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西走廊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
——以北镇医巫闾山祭祀文化为中心的考察

刘 丹 崔向东

(渤海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辽宁 锦州121000)

在加强民族团结、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基础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当下学界研究的热点议题。学者有的从理论渊源、思想内涵上进行解读,有的从实践经验、现实路径上进行探讨,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是,目前从历时性角度,针对某个区域开展有关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专题史方面的研究成果还不多。因此,本文拟以辽西走廊作为地理空间,以北镇医巫闾山祭祀这一礼制文化为着眼点,通过中国古代北方各民族与中原汉族对北镇医巫闾山的共同崇祀,来看诸民族的交汇融合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形成过程。这样的研究进路,对于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以及当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一、北镇医巫闾山的地理区位与民族关系

(一)地理区位:辽西走廊上的重要标识

辽西走廊是中国四大民族走廊之一,是沟通、连接中原与东北两大地域重要的民族、文化与经贸廊道,位于今辽宁、河北、内蒙古三省区交界处,为典型的“历史的地理枢纽”。辽西走廊多民族共生、多元文化汇聚、多种经济类型并存,它以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出现、中华文化的不断重构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持续不竭的动力源泉。

北镇医巫闾山为辽西走廊上的重要节点。文中“北镇”所指并不是现今意义上的行政区划概念,而是指中国五镇山之北方镇山,其概念源于中国古代的山岳崇拜,有镇守北疆,以保国家安宁之意。医巫闾山即为“北镇”,又称无虑山、医无虑、于微闾、医无闾等,简称闾山,位居东北三大名山之首。《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载:“冀州之境,由太行而东,尊严高峻,惟医巫闾为诸山之冠。”[1]《全辽志·山川志》载:“辽境内山以医巫闾为灵秀之最。”[2]48医巫闾山气势宏伟、莫可名状,主要位于现今辽宁省西部阜新、锦州等市县境内。

从地理位置上看,医巫闾山位于辽西走廊的东北端。《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中对辽西走廊与医巫闾山的关系有这样的描述:“出榆关(山海关)以东行,南濒海,北限大山,尽皆粗恶不毛。至此,山忽峭拔摩空,苍翠万仞,全类江左,乃医巫闾山也。”[3]从记载可知,医巫闾山处于连接中原与东北的咽喉要道上。从人文意义上讲,医巫闾山为渔猎、游牧、农耕等多种经济文化类型的交融汇聚之地,处于多元文化的耦合带。从历史进程上看,医巫闾山从新石器时代起即为连接辽西、辽东两大考古学文化圈的桥梁和纽带;先秦时期,医巫闾山为东北诸族迁徙、交汇、融合、共生之地;汉时,医巫闾山已是往来辽西、辽东两郡必经的军事要途与交通要道;隋唐两代东征高句丽,渡“辽泽”东行辽东,皆需经由医巫闾山;辽时皇室谒陵祭祖,金时皇室巡幸,元时蒙古族内迁,明时抗击北元,清时东巡祭祖,医巫闾山皆是必经之地。可见,医巫闾山为辽西走廊上的重要地理标识。

医巫闾山特殊的地理位置与镇山文化,成为解读辽西走廊的重要媒介。这里不仅是中原汉族和北方少数民族在地理上相互衔接的纽带,同时也是文化上交融汇聚的关节点。多重要素的叠合使医巫闾山成为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天然实验场。

(二)民族关系:华夏、东胡、秽貊、肃慎四大族系的交汇

医巫闾山地域从古至今一直是多部落、多族群、多民族交汇、融合、聚居之地。从石器时代起,医巫闾山地域即为古人类生息繁衍之所,位于医巫闾山北段阜新市沙拉乡境内的兴隆洼文化查海遗址,被誉为“中华第一村”;距今约五千年前的红山文化,其诸多遗址广泛地分布于医巫闾山西麓,其先民为中华文明源头的一支。夏商周时期,见于文献记载的先商、山戎、孤竹、令支、俞人、屠何、青丘、周头等古民族,或聚居、或迁徙往来于此,春秋战国之际,逐渐形成了以华夏、东胡、秽貊、肃慎四大族系为主的新的部落、族群分布格局。

秦汉时期,伴随着开边拓土与关市贸易的频繁,汉、匈奴、乌桓、鲜卑等族不断迁徙往来于此,多民族的交汇、融合进一步发展。如,西汉武帝时,迁乌桓于辽西、辽东等五郡塞外;东汉时,光武帝对入塞的乌桓“给其衣食”。近年来,在医巫闾山地域闾阳镇、廖屯镇等多个地点发现汉代的遗址、城址、墓群和烽火台,说明该地当时已形成多个民族聚居区。魏晋南北朝时,医巫闾山地域先后由前燕、后燕、北燕、北魏、东魏、北齐等地方政权所控制,鲜卑部族繁盛,在此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同时也促进了医巫闾山地域多民族的融合与经济文化的空前发展。

隋唐之际,汉、高丽、契丹、突厥、库莫奚、靺鞨、渤海等诸多族群汇聚于此,在“华夷一家”主流民族思想的影响下,汉化与胡化的双向影响进一步加深。辽金元时期,契丹、女真、蒙古先后登上历史舞台,契丹人将医巫闾山视为神山圣地,女真、蒙古承辽代余绪,先后住牧其间,在此留下了深深的文化烙印。明清之时,汉、满、蒙、锡伯等民族成为医巫闾山地域的民族主体,民族融合进一步加深,进而奠定了现今医巫闾山地域的民族格局。

历史上多个民族、族群的交汇与共生,赋予了医巫闾山丰富的文化内涵,在廊道文化与镇山文化的交互作用下,医巫闾山成为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族共同崇祀的神山圣地,为历代统治者尊崇与祭祀,其中的生发机制,蕴藏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基础和文化积淀。

二、北镇医巫闾山祭祀文化的内涵与特征

(一)北镇医巫闾山祭祀文化的内涵

关于北镇医巫闾山祭祀文化的内涵,可依据文化层分析法,将其置于时空框架中加以考察。文化层本是一个考古学术语,这里借用其分析文化的时空属性。任何一种文化都具有时间性和空间性,文化的时间性指文化的纵向面,即文化的古往今来,也就是各种文化的产生、发展、变迁过程,或某种文化在某一个时期内的变迁过程,从时间上看,它是多层次的,是一层一层累积而成的,这种文化层可称之为“时间文化层”;文化的空间性指文化的横断面,即文化的上下四方,也就是某一时间内的某种文化的结构和状态,文化空间是有其层次结构的,根据文化的表现形式,每一种文化体系或文化丛都可以分为上、中、下三层结构,即表层、中层和深层,这种横向的层次可称为“空间文化层”[4]。镇山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亦具有结构层次性,该理论对理解医巫闾山祭祀文化的内涵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1.北镇医巫闾山祭祀文化的时间文化层。医巫闾山祭祀文化与信仰文化密切相连,其时间文化层主要是指,随着时间的演进出现的图腾崇拜、万物有灵、山精灵、山神信仰、镇山信仰以及基于上述信仰而形成的各种祭祀行为的层叠累加。医巫闾山信仰与祭祀文化历代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这些不同的表现形式是与当时人们的认知水平和社会经济结构相适应的。

追溯医巫闾山信仰的源头,应始自最初的图腾崇拜,根据民族学调查资料显示,图腾崇拜与狩猎、采集经济相适应,是最古老、最底层的信仰文化。自兴隆洼文化以来,西辽河流域的万物有灵观念在原有图腾崇拜的基础上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红山文化时期,在万物有灵及山精灵观念的基础上,产生了山神观念,并基于“冢、庙、坛”三位一体的祭祀制度,出现了由祖先崇拜、山神崇拜所形成的酬神、敬神的献祭制度。随着社会的发展,红山文化所形成的敬天、尊祖、崇山观念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后世夏、商、周三代礼制文明产生的直接根系之一。从商代甲骨卜辞中出现的“十山”“五山”“二山”合祭现象与内容看,商朝所祭山川已出现大小神之分,并分别给予不同规模与频次的祭祀,但这些祭祀绝大多数都与求年或祈雨有关[5],没有赋予过多的政治色彩。进入周代,随着宗法制的确立,神权政治化,山川信仰有了明显的政治属性,镇山理念也在周代开始盛行,“十二镇山”“九州镇山”“四镇五岳”等镇山概念频繁见诸有关周代的典籍中。医巫闾山作为幽州高大名山,自有镇山概念始即居于镇山之列,位列国家祀典,享有定期致祭之礼。至此,医巫闾山信仰由自然属性的山神信仰上升到富含政治属性的镇山信仰,并最终成为日后医巫闾山祭祀文化的核心。

秦汉以降,历代王朝皆对医巫闾山行镇山祭祀之礼,虽然不同王朝对医巫闾山的封号屡有变更,医巫闾山的山神形象也在不断流变,祭祀的内容与方式亦不尽相同,但镇山信仰理念却一直未曾改变。“一代代王朝对于国家礼制框架下的镇山文化实现了完整的传承”[6],尤其是金、元、清由诸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皆将祭祀北镇医巫闾山视为权持正统、天下一统的重要象征。它们承袭中华礼制,认同中华文化,共同诠释着多元一体的中国历史,这对于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北镇医巫闾山祭祀文化的空间文化层。医巫闾山祭祀文化的空间文化层可分为表层、中层、深层三部分:表层文化主要指医巫闾山祭祀的物化表现形式,具有外显性、流变性,涉及医巫闾山山神形象、历代所赐封号、镇山庙的赐建与修缮等内容。中层文化主要指医巫闾山祭祀中能以语言文字或仪式表现的内容,主要指医巫闾山祭祀制度、祭祀仪式等,这些制度与仪式一经制定,便会保持较大的稳定性,为世人所遵守。如在祭祀级别上,医巫闾山位列镇山属中祀,历代对其行中祀之礼,在祭祀之礼、仪、品上均有较大的承袭性。深层文化主要指医巫闾山的镇山信仰观念,它是表层文化、中层文化得以存在的基础,有了镇山信仰,历代王朝才会对其行祭祀之礼,敕予封号,敕建镇山庙等。在整个文化体系中,深层文化是核心,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具有较强的稳定性。

医巫闾山的镇山信仰与祭祀,对北方诸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满族等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出于崇祀山神、争夺正统、巩固统治的需要,均曾以不同的方式致祭医巫闾山。它们或遥祭望祭、或郊坛配祭、或遣使致祭、或帝王亲祭,但都表现出对镇山理念的认同,对中华礼制文化的承袭。这不仅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国家形成的文化根源,也使祭祀北镇医巫闾山成为不同民族文化认同的结合点。无论是由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北魏、辽、金、元、清等政权,还是由中原汉族建立的隋、唐、宋、明等政权,皆将祭祀北镇医巫闾山看作是君权神授、天下一统、江山永固的象征,历经数千年未曾改变。这种中华各民族同根同源的内在文化传统,成为中华文明多元汇聚、一脉相承的精神动力源泉。

(二)北镇医巫闾山祭祀文化的特征

1.中华文化认同性。在古代中国,活跃于辽西走廊的东胡、秽貊、肃慎三大族系的民族均存在“中国”认同现象。慕容鲜卑、拓跋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满族等东北民族均自称 “炎黄子孙”[7],他们积极追祖溯源,自认是“中国”的一分子。这既体现了“华夷共祖”的思想,又体现了北方游牧族群的民族观念与国家认同。

这些北方游牧族群的“民族国家认同不是族群同质性的产物,而是由公共物品的包容性提供所产生的”[8]。中国儒家的礼制文化、辽西走廊的地理空间属性、医巫闾山的镇山特质具备了“公共物品”的包容性,是中国古代胡汉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与空间,胡汉民族对医巫闾山的共同崇祀展现了这一“公共物品”的文化凝聚力与向心力,同时也体现了北方游牧族群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性。

历史上,北魏王朝不断地汲取中原文化,采用中原礼俗,文成帝于和平元年(460年)东巡,“幸辽西,望祀医无闾山”[9],开启了有史记载以来北方游牧族群帝王亲祭医巫闾山的先河,成为其对中华文化认同的一个侧面。契丹辽政权以“尊孔崇儒”为基本国策,辽太子耶律倍深谙中原文化,曾在医巫闾山建有藏书万卷的望海堂,后经世宗、景宗、道宗、兴宗、天祚帝等朝的发展,医巫闾山遂成为契丹人的神山圣地,备受礼遇。金朝建立后,至世宗、章宗朝时,已礼乐浸备,其承袭中原文化传统,将医巫闾山视为北方镇山,完全以中原汉礼祭祀医巫闾山。蒙古人入主中原后,重持中原礼制,从元世祖即位(1260年)到元成宗大德二年(1298年),元朝已基本形成了完整意义上的岳镇海渎祭祀之礼,医巫闾山因“主镇幽州之境,皇都京畿系焉”[10]432,所享祭礼隆盛,规模庞大。清朝统治者将医巫闾山视为“发祥兆迹,王气攸钟”[11]245之地,在承继前朝礼制的基础上对医巫闾山的祭祀达到了历史上的新高峰,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六位帝王皆曾亲临医巫闾山,他们或亲祭或遣官告祭,以谢神明护佑之功。诸位帝王在这一过程中也留下了大量御制诗文,所谓“同文可识正同伦”,昭示了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文化认同可以说是所有认同方式中最深层次的认同,祭祀北镇医巫闾山成为北方诸族强化中华文化认同的一种方式,是其自称“炎黄子孙”、自称“中国”思想的再一次印证,对促进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国家权力象征性。镇山本身是与四方、四海、九州等相连的概念,具有镇御天下、以统四方的政治意涵。医巫闾山作为北方镇山,因镇守北疆,集王权、正统等多种象征意义于一体,为历代王朝所重视。

先秦时医巫闾山即享有镇山祭祀之礼,秦汉魏晋一脉相承,至隋唐,镇山祭祀之礼渐趋完备。隋炀帝、唐太宗两代帝王东征高句丽,皆曾驻跸怀远(今北镇市),亲祭医巫闾山,以祈北土安宁,国家一统,昭示了医巫闾山在维护国家权力上的象征意义。

进入辽宋金时期,承袭礼制,祭祀镇山,成为各朝昭显政治权威与王权正统的重要方式。辽朝积极接受中原礼制,至辽圣宗时,始以“正统”自居。“辽国以祭山为大礼”[12],医巫闾山作为辽朝的“作翰之区”“栖神之地”,先后有六位帝王三十余次赴医巫闾山巡狩、谒陵、祭祖,对医巫闾山崇祀有加。对于北宋政权,医巫闾山虽不在其境,但仍保持祭祀医巫闾山的传统,“立冬祀北岳恒山、北镇医巫闾山并于定州,北镇就北岳庙望祭”[13],表明了北宋维护国家一统、疆域完整的愿望,也充分体现了医巫闾山的象征意义。金时,宋金两朝的正统之争达到了历史上的一个高峰,正统思潮在这一时期尤为兴盛。在金朝统治的119年时间里,有史可查的岳镇海渎祭祀达十六次之多。医巫闾山作为北方镇山,除享有岳镇海渎共祀之礼外,还享有特殊礼遇,如金太宗时曾下诏:“禁医巫闾山辽代山陵樵采”[14],金世宗时敕封北镇庙为“广宁神祠”。南宋虽偏安一隅,五岳五镇仅有其一,但仍对医巫闾山行岳镇望祀之礼,以示天下一统。

元时,形成了以“王道”“中国之道”为正统的新认识。在这样的背景下,继承道统,行中国之礼,便具有了拥有国家、行使王权、稳定秩序、争取民心的意义。元朝统治者十分重视对岳镇海渎的祭祀,医巫闾山“迩于邦畿、作镇惟旧”[10]354,成为元朝肇兴北方,镇拥天下的重要象征。至明代,因明初北元势力依旧强大,医巫闾山对明朝来说不仅具有礼制的功能,同时还多了政治、军事的色彩。明太祖曾亲自为“北镇”撰写了其一生中仅有的一篇镇山祭文[15],所谓“惟神功参造化,永镇北土,奠安民物,万世允赖”[2]399,“北镇礼秩,居他镇之首”[16]。明辽东巡抚许宗鲁在《谒北镇庙》诗中言“一统华夷归镇静,明禋千载奉祠官”,进一步诠释了“北镇”的象征意义。清代对医巫闾山的崇祀达历代之冠,“今清肇基东北,故崇奉之典,尤有加焉”。有清一代,共有六位帝王先后十一次亲祭医巫闾山。除帝王亲祭外,医巫闾山亦享有单独遣官致祭之礼,且祭礼隆盛,成为清王朝昭示王权与正统的重要象征。

3.融合性。北镇医巫闾山祭祀文化的融合性主要指基于医巫闾山信仰与祭祀所形成的民族融合、文化融合,进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这种融合性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基于自然的交流互动所形成的融合;二是基于国家政策的主动接纳所形成的融合。

自然融合主要因医巫闾山位于辽西走廊内,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其具有明显的过渡地带性质,迁徙、流动成为这一地区民族生存的主要形态,不断的迁徙、流动必然造成各民族间的交错、杂居以及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互动。

在此迁徙、流动的群体,主要以北方游牧族群与中原汉族为主。对于北方游牧族群而言,崇山、祭山是其恒久的习俗;而对中原汉族群体来说,镇山信仰与祭祀是自上古起即已存在的信仰形式。基于此,对医巫闾山的共同信仰与崇祀成为他们相互连接的重要纽带,也正因为这种相融相通性,更有利于他们彼此间的相互认可与接纳以及文化上的认同与采借,从而形成一种自然状态下的民族融合与文化融合。

主动融合既包括中原汉族对北方游牧族群的主动接纳,同时也包括北方游牧族群在认同中华礼制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主动吸收与借鉴。

以夏变夷、开放包容是中国古代华夏政权对周边少数民族一直以来的思想与政策主张,孔子的“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17]的思想,使华夏成为一个不断变动、开放的体系。医巫闾山镇山祭祀作为华夏礼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一方面对北方游牧族群具有礼制教化的作用,另一方面对北方游牧族群由夷变夏的进程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成为北方游牧族群主动融合,进而实现“华夷一家”的重要表征。

北方游牧族群对医巫闾山镇山信仰与祭祀的主动接纳与吸收,对民族融合、文化融合也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如前所述,在这方面表现最为突出的当属北魏王朝,继北魏之后,契丹辽政权将医巫闾山视为融祖先崇拜与山神崇拜于一体的神山圣地,其对医巫闾山的崇祀与中原汉族的镇山祭祀相融相通,华夷日渐同风。进入金代,至世宗、章宗朝时,对医巫闾山的祭祀已与中原王朝无异,成为其承袭正统的重要象征。宋金两朝对医巫闾山的共同祭祀,对胡、汉民族文化交融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元明清之际,在继承前朝礼制的基础上,对医巫闾山的祭祀日趋隆盛,民族、文化融合日益加深,至清代已达顶峰。这种基于对医巫闾山镇山信仰与祭祀所形成的民族、文化融合,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使其成为这一格局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因子。

三、北镇医巫闾山祭祀文化的历史承继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

(一)隋、唐及以前医巫闾山镇山祭祀的开创

医巫闾山祭祀文化历史悠久,从上古起医巫闾山即是北方诸族心中的神山。进入三代时期,山川祭祀进一步发展,伴随着神权政治化,出现了等级化、制度化的山川祭祀之礼,《礼记·王制》载:“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18]医巫闾山为幽州名山,位列镇山,享名山祭祀之礼。

秦汉之际,祭祀制度进一步发展,医巫闾山统属名山享从祭郊祀之礼。魏晋南北朝时期,虽政权更迭频繁,但医巫闾山祭祀制度却获得了新的发展。一方面其从统属名山中脱离出来,《晋书·礼志上》载:“及成帝咸和八年(333年)正月,追述前旨……天郊则五帝之佐……地郊则五岳……医无闾山……凡四十四神也。”[19]这是魏晋以来史载较为翔实的一次郊祀之礼,医巫闾山开始以独立的身份出现在国家祀典中,为日后医巫闾山常列祀典及岳镇并举等奠定了基础,此后南朝宋、齐、梁、陈,山川祭祀皆以此礼为基础。另一方面,经北魏的发展,至北齐、北周时,医巫闾山在国家祀典中已与镇山、岳镇海渎合体连用,地位进一步提升。通过上述祭祀可见,医巫闾山无论是在东晋、南朝政权还是在北朝政权祭祀体系中,均占有重要地位,这为后世医巫闾山祭礼的完善、地位的巩固、象征意义的凸显等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隋唐时期,在继承、整合前代礼制的基础上,医巫闾山镇山祭祀已成为国家礼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位列中祀,是为恒典。隋统一天下后,于开皇五年(585年)“诏行新礼”[20],在医巫闾山祭祀上除承继前朝配祭郊祀外,在蜡祭百神、雩坛祭祀、五郊迎气等祭礼上均以镇山之名从祀或专祀医巫闾山,并于开皇十四年(594年)为医巫闾山近山立祠。可以说,隋朝是医巫闾山镇山祭礼得以逐渐走向完善的奠基之朝。

唐朝是中国古代礼制走向成熟的一代,镇山祭祀逐渐走向完备与制度化。有唐一代,医巫闾山无论是在从祀郊祀、封禅、百神等方面,还是在五郊迎气日专祀上,祭祀之礼更为完善,至玄宗以后,除常祀外,因各种事由遣使致祭医巫闾山的“非常祀”增多,医巫闾山祭祀功能性增强,呈现出了不同于以往各朝的一些新特点,开创了医巫闾山镇山祭祀的新时代。在隋唐大一统的背景下,医巫闾山等岳镇海渎祭礼的不断完善,不仅为辽、金、元、明、清各朝医巫闾山地位的凸显奠定了基础,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

(二)宋、辽、金医巫闾山镇山祭祀的发展与演变

宋、辽、金时期,中原岳镇文化与北方少数民族山神文化在医巫闾山祭祀上交相辉映,为医巫闾山祭祀文化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宋朝重视礼制建设,在继承唐朝礼制的基础上,结合自身与时代特点,将中国古代礼制文化推向了新的高峰。在医巫闾山祭祀上,闾山虽为辽、金所辖,不在宋境,但宋并未阙失其礼,从配祀到专祀再到晋升王爵,医巫闾山始终享有与其他岳镇海渎同等的祭礼。相较前朝,医巫闾山象征意义凸显,祭祀北镇医巫闾山成为国家领土完整、国家一统的重要象征。

辽朝在礼制建设上可谓“国俗”与汉仪杂糅,至太宗时,辽朝在学习中原礼制的基础上,已建立了较为完整的五礼体系,“学唐比宋”成为辽礼的一大特色。辽朝将医巫闾山视为集天、地、祖先、山神崇拜于一体的神山圣地,是契丹人的魂归之山。有辽一代,先后有东丹王耶律倍、世宗、景宗、天祚帝及部分皇妃、王公大臣安葬于此,形成了以显陵、乾陵为主的两大帝王陵墓区[21],契丹人也由此展开了丧葬、巡幸谒陵、出征告捷、瑟瑟仪、射柳等几种祭祀医巫闾山之礼。辽朝的医巫闾山祭祀虽与以往中原镇山祭祀呈现出一些不同的特点,“但辽朝对医巫闾山的重视,与中原汉仪的融合,为金朝将医巫闾山纳入镇山体系,接受中原镇山祭祀思想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辽朝对医巫闾山的信仰与祭祀,成为胡汉融合的重要纽带,为日后胡汉最终走向一体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22]。

金朝建立后,医巫闾山作为北方少数民族的神山圣地与岳镇海渎体系中的一员,在金朝大兴礼乐的过程中,成为金朝重要的崇祀对象。在医巫闾山祭祀上,金朝承袭汉礼,形成了从祭南北郊祀、五郊迎气日祭祀、祈禜祭祀、授封王爵等几种祭祀礼仪,成为首个完全以中原汉礼祭祀医巫闾山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对后世元、清两朝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成为多民族文化融合的表征。纵观金朝的礼制发展,我们也应看到,金朝虽然在全面地吸收、借鉴中原礼制文化,但并不是说金朝礼制文化已经完全等同于中原汉礼,在金朝礼俗中仍有很大一部分传统信仰文化被保留了下来,如烧饭、射柳、丧礼等等,“经过融合后的金朝礼制文化,实则是以中原汉礼为主体具有多民族特点的礼,同时从文化融合双向多元性来看,中原文化中也不可避免的揉入女真族等胡人文化,在这一交错杂糅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一体态势渐趋形成”[23]。

(三)元、明、清医巫闾山镇山祭祀的延续与革新

元兴朔漠,其礼制以“国俗”为多,“惟祭祀稍稽诸古”[24]1779。而在诸祭礼中,岳镇海渎祭祀是蒙元统治者最早接受的中原汉礼,也是实施最为彻底的一项祭祀。元朝的岳镇海渎祭祀既有蒙古族原始山川信仰的影响,又有对中原汉礼的借鉴,同时亦有“制汉地、用汉法”等政治上的考虑,祭祀的功能意义与象征意义为元朝所并重。医巫闾山因处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朝廷视其为“国家根本元气之地”[10]432,元朝诸帝王对其重视有加。在祭祀上,元朝可谓革新与承袭并举。首先,于祭祀方式而言,以地方官员常祀代替了前朝从祭郊祀与五郊迎气日专祀之礼,如《元史·祭祀志》载:“十月……土王日祀……医巫闾于辽阳广宁路界……祀官,以所在守土官为之”[24]1902;其次,在遣使致祭上,于祭祀时间、祭祀人员、祭祀规模以及具体祭仪方面亦较前朝有所变化。然虽有上述不同,元代的医巫闾山等岳镇海渎祭祀本身就是对汉礼的一种承继,且其祭祀始终是在中原汉仪规制的框架下进行的。随着与中原汉文化融合的加深,对中原汉仪借鉴的增多,其祭祀也成为与中原汉礼结合最为深入的一项祭祀。这种祭祀与融合,从某种程度上讲,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明朝重视礼乐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以礼乐作为治理国家的根本,为报谢岳镇海渎护佑明朝夺取江山社稷之功,太祖朝时即形成了从中央到王国和府州县的较为完备的岳镇海渎祭祀之礼。医巫闾山因 “居北之要冲”,位列其他四镇之首,所享礼秩尊崇,嘉靖《辽东志》即载:“北镇医巫闾山……岁时致祭,本朝特加隆焉。”[25]在祭祀方式上,明朝祭祀医巫闾山主要分为从祀、专祀、非常祀等几种类别,祭祀礼仪繁琐、细密。上述祭祀对明朝护佑北边、镇守北疆、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亦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清朝在继承前朝礼制的基础上,予以斟酌、损益,形成兼具部族传统礼俗与汉礼相结合的清礼。清朝亦如往朝,重视医巫闾山等岳镇海渎祭祀,但在具体的祭祀方式与内容上,既有传承又有变更。清初定制,凡祭三等,曰大祀、曰中祀、曰群祀,医巫闾山在上述三个等级祭祀中皆有涉及。于大祀,配祭郊祀;于中祀,专祀地祇坛;于群祀,凡帝王巡幸所莅,或亲祭,或遣官祭祀。康熙帝曾遣官告祭医巫闾山曰:“灵瑞所钟,实护王气,以壮鸿图。”[11]249他在《泰山山脉自长白山来》中将长白山、医巫闾山、泰山龙脉联系在一起[26],借山岳同脉以表达“满汉合一”“华夷一家”的中华认同观,试图建立起从地理到政治文化上的“一体化”。这不仅说明了医巫闾山在连接东北文化与中原文化上的重要地位,也充分体现了祭祀北镇医巫闾山在促进满汉等多民族融合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通过北镇医巫闾山的祭祀文化,我们可以看到辽西走廊上的四大族系对医巫闾山的共同崇祀以及他们在这一过程中所形成的文化认同、民族认同、政治认同与国家认同,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图景。这种基于医巫闾山镇山信仰与祭祀所形成的融合与认同,是对国外一些学者谓中国古代东北少数民族及其政权不是“中国”,否认中国是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进而提出“渗透王朝”“征服王朝”“异民族统治中国论”“骑马民族国家论”等理论的一种回应。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满族等这些肇兴于中国东北的少数民族及其政权本身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进程中的重要一员,是他们与华夏族系共同开拓了中国的疆域,共同书写了中国的历史,共同创造了中国的文化,共同培育了中国的精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27]

英国地理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H.J.Mackinder)曾提出“历史的地理枢纽”说,基于辽西走廊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进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可以说它不仅是“历史的地理枢纽”,也是重要的“历史的文化枢纽”。不同的民族、族群在此迁徙往来,不同的民族及其文化在此交融汇聚,其沟通衔接的属性与特质,使其既具有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功能,又具有促进中华民族共同性的知识生产功能。在当今的时代背景下,辽西走廊将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持续发挥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