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家章仲锷的故事

刘军　胡淑华

著名的湖南籍编辑家章仲锷是“京城四大名编”之一，他工作认真负责，在妻子口中是“看稿机器”，编辑圈里还流传着很多关于他因看稿过分投入而闹出的笑话。他曾在北京出版社与刘心武等人一起办《十月》杂志，经过他们不懈的努力，《十月》杂志在文学界树立了良好的口碑。章仲锷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当代》杂志编辑部后，很快成为编辑部的得力干将，经他之手编辑的刘心武的《钟鼓楼》获得茅盾文学奖；他根据龙世辉离任前的推荐，发掘并向当代文坛推出了王朔；他数次奔赴山西，组来柯云路、郑义、焦祖尧等人的稿件，打响了“文坛晋军”的口号。可以说，他是继龙世辉之后《当代》杂志最重要的编辑。他的编辑工作，是事无巨细的审稿看稿，是给作家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和意见，是撰写评论文章为小说营造声势，是与作家交心成为朋友。

秦兆阳对编辑部和章仲锷的影响，是润物细无声的，他严谨认真的编辑态度，高屋建瓴的办刊思路，站在国家和人民、现实主义的立场等，对编辑部同人在编辑的大视野和方向上影响重大。

何启治说：“作为一个大型文学杂志的主编，秦兆阳同志常常提醒我们要带着对祖国、对人民和对我们这个时代的责任感、使命感来办好刊物。”章仲锷说：“对彼时的《当代》同人和社领导如韦君宜、屠岸、秦兆阳、牛汉等前辈相处共事的气氛，我至今萦怀神思，常在心中。”他还说：“我有幸先后给两位著名作家、编辑家当过多年助手。一位是《当代》主编秦兆阳，另位是《中国作家》主编冯牧。他们不仅创作有专长，编辑水平高，而且都深具理论素养，对一些文学问题的真知灼见，常使我受益匪浅。”

秦兆阳曾送给章仲锷一张条幅，拟作曹雪芹《红楼梦》里的诗句：“磨稿亿万言，常流欢喜泪。休云编者痴，我识其中味。”章仲锷说：“我体会这是夫子自况，也是对我的鼓励。后来我还把自家书房起名‘磨稿斋，请书法家董寿平题写刻匾，悬之门楣。至今睹物忆人，常思编辑为人作嫁之辛劳和秦老诲人不倦的身影。薪火传承，这样的耕耘者和园丁，已是稀世难寻了。”他还说：“我在《当代》杂志近十年，与秦老相处受益匪浅。我钦佩他的为人和为文，赞赏他的敬业和治学精神。”

如果说秦兆阳对章仲锷的影响是大而无形的，那么龙世辉对章仲锷的影响则是具体而微的。龙世辉与章仲锷都是湖南籍的编辑，老乡情谊加上共同的审稿趣味与标准，使得龙世辉将章仲锷视为知己。他们除了稿件的切磋之外，在日常生活中也交流融洽，形成了类似兄弟的同事关系。

章仲锷说：“老龙生活朴实，不事浮华，反映在工作作风上也很严谨，案头功夫相当过硬。他平时签署稿签和编辑加工都用毛笔，字迹工整，一丝不苟，卷面非常整洁，这是我始终自叹弗如而又赞羡不已的。我平时不大修边幅，唯独对稿子要求较严，还算细心，未始不是受了老龙的影响和教益。”

章仲锷虽然欣赏龙世辉作为编辑的案头功夫，但他也有自己的审美原则和编辑标尺，对龙世辉的某些编辑观念和具体编辑实务也会有所批评。譬如，龙世辉在修改稿件时，经常过分沉醉与投入作品之中，常有越俎代庖的举动，在改《林海雪原》《将军吟》等作品时，都或多或少遭到作者的反感，乃至编、创关系一度紧张。章仲锷对此保持格外的清醒，他会跟作者沟通，尊重作者的创作和作品的风格，在作者心悦诚服、欣然接受其合理修改意见的前提下，让作者自主改稿，继而磨稿，达到最优。但他看到身残志坚的瘫痪病人、军队老干部王树梁不成熟的长篇小说《山林支队》后，说：“但我万万没有想到他竟然是个连翻身都需要别人帮助的重残病人。记得当时，我还提出过这样的意见：希望作者有可能再重返晋西北补充一下生活，使作品改得更有地方特色，景物的描写更丰富些。可是当我见到王树梁同志之后，我发觉自己原来的想法多么的主观、冒失！”章仲锷花费了很多心思，帮助王树梁编辑修改了这部小说，他给这篇小说写了几篇评论，只字不提自己的奉献，将荣誉和成绩全给了王树梁。这体现了章仲锷坦荡的君子之风，也受到了龙世辉作为“反面教材”的影响。

章仲锷对于作家是不卑不亢的，一方面，他非常认可老社长韦君宜所说的“作家是编辑的衣食父母”的观点，也认为编辑的磨稿过程，在帮助作家提高的同时，使得编辑自身得到锻炼和提高，进而也使得编辑坚守的一种文学精神得以实现。因此，章仲锷在作家刚冒头，跌跌撞撞走向文坛时，只要认准了其作品有特色、有潜力，他就热心地助推其成名，哪怕顶着压力，付出代价。

譬如章仲锷从《当代》到《文学四季》等刊物，都鼎力支持王朔，他认为王朔的作品别具一格，并为此写下了大量评论文字，他还通过多次笔会、座谈等方式，有意扶持和培养王朔。王朔成名后，章仲锷却保持了难得的清醒和独立的编辑精神。他说：“前几年我还写过几篇王朔的作品评介，我谈他如何从纯情走向‘邪恶，后来就有意不写了。因为这时他的声名大振，我不想跟着凑热闹，以免有傍大腕之嫌。”

王朔对章仲锷也是心存感激的，并不因自己声名鹊起而冷落他。章仲锷说：“王朔为人仗义、忠厚，这点我深有体会。我已见惯了一些‘一阔脸就变的名人和作家，而王朔大红大紫时也待我如故。我组织的活动哪怕是很小型的座谈和讲课之类，他也召之即来，从不端架子。我到作家出版社后，继续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玩的就是心跳》和《王朔谐趣小说选》。八十年代末，我获咎被免去副总编的职务，为‘痞子文学张目，也是其中一条‘罪状。当时我真有点‘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的感觉，而王朔和另外一位作者专程跑到我家，陪我玩了一天，使我至今不忘他们的情谊。”

再如刘心武，原本和章仲锷是北京出版社《十月》杂志的编辑同事，两人又都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都爱好文学，因此两人平日私交就很好。刘心武的《钟鼓楼》在章仲锷的建议下，加了一个上万字的楔子，还对小说中出现的方言俗语做了注释。章仲锷指出：“（《鐘鼓楼》）那些文献掌故式的叙述也许缺乏取舍选择，失之堆砌卖弄，甚至过于专门化了。作者表示在出单行本时‘要争取尽可能磨得更精一点。这是非常可取的认真态度。”

他肯定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也提出：“如果她的题材再扩大一些，对生活的理解再加深一些，相信她会有更大的收获。”他指出李凖的《黄河东流去》结构松散，关联不紧；也认为苏叔阳的《故土》在某些细节上未能做到符合客观实际的真实；也认为柯云路的《新星》中的爱情描写落入窠臼；他批评郑义《远村》结尾部分抽象和理念化；他说不太喜欢王朔小说那种过多的讥诮和尖酸的口吻……章仲锷从文章的布局、字数，到人物形象的塑造、细节的构思，乃至语言的风格等，大多能有切中肯綮的批评，这与他独立的批判精神、坦率的编辑作风以及精湛的业务能力是紧密相关的。

章仲锷擅长写文艺评论，他把扶持作家、服务作家、宣传作家当作文学编辑的责任，因此他在针对具体作家、作品的文艺评论中，客观评价，绝不过分褒奖，也绝不会对作品的缺陷视而不见。作家私下与他再亲近，但在作品面前一律平等。王蒙说：“他对我这个老熟人并不讲情面。他对文学，比对老相识、不老相识看得重。我很佩服他。”莫言说：“他提了几条修改意见，让我深感佩服。他对《十三步》的评价让我感到了一个老编辑高度娴熟的技巧。”

章仲锷内心细腻，容易动情。当别人尊重编辑的劳动成果，写赞美编辑的文章时，他也会触景生情，产生共鸣。他说：“近几年曾看到一些作家写表彰编辑的文章，像王蒙写黄伊，李国文写崔道怡，陈世旭写侯琪，韩少功回忆王朝垠，都很质朴感人。作为编辑，我心里觉得暖烘烘的。也许是当今社会只注意作家作品，过于忽视和冷落了编辑，而我又太讲人情味，别人稍有回报，就不胜感念，尽管夸奖的并不是我。”低调的章仲锷在故去之后，赢得了那么多作家朋友的深切怀念，这是对他文学编辑工作最好的告慰。

不过，在章仲锷面对的作家中，也有一类“一阔脸就变”的作家，他对此心有余悸，多次在多篇文章中谈到这类人。他说：“作为老编辑（如果不自谦的话）可谓阅人多矣，唯独对那种‘一阔脸就变的作家，我是敬谢不敏。有的人初见时叫我‘章老（尽管当时我未过半百），发稿后就变成‘老章了，再以后是直呼姓名，等到他成名后我也就失去称谓，视同陌路了。虽然对我始终如一的作家是绝大多数，但对那种过河拆桥甚至作品受到批评后又赖编辑给改坏了云云的势利之徒，我是很不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