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有无
——评《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发展史研究》

2024-04-07 03:45叶立文
关键词:文学理论文学小说

叶立文

(武汉大学 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近年来,随着人文学科研究范式的转换,作为一种知识话语的文学理论也渐有移除“文学”、再造新质的发展趋势。在此过程中,文论界有不少学者都致力于祛除文学理论的工具论色彩,认为文学理论是一种可以无需文学经验的独立的知识系统,它不仅依靠自身生产知识(比如做某一文学理论知识的学理性阐发),而且还能借此解释各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和文化心理。简言之,“文学理论无文学”的学术思潮,或者说“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业已改变了我们对理论和创作之关系的固有认知。从知识话语的自我增值来说,无文学的文学理论也确实有别于以文本解读为目标的理论形态,那种“不以实用主义和解读具体文本为旨趣,而以批判思维、以提出理想为追求”的文学理论,无疑在“越界”与“扩容”中为人文学者解释世界提供了新的武器(肖明华:《“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也是文学理论?》,《文艺报》2016年7月15日,第2版)。与此同时,基于实用主义的以有效解读文学文本为目标的文学理论,则依旧通过直接作用于文学创作的方式体现于文学批评之中。准此,假如我们以“文学”的有无来审视《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发展史研究》(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以下凡引自该书的只标注页码)这部著作的话,当可看到作者周新民教授对上述问题的深入思考。总体来看,该著从小说理论发展史中探究“文学”经验的有无、形态和价值,不仅审视了当代小说理论在实践中的“及物”性问题,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廓清了“当代小说学”和“中国叙事学”这类理论命题。

在这部著作的“导论”部分,作者首先指陈的一点,便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对文学批评的忽视。由于当代文学批评曾经代表了“国家意志”,是“国家体制力量”介入文学领域的产物,后来又是“专业读者”的“职业行为”(第3页),因此相对于作家作品这种狭义的“文学”范畴,文学批评因其会涉及文学制度、文学理念和文学观念等话题,从而具备了一定的“非文学”因素。从这个角度看,作者单独提出文学批评之于文学史研究的功能和价值问题,实则凸显了一种超越单纯性文学经验研究的学术眼光。这当然是囊括了各种研究领域的“大文学”思路,它反对文学史研究中基于作家作品的文本中心主义,主张多维度、立体式地切入文学场域,由是该著的学术理路也就包容了“无文学的文学理论”之主张。虽然就该著的整体状况而言,“有文学”的小说理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研究重心,但“导论”部分剥离文本中心主义的“无文学”趋向,却让当代小说理论得以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至关重要的是,“导论”对当代小说理论这种独立性的确立,并不仅仅是为了树立其学术合法性,而是以对文本中心主义的祛魅,在拓宽当代文学史研究范畴的基础上,彰显当代文学史的发展脉络和丰富状态。这也意味着该著的学科属性,其实隶属于当代文学史研究,而非纯粹观念式的文学理论研究。关键就在于,既然视小说理论为文学史研究的有机部分,那么研讨小说理论的发展史,就必须将这一专门史纳入到大历史的范畴内,继而以述史和评点兼备的方式,详尽勾勒小说理论的演进历程。而该著的“综论”部分,正是从作家作品这类狭义“文学”经验以外的“无文学”视角出发,在牵连广阔的历史背景与社会现实的同时,“逼近本质,提要钩玄”(“序”,第3页),逐步厘定了当代小说理论的发展主线。

作为整部著作的立论基础,“综论”开篇如何“述史”、怎样铺排,无疑能够反映作者“无文学”视角的“大文学”史观。或者说,正是因为挣脱了以作家作品这种狭义“文学”为中心的“纯文学”史观,这部著作才能由外及内,在兼顾小说理论“超文学”的现实关怀的基础上,爬梳洗剔出一条脉络分明的历史线索。一般而言,受纯文学理念的影响,1980年代以来的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和文论界多以“去政治化”思维展开“述史”实践。无数学者忙于臧否政治对文学的“不良”影响,却忽视了当代小说理论,尤其是现实主义理论的生成,正始于政治性的现实诉求,因此若想保持史家述史的客观态度,研究者就不应避谈包括政治、伦理和文化等非文学因素的历史力量。从这点来看,作者述史其实有叙述的加法和减法两层意涵。所谓叙述的加法,是针对作家作品这种狭义的“文学”而言。为破除文本中心主义,“综论”真正把握了“综合”的述史之法,即在小说理论的发展以外,融入政治、传统和文化等“非文学”因素,在还原小说理论得以生成的历史场域中,叠加小说理论干预现实的超文学效应,由此体现出一种气势恢宏、海纳百川的大文学视野。至于叙述的减法,则指作者在尽可能还原当代小说理论所处的历史场域的前提下,充分提炼小说理论的独立性价值。比如在论及现实主义理论关于小说风格的探讨时认为,“小说理论开始着力走出狭隘的思想性视野”(第17页)。而关于小说文体学的理论思考,也进一步从文学本体论维度阐明了小说理论相对于大历史的独立性问题。由此可见,用叙述的加法还原当代小说理论的生成场域,继而以减法剥离杂质,廓清小说理论的发展历程,正体现了作者所倡导的“深描”之法。鉴于深描的研究方法,“要解决的是着眼于小说理论发展的自身命题,探讨政治、经济、文化对于小说理论的影响如何催生了小说理论命题的改变,推动了小说理论内涵的变化”(第11页),因此以加法的方式深描历史,便有助于阐明那些影响小说理论发展的复杂因素。反之,以减法的方式深描当代小说理论发展史与“当代社会史、当代文学史”之间的重要分野(第11页),则有利于借“述史”以“树史”。简言之,若没有减法式的深描,那么当代小说理论发展史也就难以从大历史中被树立起来。因此,“综论”的述史部分篇幅虽短,但又是全书的关节之所在。

继“述史”之外,“综论”部分还有一章专论当代小说理论的基本特征。“鲜明的社会功利性”、“自觉地面向文学传统”和“当代小说学的建设”这三点,既是作者对当代小说理论的宏观审视与高度概括,也是“无文学”视野的理论升华和现实关怀。前者不难理解,作者基于述史铺垫而得出的以上结论,当然符合当代小说理论的实际状况。关键在于后者,“社会功利性”一说直接点明了当代小说理论为现实服务的特点:比如第一阶段体现为“政治性”,第二阶段体现为“启蒙性”,第三阶段体现为针对全球化的“反抗性”。三个阶段的小说理论均有“超文学”,也就是超越审美、抒情和象征一类狭义文学经验的明显特征,从中体现的正是作者基于现实关怀对小说理论所进行的社会学与思想史研究思路。这无疑是一种典型的“无文学”的文学理论,它不拘囿于文本中心主义的狭小天地,而是借由小说理论为现实服务的功利性特征,呈现了这一研究对象的重要价值。这意味着研究当代小说理论,如果就是以这一对象为视角,进入当代中国风雷激荡的历史过往,关切每一位普通中国人的生存境遇的话,那么原本灰色的小说理论,也终将在作者“心事浩茫连广宇”的学术关怀中得以升华。事实上,该著大量的案例分析,皆可见证研究者这种有血肉与有风骨的学术态度。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说“综论”的上述内容是以“无文学”视野对小说理论得以生成的历史场域进行叙述的加法的话,那么最后一节“当代小说学的建设”则反映了经由叙述的减法之后,当代小说理论如何在“无文学”视野中向“普遍知识”的回归。按作者的看法,由于“小说学只是关于小说的观念、价值、功能、体式等反映小说自身规律的理论思考”(第59页),同时也是“介绍有关小说的一般知识,即所谓小说ABC”(“序”,第1页),因此提炼当代小说理论里关于小说学的探讨,自然会让小说理论从我们熟悉的为创作服务的实用性知识,转向对小说本体性问题的思考,它超越具体的小说创作,是提倡者心目中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关于小说的“普遍知识”。更为重要的是,从“文体的实用性理论观照”到“单一性知识的建构”,再到“综合性小说学”的形成,小说学的这一变化,无疑见证了当代小说理论以“无文学”视野突破狭义文学经验的发展历程。

在以广阔的“无文学”视野还原当代小说理论的生成场域和知识谱系后,该著又以“有文学”的实践眼光,详尽论述了小说理论的“及物”性问题。“及物”是理论观念的对立面,它既不是抽象知识的逻辑推演,也不是形上精神的思想索隐,而是面向现实、触及具体对象的方法论武器。就当代小说理论的发展而言,它从初始便在纯粹的知识建构以外,具有了“及物”的实践特征。这里所说的“物”,当然是指社会生活、历史规律和意识形态一类“超文学”的广阔现实,但它更指向作家作品和小说批评等具体文本。换句话说,如果想理解当代小说理论发展的基本形态和内在规律,就必须从无文学的大历史中回到作品和批评等“文学”自身。而现实主义的发展,显然最为典型地体现了当代小说理论的“及物”性。

作为当代小说理论发展的主轴,现实主义小说理论在不同时代的每一次新变,都与文学场域中的创作实践和批评实践密切相关,因此该著从本质上是“一部渗透了这种理性思考的当代小说创作发展史”(“序”,第2页),由是以小说作品和小说家的理论批评为核心的文本世界,就成了作者讨论现实主义小说理论发展史的主要对象。不过与文本中心主义的封闭式研究不同,作者进入文本世界的研究路径,依然起步于当代文学史上的“会议、文学论争,包括小说批评事件”等等(第11页),这些包裹着小说理论重要命题的文本周边,正是作者从“无文学”走向“有文学”的必经之途,因此该著的主体部分,尤其是对现实主义小说理论发展历程的研究内容,便与孤悬封闭的文本中心主义理路划清了界限。为阐明这一问题,把握该著从“无文学”到“有文学”的视角转换,理解后者与文本中心主义的不同,兹以作者擅用的案例分析法略作讨论。

比如在“民族形式的探求”一节中,作者从“第一人称叙事与写实小说的真实性”问题入手,以不少案例,包括陈君治和穆木天的论争、《文艺报》的读者来信、赵树理与曲波等作家的创作谈等等展开讨论。乍看起来,这只是关于叙事视角的一个文本问题,但问题生成的场域却关涉现实真实、读者反应和《延座讲话》等深广的“无文学”话题。说到底,基于叙事视角所生发的小说形式理论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如何让小说成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第140页)。由此,当代小说理论关于民族形式的探求,就指向了两个实践层面:一是符合民族心理集体无意识和审美习惯的文学方向性问题;二是“故事化”、“新评书体”和“吸收外来小说滋养,介于中外小说形式之间的理论构想”的文本实验层面。前者是小说理论研究中超越文本的关于文学接受场域的“宏大叙事”,而后者则是小说理论研究中涉及文本形式的微观操作。从作者的论述过程来看,只有阐明前者关注的文学接受问题,即什么样的小说才是具有民族形式且被大众所喜闻乐见的艺术,那么小说理论才能被用来观照和检验小说作品的文本实验。此即为该著小说理论研究的“及物”性逻辑,可以说正是“无文学”的底架,支撑起了作者关于小说文本“有文学”的深度讨论。

值得注意的是,该著对现实主义“及物”性的研究,不仅客观还原了这一当代小说理论发展主轴的时间线索,而且还深刻触及了现实主义与小说“现代性”的关系问题。一般认为,以政治诉求为主的现实主义小说理论因其对人心和人性问题的忽视,故而具有某些“前现代”的特征,但该著的研究却表明,在十七年时期的现实主义小说理论,实际上包蕴了很多重要的现代性思想。它来源于对传统小说理论的创造性继承,并且对后来小说理论的多元共存和综合小说理论均有深远影响。兹以一例略作说明。比如在谈到“新评书体”“着力在人物的行动中刻画人物性格”时,作者援引周扬等人的说法,指出心理描写“孤立地静止地去刻画‘性格’”,很难塑造成功的形象,因此“得不到群众的支持”(第148-149页)。这种对心理描写的批评,以及对古代小说“重视用行动来刻画人物形象”的肯定(第149页),实际上指出了心理描写因其主观性和不真实性而具有的某些“反现代性”特征。虽然该著并未明确指出这一点与1990年代先锋作家,比如余华和马原等人反对心理描写有何关联,但质疑心理描写和提倡言行描写的理论主张,却预示了一条当代小说理论基于传统所展开的自我反思历程。更重要的是,如果不是从讨论现实主义小说理论的“及物”性这一问题意识出发,作者也不会注意到作为现实主义方法的心理描写,其实正是因为不能“及物”(触及人物的真实形象)才导致被质疑和批评的命运。由此可见,从“及物”性这一“有文学”的研究思路出发,该著最终建立了现实主义与后来小说理论多元发展的内在谱系。

以上所论,主要是为了提炼该著在面对当代小说理论的丰富史料时,如何以“文学”的有无这两种方式切入研究对象。在此过程中,“无文学”视角对文本以外实证材料的爬梳,“有文学”视角对狭义文学经验的审视,都恰切勾勒了当代小说理论的发展历程。而这种治学的眼光、方法和经验,似乎在面对更为繁复的理论现象时更显有效。比如在该著的最后两编,作者正是以脉络分明、条理贯通的文学有无之法,全面且深入探讨了自新时期以来小说理论的历史流变。

一方面,该著以“无文学”视角观察当代小说理论的“外溢”现象,通过整合文化研究、社会学研究和思想史研究等方法,捕捉当代小说理论的无边界趋向。这具体体现在“现实主义的新变”、“‘现实主义’的回归”、“召唤小说的伦理价值”等章节之中。在这些内容里,作者洞察了作为方法的小说理论如何介入新时期日益复杂的现实,话题较之以往的政治议题更显阔大,举凡社会变迁、伦理重建、世相人心等等“无文学”因素,皆能反映作者孜孜以求的学术关怀;另一方面,该著的“无文学”视角还内化为对小说学与中国叙事学等重要理论命题的深度思考,这些超越具体小说作品的“元理论”建设,显然寄托了作者基于当代小说理论发展史的理论诉求。换句话说,作者的学术雄心远不止于客观的知识考古和谱系还原,它还包容了博大的现实情怀和精密的理论想象。凡此种种,皆可见出作者某种“功夫在诗外”的学术旨趣。

与这种“无文学”视角的双向分析相比,“有文学”视角更倾向于对小说“文学”本体的研究。在“走向开放的小说理论”、“形式主义小说理论的多维生成”等章节里,作者对当代小说理论的“向内转”趋向,比如现代小说技巧、结构主义、象征理论和形式本体等纯文本问题,均展开了深度阐释。饶有意味的是,尽管这些“有文学”的小说本体论思考,大多基于新时期以来西学影响日渐扩大的历史事实,但作者同时也借结构主义理论的分析指出,这些西方文学理论,包括结构主义“对中国当代小说理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使中国小说理论开始注意到小说形式的重要性,小说的结构、形式、语言等成为小说理论的核心”,但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并未止步于此,而是整合“传统的主题学、文化学”的小说理论,不断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小说理论(第233-234页)。由此可见,从“无文学”大历史视野的整体观照,到“有文学”专业知识的精密分析,《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发展史研究》一书秉承“中体西用”的治学理念,在客观还原小说理论历史流变的基础上,提出了很多极具创见的学术见解。我相信这部具有重要价值的理论著作,定会有力推动当前小说理论的变革与创新。

附注: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现当代小说理论编年史》(1895—2020)编撰暨古典资源重释重构研究”(项目编号:22&ZD278)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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