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 倩
(吉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长春 130000)
先秦时期墨子学说以其极具感召力和吸引力的理论与儒家分庭抗礼,形成了“儒墨并举”的格局。墨家思想不仅鼓舞了底层的平民百姓,也对后来中华文化的塑造提供了丰富的精神和内涵。但自汉武帝“儒学独尊”后,墨学受到冷落,即便韩愈提出过“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1]的观点,也只是借此来抵抗佛教的冲击。清代汪中、孙诒让虽然在墨学研究上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他们依旧坚持“墨学西汉中绝论”的观点,墨家的流传和影响一直被学者限定在秦汉之前。事实上汉初司马迁著述《史记》、桓宽撰著《盐铁论》共计引墨用墨29次,表明墨家思想仍被时人重视,先秦儒墨同称的现象还在延续,只是渐渐隐匿于各派论述当中。一直到近代墨学复兴,“墨学中绝论”开始被反驳。《中国墨学通史》载:“贾谊将儒家鼻祖孔子与墨家创始人墨子并举,并同誉为‘贤’,不但说明‘儒墨显学’的舆论仍存,还可见有墨家思想倾向的贾谊在此时并未视墨家为论敌”[2],郑杰文先生这一观点让墨学研究的视野聚集到汉初,也让人关注到了贾谊的墨学思想。在此之前,学界对贾谊思想渊源的探究集中在儒、道、法几方面,关于他墨家思想的论述较少,忽略了他政论中存在的墨学观是先秦墨学在汉初再发展的证据。
政治思想是贾谊政论的主导思想。鉴于秦速亡的教训和汉初社会现状的考量,贾谊要求从根本上维护君主统治地位,墨家“兼爱利人”以及“尚贤使能”的民主思想正好服务了他的需求,因此成为他政治思想的重要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