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经济学学科评估结果的非财经类大学化现象研究
——兼论对财经类大学学科建设的思考

马一杰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江西南昌,330038)

一、引言

从“双一流”学科的动态调整可以看出,以学科为基础的“双一流”建设更淡化身份色彩,其重在引导各高校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实际情况的特色发展模式。财经类大学作为行业特色型高校,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理论经济学作为财经类大学的核心主干学科,其建设水平是高校学科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大学是围绕学科组织起来的,学科是高等教育系统的基层组织基础,学科作为一种专门化组织方式,是大学的一个独特和主要的特征。[1]加强学科建设是实现大学发展和价值的必然要求。本研究以第三、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为依据,对综合类大学和财经类大学的理论经济学学科评估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后发现,综合类大学的理论经济学较财经类大学更有优势,即理论经济学出现非财经类大学化现状。本研究由此探寻导致该现象的原因,以期对财经类大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提出建议。

二、现状分析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开展的高校学科评估是目前国内最权威的学科评估活动。通过对上榜高校类型、排名以及学科竞争力三个维度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原本应该是财经类大学传统优势的理论经济学学科,评估结果出现非财经类大学化现象,具体表现如下。

(一)综合类大学上榜数量占绝对优势

在第三轮理论经济学学科评估中,参评高校共有55所,包括综合类、财经类、师范类、民族类、语言类和理工类6种类型,各类型高校参评数量有较大差异。其中,综合类大学的参评数量最多,占比超一半,而参评的财经类大学只有12所,仅是数量居于第一的综合类大学的2/5。

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于2017年公布,此次评估根据学科整体水平得分的位次百分位,将前70%的学科分为9档公布。理论经济学参评高校共计90所,获得分档排名的高校有63所。其中,综合类大学有34所,财经类大学数量次之,有17所,其他类型大学共计12所。从两轮理论经济学学科评估结果的各类型高校数量来看,综合类大学在数量上始终占绝对优势。反观以理论经济学为传统优势学科的财经类大学,其数量占比虽呈增长趋势,但与综合类大学仍有较大差距。

(二)财经类大学排名位次整体靠后

鉴于2012年第三轮学科评估结果是以分数的形式呈现,而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按分档的方式呈现,本研究无法将两次的评估结果进行直接对比。因此,本研究采用相对比较法进行判断,该方法是由北京师范大学吴云峰与同济大学张端鸿两位学者在经过比较多种方法后探索出的相对更科学的判断方法。[2]经统计,参加理论经济学学科评估的高校共有44所,水平进步的有22所,持平的有5所,退步的有17所。

财经类大学理论经济学学科水平有一定变动,部分高校出现较大位次变动。在财经类大学中,除西南财经大学无位次变动外,其他9所财经类大学均有不同程度的位移。其中,天津财经大学、南京财经大学和浙江财经大学的上升幅度均高于10个位次,较综合类大学的位次变动更明显,但评估结果仍处于较低档次。

重点财经类大学理论经济学学科水平较低,与学科水平在前15%的高校相比差距较明显。在5所“双一流”建设高校中,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未参加第三轮学科评估,在此不予考虑。在其他4所“双一流”建设高校中,中央财经大学有4个位次的上升幅度。上海财经大学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位次均有不同幅度下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下滑幅度较明显,有3个位次波动。西南财经大学的位次保持不变。在处于A档的综合类大学中,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和西北大学在位次上有不同幅度的上升,复旦大学最明显。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位次下滑幅度较小,均在两个位次以内,中国人民大学和浙江大学无位次变动。整体来说,综合类大学位次变动较为稳定,财经类大学之后要想跻身A档有一定难度。

(三)财经类大学理论经济学学科竞争力整体较弱

翟亚军认为,认受度反映了一所大学学科发展的水平,代表了学科核心竞争力的大小,是大学学科质量的表征。[3]基于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认受度的计算公式如下:

Rij=1-(bj-1)/Cj(0≤Rij≤1)

其中,Rij为该校j学科的认受度,0≤Rij≤1;bj为该校在j学科中的排名;Cj为j学科中参评的学校总数;j学科在本研究中是指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

通过计算,明确R≥0.7的高校共19所,且均是“双一流”建设高校。其中R≥0.7的财经类大学约占高校总数的21%,综合类大学占比高达73%,数量远多于财经类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理论经济学的学科认受度最高,但与之相比,其学科认受度仍处于9所综合类大学之下。由此可见,综合类大学理论经济学学科竞争力要高于财经类大学。

三、影响因素分析

理论经济学是财经类大学的重点学科,但该学科的评估结果在综合类大学的优势比财经类大学更为显著,存在非财经类大学化现象。本研究从以下四个方面分析具体原因。

(一)财经类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点建设水平不高

从理论经济学博士学位授权资格来看,我国现具有博士研究生招生资格的财经类大学22所,约占具有研究生招生资格的财经类大学总数的67%,具有一定的数量优势。但从理论经济学学科评估上榜高校来看,只有9所财经类大学上榜,约占具有博士研究生招生资格的财经类大学总数的41%,且理论经济学学科评估结果均处于B+及以下档位。由此可见,具有博士学位授权资格的财经类大学有“量的优势”,但在学科水平上缺乏“质的体现”。

从理论经济学博士学位授权批次来看,在属于“双一流”建设高校的5所财经类大学中,仅有上海财经大学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于第八批次批准设立理论经济学博士点,西南财经大学于第九批次获批,中央财经大学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在第十一批次才获批理论经济学博士点。而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和武汉大学于第七批次就获得了理论经济学博士点,相较而言,财经类大学授权批次较晚,且这5所综合类大学的学科评估结果均处于A档,比财经类大学的档位靠前。综合类大学因获批批次较早,在学科建设上有时间优势,学科积淀更为深厚。事实证明,理论经济学博士学位授权批次早的学校在该学科评估中所处位次普遍较高。

(二)高层次财经类大学分布较少且排名不高

在第四轮理论经济学学科评估中,理论经济学获评B+及以上档次的高校共18所,这18所高校均是“双一流”建设高校,印证了“双一流”建设高校比普通高校具备更强的学科竞争力。从财经类大学层次分布来看,我国仅有5所财经类大学是“双一流”建设高校,这反映出我国财经类大学整体综合实力较弱。从学校所处档位来看,在第四轮理论经济学学科评估上榜的财经类大学中,仅有5所“双一流”建设高校均位于B档,其中,中央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和西南财经大学位于B+档次。在其他12所财经类大学中,除了东北财经大学和江西财经大学位于B档次,其他10所财经类大学评估排名均在C档。可以看出,办学层次是影响财经类大学理论经济学学科评估结果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财经类大学师资建设缺少质和量的优势

在第四轮理论经济学学科评估中,“师资队伍与资源”这一指标下用“专任教师数”体现师资储备情况,在具体评估时,通过设置上限(达到上限值不再加分)方式克服唯数量倾向。[4]从各高校经济学院专任教师数量来看,综合类大学的专任教师普遍多于财经类大学。例如,同处于B-档次,湘潭大学有专任教师136人,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专任教师有90人。深圳大学和江西财经大学虽同处于B档次,但在专任教师数量上也有较大差距,江西财经大学有专任教师76人,而深圳大学经济学院有专任教师117人。通过收集和分析各校经济学院各职称教师数据发现,财经类大学经济学院高职称教师数量也相对较少。如中央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和厦门大学虽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均处于B+档次,但在教师数量上存在显著差异。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有教授36人、副教授32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有教授22人、副教授36人,而厦门大学作为综合类大学,经济学院有教授98人、副教授68人。可以看出,财经类大学高职称教师数量和专任教师数量较综合类大学而言差距显著。

(四)财经类大学侧重应用性较强学科的建设

从第二轮“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来看,财经类大学将办学重点放在了应用性较强的应用经济学和法学上。将理论经济学作为“双一流”建设学科的上榜高校仅有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财经类大学则无一上榜。而应用经济学作为应用性较强的学科,在“双一流”建设高校中占据8席,其中财经类大学有4所。由此可见,财经类大学在应用经济学这一学科上的发展态势更好,但与综合类大学相比,财经类大学理论经济学仍面临着较为严峻的发展形势。从学科评估结果来看,在第四轮应用经济学学科评估中,有7所财经类大学获得A档排名。其中,中央财经大学的应用经济学位于A+档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东北财经大学和上海财经大学同位于A档次,西南财经大学、江西财经大学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均位于A-档次。其中,中央财经大学的应用经济学是国家重点学科,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应用经济学被列为北京市重点学科,西南财经大学的应用经济学是四川省重点学科,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法学作为湖北省重点学科,也在学科评估中位于A档。然而,无一所财经类大学的理论经济学获得A档排名。可见,高校的办学重点也是影响理论经济学学科评估结果的重要因素。

综上所述,办学水平、办学层次、办学规模和办学重点是影响理论经济学学科评估结果的重要因素,也是导致理论经济学学科评估结果非财经类大学化现象的关键因素。财经类高校应从办学水平、办学层次、办学规模和办学重点这四个要素出发,探索符合自身特色的学科建设路径。

四、财经类大学学科建设的思考

(一)明晰办学重点,加强基础理论建设

从学科领域的角度来看,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都具有理论和应用价值。从学科内涵来看,理论经济学侧重于对经济理论问题的研究,应用经济学则侧重于对实际应用方面的研究,旨在运用理论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研究和分析问题。在学科建设上,只有将理论与应用紧密联系起来,重视理论基础的发展,才能促进高校学科的长远发展。如中国人民大学建有经济学院和应用经济学院,并明确经济学院是理论研究重要阵地,重点建设国家重点一级学科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院则致力于培养应用经济学人才,将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这也是两个学科在学科评估中均获得A+的重要原因。而中央财经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西南财经大学等重点财经类大学则将应用经济学列为重点学科,侧重应用性较强学科的建设,这也是在学科评估中财经类大学的应用经济学学科评估结果较理论经济学处于更高档次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与综合类大学相比仍有一定差距。理论经济学是为应用经济学及其他经济学科提供基础理论的科学,忽视理论经济学的建设,应用经济学的发展也难以达到一定高度。因此,财经类大学应将理论经济学放在学科建设的重要位置,理论与应用并重,结合自身特色和优势,明确重点、分类发展,以提升学校的核心竞争力。

(二)以特色促优势,兼顾新兴学科发展

特色学科是行业特色型大学发展的动力,坚守学科特色、发挥学科优势是财经类大学高质量发展的重点。财经类大学作为行业特色型大学,不应一味地追求综合类大学的发展目标,而应立足行业和地方的现实需求,发挥特色学科优势,建设具有鲜明财经特色的应用研究型大学。例如,早期伯克利大学坚持的“每个领域都要保持全美前三名”的理念虽然有利于各学科均衡发展,但导致该校没有一个可以称为“泰斗”的学科,也是其始终无法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的重要原因,后来学校改均衡发展为重点突破,重点发展生物原子工程后,共获得17个诺贝尔奖,奠定了其世界一流大学的地位。[3]财经类大学应始终坚定发展财经特色学科的决心,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将已有资源重点放在特色学科建设上,以特色促优势,将特色学科建成优势学科,形成特色学科优势地位。在此基础上,财经类大学可以发展新兴学科,并提高其学科发展规模和质量,促进特色学科和新兴学科间的交叉融合。

(三)优化师资结构,大力引进高层次人才

高水平的师资队伍是高校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合理的师资结构和高层次人才队伍是高校办学实力的重要体现。大学的荣誉不在于它的校舍和人数,而在于一代又一代教师的质量,一个学校要站得住,教师一定要出名。[5]受师资队伍数量和人才层次的影响,财经类大学在招生规模和人才培养等方面也相对受限,这也是造成其学科评估结果处于劣势局面的重要因素之一。基于此,在职称结构上,财经类大学应重视引进和培养高水平、高质量、高层次人才,提高高职称教师在教师团队中的数量优势,构建职称结构合理的高质量教师队伍。在人才层次上,根据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需求,引进和培养学术领军人才和专家骨干,组建一支专业精湛、学术一流的师资队伍。同时,鼓励各高校教师跨专业跨院校交流,丰富自身知识储备,组成学术团队,取得高水平的科研成果。

(四)争创国际一流,培养国际财经人才

目前,我国有5所财经类大学入选“双一流”建设高校行列,与国内其他同类型大学相比,其特色学科的建设已经处于较高水平。财经类大学应将提升国际竞争力作为学科建设的重要目标和使命,以国际化的视野培养国际财经人才,在发展道路上发出中国声音。财经类大学应积极与国外同类型高校开展多层次、多类型的交流与合作,掌握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动态和发展趋势,分析其学科发展的优点和不足,明确自身的优势与差距,立足现实需求,将学校发展战略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进程规划统一起来。目前已有高校开始了探索,如浙江工商大学组建了国际商学院,形成包括中外籍教师、中外籍学生、具备全英文环境的“国际社区”,该社区旨在培养国际化、实用型的多层次经管类人才,打造国际化名片,成为推动浙江工商大学国际化进程的重要基地。此外,财经类大学应在坚持自身特色的同时,促进相关学科和支撑学科的发展,为把特色学科建成强势学科提供有力支撑,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财经类大学。

五、结语

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由于学科评估结果逐渐成为政府分配资源的主要依据,综合类大学在之后的学科建设和学科评估中的优势地位可能更加显著,财经类大学则会受到一定的冲击。首先,财经类大学应明确自身办学重点,加强基础理论建设。其次,财经类大学应将特色学科放在重要建设地位,以特色促发展、强优势,并兼顾新兴学科的发展。最后,财经类大学应重视师资队伍建设,优化师资结构,引进高层次人才。此外,财经类大学应对标国际,努力跻身国际一流大学,培养与国际接轨的财经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