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虚构中迎向真实

钱欢青

谁都知道小说原本就是虚构，但如果说起某一本写得不好或者很差的小说，我们依然会以“虚假”作为其“罪证”。这是不是自我矛盾？其实不是。好小说的“虚构”能帮助我们剥除现实和人心的垢痂，坏小说的“虚假”是在这层垢痂之上再涂上一层油彩。

所以计文君会说，“小说是虚构的，所以才更真实——镜花水月，真空妙有”，“小说家只是在竭力寻找着最有效的捕捉现实的虚构方式。”在计文君小说集《窑变》里，虚构的方式，是朴素地围绕情节和人物，紧贴文本的可读性展开的。故事必须跌宕起伏、扣人心弦，计文君仿佛恪守着一个小说家最质朴的“职业道德”。最显著者如书中最后一篇《帛书》，在别人眼皮子底下公然偷梁换柱，盗走文物，其惊心动魄之处，堪称《古董局中局》微缩版。但计文君显然志不在此，或者说，惊心动魄只是作家对自己虚构能力的一种证明，读完《帛書》，你会在为这个悬疑故事喝彩的同时，牢牢记住故事中的“丁”，一个“用卑微的拙劣的骗术谄媚一个又一个后妈的可怜人”，也会牢牢地记住那个“也是可怜人”的瘦弱的“小梵”。

《窑变》中更多的“可读性”，并非来自故事本身的传奇，而是发端于“人的处境”，发端于人在某种不得不如此的处境中，不得不遭遇的破碎和悲伤。如《无家别》中的“我”，博士毕业留校任教，看似前程美好但被焦虑困扰：“……妻儿如果真的来了，我现在的工资付完房租也就不剩下什么了……还有孩子上学，孩子的户口可以跟我——需要催一下孩子户口随迁的事了……母亲的病，还是应该来北京治一治……这一切，此刻都被无常的命运扫荡一空——从北京退回钧州，我的生活何止变得疏朗，简直如荒野一般空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