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羊經濟學(下)

當一隻羊與一隻狼進行交易的時候，決定交易之勝負的，就已經不是交易平臺的“制度構造”，而是在這個平台上活動著的行為主體的人格特性——無論什麼樣的合約結構，無論交易雙方在合約中扮演什麼角色，甲方還是乙方，交易的結果都是狼勝羊負。

三、不一樣的經濟學

經濟學的原名叫“政治經濟學”，法國經濟學家孟克列欽在1615年出版了一本《獻給國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經濟學》，第一次使用了這個名稱，嗣後三百年裡，威廉·配第、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卡爾·馬克思，一串兒經濟學家都一直沿用這個名，直到二十世紀，似乎是約定俗成，也好像是別有用心——“政治”兩字被拿掉了。

要理解這個“拿掉”，須探究一下“政治”這倆字原是管什麼用的。政治經濟學，不一定是給政府出主意的經濟學，但一定是有政府的經濟學——研究有政府條件下社會經濟活動的學說，研究國家範圍內經濟關係的學說。經濟學的“政府性”，應當就是政治經濟學之“政治”兩字所承載的涵義。

沒有了“政治”的經濟學仍然是政治經濟學，因為，它仍然是有政府的經濟學。實際上，所謂經濟，本就是與政府相伴而生的概念，本就是依存於政府的概念，沒有政府就沒有經濟，只有盜竊，只有詐騙，只有搶劫——如果把原始部落的長老也看作是一種政府，這一點就更容易理解。要激勵一個農夫春耕時播種，最根本的是保證他秋收的權利。誰來保這個證？政府。

其實，經濟人假定本就是政治經濟學的假定，就是“有政府經濟學”的假定。一個比鎮關西、魯提轄還強的強人——政府——的存在，把經濟生活中的人格差異均化了，把人類社會的狼羊結構熨平了。從這個意義上說，在有政府的環境下，“人和人都一樣”的學術假定離真實並不太遠，以這個假定編織出的市場經濟的圖譜，即，那個龐大的經濟學理論體系，離真實並不太遠。只要模型中有“政府”這個“常數”在，經濟人假定就並非完全是假定，要拿掉它，並不容易。

沒想到，經濟學自己開始挖自己的牆腳。1968年，與上一隻諾貝爾獎的設置隔了大半個世紀，西方世界突然又增加了一隻諾貝爾獎，經濟學獎。傻子也能看出來，這事與冷戰有關。從此，經濟學有了它的戰鬥使命，有了它的意識形態“初心”，有了它的學術大方向——批政府，崇市場。批政府就是批計劃經濟，崇市場就是崇資本主義。須知，這個“批”這個“崇”所由以展開的，可是一個思想含量和智慧含量都當得起“社會科學”四個字的嚴肅的學術體系，它對同樣崇拜社會科學的鐵幕那邊的影響力，非一般喊喊口號可比。讓經濟學加入冷戰，這主意實在是高。

第一屆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了俄裔美國經濟學家列昂節夫的“投入產出”理論。這個理論說的是產業門類之間複雜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相互影響關係，它發出的意識形態暗示是：如此複雜的產業結構，不可能靠人工計劃去搭配，只能靠自由市場之“看不見的手”去搭配。

背負著如此意識形態使命，經濟學在市場主義的方向上越走越遠，它日益陶醉於自由交易的玄妙，陶醉於一個個“無政府”經濟機制的設計，陶醉於一個個把政府從模型中踢出去的“學術成就”。

理論走到了這個極端，悖論就來了：起初被設定為理論基石的經濟人假定，可是建立在“有政府”的條件基礎上的，因為只有政府的神通法力才可能把鎮關西、賣唱老、黃世仁、楊白勞變成人格無差異的，只有政府才可能把市場“管”成一個經濟人市場，管成一個人和人都一樣的市場，而把政府從經濟學中踢出去，意味著把經濟人假定的基礎挖掉，讓狼羊世界的本來面目水落石出。

經濟學躺在政府為它創造的經濟人溫床上唱著無政府的高調，而踢政府踢得最狠的經濟機制設計理論，恰恰最離不開經濟人假定。一方面在邏輯上對經濟人假定日益依賴，一方面把這一假定的理論地基從自己腳底下慢慢抽掉——這就是經濟學的悖論所在。我的“狼羊經濟學”，就是從這個悖論所製造的裂縫中溜出來的。

為了進一步說“有政府”與經濟人假定之間的邏輯依賴，我們不妨也來作一個假定，假定澳門的賭博高利貸實現了合法化，成了有政府的市場，政府用其強力把“人和人都一樣”的條件注入了市場，即，這已不再是一個狼羊市場，不再是一個以智詐愚、以強淩弱的市場，而是一個普通的以合約制度定得失的市場。那麼，一個必然的結果就是這個市場的消失——沒有人會去做大耳窿了，因為，在它那合約制度面前，大耳窿太虧了。

可見，無政府，是狼羊市場的存在條件，無政府的市場一定是個狼羊市場。同理，只有有政府的市場，才有可能是一個經濟人市場。

不能用“有政府經濟學”解釋“無政府經濟”，同理，也不能用“無政府經濟學”解釋“有政府經濟”。有政府經濟學與無政府經濟學，人人經濟學與狼羊經濟學，這兩種經濟學，各有其源頭、各有其研究對象，不能混了。例如，賭博高利貸市場就只能用狼羊經濟學、無政府經濟學去理解。

其實，賭博高利貸這麼一個小小的社會存在，用什麼理論去理解它都無關宏旨，筆者費這番筆墨分析這個小市場，是要以小見大，把世界大市場的大道理扯出來。說澳門，其實是為了說世界;說賭博高利貸，其實是為了說國際經濟。賭博高利貸市場有狼有羊，世界市場上也有狼有羊。明白了賭博高利貸市場的道理，世界市場的道理不言自明。

賭博高利貸市場與世界市場，一個“其小無內”，一個“其大無外”，把二者捏在一起說事兒，感覺上不對稱，不般配，然而，二者有一個深刻的共性：它們都是無政府的市場，因而都是狼羊市場，因而都只能用無政府經濟學、狼羊經濟學去理解。一個國家，尤其是一個羊國，在與世界市場打交道時，如果用錯了經濟學，就會吃大虧，倒大霉。

世界上有這樣一個國家，一個羊國，關於經濟學，關於世界市場，關於國際經濟關係，它的上上下下有如此信念：世界上只有一種經濟學，即西洋經濟學教科書裡的那個經濟學，這個經濟學既適用於國內經濟，也適用於世界經濟，既可以用來理解國家範圍內有政府的市場，也可以用來理解世界範圍內無政府的市場。

這國家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認識？因為它非常崇拜科學，而經濟學就是科學——社會科學，所以它就信它。同時，還有人告訴它，科學是無國界的，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所以，“普世價值”，“國際接軌”、“合作共贏”、“構建全球命運共同體”，“全球化”……這一大串兒美麗的東西，它都信。

既相信經濟學是科學，自然也就接受了它的立論基礎——經濟人假定;既認為國家與世界一理，則經濟人假定自然就轉化為“經濟國假定”;既相信一國範圍內“人和人都一樣”，則世界範圍內就是“國和國都一樣”——國與國之間，沒有狼羊之異，只有先進落後之異。那麼，沒有世界政府的世界市場，其狼羊結構是靠什麼力量熨平的？這個問題它沒想到。為什麼沒想到？因為它不知道賭博高利貸市場的道理，不懂狼羊經濟學。而想到和想不到，大不一樣。想到了，它就會在踏入世界市場之前先對自己是狼是羊做個自我評估;想不到，就只會對自己是先進還是落後做個自我評估。兩種不同的評估機制會產生出兩種不同的“自知之明”，而兩種不同的自知之明會產生出兩種相反的國門政策和國際經濟戰略。這個國家的“前三十年後四十年”之爭，很可能就是這兩種評估機制、兩種自知之明、兩種國門政策之爭。爭論的基本格局是：後四十年批判前三十年;不懂狼羊經濟學的批判懂狼羊經濟學的。

不懂狼羊經濟學的，相信國和國都一樣，則其進一步的推論必然就是“事和事都一樣”。一件事，人家國家去幹是好事，我們國家去幹也應當是好事;人家國家去幹能發財，我們國家去幹應當也能發財，無非就是好好學習人家的先進經驗嘛。例如，國際資本輸出，放長線釣大魚，列寧早在《帝國主義論》裡說了的，發洋財的好辦法，看著人家做得挺好，便也跟著學，幾帶幾路地做了開去。

如此，就可能要吃大虧、倒大霉了。

最後，把上面講到賭博高利貸市場時的一段話再重複一遍，作為本文的結束：

當一隻羊與一隻狼進行交易的時候，決定交易之勝負的，就已經不是交易平臺的“制度構造”，而是在這個平台上活動著的行為主體的人格特性——無論什麼樣的合約結構，無論交易雙方在合約中扮演什麼角色，甲方還是乙方，交易的結果都是狼勝羊負。

回想一百多年前我們做“乙方”的時候，做債仔的時候，讓那國際大耳窿給欺負得！今天，我們做了“甲方”，人家成了“債仔”，可我們為什麼就做不了大耳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