影响进行分析，结果如表8 所示，第（1）列和第（4）列汇报了Probit回归结果，第（2）～（6）列汇报了Ologit回归结果，回归系数和方向与原模型基本一致，由此可见，本文的估计结果是稳健和可信的。

表8 稳健性检验

五、结论和建议

（一）结论

本文基于2021年12月～2022年5月的“健康老龄化与智慧养老”专项调查数据，首先通过数字接入情况了解全体老年人的接入沟，并构建数字使用与数字素养的评价指标体系来了解使用智能手机老年群体的使用沟与知识沟。其次利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别分析养老资本及其他因素对接入沟、使用沟和知识沟的影响。再次使用中介效应模型探索数字学习内生动力的影响机制，分析其是否在养老资本对使用沟或知识沟的影响关系间存在中介效应。最后使用工具变量法来消除基准回归模型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并对模型的稳健性进行检验。本文的主要结论是：

第一，整体上老年群体的数字接入情况一般，超过四成受访老年人未使用智能手机，其中63.92%为农村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老年人的使用沟得分均值（0.580）高于知识沟（0.407），随着老年人对互联网的深入使用，其知识沟相较于使用沟更严重。这表明我国老年群体的数字鸿沟问题较为明显，尤其在更为深入的使用沟与知识沟上还有极大提升空间。

第二，养老资本对老年数字鸿沟有显著影响，养老资本各维度指标对老年人的数字接入和数字使用有显著影响，而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老年人数字素养的影响更为显著，控制变量中的男性、低龄与城市地区老年人数字鸿沟更小。同时，养老资本各维度指标对老年人的内生动力有显著影响，可见在原始背景的先验条件下，较好的养老资本会强化老年人的内生动力，驱动老年人自身形成更加主动的数字学习长效机制。

第三，内生动力在养老资本与老年数字鸿沟的关系间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且在不同维度养老资本上的中介效应表现不一致。在养老资本各维度中，使用沟与社会资本的中介效应比例最高（20.14%），知识沟与健康资本的中介效应比例最高（43.76%）。可见，老年人在相关方向上的内生动力表现出了与其持续学习相契合的效果（杨菊华、刘轶锋，2022）[3]。随着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与供给侧改革的不断推进，高精尖技术的发展却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老年人与时代的接轨步伐迟滞，尽管外在环境较为严峻，养老资本在老年人的自我发展与自我完善等方面都具有极高的帮助作用，老年群体由于原始背景不同，具备的养老资本也存在差距，这决定着老年群体内部的数字鸿沟水平与内生动力存在不同，而老年群体的原始背景是无法发生改变或提升的，因此结合本文的研究结果，提升老年人的内生动力是弥合老年数字鸿沟的最有效与最关键措施。对于人口老龄化与老年数字鸿沟，现阶段更重要的是对老年人本身所具备的内在动力进行激发与转化，促进老年人自身的数字化学习进程。

（二）建议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统筹碎片化的数字接入支持力量，丰富数字技能教育和培训。以扩大老年群体与智能设备的接入为目标，推动老年用户体验智能设备。因此，政府、社会、社区、家庭等各方都应联合为老年人的数字接入提供支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在社会与第三方平台的共同力量上联合建立适老化智能设备体验线上线下多平台；社区工作者应发挥在社区内的影响力，推动社区内智能设备体验平台的老年用户市场，创建内部互助环境，让智能设备真正走到老年人身边；家庭是老年人最强大与最密切的支持，家庭成员应发挥代际支持作用，帮助老年人了解智能设备在自身家庭生活与社会交往等方方面面的实用价值，解答老年人在体验过程中的困惑与需求。使用推动方面，在保留老年人熟悉的传统应用基础上，丰富老年人的信息技术和智能设备培训和教育，社会面应积极提供数字技能提升公益指导，加大面向老年群体的智能设备使用宣传，同时在使用过程中加以引导，避免错误信息对老年人产生误导，助力破解老年数字鸿沟的同时推动积极老龄化。

建立年龄友好型社会，激发老年人数字学习的内生动力。提升老年人数字学习内生动力的关键是建立老年人与数字技术之间的信任。首先，社会应消除对老年人的误区与年龄歧视，同时促进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建立年龄友好型社会。老年人对于社会来说不是包袱，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更是有意愿和能力继续发挥作用和价值的贡献者。其次，应重视老年人退休制度的调整，保障老年人继续参与劳动就业、志愿服务的权利，让老年人能够发挥余热，继续为社会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最后，老年人应积极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认识到未来数字化生活的发展趋势以及掌握数字技能的重要性，了解智能手机的便捷性与适用性，融入现今及未来的数字生活，积极顺应智能化与数字化时代的发展。同时老年人还应注意提升网络信息安全意识以及自身的数字素养，既要防止网络沉迷，适度使用互联网，也要学会识别网络谣言，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和隐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