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

李琼 王世浩

摘 要：本文选取我国31个省级行政区2011—2021年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面板固定效应模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以及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本文不仅研究了总的效应，还从数字普惠金融的三个分维度展开分析。研究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总体上收敛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2）覆盖广度、使用深度都显著缩小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而数字化程度扩大了这一差距；（3）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在其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且将解释变量更换为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

关键词：数字普惠金融；城乡收入差距；人力资本；城乡发展不平衡；金融服务

本文索引：李琼，王世浩.<变量 2>[J].中国商论，2024（06）：-108.

中图分类号：F83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24）03（b）--05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但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仍然存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并未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显著缩小。较大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了社会和谐，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现代经济理论认为，金融通过资源配置和要素流动能够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数字普惠金融是以云计算、大数据、AI等技术为基础，通过信息技术的日益发展，将其运用到金融产品和服务中。与传统的金融服务相比，它能够为农村地区提供便捷、低成本、低门槛的金融服务，缩小因金融排斥导致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数字普惠金融以数字技术为基础，使用者需要拥有一定的知识与技能才能驾驭，拥有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就会更容易获得数字普惠金融产品和服务。因此，农村居民对金融服务的获取和金融资源的利用水平可能会对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效果产生作用。

1 文献综述

大部分研究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可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宋晓玲（2017）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为“长尾”人群提升金融服务的触达能力、降低金融服务成本、增强风险控制能力，收敛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刘锦怡和刘纯阳（2020）认为，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增加金融可得性、增加个体和私营企业就业机会来缓解城乡收入差距。还有观点认为，数字普惠金融通過促进经济发展、降低金融门槛和改变城乡金融资源分配不均的机制收敛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数字普惠金融作用于城乡收入差距的效果之所以出现地域上的不同，一部分观点认为不同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存在差异。舒尔茨（1960）将教育视为一种对人的投资，称之为人力资本，它被看作一种不可分割和交易的资产，认为国民收入的增长是这种人力资本存量增加的结果，要使农民等低收入群体实现增收，单独依靠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提升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水平（马黄龙和屈小娥，2021）。易行健和周利（2020）发现，拥有越高的受教育程度，越强的认知能力，数字普惠金融就越能发挥减贫效应。

综上所述，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观点已经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可。最新的文献集中于探讨其中的异质性效果及其影响因素，本文从人力资本的角度解释这一问题。文章引入农村人力资本投资，讨论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以及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文章还探讨了不同视角和维度下的数字普惠金融对这一差距的影响机制，以及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是否在这个影响中有一定的支持作用。

2 理论与假设

2.1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推动经济发展、降低金融服务的门槛、缓解城乡资源的分配不均来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在城乡经济增长不平衡的背景下，偏远不发达地区的金融排斥问题严重。数字普惠金融一方面由减贫效应直接的减少城乡收入差距；另一方面通过门槛效应和非均衡效应改变偏远地区的金融排斥问题，间接减少差距。

2.1.1 推动经济发展

这一作用路径主要通过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一方面，通过为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推动产业升级从而促进贫困地区经济的发展，通过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提高农村居民的就业率，增加其收入。另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促进了金融创新，通过互联网技术和淘宝等电商平台改变农村居民生产生活方式，例如网购、网络销售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2.1.2 降低金融服务的门槛

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移动互联网增加了农村居民接触金融服务的机会。一方面，移动支付等数字技术使金融服务突破地理因素的限制，扩大服务范围，降低了农村居民获取金融服务的门槛。另一方面，借助大数据分析，金融产品和服务可以精准定位到目标客户群体，节省了金融产品的宣传和推广费用。而且，数字金融产品容易形成规模效应，金融产品的用户越多，边际成本就越低。

2.1.3 缓解城乡金融资源的分配不均

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可以有效解决金融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通过线上金融服务打破地理上的限制，解决农村地区人口密度低导致的金融服务成本高和金融需求不足的问题。利用大数据技术采集并分析金融消费者的信息，解决农村居民征信记录缺乏的问题。由此，城乡金融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得到优化。因此，本文提出假设1。

H1：数字普惠金融可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2.2 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在其中的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为基础，要求其使用者具有一定的知识水平和较高的认知能力，即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要和金融消费者的人力资本水平相匹配。如果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水平落后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将会导致数字普惠金融的供需脱节，降低数字普惠金融的可获得性，阻滞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只有当农村人力资本水平与当地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相耦合，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与供给才能一致，才能更好地发挥数字金融的普惠性。舒尔茨（1960）将人力资本分为教育类人力资本、健康类人力资本和迁移类人力资本。

农村教育类人力资本投资通过提高农村居民受教育年限和受教育质量从而提升农村居民的知识水平，增加其金融知识存量，提高其驾驭金融技术的能力，从而更广泛地参与金融活动；健康类人力资本存量是通过医疗保健支出积累的。农村健康类人力资本的提高不但可以降低人口死亡率、提高人均寿命，增加人口数量，而且可以降低生病率，提高居民劳动参与率，还能通过改善身体素质和身体结构来提高农村居民所能从事的劳动强度，提高农村居民生产力，从而提高生产经营活动的回报；农村迁移类人力资本投资可以加速人口的地区流动以及要素和资源流通，拓展人际交往网络，缩小城乡居民的“信息鸿沟”，使农村居民更多地参与金融活动，提高农村居民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利用率。因此，本文提出假设2。

H2：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在数字普惠金融收敛城乡收入差距中发挥调节作用。

3 研究设计

3.1 变量选取

（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本文选用泰尔指数来衡量，记为theil。

（2）数字普惠金融。记为dif，采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编制的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ind）来衡量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还结合了它的新形势和新特征，分别从数字普惠金融的触达能力、金融服务的使用情况、便利化和信用化的视角发布了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cov）、使用深度（use）、数字化程度（dig）指数。还有以业务划分的数字支付、小额保险、网络借贷、小额理财、小额投资和数字征信六个数字普惠金融业务指数。

（3）控制变量

选择如下控制变量：人均GDP（rgdp），以人均实际地区生产总值取对数来衡量。城镇化率（urban），用地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对外开放水平（fdi），用外商直接投资来衡量度。政府参与经济的程度（govgdp），用政府财政支出与GDP之比来衡量。城镇居民人力资本投资（urhuman），以城镇居民教育文化娱乐支出来表示。产业结构（is），用二三产业增加值与GDP之比表示。

（4）调节变量。本文用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作为调节变量，用农村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来表示，并对其取对数处理，记为human。

3.2 模型设定

为了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结合本文数据样本的特征，同时再对样本的时间和个体固定效应进行探究，发现两者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即个体和时间固定效应都存在，故本文选择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基本形式如下：

（1）

其中，theil代表泰尔指数，dif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X为控制变量，是个体固定效应，是时间固定效应，是随机误差项，i为省份，t为年份。

进一步地，为了研究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引入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作为调节变量，构建如下模型：

（2）

其中，human代表农村人力资本投资，dif×human是数字普惠金融和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交互项。

3.3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11—2021年共11年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最终得到341个观测值。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同花顺金融数据库等。

4 实证结果分析

4.1 基准回归结果

首先，检验面板模型是否存在个体效应，得到的检验结果显示p值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不存在个体效应”的原假设，说明个体效应模型比混合回归模型更符合本文的样本特征；其次检验模型是否存在时间效应，检验结果同样显示存在时间效应；最后通过hausman检验决定选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为了方便比较，表1分别列出OLS估计、随机效应模型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

由表1可知，模型（1）～模型（3）说明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可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政策的推进实施可以有效地发挥促进地区经济增长、消除金融服务门槛和缓解城乡金融资源的分配不均的作用，促进了农村居民增收，缩小了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因此假设1得到验证。控制变量中，城镇化率、对外开放水平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提高这两项指标能够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政府参与经济的程度、城镇人力资本投资和产业结构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政府经济参与度的提高、城镇人力资本投資的增加和二三产业占比的增加都会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

4.2 子维度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验证假设1，本文分别从数字普惠金融的触达能力、金融服务的使用情况、便利化和信用化三个视角，考察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的不同作用效果。覆盖广度指数度量其触达性和普及性，表示其覆盖对象和覆盖范围；使用深度指数度量其利用率，表示数字普惠金融产品的使用规模和使用频率；数字化程度指数度量其使用效率，表示数字普惠金融的实惠化和便利化水平。

从表2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在1%的统计水平上缩减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的发展为农村居民带来了更多的数字普惠金融产品和服务。城镇居民一直拥有这些金融服务，与之前相比，城镇居民获取这些金融服务的途径只是从线下改为线上。因此，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的发展虽然给城乡都带来了一定的好处，但给农村居民带来的边际效用更高，从而缩小差距；使用深度指数是由数字普惠金融产品和服务，主要是支付、信贷、保险、投资以及征信等业务的使用情况来表达，有针对性的解决农村居民的实际金融服务需求，从而提升收入水平。城镇居民原本就能够享受到这些金融服务，对收入的提升作用要小于农村居民。在追赶效应的作用下，这一差距逐渐缩小。因此，提升使用深度水平能够收敛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表2列（3）数字化程度的系数显著为正。原因可能是数字普惠金融产品和服务并未真正将便利化、实惠化和信用化优势惠及广大农村居民。

4.3 稳健性检验

更换被解释变量的测量方式，这里用基尼系数代替泰尔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对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表3是稳健性检验的结果。表3列（1）的解释变量为普惠金融总指数，探究更换被解释变量之后上文的结论是否仍然成立。表3列（2）～（4）的解释变量分别为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指数。

从表3可以看出，将被解释变量更换为基尼系数后，列（1）～（4）主要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的方向未发生改变，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与前文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说明模型是稳健的。

4.4 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调节效应

综上，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程度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负向关系，还要进一步探讨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对两者关系的影响。表4是引入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作为调节变量后的回归结果。

在表4列（1）中，总指数和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交乘项系数显著为负，因为表2中dif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发挥正向调节作用。也就是说，农村人力资本投资越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的幅度越大。假设2得到验证。表4列（2）和列（3）中的交乘项系数显著为负，因为表4中cov和use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农村人力资本投资越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随数字普惠金融普及率和利用率的增加而缩小的幅度越大。

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可以提升农村居民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提升农村居民金融知识和金融素养，增强农村居民分析、整理和接受数字普惠金融产品和服务相关信息的能力，使农村居民对数字普惠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接受和使用意愿更强，使用程度更高。

表4列（4）中，数字化程度指数和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交乘项系数不显著，原因可能是数字普惠金融产品的供给和需求发生错配，导致数字化程度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效果大打折扣。

在对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和三个维度的调节效应研究之后，进一步从金融功能视角对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行探究。白钦先和谭庆华（2006）提出，金融功能包含基础功能、主导功能和衍生功能，其中基础功能包括服务和中介，即金融为整个经济的运行提供便利，实现简单的资金融通；主导功能为资产配置，调节经济和规避风险，即提高社会上闲散资金的利用效率；衍生功能可以概括为风险管理和宏观调节，包括传递信息、公司治理、协调区域和财富再分配等。基于此，本文用数字支付指数代表数字普惠金融的基础功能，记为foundation。用网络借贷指数代表数字普惠金融的主导功能，记为dominant。用小额理财指数代表衍生功能，记为derive。实证探究哪种金融功能在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中更需要人力资本投资的支持。

表5检验了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在三种金融功能下的调节效应，并以相应的基准回归作为对照。实证结果显示，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均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农村居民通过将数字支付业务用于生产经营增收；小额保险和网络借贷业务为农村居民提供更多的信贷支持并降低风险；小额理财，小额投资和数字征信业务满足了农村居民的理财和投资需求，进而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可以提升农民的知识水平，增加其对数字普惠金融业务的了解和使用，提高获取能力和利用能力，从而提高农村居民对数字普惠金融业务的使用效率，进一步增强收敛效果。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在数字普惠金融业务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三种功能中，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在基础功能和主导功能收敛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中的促进作用更强。相比数字普惠金融的衍生功能，其基础功能和主导功能收敛城乡收入差距效力的发挥更需要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支持。

5 结语

本文基于我国31省、自治区、直辖市2011—2021年的面板数据，主要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和作用效果，以及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在其中的调节效应，研究结论如下：（1）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收敛城乡居民收入差距；（2）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在数字普惠金融收敛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中发挥正向调节效应，且在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收敛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中同样发挥正向调节效应。

综上，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首先，政府要着力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重点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其触达能力、金融服务的使用频率、便利化和信用化水平，特别是要加强农村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建设；其次，构建多元化、多层次的数字普惠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让社会中所有阶层和群体能够共享金融发展的成果；最后，加大農村人力资本的投资力度，人力资本的积累是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前提和保障，地方政府、金融机构和教育培训部门应当协调合作，加强对农村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基础知识的宣传和普及，提升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水平，着力改变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低、对数字金融的接受能力弱的局面，从数字普惠金融的需求层面缓解金融技术排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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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贺，白钦先.数字普惠金融减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吗： 基于中国省级数据的面板门槛回归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18（10）：122-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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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黄龙，屈小娥.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基于农村人力资本和数字鸿沟视角的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21（10）：173-190.

白钦先，谭庆华.论金融功能演进与金融发展[J].金融研究，2006 （7）：4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