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瓶
等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进会议室,领导已经开始讲话。兜里的手机嗡嗡振动不停,我庆幸提前关掉了铃声。
在笔记本上装模作样地写下几个文字后,赶紧发信息:开会,会后回电话。
父亲住在老家黄桷坪。信息很快回过来:知道你开会,大干部不开会还叫大干部?
我哭笑不得。不知什么时候,老家的乡亲,包括父亲,都叫我“大干部”。其实,我连科长都不是。不过,在黄桷坪,像我这样在省级机关工作的,倒绝无仅有。我所在的单位也非什么要害实权单位,但每次我回老家,乡上的书记、乡长,无论如何都要请吃请喝。
信息很快又来了:会后赶快来电,急事。
领导讲的什么,我听得迷迷糊糊,父亲的信息让我心神不宁。
领导讲话结束,我硬着头皮给父亲打电话。
父亲要我找县上领导放人。
我的头嗡的一下就大了。我是谁啊?我有那么大的本事?父亲就喜欢揽这些破事,如果他在我面前,我一定好好数落他。
父亲给我上课:“儿啊,刘大伯救过你的命!做人得讲良心,千万不要忘本啊!忘了本,就是一堆臭狗屎,除了臭,什么都不是。”
我三岁那年得了场大病,人烧得像一块红通通的木炭。是刘大伯和父亲拉着一辆板车把我送到县医院,救了我一条小命。
事情很快弄清楚了。刘大伯的儿子刘高粱在广东打工,挣了一点儿钱,回家承包了数十亩荒地,种柠檬。柠檬树下,套种冬瓜。他给柠檬打农药,卡着时间点。农药的使用说明上说得很清楚:收获前半个月使用。打农药时,一些农药的雾剂喷洒在冬瓜上,他也没注意,当天卖了两千多斤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