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困境、成因及路径优化
——以云南省为例

王恩浩,张婉尧

(1.云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云南 昆明 650021;2.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云南 昆明 650224)

以乡村现代化为最终目标的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国家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而考虑到全国各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实情,西部地区是有效推进乡村振兴从而实现共同富裕的最大制约条件。西部乡村振兴需要众多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其中对高等教育参与之需求尤为迫切。基于中国传统文化观念,高等教育服务乡村遵循民本思想承载、教育功能延续、乡村生态发展的历史逻辑,国家治理、教育功能论、共生教育的理论逻辑以及国家元治理引领下教育全方位服务乡村全面振兴的实践逻辑[1]。在西方主流观点和宏观范式中,高等教育服务社会是一种用于管理其对外部公民、社会和自然环境之影响力的道德和知识层面的战略,应与其所在社会目标、洞见和全球价值保持一致,以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2]。而较好地履行社会责任,能够为高校带来特定情境下的声望和独特的竞争优势[3]。

近年来,国家层面高度重视高等教育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价值,然而,西部高校对服务乡村振兴之认知水平依然滞后,基本以他赋性应对为主,迫于政府政策压力而被动完成服务任务,缺乏内生性动力,未将主动参与社会服务作为拓展生存空间和实现自我价值的内在需要[4],由此导致西部高校在参与乡村振兴过程中总体呈现瞻前顾后或浅尝辄止之状态,参与乡村振兴之程度、方式、成效等均未及社会预期。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西部高校自身内涵式发展,长远来看也会阻碍西部乡村振兴以及国家层面共同富裕目标的如期实现。

基于此,本文将借鉴高校本科专业认证的反向设计、正向施工之分析思路,对西部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现存问题进行探究,梳理西部高校在回应乡村振兴需求过程中存在的不足,进一步探究制约西部高校发挥振兴乡村作用的内在因素,并由此探讨西部高校如何通过多样创新举措和有效内部机制调整以提高其满足乡村振兴需求之能力。研究西部高校可参与之机理、可发挥之作用、所需要之改革等问题,既能丰富相关理论探究,更能回应多元实践之需求。

一、西部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现实困境

(一)乡村振兴对西部高校提出较高期待

高校参与乡村振兴,为确保其所做工作切实有效,首要前提是明确乡村发展对高等教育之真实需求,此为基于需求导向的反向设计分析思路之第一环节。乡村振兴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以产业兴旺为重点、生态宜居为关键、乡风文明为保障、治理有效为基础、生活富裕为根本,涉及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五方面振兴,而且还负有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以及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之重大历史责任。由此,服务乡村振兴自然对西部高校提出较高的社会期待,这对西部高校而言可谓难度极大的挑战。

第一,乡村振兴需要西部高校为其产业融合发展提供多元的智力、知识、科技等方面支持,为西部落后地区乡村产业的改造升级和长效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践指导[5],改变如云南等地区乡村产业集中于上游粗加工环节,产业层次低、精深加工能力不足、产品附加值低的落后现状①。第二,需要西部高校培养大批多样背景、复合能力、高尚情怀的优秀人才参与西部边远山区乡村振兴具体工作,同时,还需要激发乡村本地人力资本潜能,如帮助在云南境内规模超过66万人的20个“直过民族”(从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同胞,将其培养成为自力更生的“三农”人才。第三,需要西部高校发挥文化传承创新的责任,挖掘西部地区乡土文化中优秀人文精神和独特文化内涵[6],如促进云南26个多元少数民族文化与现代都市文明相互交融,推进乡村精神文明建设,并为西部乡村争取社会和经济正义营造文化氛围[7]。第四,需要西部高校宣传普及生态文明之价值,改变当地居民落后的生态观念,推动开展农业绿色发展[8],研究并落地适用于云南的广袤山地和险峻山谷的发展方式,促进农业生产和优美生态环境的有机融合。第五,还需要西部高校帮助提升当地基层干部队伍的组织、工作能力,从管理者及组织者的角度为乡村社会再生产助力[1]。

(二)西部高校未能有效满足乡村振兴对其需求

西部高校理应对乡村振兴迫切需求作出积极回应,因为该行为与高等教育之三类价值取向有机适配[9]:西部高校为有志参与乡村振兴之人才提供必要的知识、态度、技能,符合以人的发展需要为中心的个人本位论;为乡村社会发展提供必要的人力、智力等保障,符合以社会需要为中心的社会本位论;在参与解决乡村现实问题过程中反向推动自身研究能力和知识创造能力的提升,符合以知识发展需要为中心的学科本位论。但现实情况是,西部高校现阶段还不能满足乡村振兴各项需求,其服务乡村振兴的理念、方式、效果等均未达到社会期待。由此对西部高校满足乡村实际需求情况之探讨是为反向设计思路的第二环节。

从服务理念来看,很多西部高校事实上并没有明确的制度和体系来促进和推动其社会责任的实施,对社会服务的重视程度明显不足,甚至对于社会服务这个理念本身缺乏共识。例如,云南省大部分高校并未将支持乡村振兴列入学校年度重点工作计划,甚至在当地高校基于自身特点确定功能定位的过程中,仅有如云南农业大学、西南林业大学、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等与乡村关联较为紧密的农林类院校或职业院校将其作为重点任务,其他各类高校尤其是综合院校基于乡村振兴服务的多维互动尚未建立[10]。更重要的是,现阶段服务乡村振兴动力基本来自教育行政部门委派任务,如云南省各高校在省内都被委派县级帮扶点,大多位于与越南、老挝等边境接壤的8个州市,工作繁重且难度大,高校疲于应对定点帮扶的各项工作指标,对上级要求回应性有余而自发行动之主动性不足。

从服务机制来看,西部高校多样化的服务功能发挥不足。现阶段西部高校参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主流方式总体较为单一。如云南省高校多以响应省级行政部门的指令为主,包括捐赠物资、购买扶贫点农产品、派驻村干部和开展乡村教师培训等,深度教育扶智的功能价值体现不够充分。高校聚焦云南本地乡村发展需要的科研优势也未能彰显,甚至有的高校不考虑自身和帮扶地区实际而盲目套用其他高校的帮扶模式,帮扶形式同质化倾向严重,没有做到因地制宜。如云南位于省会的高校和位于边境地区的高校对于乡村振兴的开展形式和手段并无二致。更棘手的是,在云南16个州市中,怒江、迪庆、西双版纳、德宏4个位于边境且乡村振兴任务繁重的州市,至今仍没有一所本科高校,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潜在能力难以有效发挥。简言之,西部高校对乡村提供支持的广度、深度、精准度均有待提升[11]。

从服务效果来看,乡村振兴需要的很多能力和技术,西部高校事实上无力提供。很多高校对“三农”问题的研究不够深入,与现代农业产业核心竞争力相关的科技创新不够,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工程技术等新技术与“三农”的融合不多[5]。如在云南,乡村地区新技术使用来源多为大型国有企业,而地方高校对此贡献颇低,云南高校R&D成果应用及科技服务项目数仅为浙江的1/4、江苏的1/16②。此外,西部高校科研能力与乡村振兴需要的科技成果转化之间还存在差距,研究不够契合市场需求,与乡村之间的对接渠道不够畅通,先进的科技成果尚未转化成真正适用于乡村产业发展的生产力[5],如云南高校90%以上的人文社会科学科研成果价值不高③,难以为乡村振兴提供必要帮助。高校密集的人力资本和科研优势未能在乡村充分施展,如茶壶里煮饺子,令人遗憾。

二、制约西部高校有效服务乡村振兴的因素探究

西部高校服务乡村振兴之理念、方式、效果在现实中未尽人意,当然有其客观原因。乡村振兴本身难度大,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是一个很大的跨越,是由依赖物质资本同时向利用物质、人力、社会“三维资本”转变,是更复杂的扶贫过程[12]。其贫困治理主体也更加复杂,由单一主体支撑向多元主体参与转变,帮扶对象由绝对贫困转为相对贫困,致贫原因也由单一性限制转为多元化因素[13]。此外,西部广大农村在地理、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差异巨大,村民认知能力、观念理念等参差不齐,再加上农村地区基础建设不足,各样客观因素增加了西部高校振兴乡村的难度。但此客观情况本就是西部高校参与乡村振兴过程中需面对的基本前提,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本部分作为反向设计的第三环节,重点关注的是西部高校如何因自身条件限制而在服务乡村过程中力有不逮,导致无法全面满足其对高等教育需求。深层原因可从认知、动力、能力三方面进行分析。

(一)对接乡村发展实情的认知偏差

西部高校服务乡村效果不佳,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不了解乡村发展的真实需求。西部高校在缺乏对乡村具体需求的准确把握前提下,仅凭借以往面对城市提供服务之旧有经验以及长期工作惯性而贸然参与,容易造成教育资源不适销也不对路的尴尬。以西部高校提供乡村教师培训为例,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从2013—2018年连续组织西部连片贫困地区乡村教师公派留学,国内多所高校承担西部乡村教师出国前培训任务。根据项目事后评估发现④,45.94%的参训乡村教师表示高校对其培训内容全部基于城市教学环境假设,未考虑乡村教学环境特殊性,所学知识也无法运用到日常教学中,培训收效甚微。

西部高校帮扶资源与乡村实际需求脱节,不只是简单的服务观念未转变或者决策者个人眼界不开阔,细想来有其深层原因。

一是从宏观层面来看,高校长期基于城市办学,与乡村本就关联薄弱。新中国成立后,高等教育将服务百废待兴的城市和重工业发展作为办学中心工作;改革开放以来,高等教育着力培养各行业专门性人才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进一步将办学重心聚焦城市。与高校办学重心相适应的是资源依赖,因高校对于资金、场地、设施设备等所需巨大,非为繁华之大城市不能供给其办学需求,而且很多教职工长期生活在城市,高精尖的专业教育是为城市服务,高校已完全融入城市发展之经济链,自然与乡村社会发展实际长期脱节。

二是高校人才培养目标与社会需求存在偏差。高校本应围绕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办学,但西部很多高校在设置制定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时,基于现有资源调整的考虑较多,并未对当地相关领域人才需求开展细致调研和前景预测。以云南省已通过师范类专业认证的60个师范专业为例,45%的专业在其认证报告中被评价为“专业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时未实际开展针对地方基础教育师资需求的调研”⑤。师范专业开展人才培养多凭经验,闭门造车,产出的师范生早已不能满足当地中小学校对入职教师的真实需求。

三是高校针对乡村具体需求的调研不充分。尽管不少西部高校开展过下乡调研,但仔细分析参与调研的人员情况,能窥见其中不足。西部高校下乡调研一般分为四类[14]:一类是校领导和中层干部到对口扶贫点调研,以听取地方政府和驻村干部的汇报为主,由此获取的多是加工包装过的二手信息,距离乡村真实状况有一定距离;第二类是高校教师以科研课题为契机下乡开展田野调查,目的在于收集课题研究相关数据,而对主题之外的乡村发展需求关注较少;第三类是大学生的各类下乡社会实践,主题众多,但是由于在校生专业基础薄弱,涉及乡村问题探究较少,所以其调研成果尚难具备采纳性;第四类是高校派驻的驻村干部在当地的实际工作调研,驻村干部虽深入一线,但没有明确职权,工作中可能因为各样信息差而导致不一定能完全将乡村实际需求转达到委派高校。由此可见,在现有方式下高校对获取乡村振兴实际需求的努力无异于隔靴搔痒。

四是高校内部机构设置难以为乡村振兴提供系统性支持。乡村振兴是一项长期性的社会事业,需要高校内部各部门协调而形成长效帮扶机制,但目前西部高校内部的机构设置和运行机制暂无法回应此诉求。首先是乡村振兴工作缺少专门负责部门,分派工作行政化明显。西部众多高校均在政府要求下参与乡村振兴工作,但是少有为此工作成立专门机构。以云南省为例,在32所本科高校中只有云南农业大学、昆明理工大学、云南经济管理学院等少数学校设置或挂牌乡村振兴研究院,多数高校都是将乡村振兴工作直接委派到如统战部、组织部、科研处等职能部门,或是历史学院、旅游学院等二级学院。如此安排客观上使得服务乡村仅成为部门职能,而单个部门又无力完成从需求调研到采取对策的整套工作,这导致乡村振兴工作逐渐行政化甚至边缘化。其次是内部机构缺乏统筹协调,多数西部高校未形成校级层面完备的乡村工作规划,帮扶政策散存于多种项目工程之中,资源分散、各行其是,所以难以实现全校聚焦乡村需求的统筹谋划和有效协同[13]。

(二)参与振兴乡村工作的动力缺失

西部高校虽有振兴乡村无可比拟的资源优势和无可推卸的社会责任,但普遍缺乏服务乡村振兴的主观动力,被动回应远超过主动谋划。究其原因,与评价体系和互利机制有关。

一是各层级官方和非官方高校评价体系并未鼓励其服务乡村振兴。官方院校评估以新一轮审核评估为代表,在其7个一级指标和27个左右二级指标中,均未提及高校参与社会服务相关内容。非官方评价体系以各类关注度甚高的第三方大学排名为代表,如软科“中国大学排名”,其评价指标绝大部分的权重还在于生源质量、就业情况、顶尖科研产出等硬性量化指标,虽有“社会服务”一项,但其比重仅占10%⑥,而且关注点在于经济量化产出,与乡村振兴之类公益服务相去甚远。从省级层面来看,教育行政部门对高校以及校领导的评价同样未体现对服务社会的重视。以云南省从2018年开始的年度高校本科专业综合评价为例,其评价结果直接与各生均经费拨款挂钩,而如此关键评价仅关注本科专业课程、教材、师资、测试和就业5维度的表现情况,社会服务或与之相关的内容均未纳入考量。此外,在云南省现阶段教育事业指导性文件《云南省教育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年)》⑦中,针对高等教育质量提升16项重点工作均未提及高校社会服务能力。文件明确提出对于高校领导班子考核指标,关注点集中在专业评价情况、硕博点增加情况以及毕业生就业落实率,与支持乡村振兴或其他社会服务均无关联。

二是教师评价体系同样缺乏对参与社会服务的考量。对于高校教师职业发展来说,职称评定十分重要,其核心考核内容是科研产出成果,而以参与乡村振兴为代表的社会服务工作,除非是转化为学术成果发表,否则不会纳入考量。除职称评定外,现阶段高校干部、教师的履职考核中,社会服务同样占比极低,而且也未给予积极参与扶贫及乡村振兴的工作者以公允的评价和激励[13],即便有所奖励,也多是以宣传推广、荣誉表彰等偏重精神鼓励的方式[12],如此激励效果自然不尽如人意。

三是对振兴乡村成效本身缺乏合理评价制度,对此甚至缺乏必要的意识和讨论。目前,教育行政部门每年对高校乡村振兴工作进行考核,考核内容基本以简单直接的培训人数、投入资金数额、开展活动场次为标准,没有将帮扶对象的满意度和实际可衡量的成效考虑在内。考核方式主要是高校对照年初签订的帮扶任务完成情况提交书面自评报告,主观性过强,缺少重视帮扶成效的对照性评估,更缺少重视基于起点差异的形成性评估[15],如此评价很难发挥以评促行动、促成效之功用。

四是高校毕业生因个人发展考虑而缺乏投身乡村建设的动力。大部分高校毕业生不会把振兴乡村作为自己就业的首选,以云南为例,全省约14.5万毕业生中,升学、入职政府、企事业单位等有明确非乡村去向的占毕业生总数的70%以上;而与去基层、西部、贫困地区直接相关的“国家地方项目就业”人数只占年度毕业生的1.35%⑧。高校师范生培养去向也同样能够说明问题。云南共有11所地方师范学院把培养“下得去、留得住、干得好”的乡村教师作为办学目标,过去3年全省累计输出师范毕业生4.75万人,而其中只有约1万人最终下乡任教,仅占毕业生数的22.2%⑨。当农业行业的报酬明显偏低,人力资本在此领域配置的效率会大幅下降,高校毕业生很难无视多年教育投入的“产出比”而主动选择投身“三农”等较低经济回报的工作。此外,大量专业本就基于城市发展开设,即便毕业生有投身乡村建设的意愿,乡村也无法提供对应岗位让其学有所用。缺少施展多年所学专业能力的平台,也难获得有竞争力的薪资回报,高校毕业生自然难有下乡工作的动力。

五是高校服务乡村振兴尚未实现双向互利。现阶段,西部高校服务乡村基本是以派驻干部、捐资捐物或组织购买农产品之单向度资源输出为主,工作思路与脱贫攻坚阶段类似,而高校又没有找到一种充分利用乡村资源以丰富自身学科专业发展的方式,致使高等教育资源投入有去无回。此外,高校面对乡村振兴所做工作,除获得教育行政部门一定程度的表彰之外,并不能转化成公众认可的名望和招生阶段的竞争优势。在如此背景下,高校与乡村在乡村振兴事业中地位严重不对等,仅是高校单方面“输血”而非双向互利,甚至很大程度上高校还无“名”无“利”,自然缺乏深度投入的动力。

(三)满足乡村振兴需求的能力局限

高校服务乡村振兴不能仅停留在简单的派人、捐物,而是期待利用其密集的人力资本和科研优势为乡村提供足以推动其内生发展的高阶能力。现阶段,西部高校服务乡村振兴成效不尽如人意,关键问题还在于其服务能力欠缺,无力支撑乡村所需。例如,大规模的“5G+AI”智慧设施设备在云南很多乡村都有广泛应用,如楚雄彝族自治州大量乡村和保山市万亩咖啡园等,数字化技术为村民的农产品出售以及智慧安防、公共治安等提供极大便利,也为现代咖啡农业种植、监测、营销等提供支持。但如此数字乡村建设中几乎不见西部高校身影,只能完全依赖大型企业的支持,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高校对于懂技术、会管理、知乡村的复合人才的培养能力不足。仍以数字乡村建设为例,当前我国数字人才缺口约在2500万至3000万左右⑩,省域高校每年培养的数以十万计的毕业生,能符合报告所需人才标准的屈指可数。

对服务乡村的高水平人才培养能力的不足,与西部高校人才培养模式落后和专业结构不合理有很大关系。西部高校面临其教育内容与劳动力需求之间的矛盾,传统专业陈旧、课程老化,大学生培养模式未及时更新,制约了愿意且能够服务乡村的人才的产出[5]。高校人才培养同质化程度较高,培养目标、教学内容等大都过于追求标准化,缺乏针对性,不能很好地适应不同乡村经济与特色产业发展的需求[16]。进一步分析,高校专业设置与当地变化的经济社会需求的脱节则是从根源上限制了学生社会服务能力的发展。以云南为例,《云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要全力打造世界一流绿色产业“三张牌”,由此提出重点培育5个万亿级和8个千亿级产业的发展思路,其中大量绿色产业与云南乡村经济直接相关。然而,大部分现有本科专业与云南重点产业发展关联性较低。根据2022年数据,云南省1607个本科专业中,分别仅有约300个和340个专业与5个万亿级和8个千亿级产业直接相关,换言之,仅有不到四成高校专业直接支撑云南现代化产业体系。具体到各州市,高校专业设置与地方经济发展脱节情况则更为突出。2021年云南省委省政府召开州市现场办公会,对昭通市重点产业规划为“精深加工产业,苹果、马铃薯等产业,电力、绿色硅、绿色铝等产业”,而昭通学院,作为全市唯一一所本科院校,其33个本科专业中仅2个专业与当地重点产业相关。保山市同样作为云南省乡村振兴的重点区域,其重点产业规划为硅光伏全产业链、硅电子产业链、碳化硅产业链等,而保山学院36个本科专业中仅有1个专业与之直接相关,对全市重点产业的支撑捉襟见肘。

西部高校科技创新水平相较东部地区明显落后,科研成果转化不足,同样制约了其服务乡村振兴的能力。以国家科技三大奖和发明专利数为例,2016年至2018年,西部高校累计获得国家科技三大奖总数仅为东部高校的24%,校均专利所有权转让及许可数仅约为东部高校的40.6%,校均专利所有权转让及年收入仅约为东部高校的32.4%。如此数量差距凸显西部高校科研能力的不足,无力提供与现代农业产业核心竞争力相关的科技创新。而科技创新能力的不足与西部高校的经费投入状况不无关系。高校科研成果产出和成果转化,尤其是在应用科学领域,前期研发和后期成果落地需要大量的持续的经费投入,而西部高校整体教育经费普遍投入较低,相比东部发达地区差距明显。东部高校生均教学日常运行支出费用为5076.13元,而西部高校仅为3373.68元;东部高校本科专项教学经费为5843.74元,而西部高校仅为4844.3元;东部高校生均科研仪器设备值达到2.88万元,西部高校仅有1.81万。办学资源不足也就难以支撑科研所需的投入,西部高校校均R&D全时人员当量仅约为东部高校的一半,校均R&D经费内部支出仅约为东部高校的四成。西部高校本身经费投入水平较低,作为地方财政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又缺少教育扶贫专项资金,自然无力投入促进乡村产业振兴所需的科技研发。

三、促进西部高校更好服务乡村振兴的实践探讨

基于过往经验办学的西部高校在新发展阶段难以立马适配乡村振兴的实际需求,虽能理解,但实有遗憾。上文对此困境从认知、动机、能力等方面进行归因分析,犹如把脉问诊而后找到病灶。基于此,西部高校可遵循适切性、互利性、系统性等原则[4],对自身进行有效内部改革以优化其服务乡村振兴能力。此为反向设计最后一环,同时也是启动正向施工对接需求的第一环,西部高校据此开展内部改革,以期待提升农村振兴服务能力。

(一)加强内外部资源统筹整合以对接乡村发展需求

适切性原则强调高校服务资源输出应注重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平衡,其知识的转移与吸收消化必须与产业环境及市场主体的诉求和能力相互匹配。由此,西部高校在参与乡村振兴过程中,需考虑资源配置的精准性,将内部优势资源与乡村急迫发展诉求有机结合。这需要西部高校全面调研当地乡土社会,响应党中央“大兴调查研究”之号召,挖掘地方独特资源禀赋,尤其是除农业之外的生态、社会、文化等方面价值。同时,基于适切性原则,西部高校也要根据自身学科优势,有针对性地帮助地方制定产业振兴的策略,将其智力资源融入当地产业提升过程。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首要之负责人是当地政府,西部高校深入基层需政府牵线,基层所缺资源也可经由政府与高校对接。所以,西部高校在参与乡村振兴工作中与地方政府保持密切联系至关重要。紧密围绕当地政府的乡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开展深度合作帮扶,不仅需要回应地方政府需求,更需要发挥校内人才众多、学科甚广的优势,积极主动探索更多学校与地方合作的方式和领域。如针对云南边境地区乡村,地方高校除了回应当地农业种植或乡村教师培训等基础诉求外,还可为当地政府探索与毗邻的缅甸、老挝、越南等地区的交流合作机制,将潜在的乡村振兴实现路径拓宽到国门之外。同时,地方高校可考虑将当地乡村在科研、人才、产业等方面发展诉求融入边境地区自身发展规划,促其组织发展目标与云南经济社会需求进一步拟合,避免自身发展方向与乡村振兴思路相左而造成资源损耗。

除产业发展外,乡村振兴另一项核心诉求是人力资源提升。过往的帮扶经验都是直接向乡村投入现成人力资源参与当地建设,默认当地农民仅靠自身能力无法解决居住地的发展问题,必须依赖外界资源的输入。高质量教育发展的目标是通过推动人的全面发展而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所以除了直接向乡村投入现成人力资源参与建设,还可以通过直接提高农民自身的知识技能、改变其态度观念,促其发挥内生性能力以主动引领乡村发展。如此,不仅可以破解城市人才引不来、留不住的困境,还能更加长效地解决乡村发展内生动力不足的问题。西部高校可以充分利用其教育培训资源,驻村开设专题培训班,帮助农民学习农业生产之外的第三产业知识技能。以云南乡村为例,培训内容可以包括多元少数民族文化节日体验,本地雪山、古城、红土地等深度旅游规划,融入当地民族风情的现代民宿设计管理等,结合云南当地资源优势的技能,同时,向村民普及与工业化城市化相适应的新理念、新观念。由此引导村民从传统的农民、农民工向现代农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身份转换,提高其综合素质,扶持培养一批农村职业经理人、乡村工匠、非遗传承人等。针对基层村干部还可开展管理类专门培训,如在云南可专门面向少数民族自治区的干部开展本地少数民族文化和现代政务管理结合的系统培训,促使其摒弃基于乡土社会的人情管理,带头移风易俗,使得基层乡村开展有效自我管理。多措并举,以人为本,从而实现由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帮扶的转变。

(二)优化评价制度和互惠机制以增强服务乡村动力

互利性原则强调高校参与乡村振兴是其内在价值需求和核心职能的自然延伸,参与方式、投入资源应在满足乡村需求的同时,促进高校自身发展,全过程形成高校与乡村双向互惠的良性互动。简言之,让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各利益相关方能看到自身将获得长远发展预期。服务乡村振兴对于西部高校来说是一个长期办学方向,对于学生和教师来说也是重要的人生选择,所以基于互利性原则,西部高校要在激励性的制度保障方面有所突破。

在鼓励大学生投身乡村振兴方面,高校在日常育人过程中就要做好舆论宣传,普及乡村振兴相关知识、政策和措施。一方面使学生充分认同乡村振兴对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共同富裕宏伟目标的意义和价值,增强其服务社会的意识和能力,鼓励各学科、各方向学生参与乡村建设,成为规模可观的跨学科、多样化、高素质的“三农”工作预备队。另一方面也使其认识到投身乡村建设从职业发展来看同样大有可为,是解决就业困难、避免大城市内卷、探索新增长空间的有效路径,由此提高学生未来投身乡村振兴事业的动力。针对毕业生,高校可制定明确的奖励机制和帮扶政策。例如,云南高校学生毕业后选择到怒江、临沧、普洱等边境贫困地区基层单位就业的,在达到一定服务期限后,学校对其给予学费及助学贷款的回退或减免,对于回本校升学或者申请辅导员等教辅岗位也给予一定的照顾。如此,可将空泛无力的动员宣传落实为具体的制度,极大程度上提高学生投身乡村建设的积极性。

在鼓励教职员工服务乡村振兴方面,同样需要制度保障。高校教职工相比毕业学生有更丰富的工作经历和人生阅历,可直接成为解决乡村复杂问题的“即战力”,所以要激发教职工服务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从制度上引导鼓励教师在科研、教学和社会服务上向乡村振兴靠拢。西部高校需鼓励各学科教师处理好学术研究和产学合作的关系,从各学科的不同视角为乡村提供全方位、多角度的知识服务。同时,还可考虑通过经济杠杆促进教师提高研究成果转化率。例如,对将本专业与“三农”问题融合较好且成果能与乡村需求有效结合的教师,在绩效工资方面给予额外照顾。在干部选派和职称评审方面,高校可选送积极上进、业务出众、家庭负担较轻的中青年干部积极投身乡村建设中,形成科研、管理等人员定期或者长期服务乡村机制,并对长期服务乡村的教师在职务晋升、职称评定方面予以适当倾斜。或者可参考中小学教师职称晋升要求,将一定年限的乡村服务经历列为高校教师职称评审的硬性指标,以此提高教师参与乡村振兴的主动性。

此外,改革先从观念开始,西部高校应看到高校和乡村双向平等互利的可能性,而非默认为是高校的单方面帮扶。在教育教学和科学研究中将城市高校和乡村的资源禀赋有机结合,实现与乡村利益互换、功能互补的良性互动。用乡村资源反哺教育教学就是一个很好的互惠样例。如云南作为林业大省,乡村地区有丰富的农林业自然资源,当地高校师生可从学术探究角度,借由课题研究、实践教学、田野考察等教育教学环节,积极参与培育珍贵树种、经济林等帮助农民增收的工作,挖掘特色协助发展森林旅游、森林康养等新兴业态,不断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之目标增砖添瓦,从而在保护生态资源的基础上创新性发展,在助力当地生态文明建设的同时,不断反哺高校学科和专业的内涵发展,促进相关专业教师和学生的学术成长,一举多得。

(三)推动教育教学改革以提高振兴乡村的能力

首先,系统性原则强调乡村振兴是五位一体的系统性工程,而高等教育服务乡村的社会实践也是一个复杂体系,所以二者结合点不应是零敲碎打的突发性活动,而应是全方位资源有机组合的系统性方案。由此,西部高校可考虑从专业建设、课程改革等方面着手开展系统性改革以提高人才培养能力。一是要推动学科和专业融合,利用多学科优势,充分结合区域发展需要,拓宽“三农”相关学科专业边界,促其跨学科发展。如在云南,可以在“四新”建设的背景下,将新农科发展与互联网、大数据、生物科技等新工科、新医科相交融,结合云南当地高原、河谷、山地等地质特征,主动布局与智慧农业、生态保护开发、自然资源管理等相关的新兴学科专业方向,营造多方服务乡村振兴的办学生态。也可以在新文科建设方面,鼓励将人文社科研究对象从西方经典转向本地乡土,挖掘并讲好中国故事和家乡故事,将“三农”问题置于跨学科背景下来研究,以培养更多能够解决乡村振兴复杂问题能力的复合型人才。二是要以乡村振兴为契机重新梳理学校专业结构,撤销或合并一批与区域经济结构不相匹配的学科专业,优化一批与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对接紧密的学科专业,主动应对2023年《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所提的到2025年优化调整高校20%左右学科专业布点之新要求。三是考虑到投身乡村事业之实践导向,西部高校要推动教育教学方式变革。要拓展高校实践育人路径,推进农科教结合、产学研结合,建设一批与乡村地区共建共享的实践教学基地或是校内实践教学示范基地,实现课堂与乡村、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在课程教学中进一步加强课程思政,将社会服务意识融入课程体系设计,这有利于将被科研论文所淡化的教学活动重新转变为对具有服务意识的人的培养,提高学生加入乡村振兴的意念与行为自觉性。

其次,西部高校服务乡村振兴非为单设专题项目,而是长期系统工程,所以需要内部各职能部门有效协同。高校要强化社会服务职能的顶层设计与统筹,将其提升到学校战略高度而非二级部门行为,考虑在校级层面成立乡村振兴办公室或乡村振兴领导小组等统筹性部门,有效协调全校服务乡村振兴的有关工作。在顶层设计的框架下,高校要精心研究与规划校级层面、职能部门、二级学院的服务乡村振兴工作思路与工作任务,调动各职能部门服务的积极性,明确各自参与机制和评价方式,强调资源共享,形成全校支持社会服务的合力。此外,以乡村振兴为主的社会服务工作要与学科专业建设规划、实践教学改革、人事制度改革、质量保障机制构建等教育教学改革工作综合考虑,同步推进,并以此为契机,进一步促进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多项职能的融合和应用,更好地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最后,西部高校和地方政府还应探索扩大高等教育地域范围的可能性。在农村兴办高校理论上是一个更为直接的在农村发挥高等教育资源优势的途径[17]。发展农村高等教育是文化逻辑、社会逻辑、教育逻辑和公平逻辑之使然,是普及高等教育、助力乡村振兴、支撑城镇化建设的使命所在。现阶段,直接将西部高校建到县区尚难实现,但如在云南,地方高校可以适度扩大农村尤其是边境落后地区少数民族学生的培养规模,或者为所在地高中毕业的村民提供弹性学制的高等教育,开展远程教学,使用慕课等形式摆脱交通地理的限制。同时,授课内容不局限于农业生产,还应扩展到以多民族文化融合为特征的人文社科和与云南生态地理资源紧密结合的自然科学,全方位提高农村学生的知识水平,使其内在素养和认知能力与当代社会发展同步提升,成为支撑云南乡村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

注释：

①云南省人民政府印发《云南省“十四五”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规划》。

②数据来源于2021年各省科技厅“科技统计公报”。

③数据来源于云南省教育厅科学技术处,因具体数据涉密,此处仅体现比例。

④国家留基委于2022年委托云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对此留学培训做项目评估。

⑤云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在2020-2022年已组织完成云南省60个师范专业的专业认证工作。此处数据来源于对60份专业认证报告内容的统计。

⑥数据来源于“软科中国大学排名”官网:https://www.shanghairanking.cn/methodology/bcur/2023。

⑦文件来源与云南省人民政府官网:https://www.yn.gov.cn/zwgk/zcwj/swwj/202305/t20230524_259487.html。

⑧数据来源于云南省2022年高等教育质量检测国家数据平台。

⑨根据12所师范院校向教育行政部门提交数据计算得出。

⑩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年鉴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