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适应与精英培养:海外学界中共党校研究的省思与去蔽

2024-04-13 23:15叶子鹏
理论学刊 2024年1期
关键词:精英党校学者

叶子鹏,焦 龙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北京 100091;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4)

海外学界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作为一门发轫于西方汉学研究及中国研究的跨学科交叉研究,这一领域内的研究将研究对象聚焦于作为革命党和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围绕党的历史、党的建设、党的意识形态、党的革命实践、党的治国理政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专题研究。而伴随着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表现日益为世界所瞩目,海外学界中共研究的基调也开始发生微妙变化,一些西方学者尝试着跳出此前主流的“俯视”视角,转而进入中国语境和中国实践中,以更加客观、理性的态度研究评判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及其与中国崛起间的对应关系。由此,中国共产党与前苏东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政党间的一些差异性元素也开始引发西方学界的关注,其中,中国共产党整个政党适应力的提升与政治精英培养体制的相关问题无疑便是热点之一。作为海外学者长期关注和研究的焦点(1)国内学者围绕海外对当代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治理进行了文献计量研究,梳理了国外学者长期关注和研究的中国共产党干部治理的热点。参见曾水英、贺竞超:《现代国家建设的精英战略——海外当代中国干部治理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国外理论动态》2018年第7期。,围绕中国的干部培训特别是以党校系统为主渠道的中共干部培训体系的研究在近20年来成果迭出。海外学者从历史、结构、效能三重视野出发,对中国共产党党校系统的发展历程,干部培训的管理、教育体制机制,以及党校的政治功能进行了细致的研究。2024年是中国共产党首次提出“设立党校”100周年,站在中国的本土立场上,通过梳理海外关于中共党校系统研究的相关成果,不难发现,其中既不乏一些有益的新视角、新结论,也存在着一些“西方中心主义”思维的固有局限,而对这些成果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过程,便恰恰成为一个中国本土理论界学术自觉、文化自觉逐渐觉醒的重要过程。

一、海外学者关注中共党校的研究动因

近年来,中国共产党的成功推动着海外“中共研究热”不断升温。伴随对中共和中国政治研究的不断深入,海外汉学家和中国问题研究者们的研究层次不断拓展,由此,包括以党校系统为主要渠道的中共干部培训体系在中共治国理政中所发挥的特殊作用,也引发了一些海外学者的兴趣。

(一)党校成为了解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的重要窗口

在海外学者的理解中,干部教育培训是中共作为列宁式政党的重要传统。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学者彭轲强调:“干部培训是中共革命、治理传统的核心。发达的干部学校和其他培训设施至少可以追溯到1930年代的江西和1940年代的延安。”(2)Frank N. Pieke. Market Leninism: Party Schools and Cadre Training in Contemporary China. BICC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3 (2007), pp.1-38.强大的组织优势被许多海外学者看作中共之所以能战胜国民党、夺取政权并长期执政的重要原因,而“中共的精英培训机构帮助建立了这种组织优势”(3)Gregory T. Chin. Innovation and Preservation: Remaking China’s National Leadership Training System. The China Quarterly, No.205, (March 2011), pp.18-39.。

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都将党校作为中共干部培养的主渠道、理论政策智库、重要思想和改革举措的孕育地,作为了解中共历史、预测未来中国走向的窗口。彭轲指出:“更好地了解干部培训方面的政策和实践,可以直接了解中共如何看待自己。这种认识不仅超越了意识形态宣言,而且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共作为中国执政党的未来。”(4)Frank N. Pieke. Market Leninism: Party Schools and Cadre Training in Contemporary China. BICC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3 (2007), pp.1-38.同时,海外学者们也注意到了党校的发展轨迹与中国的历史进程具有某种内在一致性,正如艾米莉·唐在《中国的党校与领导精英的培养》一文中所认为的那样,“党校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政党-国家体制的脉搏,是该体制演变的指示器,同时也是这种体制下的重要机构”(5)吕增奎主编:《执政的转型:海外学者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182页。。在这些学者看来,党校的历史沿革、课程设置、教育重点及其变化等,都为分析中共的主导思想、政治路线、现实关切以及改革转型的演变过程提供了微观视角和恰当的切入点。

(二)党校系统从一个侧面解答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模式何以成功

马克思主义政党能否长期执政及其执政能力是各国学者普遍关注的问题。传统西方政治发展研究认为,马列主义政党执政只是后发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过渡形态,最终要向西方模式“转型”。 例如,塞缪尔·亨廷顿、布热津斯基和弗朗西斯·福山等学者的理论莫不遵循这种范式(6)亨廷顿提出了共产主义国家“转型—巩固—调适”的三阶段模型。参见Samuel p.Huntington. Social and Institutional Dynamics of One-Party Systems. Authoritarian Politics in Modern Society: The Dynamics of Established One-Party System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0, pp.23-40. 而布热津斯基则提出了共产主义国家演变的四阶段模型:极权主义—威权主义—后威权主义—多元主义。参见Zbigniew Brzezinski. The Grand Failure: The Birth and Death of Communism in the Twentieth Country.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89, pp.22-255. 福山则试图论证“国家能力—法治—民主” 演变路径的逻辑必然性,以表明一切国家政治体制的演变最终将“终结”于民主政体。参见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16 (1989), pp.3-18.。而20世纪末前苏联等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的失败又似乎印证了这种“转型预言”。但是,中国在后冷战时代不仅未按照西方预言发生所谓“民主化转型”,而且在改革发展中逐步巩固完善了自身独有的制度体系。特别是近20年来“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的鲜明对比使得一些保持着起码客观、理性态度的西方学者转而对此前“转型范式”的局限有所省思,进而在这一框架之外尝试重新审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模式取得成功以及突破“转型因果律”的原因。

在这些总结中,一个重要的共性认识就在于海外学者普遍注意到了中共所具有的高度适应性和稳定性。比如,布鲁斯·迪克森认为,中共有一种独特的“体制适应性”,能够根据改革方案和经济社会环境发生的变化来调整其组织和人员。这种“适应性”使中共能与社会良性互动,不断回应并满足民众期望,保持较高的政治合法性(7)Bruce J. Dickson. Red Capitalists in China: The Party, Private Entrepreneurs and Prospects for Political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1-15.。同时,由于中国共产党不断吸收、培养政治精英,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治体制的内部结构才能具有极高的稳定性,而各层级党校“都是政党-国家体制掌握政治精英流通的重要工具”(8)吕增奎主编:《执政的转型:海外学者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183页。。显然,在这一适应性分析框架中,党校的干部培训是作为中共保持适应性的一项重要因素得到重视的。同时,海外学者们也注意到,这一套精英培养体系在本质上区别于西方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职业训练,它保证了干部们同时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徒”和高效的现代管理者,而不是西方民主国家政治中立的专业行政人员(9)Frank N. Pieke. Market Leninism: Party Schools and Cadre Training in Contemporary China. BICC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3 (2007), pp.1-38.。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劳伦斯·库恩认为,优先选拔、培养、监督先进分子并使之具备高度专业化的行政管理意识是中共执政的基本理念之一。因此,这一机制所折射出的中国经验、中国逻辑,也可以帮助西方学界更好地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问题。

(三)更加自信开放的中国共产党为海外学者研究党校创造了现实可能

由于历史因素和公开性的限制,海外学者普遍较难接触到中国改革开放前的一手资料和详细信息,因此其对这一时期党校系统的认知也相对模糊。改革开放后,中国各领域对外开放与交流合作的加深,极大地拓宽了海外学者了解中共党校系统的渠道。伴随着中国共产党更加自信开放,各级党校逐渐“去神秘化”,并与诸多国家的政府行政学院、官员教育培训机构以及高校建立合作关系。部分海外学者可以获得前往地方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进行田野调查的机会,甚至可以亲身体验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的培训安排。党的二十大后,就有来自60多个国家的80余名外国记者前往中央党校参加“讲好中国故事”主题沙龙(10)参见《校(院)举办“讲好中国故事”主题沙龙 向外国记者宣介党的二十大精神》,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官网,https://www.ccps.gov.cn/xyyw/202211/t20221101_155556.shtml。。同时,通过查阅公开官方文献,搜集中国互联网信息,海外学者可以了解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加强干部培训和党校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讲话、改革开放以来的全国性干部培训规划,以及《中共中央关于面向21世纪加强和改进党校工作的决定》《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条例》《行政学院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条例》等一系列重要文件。这些都为海外学者研究中共党校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

二、历史视野:海外学者对党校发展历程及趋势的认识与评价

海外学者对党校的兴趣以及研究的侧重在改革开放后,其中,党史维度的关注无疑占据研究中的相当权重。目前,海外学界研究成果中尚未出现对中共党校发展史进行明确分期的提法,但通过系统梳理海外学者对党校发展历程的研究叙述仍可发现,海外学者普遍注意到了在几个不同历史时段中,时代背景的变化与党校发展调整间存在的内在关联,也注意到了不同时期党校运转中的差异性特征。

(一)改革开放前的党校发展历程

由于资料的缺乏和公开性的限制,海外学者对改革开放前的党校发展历程相对研究较少,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彭轲在他的专著《优秀共产党员:当代中国的精英训练和国家建设》第二章中有一节专门介绍了“1978年以前的党校和干部培训”,主要是简述了党校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基本概况。值得注意的是,在海外党史研究领域,一些相关的研究仍然受限于“党内斗争”的微观史研究定式,因而对于党校系统在中共发展中的作用作了过于主观、且与事实间存在重大偏差的判断。例如,刘平邻在《中央党校的重生与现世化》一文中将前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1924年专门为培训中共干部而开设的特别培训班视作中央党校的源头,并认为从延安时期直到新中国成立,中共内部以毛泽东为首的“本土派”和以王明为代表的“苏联派”之间的斗争左右着党校的发展(11)Alan p.L. Liu. Rebirth and Secularization of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in China. The China Journal, No.62(2009), pp.105-125.。又如,包天民曾指出,20世纪70年代末直至80年代中期中共党内组织系统与宣传系统的持续斗争在很大程度上开启了干部培训的改革进程。两者分歧在于,中央宣传部门坚持思想教育在培训中的主导地位,而中央组织部门则更强调干部培训的专业性(12)Jeremy Paltiel. Administrative Reform and the Politics of Management Training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anadian Public Administration, Vol. 33, No. 4 (1991), pp.584-604.。显而易见的是,由于过分关注于“权力斗争”与“意识形态灌输”的议题,这些对中共党校早期历史的研究更多的只是为冷战思维下的西方“主流”中共研究立场进行史料方面的背书确证,既没有太多的历史研究价值,更不可能为海外学界认识党校之于中共的真正价值提供有益的借鉴。

(二)改革开放后的党校发展历程

相对而言,海外学者对于改革开放后中共党校的研究则较为客观一些。比如一些学者认为,从1977年胡耀邦开始领导中央党校和中央组织部之后,特别是邓小平提出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标准后,党校系统和整个干部培训越来越聚焦于培养服务中国现代化改革的干部,而不再过分单一强调追求“共产主义乌托邦”的意识形态灌输(13)Frank N. Pieke. Market Leninism: Party Schools and Cadre Training in Contemporary China. BICC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3 (2007), pp.1-38.。又如伊格纳修斯·维博沃和黎良福指出,从中央计划到市场经济的转变对于干部培训产生了重大影响。因为干部急需一整套与过去不同的现代知识体系来帮助他们理解快速发展的世界,理解市场经济以及全球化,同时也需要新的方法来管理社会(14)Ignatius Wibowo and Lye Liang Fook. China’s Central Party School: A Unique Institution Adapting to Change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Reform (London: Routledge, 2006), pp.56-139.。还有一些学者将1989年发生在中国国内的政治风波以及随后的苏东剧变视为中共党校发展的又一转折点(15)Frank N. Pieke. Marketization, Central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of Cadre Training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No.200(2009), pp.953-971.。他们认为这一事件警告中共必须将发展市场经济、“适应”社会转型与巩固干部的政治忠诚相结合,并很快提上了党校教育的议程。此后,党校就始终沿着培养“现代化管理者—列宁主义政党的忠诚干部”的二元模式运行(16)Frank N. Pieke. Market Leninism: Party Schools and Cadre Training in Contemporary China. BICC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3 (2007), pp.1-38.。在这些认识中尽管仍然存在着一些意识形态的偏见,但我们依然可以发现,部分西方学者已经开始自觉不自觉地把中共党校系统视为维护中共领导地位的一个积极要素,这就使得相关研究可能通过游离于“转型范式”边缘的手段取得一些超越后者限制的创新认知。

(三)党校系统与干部培训的现代化、现世化、集中化趋势

海外学者认为,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进入改革发展新阶段后,党校系统和干部培训发生了新变化新趋势。一是干部培训现代化。有学者指出,“现代化”指向对党校系统的影响,一方面表现为培训内容上越来越多地传授金融经济、企业发展、行政管理、社会服务等现代知识,另一方面体现在更加注重改革创新、打造多元的教育渠道、国际化视野、充分利用互联网等现代的教育理念、教学方法上(17)Gregory T. Chin. Innovation and Preservation: Remaking China’s National Leadership Training System. The China Quarterly, No.205, (March 2011), pp.18-39.。二是干部培训现世化。如刘平邻在解释“现世化”的三方面内涵时就指出:社会排他性降低(即允许不同社会背景的学生成为党校研究生,包括民主党派、非党员干部甚至商业精英参加党校培训)、课程设置和思想多元化增加,以及面向社会现实(干部培训内容越来越针对实际的经济发展、社会管理问题而不是抽象的意识形态)等,标志着中共党校培训系统相对于此前更加强调服务现实、解决一般性治理问题的需要(18)Alan p.L. Liu. Rebirth and Secularization of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in China. The China Journal, No.62(2009), pp.105-125.。迪克森认为,通过吸纳更多市场经济中的新晋商业精英进入党校学习扩大了中共执政的“选民范围”,也使得商业精英们通过与党保持联系而获得政治保护。这是一种很有成效的统战手段(19)Bruce J. Dickson. Red Capitalists in China: The Party, Private Entrepreneurs and Prospects for Political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1-15.。这些认识在一定程度上触及到了中共党校系统的形态改变,其所建立的因果解释逻辑应该说也对处于改革中的中国问题具有一定的解释能力。三是干部培训“集中化”。主要体现为中央不再只是培训的领导者与规划者,而越来越多地作为承担者参与到干部培训的具体过程中。彭轲谈到,在干部培训市场化进程中,中央党校和省级党校在竞争中占据优势,发达地区的党校(如深圳市委党校)也蓬勃发展起来,但基层党校和中西部地区党校则受到侵蚀(20)Frank N. Pieke. Marketization, Central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of Cadre Training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No.200(2009), pp.953-971.。为了消弭干部培训在不同区域、不同层级的不平衡发展,避免落后地区的“行政能力退化”,中央必须扶持落后地区和基层的干部培训,这是一种政治上的“发展援助”。具体措施主要包括调整干部培训管理权限,提供中央转移支付;加大力度建设远程网络教育平台,打造“网上党校”;让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等国家级干部培训机构承担更多培训任务,面向东北和中西部地区省份开展专项培训;等等(21)Frank N. Pieke. The Good Communist: Elite Training and State Building in Today’s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114-140.。这些集中化措施对于改善党校培训系统的运转、弥合市场化的影响起到了一定程度的作用。

此外,党的十八大以来党校系统的新变化也引起了部分海外学者的关注。例如,夏洛特·李发现,党校开始减少海外培训项目,更多立足本土培训,以此减少对其他国家管理技术、模式的依赖。在培训内容方面,相较于改革开放初期的干部培训更偏重于提高专业水平和经济工作能力,现在的党校教育明显强化了思想和政治理论方面的学习(22)Charlotte P.Lee. Training the Party: Party Adaptation and Elite Training in Reform-Era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Press, 2015.。阮玉英则总结了中共党校系统的六大特点:党的最高层高度重视、干部培训制度化和系统化、及时更新培训内容和方法、系统培训党校教师、配备现代化培训设备、注重干部培训国际化。并且认为中国先进的干部培训体系对于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23)Nguyen Ngoc Anh. The Party’S Cadre Political Training and Education in Vietnam: A Comparative Analysis with China. RA Journal of Applied Research, 2021,Volume 7.。简言之,上述表明海外学界的相关研究进入到一个动态性的观察视域中,一部分西方学者不再把党校系统乃至中共本身视为僵化不变的研究对象,而是注意到在变动时代中中共及其干部培训体系的变化,这就为他们更客观地评价党校系统在中共治国理政中的积极作用作好了铺垫。

三、结构视野:海外学者对党校干部培训机制及体系的认识与评价

一些海外学者倾向于将包括党校在内的干部培训体系视为中国整个“政党-国家”机器中的一个重要设施或零件,因此,他们往往也认为,有必要在中国政治体制的宏观结构视野下具体分析党校干部培训机制与体系。

(一)干部培训的管理机制顺应各层级权力关系分配

海外学者普遍认识到,在中国,干部培训是一个牵涉到诸多党和国家机构的系统工程,也是中国政治体制中各方面的权力分配关系的缩影。首先,干部培训体现了党政分工、政党主导的政治原则。海外学者普遍认为,中共在干部培训中无疑是主导力量,这是列宁主义中央统一领导政治传统在当代中国的延续,“条块”式的干部培训体制也确保了党的干部、政府官员等政治精英的统一性、整体性,而不会在政治改革、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分裂(24)美国学者亚当·普热沃尔斯基认为,当一个国家处在政治转变阶段时,往往都会出现精英内部的分裂。参见Adam Przeworski. Democracy and the Marke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s in Easter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66.。

其次,央地协同、逐级培训也是中共干部培训的一大特点。具体而言,中央党校只负责省部级干部和重点培养的厅局级干部的培训,而省、市、县乃至乡镇都有各自的党校用以培训自己行政范围内的干部。这种培训方式与中国政治权力的逐级传导机制、干部管理权限是直接对应的,能够作为一条纽带强化中国单一制的多层级政治系统。而且,这种逐级培训的形式不仅满足了中国庞大干部群体的培训需要,也能针对不同级别干部的教育目标、教育要求、教育内容进行“分层施教”,强化培训效果。维也纳大学东亚研究系研究员朱莉娅·马里纳西奥曾以当时的中国国家林业局为例分析“中国多层次治理体制下的干部培训”,指出中国的干部培训除了组织部门主导下的政治培训,还有相当部分是特定职能部门开展的专业技能传授,自上而下的培训则能将中央关注的“政治议题”(例如环境保护)直接传递到各级职能部门,以免政策解读和执行因地方区域利益遭到扭曲(25)Julia Marinaccio. Organizing Forestry Governance: Cadre Training in China’s Multi-Level Governance Regim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2019,Volume 231, pp.795-803.。从以上认知来看,海外学者对于中共及以其为核心要素的中国政治体制有别于传统西方政治体制的各层级之间的权力关系架构与配置有了一定的思考,这对于西方学者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各层级贯通的政治逻辑将产生一定的助益。

(二)干部培训体系层次逐渐丰富的同时保持稳定内核

许多海外相关研究都注意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干部培训不再单独由党校系统垄断,而逐渐建立起了包括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社会主义学院、部门和行业系统的干部培训机构、高校科研院所和社会培训机构、境外培训机构等在内的完整的干部培训体系(26)在实际工作中,大部分行政学院是与同级党校合办的,实行一个机构两块牌子。省一级的党校与行政学院合办的有24所,占70%以上。从地市一级看,合办的有300多所,占90%以上。国家行政学院成立于1994年。2018年根据中共中央通过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中央党校与国家行政学院经过整合,组建为新的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主义学院创办较早,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成立于1956年。此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陆续建立社会主义学院。一些地、市、州、盟也建立了社会主义学院。参见何毅亭等:《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奥秘与中央党校》,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84—87页。。这些干部培训机构各有专长,在干部培训体系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其中,中央党校是海外研究焦点。海外学者普遍认为,尽管党校在干部培训体系中不再占据垄断地位,但中央党校依然是整个体系中最重要的机构、发挥着最关键的作用。省级党校同样受到研究者关注,并被认为是“中央党校的缩小版”,在课程设置、功能作用上与中央党校十分接近(27)Frank N. Pieke. The Good Communist: Elite Training and State Building in Today’s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132, pp.52.。比如,沈大伟就认为“人们必须意识到更为广泛的省级党校系统”,相比于中央党校,省级党校不仅培养了更多干部,“而且没有它,地方干部很容易与党中央的意识形态、组织关系、最新政策出现脱节”(28)David Shambaugh. Training China’s Political Elite: The Party School System. The China Quarterly, No.196 (2008), pp.827-844.。相比之下,海外学者对市级及以下的党校的评价趋于消极,认为财政不足、竞争压力、人才流失等等因素使许多基层党校提供的培训差强人意,有的甚至陷入“萎缩”状态,从而限制了其在党校人才培养体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29)Frank N. Pieke. Marketization, Central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of Cadre Training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No.200(2009), pp.953-971.。

同时,随着行政学院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逐步建立、扩大,海外学者对其同样进行了研究。一些学者认为建立行政学院的核心目的在于将干部培养成适应日益复杂的现代管理体系的合格管理者,也有学者将其看作中国党政分开改革进程的一部分(30)Emilie Tran. From Senior Official to Top Civil Servant: An Enquiry into the Shanghai Party School. China perspectives, No.46(2003).。毋庸置疑,这些海外学者以党政机构分合作为判断党政关系的标准,认为行政学院系统的出现代表着所谓“党政分开”是欠妥的,这种逻辑依然没有走出西方政治话语体系中政党与国家应当截然分开的预设价值标准。实际上,中国政治语境中反映党政关系健康与否的核心要素,并不在于形式上的机构分开、职能分权,而在于国家治理效能发挥的是否充分。如果看不清中国党政关系变迁的实质,就无法理解改革过程中党政关系动态平衡的内在逻辑,只会在党政机构“分—合—分—合”的现象反复中陷入“发展—倒退—发展—倒退”的认知怪圈。

此外,以浦东干部学院、井冈山干部学院、延安干部学院为代表的干部学院也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注意。彭轲认为,中共建设三所国家级干部学院是为满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对干部培训的新需求。三所干部学院的职能定位和教学特色对党校、行政学院起到了很好的补充作用(31)Frank N. Pieke. The Good Communist: Elite Training and State Building in Today’s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132, pp.52.。部分海外学者认为不同的选址代表了它们不同的使命。其中,浦东干部学院位于中国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的典型区域上海,其核心目的是帮助干部掌握市场经济发展、现代化公共管理以及经济全球化的最新知识,并培养“创新精神”和“国际视野”。而另外两所干部学院则位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圣地,帮助干部在“体验式教育”中重温党的历史和奋斗历程,从而加强政治责任感的浸润和对革命精神与政治传统的传承(32)Gregory T. Chin. Innovation and Preservation: Remaking China’s National Leadership Training System. The China Quarterly, No.205, (March 2011), pp.18-39.。从这一结构上看,西方学者也注意到,变化中的中共党校系统并没有在根本性质和目标方面完全背离此前的逻辑,这也意味着,中共是在致力于提升自身对驾驭现代国家治理能力的同时,努力保持其作为列宁主义政党的一些稳定内核。

(三)党校教育的正式活动与非正式活动耦合在一个场域

通过实地调研和亲身体验,一些海外学者注意到,党校的教育内容包括了正式和非正式两个方面。正式活动主要包括课堂教学、组织生活、集体活动。即便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党校依然是一个教育机构,在课堂上的正式教学是党校培训最重要的环节,也是最主要的内容。同时,党校内的组织生活也是正式教育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所有党校内的学员都参加了临时成立的党支部。党支部会定期组织讨论活动,学员之间可以借此工作经验,甚至是共同开展文化娱乐和体育活动。此外,还有学生与教师的交流座谈,学员可以向教师请教问题,教师也可以从学员那里得到教学反馈(33)Frank N. Pieke. The Good Communist: Elite Training and State Building in Today’s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88.。经过这种“部分回归学业生涯”的塑造,干部们在现实中的理论和实践困惑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积极回应,这对于他们返回工作岗位后提升胜任力无疑是有利的,而对于培训者而言,这同样意味着一个成本较低、收益颇丰的获取基层实践信息的过程,因而也就形成了某种良性循环。

非正式活动主要是党校学员的私人交往。有学者认为,在党校培训期间形成的人际关系网络在行政系统中发挥着“润滑剂”的作用。干部们 “在培训中,花很多时间相互交谈、饮食、体育,甚至抽烟”,他们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或许打一个电话就能解决许多难题”(34)Frank N. Pieke. The Production of Rulers: Communist Party Schools and the Transition to Neo-Social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 Social Anthropology, No.17(2009).。这种方式虽然可能意味着一种非正式的结构,进而可能造成一些腐败问题的隐患,但是换一个角度看,这种党政机构内部借培训平台所形成的人脉资源的网络,在得到有效的治党治政规范约束的情况下,依然可以起到节约行政成本、配合正式制度来解决实际问题的作用。

四、效能视野:海外学者对党校政治功能及作用的认识与评价

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曾谈到,“一些外国政要对我们党办党校的举措赞叹不已,称之为中国共产党成功的‘秘密武器’”(35)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求是》2016年第9期。。伴随海外学界对中共党校系统研究的深入,部分海外学者在历史与结构视野的基础上对党校在提高中共干部的整体素质、推动政策研究以及优化干部人事管理体系和塑造中共的政治文化等方面所发挥的效能有了一定的理解。

(一)党校有助于提高干部素质,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

不少海外学者认识到,实现国家独立和现代化是中共成立一百多年来的两个基本主题和目标。而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后者开始占据更加突出的地位。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其现代化进程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自发型”现代化,而是具有明显国家主导色彩的“赶超型”现代化。为此,不论是中共党内还是各级政府中,都必须有一批能够承担起现代化任务的干部队伍,党校系统则理所应当地承担起了培养符合现代化要求干部的职能。彭轲认为,“干部培训是中国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长期战略计划中至关重要的环节,它将现代的、统一的治理模式传播到全中国甚至最偏僻的角落”(36)Frank N. Pieke. Market Leninism: Party Schools and Cadre Training in Contemporary China. BICC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3 (2007), pp.1-38.。一是改善干部队伍的受教育程度和文化水平。在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党校是相当多干部特别是地方基层干部获得学位和学历的主要渠道,而教育和文化水平的改善意味着能力和素质的提升。比如,沈大伟认为“它提供了一些关键的行政技能方面的基础培训,从而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干部素质。这对于任何社会的公共管理和治理都至关重要,尤其是对于庞大、复杂的中国”(37)David Shambaugh. Training China’s Political Elite: The Party School System.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96 (2008), pp.827-844.。二是创造特定的时间和场所,有助于干部交流经验,补充工作所需最新知识与信息。非正式的教育对于干部们解决实际问题具有同等甚至更有效的帮助。比如,哈米德·贝拉迪认为党校教育经历为地方官员与地方国企高管创造了建立私人关系的机会,一方面有助于缓解政企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另一方面也增加了政府干预企业经济活动的可能性,企业可能会受到政府的约束和影响,但也能得到某些优惠政策(38)Hamid Beladi, Qingsong Hou, May Hu.The Party School Education and Corporate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SOEs in China.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2022, Volume 72.。三是实现各地区发展经验的内部推广。在彭轲看来,中国的发展模式印证了现代性在空间和层次上是不平等的,而中国发达地区的党校帮助培训欠发达地区干部的过程(39)Frank N. Pieke. The Good Communist: Elite Training and State Building in Today’s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p.131.。这些海外学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置身中国治理实践,从本土探析党校系统对于提升中共干部整体素质、提升政党适应能力所具有的至关重要作用。

(二)党校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智库和改革举措的孕育地

一些海外学者认为,党校除了作为干部培训机构,还是中共的“智囊团”。沈大伟在《培养政治精英:中国的党校系统》一文中,论述了中央党校如何在中共的思想理论建设、改革政策输出方面发挥作用。他提到,“在许多情况下,重大的理论、意识形态、政治举措都源于中央党校,而且中央党校的理论家们通常扮演着这些举措的阐述者的角色”(40)David Shambaugh. Training China’s Political Elite: The Party School System.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96 (2008), pp.827-844.。可以看出,部分海外学者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探寻中共保持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能力的源头,并注意到以中央党校为代表的一批理论智库在中国国家治理理念建构中的突出作用。但是,这种以人物研究为切入点,从个别学者的思想主张来理解中共理论体系,又有以偏概全的不足。

在党校如何推动改革的问题上,艾米莉·唐认为,在党校特别是中央党校,内部讨论的风气是相对开放的,可以涉及党的路线和改革方向,而中央党校则以某种特殊的方式参与中共的决策过程。在她看来,在地方层面,“就目前而言,尽管党校不是激进改革的推动者,但他们似乎仍然是某种渐进的、较小的变革的推动者”(41)Emilie Tran. From Senior Official to Top Civil Servant: An Enquiry into the Shanghai Party School. China Perspectives, No.46(2003).。从这一维度来看,海外学者关注到了中共党校系统在作为干部培训主渠道之外,同时也在政策过程中发挥一定的作用。这也从一个侧面拨开了西方对于中共政治决策“专制”抨击的迷雾,展现了中共在推进政治决策过程中的本土化色彩与科学化特征。

(三)党校作为干部人事管理体系的重要部分,有效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

部分海外学者通过考察中共的整个干部管理体系,对党校作为中共干部管理和人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了一定的思考。比如,沈大伟在《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一书中指出,遍布全国的党校系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组织设计。“全国的党校系统就是组织部门及人事管理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通过这一系统,中共得以更好地控制庞大的干部队伍和公务员体系。这些干部是中共的骨干,对于维持党的列宁主义性质、有效控制国家机器及确保党在全国的政治权威和控制能力至关重要(42)[美]沈大伟:《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吕增奎、王新颖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205页。。

长期以来,西方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共在改革进程中始终面临着执政挑战与合法性危机,而确保党对执政干部队伍的控制是中共维护和提升执政能力的关键所在。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名誉主任魏德昂认为,政权机构内部能否顺利推动威权政治体系的变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权内部人士对改革是否认可,因此必须确保他们的政治忠诚(43)Andrew G. Walder. The Party Elite and China’s Trajectory of Change.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ume.2, Number.2, (September 2004), pp.189-209.。约克大学政治学学者格里高利·钦也认为,中共为了使自身继续生存,必须在深化改革与维护执政地位之间保持谨慎的动态平衡。一方面,中共党校等干部培训机构要成为现代化干部的“孵化器”,确保党能动态适应现代化带来的变迁与挑战;另一方面,必须教育年轻能干且有发展前途的干部,尤其是来自沿海发达地区的干部,确保他们了解党的历史和政治传统,并遵从党的统一意志(44)Gregory T. Chin. Innovation and Preservation: Remaking China’s National Leadership Training System. The China Quarterly, No.205, (March 2011), pp.18-39.。不难看出,在研究中共的过程中,不少西方研究者仍然在套用固有的列宁主义政党分析框架,以“人治”色彩看待中共。尽管部分海外学者囿于各种因素的制约,难以彻底摒弃已有的“有色眼镜”,但是干部队伍是中共宝贵的执政资源,干部培养是党校系统的第一要务,这些客观实际已被海外学者普遍认同。这种承认中共强大适应能力的微妙变化值得引起注意与回应。

(四)党校是塑造党内政治文化的重要场域

一些海外学者运用政治文化分析范式,对作为特殊政治场域的中共党校系统如何影响中国政治文化建构进行了分析。比如,彭轲认为,干部在党校中会形成一种自身属于特定“精英圈层”的意识,从而形成身份认同感和政党归属感。他在《管理者的产生:当代中国的党校系统与新社会主义者培养》中,将中共干部在党校和其他党政机构里的生活视为一种特定政治文化的沉浸。干部们在党校提供的“反结构化”生活中被剥夺了日常所处的职位、身份、权力,沉浸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著作中,重温党的历史和自己入党时的政治承诺,“干部就在真正意义上培养起了‘党性’,使他们不仅仅将自身视为一个占据行政职务而拥有权力的个体,更是作为政党的一员在发挥作用”(45)Frank N. Pieke. The Production of Rulers: Communist Party Schools and the Transition to Neo-Social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 Social Anthropology, No.17(2009).。与此同时,也有海外学者基于政治文化灌输的理论逻辑,认为中共正是通过党校培训将某种特定思想灌输给中共的干部。具有代表性的是马克·康西丁和珍妮·刘易斯,他们认为,“中共意识到,要推进改革就必须形成一个规范性框架和支持性环境,以确保这个环境中的参与者都能使自己在工作中朝着改革创新的方向发展。换句话说,就是要在党内形成一种改革创新的组织文化”。为此,就要在一个专门的空间(即党校等干部培训机构)内塑造这种文化并将其灌输给每一个参与者(46)Mark Considine and Jenny M. Lewis. Innovation and Innovators Inside Government: From Institutions to Networks. Governance, Vol. 20, No. 4 (2007), p.582.。亦有学者认为,党校教育具有鲜明的服从意识价值取向,党性和忠诚度是贯穿其中的关键要素(47)Brown, K.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Ideology: Critical Readings 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4 Vols. Set). Brill, 2017, pp.797-815.。

值得注意的是,海外学者主要是通过个人访谈、亲身体验等方式研究党校的政治文化塑造,具有鲜明的行为主义政治学实证分析范式,即把可观察的实际现象作为真正可靠的研究依据。但这种以个例研究为基础,以微观推演宏观的研究路径难以规避访谈对象或自身主观性、偶发性因素的干扰。而用西方传统政治学概念嵌套中国政治现实,在一定程度上不免导致对于中国政治现实的误读,且海外学者这种努力本身正说明了西方学界盛行已数百年之久的“西方中心主义”所面临的困惑。

五、海外中共党校研究的理论范式与话语体系评析

在研究中共党校的过程中,海外学者充分运用了西方政治科学的理论成果,提供了诸多新颖的研究视角,也形成了一些有益见解。但是通过梳理相关研究成果可以发现,海外学者在研究和分析中共党校时所采用的理论范式与话语体系即使伴随中共治国理政的巨大成就发生了微妙变化,但始终难以跳脱“西方中心主义”的窠臼,从而对于研究的客观性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一)威权主义——中国共产党转型、调适的宏观视阈

海外中国政治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经历了由极权主义到威权主义的范式转换。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治体制被大部分西方学者贴上了威权主义的固有标签(48)许瑶:《威权主义:概念、发展和困境》,《国外理论动态》2013年第12期。,威权主义也自然成为大部分海外学者研究中共党校系统乃至分析整个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的价值出发点。

在传统的西方政治学视阈下,威权主义政体必须拥有一个庞大、有效的官僚机构。如果干部和官僚能力下降,就会降低社会管理能力和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同时,威权主义国家的合法性是有限的,最终不可避免地要向民主政体过渡(49)[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8—83页。。然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一批西方政治学者眼中的威权主义国家不仅没有按照“民主化预言”转型,反而沿着各自本土化的道路保持了长期稳定和经济繁荣。这促使部分西方学者开发出威权主义基础上的“协商威权主义”“弹性威权主义”“韧性威权主义”等政治学概念,试图在不彻底抛弃既有范式的基础上来解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模式何以成功。基于新解释路径,海外学者构建出一条中共党校系统通过补充现代知识、行政技能培训、意识形态灌输来培养、控制精英,进而保证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稳定,帮助实现了“中国威权主义政治体制的转型与调适”的逻辑链。比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黎安友认为,权力交接规范化、精英专业化与职能分化提高了统治集团的执政能力和应对危机的能力,有利于威权主义国家的延续(50)Andrew J. Nathan.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Journal of Democracy, 2003,Vol.14, No.1, pp.6-17.。

由于理论范式和话语体系的局限,海外学者的诸多认识和结论具有明显的主观色彩,并不符合中国的政治现实和中共党校系统的实际。具体来说,不理解中共及其干部队伍的人民立场与公仆本色,就看不到“干部”与“精英”的本质差异,就难免错误地将中共的干部培养理解成“统治集团”;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中国化最新成果的科学本质,就无法认清中共党校理论教育对干部实际工作的指导作用,只能囿于将其视作简单的“意识形态灌输”“合法性辩护”的境地;不认可中共是中国政治社会结构的内嵌要素和领导核心,就无法跳出民主政体与非民主政体的二元对立,空洞地讨论“合法性”问题与“威权政党”的调适。

(二)精英主义——党校培养政治精英的本体视角

西方政治学中的精英主义认为,行使公共权力的总是少数杰出的“政治精英”,顶层精英的意志可以决定整个政治议程的走向;不同精英集团之间存在着合作或竞争的关系,而精英的流动是保持社会平衡与稳定的基本因素(51)李建设:《精英主义评析》,《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7期。。政党的核心功能之一就是选择、吸纳政治精英,推动精英的流动。比如,阿尔蒙德认为,“政党的重要性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它在选择最高领导人时起的作用,此外则部分取决于自己的录用的渗透性”(52)[美]阿尔蒙德:《当代比较政治学》,林铮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89页。。海外的许多相关研究中,都依托精英分析来考察党校系统在中共内部精英培养方面的功能,把党校系统视为中共培养、考察和选拔干部的重要渠道。“培养中共的政治精英”自然成为了无法彻底抛弃既有思维模式的海外学者分析中共党校政治功能的重要本体视角。

中国共产党作为具有先锋队性质的政党,其执政队伍从根本上迥异于西方政治体制中的“政治精英”,用精英主义的理论范式来考察中共党校的干部培养很容易陷入以“精英”为本体的逻辑困境。具体而言,在一些固守精英主义视角的海外学者看来,以保持执政权力为核心利益的中共就是通过控制包括党校在内的人事管理体制,进而不断把新晋精英吸纳进自己的核心团队,来巩固执政地位。最为关键的是,西方精英主义话语体系中的政治精英与人民群众是相对立的,中国的政治精英同样时刻面临着被人民抛弃的危险。美国学者李成就认为,“中国的领导集体经常被视为团结与对立的辩证法。在这个国家面临许多艰巨的挑战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们知道他们‘都在同一条船上’,表现出政治上的团结符合他们的最大利益。这些压力和共同利益可以帮助加强精英之间的领导团结和凝聚力”(53)Li Che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Recruiting and Controlling the New Elites. Journal of Current Chinese Affairs, Vol.38, No.3 (2009), pp.14-15.。

在精英主义的分析范式下,海外学者似乎热衷于中共高层领导人物研究,常常以领导人的个人成长履历和代际差异解读中国政治走向,这就难免将改革开放进程中党校系统培养模式的变革视为政治精英转型的结果(54)Andrew G. Walder. The Party Elite and China’s Trajectory of Change.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ume.2, Number.2, (September 2004), pp.189-209.,并直接导致夸大了党内领导人的个人意志对党校的作用,甚至将“派系博弈”作为影响党校发展方向的重要因素。此外,精英主义视角也使得一些海外学者倾向于将中共的干部队伍视为与人民群众相对立的“统治阶层”,把党校教育视为强化“中共官僚集团”、提高政治忠诚度的手段。这种严重背离中国实际的理论范式和话语体系的运用,可想而知是充满偏见与误解的。

(三)两种范式预设的核心起源与学术启示

威权主义、精英主义范式作为具体的分析框架与研究视角,客观上存在一些科学因素和相当的解释效力。但海外学者以此为范本,不加区分地运用到中国政治研究中来,这种学术行为背后实质上潜藏着“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和价值双重预设。“西方中心主义”的本质是西方基于文明优越感而产生的意识形态偏见,但由此衍生出的政治观念、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以及话语系统,在近一百多年间深刻影响着海外历史学、东方学、语言学、法学等多个学科的发展,直接导致了海外政治学研究中普遍将“西方优越论”“历史终结论”视为不言自明的历史和社会假设。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西方中心主义”这一前提预设,才会出现“民主—非民主”的政体二元论以及非民主政体何以稳定发展而非崩溃转型的迷思,并进一步产生了中共的“调适力”和“韧性”从何而来的问题。也正是在探寻这个问题的答案的过程中,海外学者开始将目光聚焦到中共党校系统,并由此展开了历史、结构、功能三个视角的研究。可想而知,沿着这样一条研究路径和思维逻辑开展的海外中共党校研究必然出现偏颇。这既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斗争性的必然表现,也是西方学界不自觉的思维定势的现实写照。

总体而言,海外学者对中共党校系统给予了一定的客观、理性的评价,认为中共党校在培养合格的政治精英、推动中共转型调适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政治功能,是中共和“中国模式”取得成功的一大优势。海外相关研究成果从总体上反映了中共党校系统的发展历史、体制结构与政治效能,其中不乏一些独到、新颖的见解。部分海外学者在研究中共党校时所使用的人类学视角、个案分析方法等也为国内学者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

通览海外学者对中共党校认识与评价的图景,不难发现西方政治学原理并不是普适的科学准则,如果不跳出“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霸权,机械套用西方政治学话语体系、研究范式难以真正解释“中国模式”的内在逻辑和价值。这启示我们,在认知、分析、评价包括中共党校在内的中国政治体系、政治实践和政治现象的过程中,必须有意识地树立话语自觉和学术自信。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应当加紧构建立足本土的中国特色中共党史党建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并用以认知中共党校、分析中共党校、评价中共党校,在对西方化反思的过程中逐步唤醒中国本土知识体系的学术话语自觉与实践致用之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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