妨害兴奋剂管理罪行为要件的具体展开

卜元钏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北京 100088）

1 问题的提出

在妨害兴奋剂管理罪增设之前，我国主要通过《体育法》《反兴奋剂条例》等法律法规以及体育行业纪律对于涉兴奋剂问题进行治理，在刑事法领域则仅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走私、非法经营、非法使用兴奋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兴奋剂解释》）从兴奋剂的来源渠道入手，通过激活已有罪名处罚走私、非法经营、生产销售兴奋剂等行为，实现对于兴奋剂问题的间接治理。 而将兴奋剂供应给运动员或者推使运动员使用兴奋剂等具有严重违法性的行为则欠缺刑法规制。 可以说，在这一阶段我国对于兴奋剂问题的治理主要采取“民法模式”［1］。 2020 年9 月2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强调，要坚决推进反兴奋剂斗争，强化拿道德的金牌、风格的金牌、干净的金牌意识，坚决做到兴奋剂问题“零出现”“零容忍”。 不同于对兴奋剂治理采取以“民法模式”为主、以“刑法模式”为辅的美国，我国体育竞赛的商业化程度并不高，职业体育联盟的行业纪律并不完善，而较多地受到公权力机关的管理，不可能像美国一样由奥委会依照《业余体育法》对于非职业体育运动员进行处理或由职业体育联盟依照 《联邦仲裁法案》《国家劳工关系法案》对于职业体育运动员予以处罚［2］。在这种国情之下，我国兴奋剂治理亟需从以“民法模式”为主迈向以“刑法模式”为主，刑法亟需实现《反兴奋剂条例》等前置法对于提供、推使兴奋剂等行为刑事责任空白规定的有效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