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社会技术焦虑形成与对策研究

2024-04-05 23:53苏梦熙严梓嫣

苏梦熙,严梓嫣

(1.广西艺术学院 人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0;2.兰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自20 世纪40 年代以来,世界步入了以数字化、人工智能化、新能源化为典型特征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原子能等新兴技术的研发利用使得技术与产业发生深度融合,机器自动化大工业体系替代流水线工人,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均发生巨大变革。科技在人类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与此同时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法律、道德、政治问题也越来越受到大众的关注。新技术的变革和应用一方面给人类带来了广阔的发展前景,另一方面也形成了“技术焦虑”并深刻地影响着社会与个体。在技术飞速变革的当下理解技术影响人的深层次作用机理以及性质表征并对此提出对策,对我们更好地认识人类的未来具有深远意义。

一、技术焦虑的形成背景

技术作为对人类身体机能的弥补和器官的延伸,向来是人类文明史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虽然较之形而上学、伦理学等经典论题,技术直至近代才作为一个专题化哲学命题被提出和重视,但关于其来源和定义的讨论在古希腊时期就已有迹可循。柏拉图在《普罗泰戈拉篇》中就曾借普罗泰戈拉之口,从普罗米修斯盗取技艺的角度,阐发了一个关于人类文明产生的理论。“他偷偷溜进雅典娜和赫准斯托斯合用的密室,那是他们练习他们的技艺的地方,从赫准斯托斯那里偷走了用火的技艺,从雅典娜那里偷取了她的技艺,把他们给了人类。由此开始,人类就有了生存所需要的资源。”[1]在这里,人类的各类实用技艺被柏拉图描绘为一种神力的馈赠,人类借由这种方式以弥补身体存在的自然缺陷,得到生存所必需的技术智慧(entechnos sophia)并制造出各种农具、衣服、鞋子、武器和房屋来维持生存和保护自己。显然在柏拉图眼中,技术乃是一种有利于人类生产和建造的工具。相较于老师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将人类的活动形式明确区分为两种,一种是道德的实践活动,一种是技艺的制作活动。前者的目的存在于实践行为自身,亦即行为与目的同一,后者的目的则是制作出某一产品使其满足其他更高的目的,他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每种技艺与研究,同样地,人的每种实践与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2]。而所有善之中存在着一个最高的善,那就是幸福——一种合乎完满德性的实现活动,因此技术作为一种制作手段始终处于服从道德行为的附属地位。

从以上记载不难看出,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社会,技术以其有限的功能和对人类展现出的“善”作为一种“无理性”和“无灵魂”的纯粹工具存在,普遍被认为是受控和服从于人类理性的,遑论反过来影响甚至支配人类理性。加上在交通不便的古代社会,时间、地域、政治和文化等因素交错编织的偏差网络为技术的流通营造出了一道天然壁垒,许多社会中的手工技艺都带有秘密的、行会的、不可外传的、区域的特征,关于各类实用技术操作的专业知识仅被记录在人脑和十分有限的书页当中,无形中为技术套上了一层层沉重的枷锁,将其禁锢在自生自长的土地之中。

现代工业社会明显扫除了阻碍技术扩散的重重障碍。在18 世纪到20 世纪两次工业革命的巨大变革下,通过交通方式和印刷技术的跃升式变迁,作为技术之基础的知识不再是贵族和少数人群的专利,并以极其惊人的速度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与共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侵略以及殖民扩张在给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灾难的同时也将技术和机器大工业生产带到了世界各地,开启了技术全球化扩散的进程。特别是进入到由数字技术引领的新一轮产业革命后,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和公共管理系统发生深度融合,逐渐成为现代化工业生产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核心动力,极大缩短了技术扩散的时间成本和空间成本。而从技术扩散的动力源的角度,可以将其分为政府主导型技术扩散和市场主导型技术扩散[3]:政府主导型技术扩散主要是政府和国家通过“有形的手”来调节技术准入和技术出口,大力支持技术引进和技术创新,并制定有利于技术进步的法律法规以发挥技术对于国家经济和政治的推动力,增强国家硬实力和话语权;市场主导性技术扩散主要是指依托于市场本身的自发性、趋利性由市场中的微观主体(个人、企业)在技术不对称的条件下主动进行和推动的技术传播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技术依附于利益进行流通。从这两种技术扩散模式中不难发现,在现代工业社会中,无论是政府层面或是市场层面,无论是“有形的手”还是“无形的手”,都指引着技术向外不断扩散,粉碎了一切有碍技术扩散的路障,以至使其向人类无从预知甚至不可控制的方向发展。而最让人难以置信的一点是,技术是以那样一种隐而不显的方式悄然入侵了人类社会生活中最为重要和隐秘的运转部门,而竟不使人对其具有不确定性的巨大力量进行约束和反思。

在现代工业社会中,技术对于人的规训与监控体现在方方面面,典型地映射在现代人对于现代工业制成品——智能手机的依赖上。一方面,智能手机在当代的定位已经不仅仅是娱乐休闲工具,而是实现了其命名所象征着的“手的机器”。现代人以智能手机作为器官的延伸实现通讯、浏览、记录等目的,通过简单的操作跨越时间与空间的局限,实现大量信息的快速搜集和阅览。如果说智能手机的“发明”是人为技术赋值,那么智能手机的“使用”则可以看作技术为人赋权。另一方面,人们的个人信息、检索记录和行动轨迹都被大数据技术所集成与整合,作为公共管理系统和平台组织进行决策的依据,充当预测风险的媒介和解决风险的资源。智能手机在为人创造便捷和安逸的同时,也将活生生的人抽象化为可整合、可统计的信息,归置到没有温度的数字和图表中。而当我们热衷于自动机器而把控制的观念抛诸脑后的时候,这样的“有灵魂的工具”就将成为梦魇。[4]人或许曾从蒙昧中醒来,但又不觉陷入技术的迷梦之中。

技术将生产资料从过去的“工具”改造为具有自主生产能力的“机器”,在过去,生产过程中占主导的工人只把工具当做是器官的延伸,凭借对于工具的绝对支配权和自己掌握的技能进行生产;而现在人的技能已经被技术体系所整合并植入到机器之中,人由生产中的主体变为仅仅是“看管机器”的中介。而作为人所创造出的“对象化的知识力量”,机器褫夺了人的“一般智力”,使得社会生产力扬弃了作为劳动主体的人而自主地生成一个自动运转体。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技术的“失控”愈演愈烈,2023 年8 月24 日,日本开始向大海倾倒核污染水,这些核废水来自福岛核电站的泄漏事故,计划排放30 年,专家证明,这一行为对全球海洋生态将造成不可逆的巨大影响。核废水的排放事实上正是技术失控的结果,也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生态环境的政治态度之呈现,背后正是资本家对技术缺乏把控、最终被技术所异化的事实。

二、技术焦虑的形成与特性

面临工业社会下技术的大肆扩张及带来的生态问题,主体感受到深深的不安,随即不可抑制地陷入了技术负面性所带来的情绪压抑,即“技术焦虑”(technoanxiety)之中。“技术焦虑”究其根本是现代主体对技术的抵抗体现。相比于这一概念,学界更常用或更被广泛接受的概念是“技术恐惧”(technophobia),英汉大词典将其解释为“对技术对社会及环境造成不良影响的恐惧”[5]。技术恐惧首次被提出是在Tomthy Jay发表的《计算机恐惧:对它怎么办?》[6](computerphohia:want to do about it)中,他着眼于人们对计算机产生的心理反应来对技术引发的恐惧进行了探究。从语用学角度来说,技术恐惧通常是对于特定威胁的反应,比如塑料、尾气、原子弹、飞机等等,也许是某种技术自身,比如机床生产技术、电气与自动化技术、精密仪器制造技术等等,因此“恐惧”具有确定的对象。而相比于恐惧来说,借用弗洛伊德的话,焦虑则是“忽视对象的存在”,它是个体情感的一种一般化状态,人们对于焦虑的感知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在面对外在世界时的知识和权力感”[7]41,显然相较于技术恐惧,技术焦虑更适用于现代主体的存在语境。而想要真正理解技术焦虑的形成过程与特殊形态,就不能只从引发它的对象及其产生的效应去片面地理解,而要把它放到个体与社会构成的整体中来看。

首先,技术焦虑是无对象性的。从技术恐惧与技术焦虑的关系来看,恐惧实际上就是一个对象化的焦虑,是焦虑在现实生活中的具象化表达,比起更多依赖于外部性的恐惧,焦虑所指更偏向于内在性的不安全感。人们往往只是在直接面临外部威胁时感受到极大的恐惧,但是焦虑却不仅仅只存在于某个时刻而是时时存在于人的头脑之中,可以说恐惧是焦虑的一种应急化状态。由于在现代工业社会的技术压制中人被迫丧失了权力感因而感受到了一种无形的威压,但人们对于这种丧权感从何而来又无从说起,因为技术带给人心理上的威压是既不迫近也不切害的,它只隐秘地渗入到人的日常生活行为中诸多不起眼的细节。因此技术焦虑虽然是由技术所引起的,但并不指向某一个具体的对象,或许可以理解为是在历史中不断生成着的技术总体对人的笼罩和跟随。

其次,除了无对象性以外,技术焦虑还受到风险社会所导向,具有风险导向性。在现代工业社会体系中,风险无处不在,它的背后象征着个人和社会整体所共有的一种不确定感,贝克的《风险社会》一书中指出“如果我们原来关心的是外因导致的危险(源自神和自然),那么今天风险的新的历史本性则来自内在的决策。他们同时依赖于科学和社会的建构”[8]190。这也就是说,有别于传统工业社会中由宗教和自然所引致的风险,现代工业社会中的风险是由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政治条件的变化所共同决定的,科学技术自身的发展便为自己规定了风险性,随着技术扩散至人类生活越来越广泛的领域,人们认识到对其发展采取有效的管控和监测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英国学者科林格里奇在其《技术的社会控制》一书开篇就提出:“由于我们的技术能力远超于对其实施后产生社会影响的认识,从而一项技术的社会后果并不能在其实施早期得到预测。然而当不良后果被发现时,这项技术已成为整个经济和社会结构的重要部分以至于对其实施控制极度困难。”[9]而当我们发现其危机而想要对其实施有效的控制时,却发现控制的成本已经变得非常昂贵了。这一问题被学界称为“科林格里奇困境”,清晰揭示了工业社会中存在的“科技黑箱效应”及其所带来的不可预估的风险。这种不可预估的风险,映射在人的心理上就产生了巨大的不确定感和随之而来的焦虑。正如作为工业社会中新兴技术支柱的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就由于存在极大的信息泄露和人身财产安全风险曾引发起社会的普遍焦虑。这反映了虽然人们已经逐渐相信并被迫接受现代社会中每个人的信息都已透明化这一事实,但若资本对技术的驱使没有法律的监督以致将人们时刻置于技术失范所带来的风险之中,那么技术则会沦为恶的帮凶成为时刻笼罩在现代人头顶的阴霾,使人陷入无止境的焦虑之中。

三、技术焦虑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在现代主体所产生的技术焦虑中,我们不得不关注的是由此带来的对社会整体的巨大影响力。正如德国社会学家尼可拉斯·卢曼所指出的,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选择的社会,越来越突出的科技风险是现代社会最近发生的重大变革的标志,太多的不确定性和决策意识形成了我们的未来,产生了明天的结果。[10]这种由社会技术发展所必然导致的风险又反过来对生产出技术的社会本身形成了巨大的影响。

首先,随着技术扩散进一步加强,技术一方面可能对自然产生不可预估的后果,造成社会对于重大事故风险的焦虑。不输于传统意义上人因为认识能力有限而对自然产生的未知和不确定性,现代工业社会中技术所造成的后果在现有的认识水平和控制能力下同样是人所不可估量的。技术危及自然以及人类生命的事情不时发生,比如1986 年震惊世界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以及2011 年福岛核电站泄漏事件,前者已经过去近半个世纪的时间,依然给人类社会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和贻害,现今日本往海域倾倒核废水在周边地区已经形成了巨大恐慌。截至目前发生的所有核电站事故表明,即使采用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防范保护措施和自动化搭建的危机应急系统,依然无法阻断由于人为过失造成的核泄漏风险。虽然核能在经济上为机器工业运转带来了巨大的能量,并且可能是减少温室效应的一个重要能源手段,但关于放射性物质的排放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危害等问题到现在依然十分严峻。由于我们对新技术运用到工业生产中所产生的巨大力量不甚了解,因此并不能用评估其他旧技术实施后果的方法去衡量新技术,并且由于科学研究课题的不断精细化、专业化,科技活动所引发的次级后果的范围、数量和不可计算性就越大,面对这样一种不可计算的新型风险成本,社会并不能在现有信息的基础上对其实施有效的控制,因此作为回应的只能是由焦虑情绪所引发的关于技术后果的讨论。

其次,现代社会价值评价脱离开伦理道德意义而纯化为一种纯粹客观的、标准化的技术性评价,个体的主体性被剥夺,而他却无法反抗或超越。近几年来颇受关注的“内卷”一词就是从这一标准化竞争体系中派生的,个体在标准化体系潜移默化的规训下放弃了对于实际能力提高的追求转而投向追求标准化数据的大潮,个体不再叩问自己“我想要什么”而是质问自己“我该要什么”,为了在数据竞争中占先,个体只能花费比社会中其他个体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获取数据的奖赏,但由于与其他个体之间存在的信息壁垒,他并不能确证自身所付出的劳动是否能够在竞争中占据绝对优势,劳动的无效化风险加重了个体的担忧和愤怒,但个体又无法跳脱出这种体系——因为要离开体系首先要离开社会,所以在这之中,个体感觉到被抽象体系所占据的现象世界中弥漫着无力感,“他感到或被一种剥夺了他所有行动自主性的强大力量所困扰,或陷入一个事件的大漩涡中而无力挣扎”,这就是吉登斯说的“吞噬过程”(Engulfment)[7]181,同时也是韩炳哲所描绘的倦怠社会、功绩社会。

最后是对现代社会主体自我认知产生的无意义感。正如上文所述,现代社会中的价值评价是纯粹客观的、标准化的技术性评价,因此个体自我的规划必须“在一个技术性有竞争力然而在道德上贫瘠的社会环境中以反身性的方式获得”。从技术进步极大提高了现代工业体系的生产率,缩短了社会必要时间,使得社会中的个体获得了更多的可以用于探索更高级的科学、文化、政治的自由时间,但从简单低下的生产劳动中解放出来的个体却从日常生活世界中经验到了无意义。当社会物质需求由于技术进步而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后,机器大工业中生产价值的物质劳动就不再是社会所稀缺的东西了,取而代之的是更高层次的生产意义的精神劳动。个体面临由技术所创造出的新劳动方式和新生存方式时,会由于无法掌握最新技术而沦为消费意义的人,社会则会因此而分化为“一极是典型的生产意义从而拥有更高层次意义的人,另一极是单纯的消费意义从而因意义层次相对降低而不同程度丧失生存意义的人”[11],而这种分化的出现带来的不仅仅只是个体外在生活条件的差异,甚至可能造成内在生理条件上的鸿沟,被现代社会所抛弃的人将会迷失于技术打造的“无意义深渊”,这也就是后现代存在主义者认为现代人所面临的存在性危机。

四、现代社会技术焦虑应对策略

结合技术焦虑对社会整体和个人生存所造成的后果,尤其是由于技术对处于社会中的个体自身形成一种制度化压抑,不断用技术自身生成的主体性去塑造人的思想意识,摧毁个体心理的自信与希望,产生对自我的怀疑感、无力感、无意义感,这使得技术焦虑与现代社会主体的存在危机相连。面对此情形,现代主体在马克思异化理论以及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指导下不断提高对技术焦虑的认知,同时调整应对策略。

对抗技术焦虑的行动首先表现为对技术使用的价值规范以及对技术价值负载性的讨论。现代技术所打造的庞大体系用抽象劳动取代了人的具体劳动,对人进行去技能化,剥夺了人作为一个“技能者”的自我价值,这一过程不仅发生在现代工业的生产过程之中,而且发生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按照吉登斯的看法,随着抽象体系之扩展,日常生活之条件业已发生改变并在更大的空间环境中重新组合起来,而这种脱域过程便是技术流失的过程。[7]128由于技术与人类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深度融合,使得许多本该由大众所掌握的常识被自然地过滤掉了,而留给人的则只有对机器的“看管”。“机器则代替工人而具有技能和力量,它本身就是能工巧匠,它通过在自身中发生作用的力学规律而具有自己的灵魂”[12]。面对由于技术而导致的普遍的知识流失和自我价值感丧失,工业社会技术发展所导致的问题不断上升成为一种公共的、社会的问题,技术化本身被当成了一个需要进行价值辩证的问题进行研究,平台资本、法律制度、政府政权都被激发起来进行论争。“以跨学科方式进行的科技发展成为它自身的一个问题,科学化被当作一个问题来进行科学研究,以这种方式,科学和职业在相互应对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都将爆发出来。”[8]196简言之,科学遭遇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们从对其的全面信任和依赖过渡到怀疑和批判阶段,公众开始反思技术在现代工业社会中产生一系列负面效应,技术的基础被制度化的科技体系的自我怀疑所质问,技术的起源和发展脉络也不断被追问,成熟的技术哲学体系在缓慢有力地建立起来。

对抗技术焦虑的关键在于深入技术的本质,追问技术的源头。技术就如同潘多拉的盒子,一经打开就出现各种复杂的元素。海德格尔指出,技术的本质并非是机器或其他什么物理因素,而是人所需要达到的目的和所借助的工具设置整体[13]6。正是这一整体决定了人的存在,从一开始,人为了生存就要借助于某种工具来进行产出,使自然各类事物显露自身,对海德格尔来说,“技术就是一种解蔽的方式”。在古希腊时代,技术包含了一切审美创造,工匠则遵从于自身的“天职”进行诗意的劳作。而到了现代文明中,技术的解蔽所展现的是以促逼(Herausfordern)的方式剥削着自然,要求自然“提供本身能够被开采和贮藏的能量”[13]14-15。技术所导致的危机滥觞使得人们遗忘了存在,在现代技术的发展中达到了它的实现,并最终体现在人和物存在的遮蔽上。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最重要的特征在于通过“集置”(Ge-Stell)预定了每一个产出物的归属,这就意味着,对象在尚未生产之时就已经被判定好了用途,或许可以说,它是为了这一用途才被生产出来的。在一个提前被规划得明明白白的时代中,人先天被嵌入某个轨道动弹不得,这导致了人其他可能性的消亡。想要拯救沉沦在现代技术世界中的主体,必须要回归技术原初的含义上,技术一词的希腊语释义不仅表示手工行为和技能,而且也是表示精湛技艺和各种美的艺术。“从前,τεχνη 也指那种把真带入美之中的产出。”艺术作为创造美的技艺,它没有促逼着对象去凸显自己,也没有把对象所有的可能性取消。海德格尔指出,“诗意的东西贯通一切艺术,贯通每一种对进入美之中的本质现身之物的解蔽。”[13]38-39我们只有通过技术去进行“反思”,也就是借助技术来切近万事万物,通过消除自我意识,除掉原先“促逼”自然的那种主体意志,与万事万物居于同一层面上,与海德格尔所说的天、地、神、人四方一道游戏。

对抗技术焦虑的最终目的是要将“技术焦虑”化为“技术之思”。现代技术对现实进行去蔽化,但反倒造成了人和物的再度遮蔽和异化,它迫使人类“一味地去追逐、推动那种在订置中被解蔽的东西,并且从那里采取一切尺度”[13]231,人在不断地被订造中集置起来,被加工为“现代性的人”,逐渐丧失了人的本质。而在科学技术中作为无可回避之物的其他那些东西,诸如语言、历史、自然,也渐渐地隐匿于虚无中。这就造成了:技术之原始本是作为存在之解蔽的方式而出现的,但最终却造成了存在之遮蔽,逐渐远离了存在之真理。但是,技术焦虑作为现代主体的反抗之体现,反而给人们提供了一个返回此在的机会。按照阿比奈特的观点,海德格尔认为正是技术危机带来了要求我们专注于身体的存在构造和人的精神天职之间的关系、科学与对存在的解蔽之间的关系以及创造那改造人与自然的技术控制体制的力量[14]。海德格尔所指出技术同时具备艺术的两义性给予我们对抗技术异化功能的希望,对于后来德勒兹与加塔利、斯蒂格勒、许煜等当代思想家的技术之思奠定了重要基础。

德勒兹与加塔利关于机器和技术的解读是对海德格尔技术哲学的推进,在《千高原》一书中,两位思想家根据德国艺术史家李格尔和沃林格关于抽象线条的描述而提出了“抽象的机器”这一概念,“抽象机器是由未成形的物质和非形式的功能构成的……我们在一种技术的“平面”之上清楚看到这一点:一个这样的平面并非仅仅由成形的实体(铝,塑料,电线,等等)或组织性的形式(规划,原型,等等)所构成,相反,它是由一种未成形的物质(仅仅体现出强度的等级——阻力,传导性,加热,拉伸,加速或延迟,感应,传导……)和一种构图性的功能。”[15]这一概念是海德格尔技术艺术化的延伸,他们对此融入了关于机器欲望、机器流动性的解读,指出欲望的技术生产会成为社会机器内部越来越具变革性的力量。受到德勒兹与加塔利的理论影响,斯蒂格勒想要突破海德格尔解释现代技术的困难,以“有机化的无机物”来阐明技术的本质,这些“有机化的无机物”既和物理动力相关又和生物动力相关,指出技术作为一种“外移的过程”,就是运用生命以外的方式来寻求生命[16],具体实施就是为艺术家的个体化时间提供条件,以创作与体验来实现对艺术的个体时间化。最终“重新回归我自己,但作为我重复的差别体……于是我有了重新拾起我的时间的感觉”[17]。许煜对斯蒂格勒的个体化理论进行了深入阐释,他指出,“个体化过程的基础是寻求真理的意志和创造力,它使观看者参与进神圣中——观看者通过技术对象来欲望非存在。”[18]而正是让技术系统变成有机系统的重要路径,这表达了当代技术哲学仍然在不断试图为人类与技术的共存找到新出路的努力。

总而言之,技术焦虑并不是件坏事,它体现了当代人类对自我命运的关怀,通过对技术使用的价值规范以及对技术价值负载性的反思、对技术本质的追问以及对技术焦虑转变为技术之思的路径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找到在现代工业社会与技术和谐相处的方式,同时也是实现本真“此在”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