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翻案诗的发展与“翻案法”的形成

王小天

[摘 要] “翻案”是中国古典诗歌创作的一大传统，至唐代已有较多翻案诗歌的创作，为宋诗翻案法的提出奠定了基础。禅宗亦有“翻案法”，其虽祖慧能，然慧能的翻案亦源自对传统佛经语言的模仿。宋人在继承前代翻案诗歌传统的同时，又援引禅宗语言和思想进入诗学，凝练出独特的诗家“翻案法”，将翻案诗歌创作推向了新的高度。

[关键词] 翻案；禅宗；“翻案法”；诗论

[中图分类号] I206.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2096-2991（2024）01-0073-07

“翻案”是中国古典诗歌创作中十分常用的诗法，涉及题材多样，表现形式多变，存世流传的作品数量广博。不但历代诗家所著各类集注、诗话多有对翻案诗的评析，当今学界对翻案诗的研究亦著述甚多。张高评《宋诗之传承与开拓》对“翻案法”作了总结，并认为其是“成功诗法”[1]113；周裕锴《禅宗偈颂与宋诗翻案法》备述禅宗翻案对宋代翻案诗歌创作的影响[2]；张静《翻案诗与宋代诗学关系的辨析》详述自先秦至唐代各类翻案诗歌及其创作旨趣[3]。此外，对王安石、黄庭坚、杨万里这类有大量明确翻案诗歌创作的诗人案例，亦各有专论研究1。

然而考察既有研究成果，其对“翻案”诗法思想根源的界定，尚无较为全面且统一的意见，尤其是对佛教禅宗思想在其中的作用和意义莫衷一是。论者或各执一词，或简单地将之无视。考其根由，“翻案法”这一诗学概念虽由《诚斋诗话》正式确立提出，但诗话之中只有简单解释与类举，杨万里的论说过程稍欠完整，较难对此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进行全面的界定。而在宋前诗歌中确有“翻案”的传统，而禅宗“翻案”思想对宋诗创作的浸润则让此概念更加复杂。故本文将梳理“翻案诗”这一文学传统的形成与发展，并结合佛经语言与禅宗六祖偈颂对宋诗“翻案法”作较为详细的论述。

一、“翻案”与“翻案法”

“翻案”一词非出于诗学，最早可见于《旧唐书·武宗本纪》：“十二月，敕：‘郊礼日近，狱囚数多，案款已成，多有翻覆。其两京天下州府见系囚，已结正及两度翻案伏款者，并令先事结断讫申。”[4]602此处的“翻案”是一个法律词汇，用以指推翻之前已经定下的案款。可见唐宋之际，“翻案”一词在法律界已经有较为公认的含义并已经被广泛使用。而由此“翻案”一词也引申出推翻前番论断，不与前人说一样话语，乃求自立新意之内涵。

最早将“翻案”一词引入诗学领域进行讨论的，是宋人吴沆与杨万里。吴沆《环溪诗话》云：

至如“有令可干难闭户，无人堪访懒移舟”，上句是袁安雪中闭户不干人之事，下句是王子猷雪夜行舟访戴兴尽而返事，两句皆翻案。[5]147

吴沆就出行、访人等诗事的书写，举梅执礼诗为例，翻袁安卧雪、王子猷雪夜访戴两件公案，并明确称这两句诗为“翻案”。

进一步明确“翻案法”这一诗法的则是同一时期的杨万里，其《诚斋诗话》首倡：

孔子程子相见倾盖，邹阳云：“倾盖如故。”孙侔与东坡不相识，乃以诗寄东坡，坡和云：“与君盖亦不须倾。”刘宽责吏，以蒲为鞭，宽厚至矣。东坡云：“有鞭不使安用蒲？”老杜有诗云：“忽忆往时秋井塌，古人白骨生青苔，如何不饮令心哀。”东坡则云：“何须更待秋井塌，见人白骨方衔杯。”此皆翻案法也。予友人安福刘浚字景明《重阳诗》云：“不用茱萸仔细看，管取明年各强健。”得此法矣。[6]141

杨万里以苏东坡诗为例，举证其如何翻邹阳典故，翻刘宽故事以及翻用杜甫诗句，称之为“翻案法”，又以友人刘浚的诗作为补充。刘诗翻用的是杜甫《九日蓝田崔氏庄》诗中“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7]2403一句，将杜诗中的萧瑟感伤翻作积极乐观的劝勉之词。

吴沆与杨万里两人所处时代相近，皆为南宋初期诗人学者。从其诗话中可以看出“翻案法”这一诗学概念在此时诗坛已然彰显。而自《诚斋诗话》之后，“翻案法”为后世历代诗家所沿用，并在各类诗话中多有提及，如：

诚斋题云：“平叔曾过魏秀才，何如老子致元台。苍松翠竹青苔迳，也不傅呼宰相来。”用魏野诗翻案也。[8]210

诗贵翻案。[9]53

“翻案法”着力于推翻前人旧说，并能独辟蹊径，另立诗人自己的新说，以达到出人意表的艺术效果。这一术语虽由杨万里首作，但是“翻案”这一文学思想却绝非吴沆、杨万里等一众宋代诗人凭空想象而出。明代就有学人提出这一点，如谢榛《四溟诗话》：

屈原曰：“众人皆醉我独醒。”王绩曰：“眼看人尽醉，何忍独为醒。”左思：“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太白曰：“若待功成拂衣去，武陵桃花笑杀人。”王、李二公，善于翻案。子美曰：“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刘浚曰：“不用茱萸仔细看，管取明年各强健。”太拙而无意味。杨诚斋翻案法专指宋人，何也？[10]52

謝榛对杨万里讲翻案法专举宋人为例的做法提出质疑，认为唐人诗歌中，亦有善于翻案的诗作。此处对杨万里的指责未免有些偏颇，首先诗话这类作品，多是以品鉴赏析诗句、叙述诗歌创作为主，带有一定闲谈的性质，间接表达作者的诗学思想和创作理念，并非纯粹的诗法、诗格类著作，无须求全责备。其次，杨万里并非不知宋人之前的翻案诗，其《诚斋诗话》中为“翻案法”所举黄庭坚和苏轼诗句，也只是因为他们的翻案诗数量较多，风格典型，在这一段中更契合其论述，故援为力证。而在诗话另一条中，他则列举杜甫诗歌，曰：

老杜《九日》诗云：“老去悲秋强自宽，兴来今日尽君欢。”不徒入句便字字对属。又顷刻变化，才说悲秋，忽又自宽，以“自”对“君”甚切，君者君也，自者我也。“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旁人为正冠。”将一事翻腾作一联，又孟嘉以落帽为风流，少陵以不落为风流，翻尽古人公案，最为妙法。[6]140

杨万里举杜诗对“孟嘉落帽”典故的翻案，赞其“翻尽古人公案”，非常巧妙。可见杨万里并非专指宋人，对于宋前的诗人诗作，他亦有熟读和领悟，并在此基础上才提出“翻案法”的诗法定式。

《诚斋诗话》中没有记录杨万里对“翻案法”体悟、凝练的过程，亦无细致的分析与总结。但可知在杨万里之前的诗人，已经或直接或间接，或有意或无意有了“翻案”的创作思想和实践，不言“翻案”，只是未用此词，未能将之上升到理论高度。实际上，在宋前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翻案”这一创作思想已然萌发并逐渐成为一种诗学传统，至宋代勃兴，遂成诗家定论。

二、宋前“翻案”诗歌创作

对“翻案”这一文学创作思想的追溯，最早可以推至先秦时期，钱锺书在《管锥编》中评价《老子》：

夫“正言若反”，乃老子立言之方，《五千言》中触处弥望，即修词所谓“翻案语”（paradox）与“冤亲词”（oxymoron），固神秘家言之句势语式耳。

有两言于此，世人皆以为其意相同相合，例如“音”之与“声”或“形”之与“象”；翻案语中则同者异而合者背矣，故四一章云：“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又有两言于此，世人皆以為其意相违相反，例如“成”之与“缺”或“直”之与“屈”；翻案语中则违者谐而反者合矣，故四五章云：“大成若缺，大直若屈。”复有两言于此，一正一负，世人皆以为相仇相克，例如“上”与“下”，冤亲词乃和解而无间焉，故三八章云：“上德不德。” [11]463

钱锺书认为“翻案”是《老子》行文的一大特点，在《老子》中有大量的翻案语，即故作“反语”。有的两词相同相合，却用其否定搭配，如“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有的两词相悖相反，却令其直接合在一起，如“大成若缺，大直若屈”等，这些都与一般世俗观点相反，却暗合于老子所述之“道”。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这些语言所表达的是老子论述事物正面和反面相互转换的朴素辩证思想，是一种哲学思想的翻案。但是从文学角度考量，这种将词语反用或将反语相合的行文逻辑，亦可成为一种文学写作手法的创新。相较于平铺直叙或采用其他议论手法的先秦诸子散文，《老子》这种反差与颠覆性的书写，简短有力且意蕴深刻，往往能给人极大的心理震撼，让人回味无穷。

在同一时期，我们也不难寻到一些具有类似作“反语”的诗歌，《诗经》中就有许多带有“翻案”意味的诗句，如“谁谓荼苦？其甘如荠。宴尔新昏，如兄如弟”[12]92，“谁谓河广？一苇杭之。谁谓宋远？跂予望之”[12]184。这些诗句往往借助反问的形式，以一种无疑而问、明知故问的语气陈述各种反常的事情，对人们日常生活经验和常识进行“翻案”。荼菜自然是苦的，而黄河的宽广也绝对不是一叶扁舟可过，但无论“其甘如荠”，还是“跂予望之”，都是作者在抒发自己内心强烈的感情。这种夸张悖乱的描写，却能引起读者的注意和思考，而在这种强烈的反差之下，诗人真实的情感往往便不言自明了。同一时期的《采葛妇歌》有言：“葛不连蔓棻台台，我君心苦命更之。尝胆不苦甘如饴，令我采葛以作丝。”[13]30-31此诗以“尝胆不苦”翻转生活常识，表达对越王的同情。

在先秦时期，如《诗经》这类诗歌创作，一般都是通过反常识的否定句或疑问句来进行“翻案”。这类创作没有明确的诗法理论指导，亦无主动为“翻案”的动机，但是故作“反语”的表达理念确是明白无误的。

自秦汉至唐前，出现了较多的翻案诗歌作品。有别于《诗经》这类较为原始的反常识翻案，这一时期的翻案诗歌已经具有明确的文人自觉性，而且在技法和内容上都有了较为广泛的突破。东汉时期，扬雄作《反离骚》曰：“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书，往往摭《离骚》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诸江流以吊屈原，名曰《反离骚》。”[14]859《反离骚》虽然表达了对屈原的哀悼与痛惜，但是也对其举身赴死的行为发出责难。因而《反离骚》虽然在文体、结构乃至句法上完全仿照《离骚》而作，其措辞立意与表达的思想却完全与《离骚》相反，表现出与屈原完全不同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念。如变“杂申椒与菌桂兮，岂惟纫夫蕙茝”[15]6为“棍申椒与菌桂兮，赴江湖而沤之”[14]860。这种貌合心异的“反语”在《反离骚》中一以贯之，完全可以视之为《离骚》的翻案之作。

魏晋时期，随着文学风气的渐开，翻案手法逐渐被广泛运用到各类诗歌当中，如王粲《咏史诗》“结发事明君，受恩良不訾。临没要之死，焉得不相随”[13]364，曹植《三良诗》“生时等荣乐，即没同忧患”[13]455。两首诗均是翻案《诗经·黄鸟》“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12]353之意。还有曹丕《折杨柳行》“王乔假虚辞，赤松垂空言。达人识真伪，愚夫好妄传”[13]394，以修仙问道皆是假言，王乔赤松都是妄传，翻案游仙诗之传统。这些翻案诗歌手法渐多，涉及题材不断丰富，有对传世典故、故事的翻案，也有对前人诗句、诗篇的反用，虽尚未提出“翻案”之说，而实则翻案的几项基本要素与手法都已有展现，为唐代翻案诗歌的创作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唐代的翻案诗歌发展迅速，诗人对“翻案”的认识也逐渐清晰，且翻案技法的运用也更加纯熟。唐代文学名家多用翻案法，初唐如王绩诗云“眼看人尽醉，何忍独为醒”[7]484，此句便是《渔父》“众人皆醉我独醒”[15]141之意的翻案。其后如李白诗云“但歌大风云飞扬，安用猛士守四方”[7]247，翻用汉高祖刘邦《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13]87。杜甫有诗“地僻无网罟，水清反多鱼”[7]2300，则翻用《孔子家语》“水至清则无鱼”[16]59。

至晚唐时期，对翻案运用最为人所称道的便是杜牧，其所著咏史诗中的翻案甚多，历代诗家对此多有关注评说，如宋代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牧之于题咏，好异于人。”[17]108杜牧翻案咏史的作品往往出于假设，另辟新意，对历史作出了重新解读，引发读者深思。这种“翻案”建立在诗人对诗歌创作技法的深入认知和熟练运用之上，即“杜牧之作诗，恐流于平弱，故措词必拗峭，立意必奇辟，多作翻案语，无一平正者”[18]163。除杜牧外，如陆龟蒙、皮日休等人也皆有翻案咏史的作品流传，可见当时“翻案咏史”已经成为一种较为成熟且广为应用的诗法。

由先秦至唐代，翻案傳统逐渐从哲学层面扩展到文学创作之中，诗人越来越多地有意使用。而翻案的内容也从简单地说反语、反生活常识发展到翻用典故和前人诗句。哲理、逻辑、技法的层层推进为宋代翻案诗的大量涌现与“翻案法”的提出准备了丰厚的土壤。

三、宋诗“翻案法”与禅宗“翻案法”

宋代作为“翻案法”概念明确提出的时期，亦是翻案诗作蔚然成风的年代。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杨万里等宋诗名家创作了大量的翻案诗。周裕锴在《禅宗偈颂与宋诗翻案法》中枚举了大量的翻案诗歌，并言：“禅宗典籍中常见的‘翻案法，无疑提供了超越前人的最理想的途径”[2]53，“诗家的‘翻案法与禅宗的‘翻案法不仅有语言形式及思维方式上的相似性，而且还有事实上的亲缘关系和影响实例。”[2]54而张静则认为“无论从作品数量，还是作品成就来看，翻案诗在宋代并不具有特殊意义，它只是翻案诗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而已”[3]76，“翻案诗在唐代已经发展得非常充分，宋人只是为它命名，并加以评说而已”[3]78，并不认可翻案诗在宋代独有的成就，以及禅宗“翻案法”对这一成就的重要贡献。

事实上，比照前文梳理的宋前翻案诗创作和学界对宋代翻案诗研究的大量成果，不难看出宋代的翻案诗创作确实是独树一帜、别开生面的。首先，唐前的翻案诗创作数量较少，在题材上大都还局限在说反语的逻辑层面。偶尔有对前人诗歌诗句的翻用，也是立足于诗人抒发自身情感的需求，是有意为诗而非有意为翻案法。其次，唐代翻案诗较多，且名家也各有翻案诗创作。但相较于整个兴象玲珑、气象万千的唐诗世界，也只不过是其中较小的一个分支，占据蕞尔一隅之地。初唐创作翻案诗较多的是诗僧王梵志，但其多作白话诗，不是诗学主流。且现存三百多首“王梵志诗”也“决不是一人所作，也不是一时所作，而是在数百年间，由许多无名白话诗人陆续写就的”[19]119。盛唐时期，如李白、杜甫等均有翻案诗作，但仅占其诗歌创作总量的极少部分，且与其整体的诗歌风格和艺术特色并不熔融相通。中唐时期的韩愈、孟郊等人，更多的是崇尚“奇险怪异”乃至“以丑为美”的诗学旨趣，与其说是翻案，不如说是运用一些技法来达成自己的创作目标。而晚唐时期，杜牧、李商隐、皮日休等开始大量有意创作翻案诗歌，但又只局限于咏史这一题材，未能全面运用到各类诗歌中。再次，考察宋代的翻案诗歌创作，其名家之多，数目之众，评论之广，是唐代翻案诗远远不及的。论创作者，有苏轼、王安石、杨万里、陆游和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众多诗人等，不胜枚举。这些人在宋代诗坛占有重要地位，且都精通并推崇“翻案法”的运用。论数量，如王安石有翻案诗180首，黄庭坚有翻案诗114首，首倡“翻案法”的杨万里有翻案诗310余首，其余诸家也都有不少篇目存世。论题材，则有咏史、咏物、题画、写景、抒怀等，翻案诗写作可称为有宋诗歌创作之风潮。论评价影响，“翻案法”为后世诗家瞩目，前文已引历代诸多诗话，兹不赘述。

总而言之，宋代以前尤其是唐代翻案诗歌的创作，虽然已经有了较多篇章，手法也相当多样化，但因为缺乏提炼“诗法”的理念指导，并不是主流的诗歌题材。而经过宋人大量有意翻案的创作，以及对诗歌创作的总结评述，翻案才成为一种有力的诗学影响，“翻案法”才成为一种传之后世的成功诗法。其在宋代的地位和价值，与在唐代是完全不同的。

梳理过翻案诗的源流脉络，再来看禅宗“翻案法”与宋诗“翻案法”的关系。最早讨论这一问题的是宋末元初的江西诗派诗人方回，其在《名僧诗话序》和《碧岩录》的序文中，提出诗家“翻案法”源出禅宗：

北宗以树以镜为譬，而曰“时时勤拂拭，不使惹尘埃”；南宗谓“本来无一物，自不惹尘埃”，高矣。后之善为诗者，皆祖此意，谓为翻案法。[20]82

曰“本来无一物”为南宗；曰“时时勤拂拭”为北宗。于是有禅宗颂古行世。其徒有翻案法，呵佛骂祖，无所不为。间有深得吾诗家活法者。[21]第48册，139

方回不仅将六祖慧能翻神秀之偈颂作为禅宗翻案法的起始，更认为是所有诗家翻案法之祖。此言忽视了禅宗之前翻案诗的创作事实，对禅宗翻案法的总结也过于简单。六祖慧能虽然是禅宗大德，开南宗顿悟一脉，但他翻神秀偈颂的内在逻辑也不是凭空而来。如若以《老子》中的翻案语作类比，佛经中反语翻案的应用早已出现，是佛经文学中自成一体的独特表达方式。

早期传入中国的佛经《四十二章经》云：“吾法念无念念，行无行行，言无言言，修无修修；会者近尔，迷者远乎。”[22]第37册，663这种以否定词将正反两个概念组合的思维逻辑，意在强调“无念之念”“无行之行”“无言之言”“无修之修”，是非常典型的反语运用，可以视作一种翻案思维的雏形。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佛经中已经有了大段的翻案论说，如《大般涅槃经》：

善男子！如来世尊，有大方便：无常说常，常说无常；说乐为苦，说苦为乐；不净说净，净说不净；我说无我，无我说我；于非众生说为众生，于实众生说非众生；非物说物，物说非物；非实说实，实说非实；非境说境，境说非境；非生说生，生说非生；乃至无明说明、明说无明；色说非色，非色说色；非道说道，道说非道。[21]第12册，453

世尊在经文中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正说反说，并告诫迦叶，这些都是便宜说法，为的正是调服众生，让众生意识到自性妙有，不要拘泥于文字，从而破除种种虚妄幻想。

同一时期的般若经典《金刚经》中则出现了更进一步的“翻案”说法：

如来说第一波罗蜜，非第一波罗蜜，是名第一波罗蜜。须菩提！忍辱波罗蜜，如来说非忍辱波罗蜜，是名忍辱波罗蜜。[21]第8册，750

须菩提！若福德有实，如来不说得福德多；以福德无故，如来说得福德多。[21]第8册，751

这里不仅有句内的前后翻转和前后句相翻转，还有世尊和弟子对话的翻转，如此种种在五千余字的《金刚经》中多达28处。学者对这种“是相非相”的矛盾句式多有关注并大加赞赏，认为其远超其他辩证[23]53-55。佛门内部甚至称之为斩绝一切相的“金刚宝剑”。究其所以，反复翻案及否定之后再否定，为的是破除佛徒心中对名相的执着，以期通过“扫执破相”达到“无住无相”的境界。

無论是倡导如来藏的《涅槃经》，还是宣讲般若性空的《金刚经》，其对“翻案”的运用都是为了阐释自身哲学理念。而这种独特的表达方式和语言模式随着经典的传播进入人们的思维观念，必然会影响接受者的语言习惯。如来藏和般若思想深深影响了禅宗的产生与发展，而六祖慧能在对神秀偈颂翻案之前，就曾经学习过《涅槃经》和《金刚经》两部经典。如《坛经》载：

惠能一闻经语，心即开悟，遂问：“客诵何经？”客曰：“《金刚经》。”复问：“从何所来，持此经典？”客云：“我从蕲州黄梅县东禅寺来。其寺是五祖忍大师在彼主化，门人一千有余；我到彼中礼拜，听受此经。大师常劝僧俗，但持《金刚经》，即自见性，直了成佛。”[21]第48册，348

《曹溪大师别传》载：

略有姑出家，配山涧寺，名无尽藏，常诵《涅槃经》。大师昼与略役力，夜即听经。至明，为无尽藏尼解释经义。[22]第86册，49

正是因为慧能在北上黄梅之前对《金刚经》与《涅槃经》有所涉猎，才能在五祖弘忍处一鸣惊人，得传法统。所谓“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21]第48册，349。由此偈颂，不仅能看出其对《金刚经》与《大般涅槃经》思想哲理的继承，亦可见其对经文句法的模仿，即通过“反说”进而“翻案”。在此偈颂中，慧能对“树喻”“镜喻”作了否定，正是对《金刚经》中“是相非相”句式的描摹，而与神秀偈颂相对，慧能此偈则构成了《大般涅槃经》中“不净说净，净说不净；我说无我，无我说我”的范式。这种“反说”语言手法和翻案思想经由六祖而为禅宗后学发扬光大，遂成禅宗“翻案法”。

宋人作诗，因为要跳出前人尤其是唐人窠臼，自然要援引新的思想、逻辑、技法来开拓诗歌创作的局面。一方面，唐人的翻案诗固然给宋人提供了思路和孕育诗法的土壤，但从另一方面说也给宋代诗人带来一种隐隐的压力和挑战。在此背景下，可以说禅宗“翻案法”的引入是促使宋诗“翻案法”产生的直接原因。首先，禅宗“呵佛骂祖”离经叛道的宗风、说反语的语言模式、推崇“起疑情”的参禅方式，被深受禅悦之风影响的宋代士大夫所捕捉，这对于宋代诗人超越前人、跟前代诗人唱反调，有着很大的精神鼓舞和创作启迪之用。其次，随着禅宗由“不立文字”逐渐转向“不离文字”，“文字禅”兴起，《碧岩录》和《石门文字禅》影响深远，禅师与诗人都广泛参与到诗与禅的创作中。宋代许多诗人都精擅佛法，饱读佛经，深受佛经与禅宗偈颂语言的影响。佛教经文与禅宗偈颂也为宋诗提供了大量的翻案素材，如黄庭坚的翻案诗中就有许多对经文、灯录、禅宗公案的翻用。正是在这种影响下，宋代翻案诗才表现出别具一格的风貌，在诗史中留下独特的成就。

在讨论宋诗“翻案法”的时候，一方面要考虑到中国古典诗歌创作中长久存在的“翻案”传统，以及前代诗作对宋代诗人文学创作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带有“反说”“翻案”特色的大量禅宗偈颂为众多蒙熏禅法的诗人带来新的创作思路。事实上，无论是“翻案诗”的文学传统还是禅宗的“翻案法”，对宋代诗人而言并无泾渭分明的隔阂，而是可以水乳交融般地互通。如苏轼、黄庭坚等精通禅法的诗人，很自然地将前人的翻案诗歌与翻案禅法相结合，熔锻出自成一家风流的诗体。总体来看，宋代的翻案诗歌相较唐代更加繁盛，已经不再局限于部分诗家、诗作或是某些题材，而是在诗坛形成共识，形成明确的诗法概念和理论。在语言特色上，由于援引禅宗的偈颂，翻案手法愈发灵活多变，对典故、诗句、字词等作到“无典不可翻，无句不可翻”，并且诗人之间相互唱和，翻之再翻，达到了杨万里所言“翻尽古人公案”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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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Development of Reversal Poetry and the Formation of “Reversal Method”

[Abstract] “Reverse” is a major tradition in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There were many reversal poems written by the Tang Dynasty， which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reversal method of Song poetry. Zen also has the “reversal method”， although it is from HuiNeng. but Hui Nengs reverse cases also originated from the imitation of traditional Buddhist sutra language. While inheriting the tradition of reversal poetry of the previous generations，poets of Song dynasty also invoked the language and thought of Zen to enter poetics and condensed the unique “Reversal Method” of poets， which pushed the creation of reversal poetry to a new height.

[Key words] reversal；Zen；reversal method；poet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