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市场分割，面向全局发展

陆铭

从统一大市场角度看，一国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的目标是要通过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特别是劳动力自由流动来实现资源在不同地区的自由配置。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劳动力流动。在这一过程中，如果以人均GDP来衡量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会发现一个天然存在的共同富裕机制。

人只要能自由流动，就一定可以不断地调整，从而找到有利于自己赚钱更多、工作更好的地方。

当然，人不是机器，有可能“卷着卷着”，某一天突然“卷”不动了，想要安定下来，这也是大多人都可能有的想法。所以，在研究空间经济的学者眼里，劳动与流动性天然存在一种城乡间地区间人均收入水平的收敛力量。也就是说，因为存在空间的聚集效应，经济现代化会导致各地经济总量分化的结果，但人均GDP和人均收入应该是趋同的。

除了共同富裕机制，还存在分工效应。比如有些地方发展现代化的制造业和服务业需要更多的人力；有些地方负责国家的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还有国家边疆安全，当地GDP总量难以增长，这时，人口流出不一定是坏事，人少，人均反而多。我想强调的全局发展就是这个道理。

省份之间仍然有市场分割现象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的一大问题是市场分割。

跨省城市间的车流明显小于同省城市间的车流。根据我们的研究，跨省相距200公里两座城市的对车流量与同省相距302公里两座城市的对车流量基本相当。

所以，国家要把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作为一个重要目标。传统体制之下，我国商品和生产要素市场的一体化程度并不高，必须通过市场一体化来改善资源配置，实现整个大国的规模经济优势和竞争优势。

中国式现代化其中的一层含义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作为世界上的人口大国，我国正面临人口少子化和老龄化。挑战之一是劳动力供给逐渐萎缩。我国人口2022年出现了负增长，但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早在十年前已经出现。

该如何应对少子化和老龄化的挑战？方法很多，比如鼓励生育、延迟退休等，还有一个办法是提高教育水平，把人口数量红利转为人口质量红利。

从大国发展的角度看，还有人口配置红利。在统一大市场的帮助下，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一定会去能够令自己收入最大化的地方。对个人而言，这意味着收入和就业机会；对国家而言意味着劳动力资源得到更充分地利用。

以养老问题为例，现在很多年轻人担心随着我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自己退休后可能拿不到养老金。然而，如果我们给定劳动群体的数量，让老百姓能挣到更多的钱，大家就可以缴纳更多的养老金，支撑更多的老人。从这个角度看，统一大市场对中国实现现代化目标，保持经济稳定和高质量增长非常重要。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以城市群和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同发展的格局，这是空间维度的重大安排。

2022年我曾在《向心城市》一书中提到，中国劳动力流动主要有三个方向的特征：第一，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也就是城市化进程。在这个过程中，人口多入沿海城市；第二，人口从小城市流向大城市，这也是经济现代化进程一个必然结果；第三，从城市的外围向中心流动。

经济集聚：车流和人流的流向

我们其实清楚地知道一些现象：第一，中国的经济活动大量集中在胡焕庸线的东南侧且流量分布不均。大量的经济活动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成渝这样的城市群。第二，可以说每一座城市的车流都是从中心城市向外围辐射发散。

我们最近的一项研究聚焦这一问题——从对外辐射力度强弱的角度看，城市群中的中心城市是大一点好，还是小一点好？我们通常认为只要控制好城市群内部中心城市的规模，就有利于外部城市的发展。比如对于京津冀，是不是把北京的产业往外搬，河北就能发展起来？

其实不然。

中心城市及周围地区要更强更集中，辐射效应才更大。因为现代经济的发展受产业链影响巨大。城市群中心城市的现代服务业可以赋能外围城市的制造业。同时，只有中心城市更加强大，才有利于从消费侧对外产生溢出效应，有利于外围的发展，而中心城市一些依赖人口规模的服务产业也能够满足周边其他城市居民的需求。

这有点像天体物理中恒星与行星之间的关系，恒星的质量越大则引力越大，同时，其光和热的对外辐射程度也会更高。

在这样的背景下，人口又如何流动？俗话说，人往高处走。纵观全国，目前约有40%的城市出现人口负增长，在这40%的城市中，有一半是外围城区负增长，中心城区正增长，另外一半则外围和中心全部负增长。

最近我们借助统计的方法发现一种规律性现象。在我国，城市位置越靠近沿海地区、越靠近大城市，人口越有可能实现正增长且增幅不小。地理位置越是远离沿海地区和大城市，越可能出现外围城区人口负增长，但中心城区还可以实现人口正增长。倘若地理位置进一步偏远，连中心城区的人口都可能负增长。

在新近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我们讨论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时发现，中国经济已经呈现出一种“双重中心外围模式”。一座城市与沿海地区和核心大城市的距离构成了两个地理维度，决定了该城市的坐标系。倘若城市距离一个维度近，而距离另一个远，那至少还有实现人口正增长的可能。如果距离两个维度都远，人口负增长概率很高。

因此，我国现在人口流动的三个规律已经非常清晰：农村往城市流动，小城市往大城市流动，外围向中心城市流动。

集聚中走向平衡：中美日对比

这样的人口流动规律与中国今天的产业结构密切相关。或许有人会因此担心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在我看来，平衡与否主要看人均。

在2021年的一项研究中，我们曾经对比过中美日三国。美国和日本的情况类似，不同城市间GDP总量的差别很大，人口总量的差别也很大，所以人均差距就变得很小。

中国的情况与美国、日本不同。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到目前为止我国不同城市GDP规模的差距和日本差不多，但人口的集中度远远落后于日本，也落后于我们本国的GDP集中程度。这意味着经济的现代化和全球化推动了经济的集中，但人口由于户籍制度等种种原因没有同步集中，导致人均GDP差距拉大。随着人口流动程度逐步提高，我国的人口集中度也在提升。这不仅没有扩大区域间的差距，反而缩小了人均GDP差距。

过去十多年，我一直呼吁要顺应区域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不怕人口集聚，关键要做到经济、人口同步集聚。我们所说的全局发展，一个重要的目标和规律就是不同地区间人均差距可通过自由流动缩小，而且可以深化分工。

在这个过程中，全体人民如何实现共同富裕？有两种办法，市场经济解决一次分配，政府解决二次分配。对我国而言，一次分配有两种情况，条件好的地区靠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条件差的地区要么移民到好的地方，要么就留在老家，对于留在老家的人们，如果别人走了，自己的人均资源使用量就可以提高。

在二次分配中，政府要解决两个問题。一是给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二是在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过程中，通过市民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来缩小人与人之间的实际福利差别。因此，那些离开老家到大城市生活扎根的人，一方面通过合法交税为国家转移支付贡献了财政收入，另一方面也通过合法交税补贴了低收入者的保障房、廉租房、公共服务等项目。我认为这是对共同富裕最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