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岳霖语言哲学思想探微

2024-07-13 06:30吴丽楠阴海燕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 2024年3期
关键词:金岳霖逻辑

吴丽楠 阴海燕

[摘 要]语言问题是西方现代哲学面对的重要问题,更是贯穿于20世纪整个英美分析哲学传统的核心。金岳霖是近代中国运用西方哲学方法、融会中国哲学精神的代表人物,他有关语言哲学的思考和研究是中国现代哲学在转型时期进行有益探索的一个时代缩影。他对语言与所与、语言与思想、语言与知识的关系的哲辨分析,对“意念”的摹状与规律双重作用的深入探析,对“译意”和“译味”翻译理论的创见阐释,都为探寻中国现代哲学的语言表达作出了不懈努力。尽管学界对这种探索的结果褒贬不一,但中国现代哲学对西方的语言哲学并不是全盘吸收,而是立足中国传统哲学做到了既批判又借鉴,对塑造中国现代哲学提供了有益借鉴。

[关键词] 金岳霖;语言哲学;语言研究;逻辑

[中图分类号]B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071(2024)03-0073-06

金岳霖(1895—1984)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哲学家和逻辑学家,他将西方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建立了独特的哲学体系,对推进中国现代哲学发展有重要贡献。在西方哲学语言学转向的影响下,金岳霖通过语言分析探讨哲学问题,在知识论、形而上学等领域贡献显著。他区分了语言成分中的“意义”与“意味”,提出“思议”与“想象”的概念,阐明了语言与思想的统一性。金岳霖还对休谟的因果理论进行了辩护和超越,区分了普遍和特殊的因果关系,并强调了因果观念的客观必然性。他的语言哲学理论不仅在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对西方语言哲学理论的发展有所贡献,特别是为指称意义理论和因果理论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解决方案。

一、 金岳霖语言哲学的思想来源

金岳霖早年留学美英之时,适值20世纪初期西方哲学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之际,受到罗素和摩尔的“语言哲学”的影响,归国后将所学与中国哲学文化相结合,通过语言分析探讨哲学问题,在知识论、形而上学等诸多领域贡献卓越,被人称为“中国的摩尔”。许国璋在《许国璋论语言·序》中称“在当代,金岳霖在《知识论》里申述了自己的语言哲学”,他对金岳霖的评价很高,称其《知识论》“值得一切从事语言工作的人细细读一读……他的语言是哲学家的语言,初看不好懂,细读非常明白。他不需要什么论点编码,也不需要什么树形分析,只用严密的一步不逾的散文来表达,不需其他”[1]265。刘梦溪在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的《总序》中慨称,“很少有另外的人像他(金岳霖)那样既有逻辑的头脑又有建构知识系统的能力”,“他(金岳霖)是现代中国为数很少的可以不借助人只借助符号写作的哲学家”[2]39。

经过毕因论、认识论阶段的古近代哲学的发展,1772年德国思想家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的《论语言的起源》发表被视为语言哲学的诞生[3]6,西方哲学逐渐进入语言转向的现代哲学阶段,由此哲学家们开始研究知识体系和认识内容转向认识的表述,着手研究语言的逻辑形式和所表意义。20世纪初,国外哲学界的这种新思考传递到中国现代哲学领域,影响世人,并引起了一批国内学者的深刻思考。对于“语言哲学”到底是属于“哲学”范畴[4],还是“语言学”范畴[5],抑或是二者皆具[6]、等量齐观之[7],不同学者、不同学派的观点并不统一,莫衷一是。但无论如何,逻辑实证主义或是日常语言学派,又或者是后来颇负名气的分析哲学家们都把语言哲学作为一个最主要的研究领域。陈嘉映认为现在所说的语言哲学“广义指二十世纪以语言为主要课题的哲学研究,狭义指英美分析哲学传统中的语言哲学”[4]2;涂纪亮认为“语言哲学是从哲学角度研究语言的一般性质和状态,研究语言的一般特征,研究名称、意义、指称、真理、言语行为、必然性和意向性等问题”[5];吴根友认为“对语言的哲学思考皆可以看作是语言哲学的思想”[8],如此等等,可见对语言哲学的看法范围还是比较宽泛的。以至于潘文国在论述中言道:“20世纪以来的哲学研究都属于语言哲学,而哲学以外的人文社会学科研究都处在语言哲学笼罩之下。”[9]

尽管金岳霖受到过语言转型时期西方哲学家的深刻影响,但他的论述并没有陷入一味地对西方的崇拜之中,而是把西方哲学的知识和理性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思辨和求索充分地结合起来,这无疑起到了发展中国现代哲学的重要作用。从中国哲学的发展演变来看,金岳霖的哲学思想是近代以来中西文化融合的必然结果,“包含了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10]15。从其著述来看,金岳霖其对语言哲学的理解倾向于从哲学角度考辩语言及其相关问题,如在《知识论》中多次言及的“在哲学上论语言”[11]。金岳霖以“语言”为“工具”,将其“视为收容和应付所与底工具”,指出“在哲学上论语言的,总免不了要注重符号成分”“虽然它(结构)底简单或复杂程度很有高低不同,然而它之为语言底必要条件是一样的”[11]。有学者指出学界对于金岳霖的语言哲学“较多关注‘语言底哲学而忽视其‘语言的哲学”[12],这里本文试图借用广义的语言哲学概念,对金岳霖关于语言的哲学思考进行思想维度的探析。

二、 金岳霖语言哲学的主要内容

金岳霖于20世纪20年代在清华大学创立哲学系,为中国培养了大量哲学和逻辑学人才,一生探索西方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融合之道,著有《逻辑》《论道》与《知识论》等著述。正如冯友兰称其《论道》是“独立研究形上学问题的成果” [13]384,金岳霖在认识论和形而上学上的思考意蕴深厚。特别是在西方语言哲学思想的影响下,金岳霖将语言问题纳入自己的哲学研究视野,同时把思考的目光转向中国古典,融通中西,形成了其独特的语言哲学体系。具体而言,金岳霖语言哲学体系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构建了中国语境下的逻辑思维方法与语言表达认知。近代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影响最重要的是“方法”,而不是“结论”,正如冯友兰所言“逻辑分析法就是西方哲学家的手指头,中国人要的是手指头”[13]378。在某种程度上,金岳霖认为“逻辑就是哲学的本质”[14]450,“任何可以思议的世界既都是遵守逻辑的世界”[2]5。金岳霖的《知识论》“就是娴熟地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处理和解决知识理论问题的典范”[15]246。针对罗素所言的“或者”“而且”“不”“如果—则”等概念的逻辑常相,金岳霖批判其唯心哲学关于逻辑与语言的思想,反对把形式逻辑和客观世界割裂开来,认为这些概念“当然是有客观基础的”[16]。以马蹄子“∪”为例,金岳霖反对罗素以符号代替定义而导致符号和概念的脱节,认为“这不只是符号的问题,同时也是语言文字的问题。语言文字和符号的使用都有约定成分,所以有相同点,但是约定的程度不大一样,所以也有不同点,如果一个人抓住相同点,不顾不同点,他会把使用符号上的某种程度的随便性移置到语言文字上去,为歪曲语言文字准备条件”[16]。在语言的运思中,金岳霖认为形式逻辑是认识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工具”,掌握形式逻辑有助于提高“说话与作文的准确性、鲜明性与生动性”[17]12。

“人类运用语言把握世界如何可能”是金岳霖在《知识论》中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思想的表达固然取决于语言,但语言如何能够体现思想、把握和认识世界,离不开逻辑的思维。他指出:“每一语言文字中底配合法都有预定俗称的成分,不但字是约定俗成的,配合法也是……它有理性的根据,它是可以理解的。它虽然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它不是必然的如逻辑,也不是固然的如自然律,也不是普通所谓‘本来就是那样的,如所与中的形形色色这这那那,而是这里所谓的约定俗成的。”[14]880这里说的实际就是语言使用的逻辑意涵问题。具体到概念与语言的关系,金岳霖指出概念是判断、推理与论证的基础,概念是思维的起点,“语词是概念的语言形式,概念是语词的思想内容”[17]20,因而符合逻辑的真实概念能够正确反映事物的特有属性,是有外延的,而虚假概念由于客观世界中不可存在相应的事物,是没有外延的。也就是说,语言是思维的凭借,思维是语言的概括的间接的表达。对于用语言不可言说的形而上学世界如何加以言说,金岳霖提出“本然陈述”和“经验陈述”命题、延伸出“元理”“非元理”之说试图加以解决,是“专门用来表达形而上学的一种非概念语言”[18],这为理解和阐释中国哲学的“存在语言”探索了门径。金岳霖把逻辑思维作为辨别意义和语言表达的基础,重视形式逻辑反映客观世界的意义,反对一味地用符号代替符号,为解决语言与世界的关系问题提供了理论借鉴。

第二,主张以语言为收容与应付所与之工具。正如金岳霖所言,他对语言的研究不是全方位的,而只是对语言与所与、语言与思想、语言与知识的关系等问题作了探讨,他在研究中特别强调语言作为思想保留和表达的实际功用,将其视为“一非常之重要的收容与应付底工具……有语言才有一官觉社会的经验藏储,而有此共同的藏储之后,收容与应付将来的所与底能力当然更大”[14]250251。有些学者也把金岳霖这种“工具性”的认识视为“语义学和语用学思想”[19]看待。在金岳霖的语言观中,语言更倾向于是“工具性”的,多从思维、认知、表达、传播、保留概念和命题的工具等视角认识。“语言是一官觉社会底总记忆底工具”“以语言补记忆底不足”[14]251,使得包括社会亲得经验和间接经验的社会总经验推广到耳闻目见的范围之外。他所申明的“工具”意指工具或趋势,并没有合用分用的分别,强调认识需要各工具的合作,“特别是把语言与客观的所与联系起来,为知识的客观性辩护,这是金岳霖知识理论的一大特色”[20]212。比如,在他的著述中有意区分“底”“的”之别、“像”“相”之分、“普遍”“普通”之辨等,把考察哲学术语与日常用语结合起来,同时又赋予其不同于日常意义的意义——金岳霖称之为“非常的意义”,语言的“工具”意义充分显现。

语言作为“工具”之重要在于其具有交通性,是某种意义上的“交通工具”[2]444,正如作者所言“我们底兴趣差不多完全把语言文字视为表示意思或命题底工具”[14]886。金岳霖从“字”的意义去理解,它不只有意义,还有“蕴藏”,即“情感上的寄托”,他指出:“有语言文字者不但有语言文字而已,也有历史、环境、风俗、习惯等等,而这些东西致使用语言文字者把情感寄托到语言文字上去。这种情感上的寄托,我们可以暂时分作三种:一种是哲意的,一种是诗意的,一种是普通的。”[14]873对于他来说,这种情感上的寄托“是一种原动力或推动力”,而有这种情感的人,“如果有这种情感动于中,他们总难免不有形于外的行为或动作,因而影响到生活底各方面”[14]874。

第三,开创了“意”“味”深长的翻译理念。金岳霖学贯中西,语言功底扎实,具有高深的翻译造诣。他从哲学思辨角度关照翻译理论,将语言、翻译视为表示意义或工具的命题,把翻译分为“译意”和“译味”两种类型,指出前者只是求达求信地“把字句底意念上的意义”表示出来,而后者则要尽显“句子所有的各种情感上的意味”。金岳霖提出“译意”和“译味”,“大致确立了可说的与不可说的、言尽意与言不尽意、可译的与不可译的界限”[21],是在翻译研究上的突出贡献。他指出:“译意底根据是同一的意念或概念意思或命题……尽管所引用的语言文字不同而所思是一样的……单就思议底内容说,或单就意念或概念意思或命题说,不同的语言文字不影响到思议底内容。”[14]889890当然,“译味”就相对困难得多,“我们不但要得到一种语言文字底味而且要得第二种语言文字底味才行。最简单的说法也许是说,要译味非习于双方最丰富的生活不行。习于双方最丰富生活的人也许不能译味,能译味的人一定是习于双方非常丰富的生活的人”[14]890。甚至,金岳霖认为“译味不只是翻译而已,因为要在味方面求达、求信起见,译者也许要重新创作”[14]891,即用新的表达方式表现原来的“意味”。而对于一些句子的翻译,有时意味不能兼顾时,他认为要“习惯于把情感撇开”“有些地方以译意为宜,有些又以译味为宜。诗歌也许要重味,普通所谓科学大都是要重意。重味则取味,重意则取意”[14]893。对于各学科上语言文字的翻译,金岳霖认为“文学是很难翻译的”,“诗差不多不能翻译”,因为“味”是不容易传达的,而“哲学文字有容易译的有不容易译的”[14]895。文学作品注重译“味”,在翻译中自然是难度较大,然而随着译者语言能力和翻译技能的提升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的发展,“文学翻译的可译性限度已不断出现突破”[22]。尽管如此,金岳霖提出的“译意译味”说仍然是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理论财富,它突破传统的“直译意译”二元对立论的限制,构建了一种全新的翻译思维观,对于我们在翻译中如何把握时代脉搏、感知社会痛痒、解决翻译的核心问题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三、 金岳霖语言哲学的理论意义

金岳霖的语言哲学理论不仅在中国哲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对西方语言哲学理论的发展也有所贡献。总的来看,金岳霖的语言哲学体系为“指称意义理论”和“因果理论”这两个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解决方案:一方面,他对西方语言哲学中的指称和意义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阐释。他强调意义的实现依赖于样型,区分了语言中的“意义”与“意味”,并提出了“思议”与“想象”的概念,阐明了语言与思想的统一性问题;另一方面,他还对休谟的因果理论进行了辩护和超越,区分了普遍和特殊的因果关系,并强调了因果观念的客观必然性。他的“理虽有固然而势无必至”命题为因果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思考路径,其哲学思想对中西方哲学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一,对指称和意义理论的演绎发展。指称和意义问题是西方语言哲学家探讨的核心问题,这在金岳霖当时的著述中已经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和发展。金岳霖认为“有意义的不是或不直接地是凭借而是样型……意思是说,只是官能呈现中的不能有意义,是样型的凭借才有意义”[14]883884。他还指出:“字和句子底必要条件之一是有意义,可是从有意义这一方面着想,它底必要条件之一是样型。”[14]884这里“意义”“凭借”“样型”的表述受到了近代西方语言哲学指称理论的影响,是当时这种理论传入后的中国式表达。金岳霖认为摹状不是具体的而是抽象的,而这种抽象活动中有摹状和规律两种作用。摹状与规律是金岳霖哲学“最富于创造性的部分,也是最具有合理性的部分”[10]278。“所谓摹状,是把所与之所呈现,符号化地安排于意念图案中,使此所与呈现的得以保存或传达。”[14]391金岳霖提出:“就意念本身说,就是摹状与规律并重。意念不摹状,则与所与脱节,不规律,则不能还治所与。意念本来就是二者合一的,本来就是得自所与而又能还治所与的。”[14]423也就是说,金岳霖认为“意念” 是“得自所与而还治所与”,既摹状所与又规律所与,对“所与”有“摹状与规律”的双重作用。这种观念后经其弟子冯契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并称为“金岳霖—冯契论题”,对于解决当代语言哲学指称理论发展中的疑难杂症和流派争端具有重要启发价值与解题功能,被有些学者称为“探索走出理论困境之‘第三条道路的‘半描述论”[23]。

金岳霖的概念论要解决的就是思维如何通过概念去把握客观世界的问题,他专门区分出语言成分中的“意义”与“意味”,将思维的过程分“思”与“想”以区别,称“思”为“思议”(它的内容是“意念”或“概念”)、叫“想”为“想象”(它的内容是“象”或“想象”)[2]518。他并没有照搬休谟承认意象而不承认意念的观点,而是提出“想不能离思”“思不能离想”[2]524525,实际上阐明了语言与思想的统一性问题。金岳霖把同一、排中、矛盾三原则称为“思议三原则”,认为“它们是规律的规律”,其中同一原则是“意义的可能底最基本的条件”,“排中律是一种思议上的剪刀,它一剪两断,它是思议上最根本的推论”,而矛盾原则则是“最基本的排除原则”[14]456457,这种思辨的讨论对于相关问题的解决颇具意义。在金岳霖看来,想象是不必要语言文字的帮助的,而“单从语言文字着想,我们似乎可以说某种语言文字支配想象,因为它支配意象底意味,而意象底意味和意象是相干的”[14]904。而思议和语言的关系与想象和语言的关系不一样,“想象也许受某种语言文字底支配,思议不受某种语言文字底支配;它也许不能离开一种语言文字,而它应该是可以离开某种语言文字的” [14]906。金岳霖认为语言是抽象的,没有抽象的成分不但语言不可能、传达不可能、意念不可能、知识也不可能,指出“字是有意义的,字底意义是意念。意念当然是抽象的。每一个字都有这两层抽象的成分”[2]456。

第二,对休谟因果理论的辩护和超越。在中国,金岳霖较早对休谟的因果理论考辩,这比克里普克解决指称问题的因果历史链条的提出要早许多年。我们知道,克里普克提出的因果历史理论的主要概念就是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的指称传递概念,然而并非任意这样的传递都是成功的。金岳霖把“因果”作为接受总则之一,区分普遍的因果关联和特殊的因果关系,前者具有可靠性,后者具有或然性。与休谟否定因果关系的必然性不同,金岳霖主张“甲因必有乙果”“一切都各有其因果关系”[14]701703,承认因果关系的必然性。康德虽然也承认因果的必然性,但却认为它是一种先天的综合能力,并不具备客观性。金岳霖把普遍的因果关联分为“共相的关联”(即“理”)和“殊相的生灭”(即“势”),这即所谓“理虽有固然而势无必至”[14]751,强调因果观念的客观必然性,“普遍的共相关联才有用处”[14]707。从金岳霖因果理论看,“休谟对因果关系的分析主要局限于因果的‘势无必至,并由‘势无必至进一步否定因果关联的固然性”[24]。金岳霖还讨论了因果的时间和空间问题并将其称之为居间问题,指出因果关联是普遍的因而就没有时空间隔问题,而因果关系是特殊的,在特殊的时空中又有无间说和有间说两种情形。总之,金岳霖“理虽有固然而势无必至”命题的提出,特别是对理(共相关联)的理解“突破了实证论的休谟主义的眼界”[25]124,着实对于因果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思考理路。

四、 结语

金岳霖既有深厚的国学积淀,又有现代的科学的理论方法,虽然我们习惯称他为哲学家、逻辑学家,但在他的著述中不乏对语言的哲理思辨和理性拷问,他提供的探讨语言和思维问题的视角及方法,对后世语言学和哲学者影响深远。他构建了中国语境下的逻辑思维方法与语言表达认知,把逻辑思维作为辨别意义和语言表达的基础,为解决语言与世界的关系问题提供了理论借鉴;他主张以语言为收容与应付所与之工具,使语言的“工具”意义充分显现;他开创了“意”“味”深长的翻译理念,提出的“译意译味”构建了一种全新的翻译思维观;他对指称和意义理论的演绎发展,阐明了语言与思想的统一性问题;他对休谟因果理论的辩护和超越,为因果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思考路径。

从以上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出,金岳霖的语言哲学思想有两个鲜明的特点:其一,倾向于将语言看作一种非常重要的收容与应付的工具,更加注重其在语义学和语用上的意义。金岳霖论语言时注重的是语言的工具性,强调的是意念、概念、命题,也就是把语言文字视为表示意思或命题的工具。其二,创造性地提出“意念”和“意味”、“思议”和“想象”等一系列概念,阐述“意念”对“所与”“摹状与规律”的双重作用。他还批判和发展了因果理论、提出了“译意”和“译味”的翻译观等,这些对于解决现当代语言哲学指称和意义理论发展中的难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有益探索。金岳霖为探寻中国现代哲学的语言表达作出的不懈努力,体现了中西结合的哲学视野,为中国语言、翻译等领域提供了一套全新的思维模式,是我国现代哲学的重要财富,也对西方语言哲学理论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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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玉 胜)

(校  对:木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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