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被什么所“驱使”？

尹传红

我们经常利用智能手机来远离社交环境，但我们并没有真的离开。

我们手中的智能手机越变越“高级”了。

悄然间，可折疊屏手机开始腾飞，今年的市场占有率将首次超过10%。看起来势必“飞”得更“高”的，当属可以直接连通卫星、达到4G或5G传输速度的“卫星手机”。卫星通信成为旗舰手机标配，将能让全球没有电信网覆盖的4亿人受益。而生成式人工智能（AI）步入日常生活中的电子产品，首先就是智能手机，试想还会发生何种“翻天”巨变？

与此同时，问题也相伴而来，诸如“手机依赖症”“数码健忘症”“错失恐惧症”等手机造成的负面影响已经引发关注。最新研究则揭示了智能手机与大脑之间的科技关联：让人沉迷于手机的重要因素之一社交网络，能刺激大脑奖励系统，即带给人类愉悦的神经回路。譬如为了获得点赞而不断更新社交网络，为了知晓有没有给自己点赞而频繁查看手机。研究还表明：手机屏幕里隐藏的多项新技术，如大数据推送、A/B测试（即拆分测试）等的应用，也会让人对手机上瘾，欲罢不能。

国外最近冒出了一个新词——vamping。这个术语源自英语vampire（吸血鬼）和texting（发送信息），指的是熬夜使用电子设备（手机、平板电脑、计算机、游戏机）的做法。阿根廷心理学家弗洛伦西娅·阿尔菲对“这样的场景在许多家庭中不断上演”表达了忧思：“就心理健康而言，熬夜使用电子设备会导致焦虑程度增加、行为改变和对新技术成瘾，这被称为‘无手机恐惧症：对离开手机的非理性恐惧。”

不知不觉中，我们的“数字化生活”已然进入一个“深度媒体化”阶段。当下，智能手机成了我们创造、分享和使用媒体账户的主要物质手段，作为媒体账户基础的社交媒体平台，“驱使”日常的我们适应了不断更新状态。只是遗憾，借用一位作家的话说：“它的受众是我们的神经系统，并非我们的思想。”

当然要承认，媒体与我们的生活密切关联，并且对我们如何理解自己、如何理解世界发挥着关键性影响，也是我们无法切断的“外部事物”。不仅如此，深度媒体化过程还重塑了我们社会生活的体验：我们访问的是移动设备，而且使用的产品和服务具有互联性，而我们的自我意识又是在社会互动中形成的，所以这些媒体化过程也会由于我们作为个体和与他人的关系发生改变而改变。

英国学者理查德·西摩在其新著《推特机器：为何我们无法摆脱社交媒体？》中，对我们与智能手机的关系有一番精辟的阐述，值得深思：

我们经常利用智能手机来远离社交环境，但我们并没有真的离开。这就好比我们既孤独又为亲密关系所威胁。我们一边发展出模拟对话意识的方式，一边却只盯着手机。“低头刷手机”（phubbing），让我们体验着这种怪异又超脱的“统一无距离感”。我们变成了网络里的节点，与“智能”设备并无二致，只不过是为了信息碎片而存在的接力点：平板电脑、手机与我们，说不清谁是谁的延伸。当人类关系让我们失望时，我们宁愿选择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