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谈没有好处，只有坏处

桑田

1936年春天，刘少奇到达天津，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主持中共北方局工作。他发现“我党北方的组织中，存在着严重的空谈主义”。针对这种现象，刘少奇在1936年7月15日写下了《肃清空谈的领导作风》，并于7月25日在中共河北省委内部刊物《火线》第58期上发表，对空谈主义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肃清空谈的领导作风》专门把作风建设提出来，首次提出“领导作风”和“工作作风”概念，是一篇关于党的作风建设特别是党的领导作风建设的重要文献。重读这篇文献对我们党今天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有着穿透时空、历久弥新的重要意义。

内容非常空泛与不清楚——精准刻画空谈主义的画像

界定空谈主义的存在范围。事实上，刘少奇写下这篇文章时，我们党不久前刚结束一段长期的“左”倾错误统治，可以说仍然没有彻底摆脱影响，一些误伤无辜和随意扣帽等错误做法在党内仍然存在。批判空谈主义的范围如果搞错了或扩大了，不仅无法正确肃清空谈主义，甚至可能会导致空谈主义更甚乃至于成为“左”的错误的新武器。在批判空谈主义之前，刘少奇首先对空谈主义在党内的存在范围进行了清晰的界定，将批判空谈主义现象的矛头精准对准了领导层，避免了可能出现的批评的蔓延和扩大。从这个角度讲，界定空谈主义的存在范围是一个根本性问题。

描述空谈主义的具体表现。刘少奇指出，空谈主义“特别长、重复、乏味”“内容非常空泛与不清楚”“公式化、刻板化”。这些表现有的是文字形式的，有的是人的思想理念和做派的，都是空谈主义的呈现形式。刘少奇对空谈主义具体表现的描述言简意赅、生动形象，他三言两语就使空谈主义的模样跃然纸上，使人们直观地了解了空谈主义的样貌，对空谈主义进行了猛烈直接的打击。

指出空谈主义的依托载体。刘少奇指出，空谈的领导方式广泛地存在于“一些带指示性质的文章、信件、工作报告、政治报告”。这些载体，就是空谈主义的伥鬼。正是依托它们，空谈主义名正言顺、堂而皇之地广泛传播，通过命令、指示、报告等方式渗透到白区工作、恢复发展党的组织、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反汉奸等当时党的工作各个方面，侵袭到党的组织和为党辛勤工作的广大党员，使得党的工作、组织和党员无不受到滋扰。

空谈没有好处，只有坏处——深刻分析空谈主义的危害

空谈主义对我们党来说是全局性危害。危害分为全局性危害和片面性危害。全局性危害存在于事物发展的全过程和各方面，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使得事物发展偏离方向或停滞倒退；片面性危害则局限于一域，不会对其他方面造成危害，对事物发展的影响较为有限。二者相比，全局性危害无疑严重得多。刘少奇认为，空谈主义“几乎已是北方我党工作的主要障碍。不肃清与改变这种空谈主义，我党的组织和工作是不会活跃起来、开展起来的”。也就是说，刘少奇认为空谈主义是全局性的危害，这就清晰地指出了空谈主义危害的严重性，不能不引起我们黨的高度重视。

空谈主义使说的人说不清，看的人看不懂。空谈主义使人无法抓住事物的本质，无法把握事物之间的关系，更不可能真正领会理解党的策略和决议的精神实质。刘少奇的论述非常通俗直接地指出，这种情形会使得党的主张和指示无法正确向下传达，党员们也无法准确领会党的目标和意图，必然出现上下脱节和各行其是，其危害对于高度强调组织性和纪律性的我们党是不言而喻的。

空谈主义使党内的政治氛围和工作风气“死气沉沉”。空谈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伴随着命令、指示、报告传递的，它晦涩空洞又不容商量。这会使党内的政治氛围变得压抑。而对于受到这些空谈主义指令的党员们来说，“本来是很活泼有生气的同志，一经过这些空谈家的责骂和搬弄之后，就变成了像失掉灵魂和前途的人一样”。党员们的积极性会因此受到打击，工作重点就会变成如何应对空谈主义的指令。长此以往，党员主动性、创造性会消磨殆尽，工作风气就会变得僵化、被动，这必然会大大削弱党的战斗力。

改变空谈的工作作风与空洞的领导方式——提出克服空谈主义的举措

加强锤炼实事求是这一最大的党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空谈之所以是空谈，就在于脱离实际。要克服空谈主义，就要做到凡事结合实际、符合实际，也就是要实事求是。对于每名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来说，这一问题可谓是克服空谈主义的总开关。对此，刘少奇强调：“领导同志们绝不要空谈。你们应该客观些、细心些、诚实些，有什么你们就说什么，懂得，你们就说懂，不懂得，你们不要说懂。你们应该特别虚心学习，把你们还没有把握没有了解清楚的问题，用各种方法去弄清楚。不要在你们自己还没有弄清楚的问题上教训别人，指导别人。”这里，刘少奇虽没有提出实事求是这一概念，但他的要求中体现着实事求是的追求，体现着要注重锤炼这个最大的党性。

“把目前的形势和党的策略任务详细研究清楚。”实际上，这就是要求我们做到“知己知彼”。所谓党的策略任务，就是我们党当下要干什么和要怎么干，这就是“己”。所谓目前的形势，也就是我们党正处于什么样的外部环境以及外部环境对我们党有什么样的影响，这是“彼”。做到了知己知彼，自然就迈出摆脱空谈的第一步。那么，怎么样做到知己知彼呢？那就是刘少奇要求的“用一番功夫去研究党的决议和文件”。 “每一个同志就应该把这些详细地研究清楚”，不能“用官僚主义与空谈的态度来对付党的决议”，真正理解党的任务、策略，党员们才能正确地加以贯彻执行，正确地推进各方面工作，这样就能摆脱空谈，把党的政策落在实处。

“少采取指示与命令的方式，多采用提议、建议与讨论的方式。”刘少奇认为“与其对下面指导错了，不如少去指导还好”“绝对的东西应该少一些，多留一些回旋的余地”。实际上，不论是上面的领导还是下面的同志，对事物的认识都有一个过程，需要不断地深化。并且，下面的同志往往更前沿、更直接地接触事物，可能在一些认识上更全面，对事物的发展变化感知也更及时。因此，刘少奇强调的少指示命令、多建议讨论，少一些绝对、多一些回旋，既体现我们党的民主领导作风，有助于减少空谈主义风气，也更加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总任务与总策略是一个，但一到实际工作上，各地方各部分就各有不同。”刘少奇的这个论述，提出了普遍性和特殊性这一对辩证关系。空谈主义在面对各种问题和情形时，往往采取一刀切的态度和做法，这实际就是忽略了事物的特殊性，会使得党的各项政策无法真正落地奏效。要把一般性和特殊性辩证地统一起来，就必须要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和做法。对此，刘少奇列举了农村的农民和平津学生不同的觉悟程度这一变量，提出对于不同群众需采取不同的发动和组织方式。党的文件也不是可以直接搬用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需要在领会精神实质的基础上灵活地“拿到各种不同的环境中去运用”。当我们能够针对各地的各种特殊情形，采取不同的方针策略，也就与空谈主义分道扬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