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视角下当代音乐教育的变革与发展*
——第二届长三角美育国际研讨会综述

任彦洁,彭珏非

(湖州师范学院 音乐学院,浙江 湖州 313000)

音乐教育作为培育社会文化艺术的重要渠道,在当代教学和学术领域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伴随着社会变革及科技进步,音乐教育亟须适应新的教育理念、科技应用及全球化趋势。近年来,国内外音乐教育研究者产生了大量深入探讨音乐教育多维度问题的研究成果,它们不仅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还促进了学科领域的理论发展和跨学科交流。为了进一步构建当代音乐教育变革与发展的多角度认知框架,探索音乐教育未来可能性的发展路径,加深对音乐在教育过程中所具有的广泛价值和深远影响的理解,长兴县政府和湖州师范学院于2023年11月11日主办了“第二届长三角美育国际研讨会”,旨在进一步讨论音乐教育实践中的新策略与问题解决途径,应对21世纪教育的新挑战。

一、音乐教育研究

2020年11月,由教育部新文科建设工作组主办的新文科建设工作会议指出,新文科建设对于推动文科教育创新发展、构建以育人育才为中心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新格局、加快培养新时代文科人才、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广西艺术学院吴霜教授以新文科建设为背景,从意识维度、核心动力、机制构成三个方分析艺术类专业人才创新能力培养的路径。一是提出创新能力培养的“三项意识”。在新文科背景下,培养学生动力意识、问题意识和超越意识对提升创新能力至关重要。其中,动力意识是创新行为实施的关键;通过项目驱动等方式培养问题意识;通过人文交流机制和跨学科理念,促进超越意识的发展。二是提出特色办学的核心动力。强调校园文化建设和特色化办学,特别是用人文精神和特色文化建设培养学生,并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三是提出优化创新能力培养机制。针对不同学习阶段和课程类型优化人才培养评价体系;调整课程结构,解决艺术类专业课程过窄问题;利用学科交叉融合,优化创新平台。

江南大学孙丝丝副教授认为,高等院校的音乐教师培养专业承担着塑造我国中小学音乐教师队伍的重要角色。然而,当从《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2022版)》提出的美育导向、艺术体验重视和课程整合的理念出发,反向检视这些专业的教学内容时,可以发现,诸如肤浅的音乐审美教育实践、限缩的艺术体验解读和被轻视的课程整合式教学等问题。问题的根本在于：认知层面的美育障碍阻碍了深入的音乐审美教育;对艺术体验概念的误解限制了体验的完整性;以学科为中心的思维模式妨碍了课程的综合实施。应对这些问题,需从重塑美育认知、纠正对艺术体验的误解及打破学科中心化思维三个层面进行改进。这些反思亦代表了《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2022版)》中的核心观念在音乐师范教育领域的实践与现代诠释。

二、音乐学理论与历史研究

西方音乐及西方音乐研究的学术思想对非西方文化产生强烈的影响,这是20世纪全球语境中的一个凸显的音乐文化现象。20世纪中国音乐史学与西方音乐史学的学科关系,究其本质是中国学者在学理层面面对西方音乐及其学术传统的渗透所做出的思考与抉择。浙江音乐学院杨成秀副教授认为,这不是割舍传统而追求新颖的代换过程,而是东方与西方、古与今的学术思想及理论方法的持续不断的融合。20世纪初,中国音乐史学吸收并与西方进行学术对话与融合,以萧友梅与王光祈等学者的学术成果为代表,展现了中西音乐史论理论资源的共享与同步发展。然而,20世纪后期,这种关系模式发生了变化,苏联音乐史学开始影响中国,中国音乐史学与西方及其自身的西方音乐研究形成了相对隔离的趋势。

广西艺术学院朱腾蛟博士认为音乐与语言之间的相互关系,长久以来一直是西方跨学科领域中持续关注并深入研究的核心议题,该项研究主要包括三个重点领域：将语言学的理论模式应用于音乐研究,音乐表述及围绕音乐的各种论述,以及音乐和语言之间的联系及比较分析。在探讨音乐与语言的关联性方面,需进一步论及音乐和语言的起源与发展、两者的结构模式对比以及音乐与语言在认知心理学方面的关系等众多子议题,这显示了该项研究的多元化视角和跨学科的合作特性。

三、 音乐评论与鉴赏研究

音乐作品意义的生成(包括音乐史上杰出作品的经典化过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过程,是音乐生活及产业链中各种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上海音乐学院伍维曦教授指出,自19世纪音乐作品体制确立以来,在现代音乐生活经验中,音乐批评已变成音乐作品的“第三次创作”,广义的批评活动塑造了音乐作品的意义。音乐史既记录了创作与表演,也是对音乐接收的历史。音乐在作品体制与现代性的联结下,与政治、信仰、知识分子、媒体、艺术和资本(即“PRIMAC”综合体)相互影响。音乐学家作为批评家须审视中国当代音乐,因为通过批评方能为学术研究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音乐话语体系。作为文学体裁,音乐批评满足不同需求,学术论文则追求知识生产,二者在风格与内容上既有区别也有联系。此外,音乐学家的批评活动也是认识世界的实践性过程。

广西艺术学院杨柳成教授针对古典音乐与流行音乐的鉴赏问题认为,对比古典音乐和流行音乐要进行恰当的界定。古典音乐通常指不需电力的交响乐、歌剧等,而流行音乐特指需要电力的独唱和电声乐队伴奏的歌曲。尽管二者内部风格各异且存在融合,但是,古典音乐的纯粹性(按乐谱精确演奏)与流行音乐的灵活性(录音制品,演奏可变)是它们的显著区别性特征。需要提倡对等和典型性原则,从创作、表演和聆听三个方面对古典与流行音乐进行比较,探讨古典音乐是否优于流行音乐。

四、音乐创作与文化研究

为了在音乐创作与文化研究领域探索音乐与思政教育、音乐剧本土化创作的结合点,实现艺术与文化研究的深层融合,湖州师范学院梁卿教授引用《拉奥孔》中“画”与“诗”的经典观点,阐释本土音乐剧艺术形式的创作。并以具有本土特色的音乐剧《牵手》为例,分析如何通过“时空转换”,将网络照片转化为结合地方民俗的本土音乐剧。即研究音乐剧本土化创作的普遍规律,探讨其从“画”转“诗”的过程。

湖州师范学院鲁立博士对冼星海及其延安时期小型声乐作品进行了深入研究。冼星海在1938年11月3日抵达延安,任职于鲁迅艺术学院,从事教学和创作,直至1940年5月4日赴莫斯科。他在延安的歌曲创作对研究他的个人音乐生涯、延安音乐在中国音乐史的地位,以及对民族音乐创新的推动都具有重要意义。在延安期间,冼星海深入思考民族音乐振兴,提出要利用中国传统作曲理论,综合西方成果和其他民族音乐发展,从群众生活中创作中国新兴音乐,并建立新音乐理论,使中国音乐登上世界舞台。这段时期,冼星海创作了12首齐唱、13首小合唱和1首独唱作品,显示出他的高产创作力。这些作品虽然没有成为跨时代的大合唱,却因其简洁、快速产出,从而更加贴近一般的群众和当时的革命与生产生活,可以真实地反映出作曲家为群众而作的创作思路与技法选择。此外,这些小型歌曲创作比大型作品更具实验性,能更好地观测到作曲家当时的新兴创作思路和对作曲技法的探索与实践。

在音乐实践与中外音乐美育交流方面,来自越南河内电影和戏剧大学的阮氏青云研究员认为,在越南早期改良剧中,音乐扮演了重要角色,可是关于这方面的文献记载并不多。1921年创作的“古琴新旧集”记录了100多首古音乐,其中记述了改良剧音乐旋律的音调和高度,为改良剧音乐艺术的发展以及越南汉喃文献的利用做出了贡献。通过对这部作品与现代改良剧音乐的对比分析,评价了“古琴新旧集”在改良剧舞台音乐和越南传统音乐中的价值。作为马来西亚华人,竹笛演奏艺术家杜益兴先生分享了其在中学时加入华乐团开始系统学习竹笛,通过六年的学习、独奏经历、筹组活动并参与各种比赛,后来到中国深造并在广西艺术学院任教的文化交流心得。此外,在音乐创作与思政结合方面,祝震林编剧提出,应在新媒体上利用高校文艺资源进行系统的文艺思政教育,探索一条文艺思政的新举措新路子。

综上所述,“第二届长三角美育国际研讨会”的与会专家学者们,从音乐教育、理论、评论与创作领域中不同的音乐现象和议题出发,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探讨。针对教育部提出新文科建设的重要性,江南大学和广西艺术学院的专家分别从师资培养和创新思维模式方面,提出合理化的建议来强化音乐教育。在音乐学理论与历史研究方面,20世纪西方音乐对其他文化的影响,特别是中西音乐史学的交流与变迁被深入分析。在音乐评论与鉴赏领域,探讨了音乐作品意义的形成过程、音乐批评与学术研究的关系,以及古典与流行音乐鉴赏的区别和标准。在音乐创作与文化研究方面,新时代的思政教育与音乐的结合、本土音乐剧的创作规律,以及通过创作反映时代精神等方面得到了展开。此外,中外的文化和学术交流被强调,包括音乐实践在文化交流中的应用。这些研究不仅反映了音乐教育的多维研究成果,也突显了美育在当代社会和文化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当代音乐教育经历了从传统教育模式向现代创新模式的转变,涵盖了从理论研究到实践应用的广阔领域。在美育的主题辐照下,这种变革不仅关注于音乐知识和技能的教学,同时也强调了对审美经验、文化理解以及创造性思维的培养。在国际多元视角下的当代音乐教育变革与发展,要求教育工作者和学者们突破传统的教学限制,将音乐教育与社会、文化和技术的最新发展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