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简妮,任 远
(复旦大学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上海 20043)
宏观上的人口城镇化发展,在微观上则表现为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以及进入城市的部分迁移流动人口返回乡村相互交织的人口过程(任远,2010)[1]。返乡的农民工在一定条件下会发生再次迁移,构成循环的迁移(Chen & Fan,2018)[2]。
近年来,农民工返乡和回流现象愈发明显。基于2010~2020 年普查和小普查数据发现,迁移流动人口回流比重有所提高(李贞、陈晨,2020;吴瑞君、薛琪薪,2020)[3,4]。对七普数据分析也发现,相较于2000~2010年,2010~2020年间中部地区主要省份(如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和四川)的人口流入强度增加,虽然东部沿海省份仍是主要的人口流入地,但其人口迁出的规模和强度有明显增加,这折射出人口流动区域循环和回流增加的现象(王桂新,2022)[5]。返乡和回流数量增长内生在人口迁移流动不断增长过程中,同时,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内陆地区非农就业机会增多,也带动人口从东南沿海的主要流入地区,返乡和回流到其流出地区(张欢、吴方卫,2022)[6]。返乡和回流受到流入地城市较高的生活成本及制度排斥的影响,也受到流出地不断增长的经济发展机会和流动者家庭禀赋等因素的影响(杨云彦、石智雷,2012;任远、施闻,2017)[7,8]。
一些返乡和回流的劳动力还会发生再次迁移。人口迁移流动过程包括丰富的迁移轨迹,如迁移以后回流、迁移以后沉淀、回流后再迁移等,这些不同的迁移过程受到个人因素、家庭因素、迁移流动经历和社会因素的不同影响(Chenet al.,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