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控与开放：后疫情时代下滇越边境地区乡村治理的特殊性思考

侯 莹

（红河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蒙自 661199）

2006年我国提出“乡村治理”理念，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乡村治理，提出治理有效的乡村治理目标，通过共治实现善治，是引领新时代乡村治理的强大思想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治国必治边”与“加快边疆发展”战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统筹发展与安全”为我们振兴边疆民族地区及稳边固边研究提供了现实指引。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1]。2022年12月15日钟南山院士指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政策重心由防控感染到防控重症的转变，随后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更名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2]。边境地区在近三年的管控下，如何逐渐恢复开放，秉承“亲诚惠容”外交理念，实现中越边民“民心相通”，促进边境贸易正常化。后疫情时代下统筹发展与安全，加强边境地区乡村治理，把兴边富民行动作为“治国必治边”，践行“加快边疆发展，确保边疆巩固、边境安全和治理有效，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一、问题的提出

边境与国防安全紧密关联，滇越边境线长1353公里，世居11个跨境民族[3]，这些跨境民族具有共同的祖源和血缘，所居住的村寨大多山水相连、田畴交错。但在新冠疫情防控背景下，滇越边境跨境民族长期以来以地缘、血缘为条件所形成的跨境交往受到管控与限制。滇越边境民族地区呈现出复杂性、多样性态势，社会治理难度大、乡村自治能力弱、边民流失等问题。2022年3月，越南决定全面放开管控措施，2022年10月30日，中越双方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深化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4]，后疫情时代下共同加强和深化两国边境口岸贸易畅通，确保边民互动往来，既体现周边国家命运共同体理念，又能实现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2023年1月～3月，滇越边境所有口岸已陆续恢复开放。因此，在开放下实现滇越边境地区乡村振兴，逐步恢复滇越边民互动往来与民心相通，促进边境地区安全稳定与繁荣发展，优化边境地区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滇越边境乡村治理亟待解决的问题。

《国语·楚语上》：“夫边境者，国之尾也。”边境农村地区既是基层治理的精神末梢，又是国家管控或开放的前沿阵地。针对边境地区治理问题，国内学术界大致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边疆治理研究。周平[5]指出应从国家治理的总体格局来审视边疆治理，方盛举[6]指出：“边境安全治理能力是边境安全治理体系所具有的处置边境安全问题、防范化解边境安全风险的本领”，中国边境安全治理存在不对等三重治理困境[7]。第二，边民参与边境治理研究。党中央强调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强边固防体系，近年来，学界越来越重视动员边民参与守土固边，“边民身份的二重属性可通过社会动员方式发挥边民在稳边固边中的能动作用”[8]。坚持边民主义原则是建立有序边疆秩序[9]，同时边民自觉意识是边境治理资源[10]，边境治理应通过边境地方文化调试，实现边民跨国有序流动与国家有效治边的有机整合[11]。第三，新冠疫情下的边境治理。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下的治理成为学界普遍关注的热点：胡鞍钢和李兆辰[12]提出构建国家治理能力的多目标机制，同时应打造后疫情时代的韧性社区以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13]。云南边境地区疫情防控应增强边疆防疫系统韧性以提高防范重大风险的能力[14]。卢光盛[15]关注老越缅边境防控及治理，提出加强我国与老越缅的边境治理路径。上述对边境治理的研究细致、深入，对推进我国边境地区乡村治理具有指导性和启发性。基于此，笔者将深入研究边境治理戍“防”及维护滇越边民民心相“通”的功能，解决发挥边境治理能动协调的“通”与“防”。

二、新冠疫情防控下滇越边境地区乡村治理取得的成就

自新冠疫情防控以来，滇越边境地区担负起外防输入的重任，针对滇越边境地区边境线狭长、民间便道众多的实际情况，不断优化边境防控措施。2021年云南省累计下达边境疫情防控相关资金49.2亿元[16]，“党政军警民”15万人坚守边境，疫情防控成效显著。

（一）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合力固边

过去三年抗击新冠疫情形成伟大的抗疫精神，广大边境地区的抗疫行动与充分调动党政军警民合力固边密切相关，深动讲述“中国战疫”故事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18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的《关于新时代加强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的意见》，为我国边境地区跨境人员流动及疫情应急管理提供政策依据，同时也为我国边境地区加强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合力治边及持续强化基层预警预防机制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是我国陆地边境治理的特色和优势，云南省统一部署，严格落实“五级书记抓边防”和“五级段长制”，并大力推动边境州（市）、县（市）、乡镇（街道）领导班子成员和村（社区）“两委”成员下沉一线、分段负责[17]。滇越边境地区在疫情防控中逐渐构建“党建引领、政府推动、军队带头、警方治理、群众参与”的管边新局面，形成治边、稳边、兴边、富边合力。定期召开党政军警民联席会议，综合开展国门党建联创联建、边境事务联议联处、边境管控联勤联动、边民发动联宣联教活动。滇越边境线无天然屏障阻隔、村寨大多山水相连、田畴交错、便道众多，边境疫情防控存在诸多挑战，为防止疫情输入，稳定边境安全与发展，滇越边境地区坚持以党建为引领，不断推动边境地区“党政军警民”融合。文山州持续巩固“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合力强边固防机制，创新推行“社区民警+综治专干+治保人员+联防队员+护边员”网格化管理模式，将专业力量与群众力量紧密结合，积极构建“以边境派出所为轴心、抵边警务室为支点、疫情防控点为触角”的管控网络。同时，积极发动群众有奖举报跨境违法犯罪线索，先后组织开展打击走私偷渡、贩枪贩毒、跨境赌博等违法犯罪专项行动，有效维护边境管理秩序。2020年麻栗坡县制定《麻栗坡县深化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维护边境稳定工作方案》，发动所有党组织、党员积极支持、参与边境管控工作。红河州边境地区范围内各行各业及各族民众要积极投身群防群策、联防联治，打造“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的全民共建共治共享多元治理联动体系，加强“十户联防”机制建设，形成一套严格的边境管控工作机制。

（二）管控与动员：边民参与疫情防控的重要性

滇越边境地区边民长期生活在国家边境线一侧，由于对自身地缘共同体的认同逐渐发展为精神共同体，成为凝聚边民跨境共同体意识的基础。边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边民意识[18]，管控与动员是边民管理实践中的一体两面，管控与动员构成了边民管理的双重机制[19]。在疫情防控成效中，边民在边境管控中具有特殊的客体属性，同时在参与边境治理中具有主体性身份属性。因此，坚持管控与动员相结合，既体现国家治理体系的宏观统筹制度，又体现边民参与边境治理的主人翁地位，也能有效降低管控的人力、物力成本。

第一，严格管控压实边境线管理。2020年疫情发生以来，云南省周密部署，做细做实从境外到国门、从国门到家门的全链条防控，突出重点，坚决做到对人、村、通道、证件及边境的“五个管住”[20]，筑牢应对境外疫情输入风险的坚固防线。滇越边境地区两国边民来往频繁，2019年云南河口口岸出入境旅客流量突破600万人次[21]，中越边民互市贸易、探亲走访常态化，但在边境管控与疫情防控责任下，边境口岸关闭，境外人员通过山间便道非法入境，给边境管理和疫情防控带来较大风险和压力。红河州、文山州严格落实“五级段长”分区分级包干责任制，积极整合强边固防突击队、党员志愿服务队、乡镇村组干部、内地支援民兵、边管民警辅警、解放军部队等力量，开展全天候错时巡逻管控。严实疫情防控，采取“带班领导+民警+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村组干部+民兵突击队”五级联防联控模式，一体推进强边固防和疫情防控。同时，各边境县组织边民签订《个人（家庭）疫情防控责任书》《边境提级管控区村民个人承诺书》《不参与边境违法犯罪承诺书》，对边民跨境行为实习严格管控，防止疫情输入。

第二，动员边民实时疫情上报制度。由于新冠疫情的突发性和持续性，边境地区外防输入压力增大，抵边村边民不断增强“五个认同”，具有强烈的领土意识和责任意识，对于偷越国边境的违法犯罪行为能及时上报，在疫情防控中积极行动，逐渐形成人防、技防、物防相融合的边境立体化防控体系。另外，充分发挥界碑外事界务员强边固防作用，能积极参与“外防输入”的疫情边境防控与边境日常管理维护等固边稳边的边界事务工作。在抵边村寨建立“零报告”制度，对村镇进出人员要求到所在村报到，填写相关信息，对返乡人员及时进行排查，在基层阻断疫情的传播与扩散，既能缩小排查范围，又能在边境地区尤其是抵边村寨公共卫生资源、资金缺乏的情况下，节约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因此，在疫情防控中，滇越边境地区织密边境防控网固维稳，加强边境管控与抵边村管理，严格实行边境通道管控，实施封闭式网格化管理，织牢织密边境管控网。

三、后疫情时代下滇越边境地区面临的特殊困境

滇越边境地区在过去三年疫情防控中取得重大成就，与实行严格的管控、严防输入、“零报告”制度等密不可分。在新形势下，随着新冠病毒感染调整为“乙类乙管”，边境地区过去三年实行严格管控将逐渐回归开放。边境地区及时调整相关政策措施，统筹发展与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向好发展是当前需要解决的首要任务。与此同时，过去三年疫情防控重任下，滇越边境地区基层治理面临的特殊困境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人才资源困境：边民流失

第一，滇越边境农村地区出现“虚空化”，部分地区人员向内县市或沿海地区转移。边境村寨边民流失分为边民自发迁移和政府主导下的易地搬迁[22]，在新冠疫情发生以来，边民自发迁移现象凸显，表现在红河州、文山州边境农村地区外出务工人员增多，部分抵边村70%青壮年外出务工，人口呈现“空”的状态。滇越边境农村地区边民在传统生计变迁后，选择外出谋生或迁离边境地区，部分村落出现虚空化而形成“386199”部队①，例如金平县马鞍底乡鸡窝寨抵边瑶族村寨，大量青壮年外出打工，留守老人以采茶为生。

第二，疫情管控下边民长期形成的互动往来受限，使人口呈现“虚”的状态。滇越边境线上有11个民族跨境而居，长期以来，自发形成了一套边民互市、贸易、探亲、通婚的往来机制，但在新冠疫情防控下，边境口岸及抵边村落防疫重任加剧，滇越边境民间便道被封闭。同时，对滇越边境“三非”人员②采取严格管理，防止“三非”人员偷越国边境。原先形成的边民互市点、边民贸易往来、探亲走访等受到限制，边境村寨人口呈现出“看似实，实则虚”的虚空化状态。由于疫情防控，金平县马鞍底乡地西北村边民互市点关闭，周边商铺关闭，昔日边民互市往来的繁盛景象不存在。此外，受疫情的影响，部分边境县的人员担心孩子教育受到影响，逐渐呈现出以孩子教育为由，向内县市迁移的现象。

（二）乡村振兴困境：边境地区经济增速缓慢

乡村振兴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前沿问题和热点问题，农村的发展与治理具有紧迫性和复杂性。滇越边境地区的乡村振兴不可避免地面临着“环境变化——生计变迁——兴边富民路径”的逻辑问题，以可持续生计理论对比滇越沿边村落生计变迁带来的消极影响，应分析适合于民族地区特色的“新”“兴”“稳”路径，破解边境农村地区发展的“变迁”与“冲突”，激发村庄内生秩序与动力。但是，滇越边境县经济发展落后于内地县，2021年绿春县GDP仅为58.98亿元[23]，仅占红河州2742.1亿元[24]的2.2%，是滇越边境各县中GDP最低的县。大部分边境地区由于传统生计方式变迁，虽然有丰富的物产资源，但乡村第一产业发展水平不高，第二产业发展基础薄弱，原本可以依赖特色餐饮、民族文化和边境旅游业发展第三产业，受新冠疫情影响，哈尼族十月年中的长街宴习俗取消，第三产业受到冲击，乡村产业发展缓慢，产业振兴亟待加速。同时滇越边境地区产业发展由于特殊的地理区位及服务国家维稳战略的需要，受交通设施、信息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为严防疫情输入和维护边境稳定，边境地区民间便道关闭，仅有部分通关口岸进行边境贸易往来，影响产业发展。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边境地区逐渐回归开放后，结合自身优势大力发展特色有机农业、绿色工业、文化旅游等产业，打造重点产业，培育新兴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三）文化困境：少数民族文化创新创造力不足

“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化在乡村治理中能凝聚共同体意识，形成良好的乡村文明风尚。少数民族文化中生活习惯、民风民俗、社会情感、心理态度和道德素养等因素能够决定甚至影响乡村振兴整体价值观念形成。城镇化发展和脱贫攻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少数民族面临生计方式转型与文化适应的过程，少数民族文化固有的时空边界不断受到现代文化的影响。伴随着生产生活要素改变，边境地区少数民族在融入新环境中大致需经历三个阶段，即“冲突与调适”“适应与融入”“传承与发展”，其中“传承与发展”阶段尤为重要。包括语言变化与适应、风俗习惯变迁与适应、生态保护观念与文化传承变化等，但边境村寨少数民族传统的节日、风俗、饮食、手艺等失去了传承主体和依托而陷入文化传承困境，表现在少数民族对传承弘扬民族文化和接受教育的意识不够强烈，导致乡村社会文化和教育落后于经济发展增速。在滇越边境村寨调研中发现，彝族支系阿细地区，火塘文化失去赖以存在的物质载体，生生不息的火塘逐渐淡出人们的日常生活；河口县老范寨乡善种蓝靛和喜好用蓝靛浸染布料并手工缝制服饰的工艺逐渐消失；村寨文化精英的外流导致边境村寨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延续能力减弱；同时，边境地区边民在文化创新和发展中，还存在守土固边的戍边文化“有但弱”[25]，边民虽然对边境安全有意识和认知，但部分边民缺乏主动参与守边固边的自觉意识。因此，引导少数民族发挥文化保护与文化创新创造作用，既能转化为物质利益，也能提高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创造美丽乡村文明风尚。

（四）三治融合困境：乡村治理体系有待完善

三治融合③的乡村治理体系已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制度框架，在新冠疫情防控的特殊背景下，滇越边境地区在乡村治理体系方面存在乡村法治建设有成效，但自治、德治融合度不够。

第一，边境农村基层自治组织自治水平不高，边民主动参与边境事务治理的主人翁意识有待提高。各边境村落在疫情防控中，积极制定或修改村规民约，通过警示标语与“村村响”广播定时播报疫情防控政策，传播科普预防知识，能有效助力疫情防控，但部分村寨警示标语和广播过于刚性，缺乏韧性治理。第二，乡村精英发挥作用有限，德治基础缺失。德治发挥作用依赖于边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逐渐形成的道德观念，成为维持乡村社会稳定的基础。在新冠疫情防控中，村支书和村主任主要由乡村精英通过内生权威发挥着维持乡村治理秩序的作用。但长期以来返乡能人和外来精英群体的缺失，边境基层防控人力资源冗余性欠缺，专业人力资源匮乏，无法动员带动村民积极理性面对新冠疫情。第三，边民法治思想有待提高。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所形成的血缘、地缘关系，熟人社会是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的固有特征，在防控疫情过程中，各村寨通过村规民约规定禁止聚集、集会聚餐等规定。但在调研中发现，仍有少数边民参加聚集活动，给乡村防疫工作带来一定阻碍。

四、后疫情时代下滇越边境地区乡村治理提升路径

（一）健全边民互动管理法律制度，激活乡村治理主体功能

周建新[26]提出的“和平跨居论”体现了跨境民族平稳互动的一种状态，边民跨境流动是一种常态化趋于自然且政治上无意识的日常生活交往活动，长期以来，受经济因素影响离散与回归是跨境边民的基本形态。在新冠疫情防控下，边境地区出现人口虚空化及人才流失困境，多数青壮年包括乡村精英大量外流，影响边境安全及国家安全治理。因此，在边境口岸逐渐恢复通关及边民互市贸易的基础上，健全边民互动管理政策，激活滇越边境地区乡村主体功能。

第一，健全和完善边民互动管理法律制度，通过立法规制边民互市贸易、跨境互动行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法》基础上，完善《出入境边防检查条例》的行政法规，制定或修改适用于边境地区的边境管理规定、边境贸易管理实施办法、境外边民入境务工管理办法，加强中越边境口岸及管理制度的国际协定等，优化边民跨境往来审核办理程序，以边民互市的良好发展带动跨境贸易发展，推动口岸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二，吸引乡村精英回归，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坚持组织引领，逐步完善乡村人才激励机制，鼓励大学生返乡创业就业，着力打造一支乡村治理的人才队伍，不断提高边境村落的造血功能。提高边民补贴，改善边民生产生活条件，加强和完善边境村落基础设施建设、补全边境村寨发展中存在的短板，让边民驻边为荣，自觉履行守土固边职责。

第三，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激活边民主体性作用。后疫情时代，边境地区基层治理应从碎片化转向整体性治理，加强村党组织书记的培养，选准配强驻村第一书记，实现兴边富民。以“党建引领+”体系建设，在“思想领边、组织筑边、队伍固边、联动稳边、产业兴边”等方面探索出一条党建引领强边固防之路，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组织党员、群众、护边员、界务员等参与边境事务治理。

（二）培育特色产业，发挥边境口岸优势

第一，积极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乡村振兴产业是基础，滇越边境地区有着丰富的物产资源，应坚持把农业增效、边民增收作为发展现代化农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引导边民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重点围绕绿色生态有机农业、进出口加工等优势产业，不断提升产业层次和产品档次，打造引领产业品牌化发展的示范样板。滇越边境各县可结合自身实际，种植特色水果，在种植方面给予边民帮扶计划，实现产供销一体化，帮助边民扩宽销售渠道。

第二，滇越边境地区应充分发挥口岸经济优势。长期以来，边民利用口岸和边民互市点实现产品交换，边民互市点建设能拉动城镇化发展，促进口岸经济发展。随着滇越边境口岸逐渐恢复通关，口岸贸易运输将全面恢复，边民将重回跨境交往回归互市交换。新冠疫情既是危机，也能推动边境地区积极发挥区域治理优势，高位推动边贸产业园、边境经济合作区建设，打造国门口岸特色城镇。同时，加快推进跨境电商贸易发展，为口岸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

第三，沿边开放的不断深化有利于发展跨境旅游业，云南省作为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前沿的区位优势有利于发展跨境旅游业。滇越边境口岸应推荐口岸节点建设，整合当地旅游资源，开发口岸特色旅游产品，着力打造民族文化、生态养生、国门文化等沿边旅游文化品牌开发，推动口岸相关政策落地落实，简化出入境办证手续，推动滇越双边出入境自驾游协议，实现绿色发展的沿边生态体验旅游地，共享发展的稳边安边兴边示范区等的主要目标。

（三）激发优秀民族文化创新创造，促进治理创新

第一，挖掘优秀民族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优秀民族文化有利于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进步，挖掘民族优秀文化中蕴含的崇德向善、生态保护、民族认同等观念，通过节日歌舞、饮食习惯、服装展示和民族文化宣传站进行宣传，既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使民族优秀文化创新性发展。

第二，加强民族文化抢救保护工作。深入挖掘滇越边境11个民族蕴含的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资源，加大对传统村落和民族特色建筑保护力度，做好文物保护、服饰、饮食、文化、民族教育，不断增强文化自信自强。

第三，发挥老带新传帮带作用，积极培养民族文化传承人才，加强基层党组织文化宣传工作。在现有民族文化资源基础上，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增强民族文化企业竞争力，搭建促进各民族沟通的文化桥梁，加强与周边县市共建、共享优秀民族文化资源，加强与越南毗邻县民族文化交流合作。

第四，构建新型戍边文化意识，完善边境安全治理体系。边境地区国家安全文化建构有利于维护和巩固边境安全，有利于强化“五个认同”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运用宣传、培训、动员、教育与完善政策体系等手段增强边民的自我发展能力，提高边民的思想、道德和政治方面的认知水平和应对边境复杂情况和潜在风险意识，促进边民积极参与守边固防和边境安全治理，构建发展与繁荣的边境安全体系。

（四）积极推进三治融合，完善乡村治理体系

第一，以自治为基础，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激发自治主体活力，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让边民充分享有知情权、建议权、评议权，拓宽边民参与自治的渠道，在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应沿用好民族传统的协商议事机制，发挥民族头人、精英作用，在解决群众内部存在的矛盾、纠纷时创新“枫桥经验”。健全和完善议事协调机制，引导边民参与村寨事务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

第二，以德治为灵魂，培育边民道德底蕴与铸魂育人功能。在少数民族的传统习俗中，都蕴含道德规范，但随着经济发展，边境便利的地理区位优势，部分边民被犯罪分子蛊惑利用边境便道参与违法犯罪活动，进一步弱化了民族优秀传统道德文化。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发挥家教家风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培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倡导崇德向善的道德教育，不断提升边民思想道德素养，维护边境安全与发展。

第三，以法治为底线，健全村规民约完善涉边法律制度。村规民约是“三治结合”的重要方式和实现路径，村规民约应具有本村特色，防止出现“千规一律”的现象。乡村法治建设中应注重多元治理主体法治价值观的融合，建设法治队伍、改进法治宣传方式、构建“梯级”式公共法律服务网络[27]。由于边境民族地区的特殊性，在发挥法治底线作用时，还应综合考虑民族跨境流动、婚姻、贸易往来、“三非人员”问题等因素，完善涉边及口岸法律制度，实现村规民约“软法”与国家法律“硬法”相结合的良性互动，完善边境民族地区法治乡村建设。

（五）健全边境农村地区疫情防控“平急转换”机制

世界卫生组织确定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继续构成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情况[28]，提出新冠疫情过渡期的7条临时建议中包含加强新冠疫苗接种、改进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新冠监测数据和继续支持新冠研究等方面。因此，应健全边境农村地区疫情防控“平急转化”机制，激活基层治理“神经末梢”。

第一，加强边境地区冠病疫情监测和监测系统建设。边境地区在逐步恢复开放的同时应加强冠病疫情监测和监测系统建设，提升冠病疫情预测与风险研判能力，尤其是对病毒变异株的监测，逐步推动防疫药品和医疗物资向边境农村地区倾斜，继续把疫情防控和生产生活、教育、就业等包保联系服务工作做细做实，巩固边境农村地区疫情防控成果。

第二，加强乡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在推进现代化边境幸福村建设中，应优化村卫生室医务人员配置及医务人员应对及处置疫情能力。

第三，进一步完善边境地区应急响应机制，特别是新冠病毒调整为“乙类乙管”对边境往来边民应结合实际情况防止疫情及各类重大突发事件发生。通过力量统筹，多元化下沉网格，发挥巡边员、界务员、边民和党员模范带头作用，全力构筑群防群治的安全屏障，全面提升边境地区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此外，可借助沿边的特殊区位优势，尽快启动系列专项调查研究，为疫情防控提供科学支撑。

注释：

①指农村留守的妇女、儿童、老人特殊群体。

② 指“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的人员。

③指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的自治、法治、德治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