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艺术的，吃饱饭得靠天下太平。成大师得靠天下大乱。”院长在最后把下巴一扬，动作和声音同步立定住。

华虚舟捕捉到了这个微妙的停顿，率先鼓起掌，并配合大幅度的点头和缓慢的眨眼来延展掌声里的钦佩。他看到院长嘴角吊了一下，弧度小得算不上笑，却勾勒出了发言者内心的满意度。掌声这东西，虽说由一大片组成，让人记住的却只有第一个。华虚舟头点得更重了，在心里祝贺自己夺冠。

他为这种安排在周末的报告会、参观活动起了个名，叫“软加班”。相比于摆在桌面上，需要支付加班费的“硬加班”，软的这个由于含有合影留念环节，更无法逃避。但对今天的市图书馆系列讲座，他是怀有积极态度的，甚至为坐在前排明显位置，提前了一小时到场，毕竟能这样精准地给领导心灵按摩的机会不多。从讲座结束，院长接受晚报记者采访的活跃度来看，他的积极取得了成效，院长情绪不错。

院长问：“小华，绕路送我，等会儿录节目来得及吗？”腿不小心踢到了驾驶座椅后背。

“来得及，院长。”华虚舟一边说着，一边左手松开方向盘，摸到了座椅调节键，蜷起双腿，尽可能地给后排腾出更大空间。

“总上电视，家里人很自豪吧？”

“还好，院长。我主要也是觉得这样的社会活动有助于弘扬经典，还能为学校带来更多关注。”

“你这样认识很好，小华，前阵职称评审，我看到你报名了。”

他没想到院长会在车里谈这件事，更没想到会说得这么直接。他紧紧凝视着前方的车流，忘了后视镜里能窥察到院长的脸。

“小华，你的社会影响力，还有知名度都是公认的，但学术和授课这两块阵地，还应该再把握把握。这一次先把名额让给郭老师吧，她打算五十五岁就退休了。你年轻，还有机会。”

他感到心上豁了个口子，刮进来呼呼荡荡的风。

前方黄灯亮起，我慢慢踩下刹车说：“好的，院长，我一切服从学校安排。”

院长说：“行，小华，就给我停前面吧。”

我重按调节键，恢复驾驶座原来的位置，伸直一路蜷缩的双腿。并道时我没开转向，惹得后面一阵鸣笛，我没理，一把给舵打死，蛮横地插进道路。

我或许应该告诉电视台节目组，给我做嘉宾介绍时加上一句：华虚舟，行为艺术家——长期将表达方式作为生活方式。据家里人说，我开口极早，不足一岁便能流利对话，却始终不会使用第一人称，渴了便说“孩子要水”，摔了便说“孩子好疼”。并非不会发音，只是仿佛没意识到有“我”这么个角色，平等地把所有人都当作外人。上学以后，我终于适应了“我”，而曾经的语言习惯则渐渐内化为了一种心理活动，无论何时何地，我的脑中时常会飘出一个声音，以旁观的视角描述和评论当下的情境，根据环境、情绪的变化，声音风格略有分别，时而像纪录片里的旁白，时而像球赛里的解说。有段时期，我相当困扰，感觉自己暴露在某种监视当中，也曾向精神类专科医院问诊，只说是休息不好，开了些安神的中药，吃完，旁白的声音愈发铿锵。我索性不再挣扎，任由其滔滔不绝。天长日久，竟颇感适意，如同切换着两个账号登录现实，每当出现不愿体会的情绪时，我就脱离开我，成为那个声音。

灯光打过来，女主持人的声音响起：“登辽河舞台，赏诗词华彩，欢迎收看《华夏诗词大会》。有请我们的评委老师，辽河大学+B6HOUOkmGYFCPnXVRmfSg==文学院讲师，中国诗词协会常任理事，日本东京大学非句博士，华虚舟。呀，又错了，俳句，俳句，不好意思导演，重来。”

每一次，每一次这个主持人都读白字，他怀疑她就是故意在嘲弄，觉得可笑，研究诗词居然要去日本留学，“俳句”又是个什么鬼东西，不就是给废话分成三行吗？

好在录制没有受到干扰，到了“友情诗”的点评环节，我以“李白汪伦本无缘，全靠汪伦花了钱”为开头，将《赠汪伦》的写作背景按照节目组设计的文稿背了出来。近几年国风主题的电视综艺市场不错，我们这个地级市的电视台就照葫芦画瓢，做了个《华夏诗词大会》。因妻子的闺蜜跟制片人谈了恋爱，我被介绍进节目，成为嘉宾，不料想小小地火了一下，楼下买菜被认出过两次，上课也有学生在下面偷偷拍照，甚至本市几所初中将我的发言摘出来，编入了语文阅读理解题。我嘴上说不在意，其实私下还是特意去买了衣服，换了眼镜框。

录制结束，到家已是深夜，妻子勾住我的脖子，仰起头问我想她了么。我说：“想了，儿子呢？”她说：“吃完奶在姥姥屋睡了，今天院长讲座怎么样？”我说：“还行，他说这次我没评上副高。”妻子很吃惊，关切地问：“怎么回事？”我说：“一周就给我排两堂课，参加文化类节目也不算学术成绩，让我怎么评？”妻子说：“那要不找找机关领导？”我说：“算了，本来也没抱希望。”妻子从后面抱过来说：“没事，咱好好抓住电视台的机会，照着明星学者努力，该来的总会来。”说着贴得更紧了一些。

隐隐地，他闻到后颈飘来一阵馊味，低头见妻子胸口上两团奶渍，心中难以抑制地恶心起来。他拿开她的胳膊，拍了拍说：“睡吧，明天周一。”

“例会最后，我想就职称评选的事说两句。”院长说，“本次评定，我们依旧坚持了公正公开、严格把关的原则。评上的老师，要不忘初心，加倍努力。没评上的，更应该鞭策自己，调整心态，防止消极情绪。在这个问题上，个别人应该向华虚舟老师学习，坦然接受结果，毫无怨言，依然坚守在工作一线。”

他低着头，在本子上胡乱地记录，却仍能感受到同事们暗戳过来的目光：谁没评上能甘心，你在这装什么？

“小华，你留一下。”院长招招手说。

又怎么了？有什么事不能电话里说？非要表现出这种根本不存在的亲密？刚才的表扬已经把他放在了所有老师的对立面，这个可怜人已经失去职称了，别再让他失去同事关系了行吗？

我迎上去问：“院长，您找我？”

“对，北大研究所所长昨天给我打电话，说他们要立项，做一个中世纪汉文化圈重要诗人比较，想让我推荐一个咱们学校了解日本诗歌的人参会，我就想到你了。正好所长对你有印象，说他在网上刷到过《华夏诗词大会》。好好准备，小华，珍惜机会，给学院长长脸。”

他连声感谢，点头点得自己阵阵晕眩，愧意也无声地在心底漫开。院长还是厚道的，因为职称的事就对他怀有微词，实在刻薄，毕竟大家都有难处。

“哦，还有一个事。”院长不经意地说道，“就是我侄女那边，正常来说明年要参加美国的交换生，当然，得在平均分达标的情况下。这孩子有点贪玩，你也是知道的，我就是了解一下，期末考试她准备怎么样了？”

我说：“没问题的，院长，您放心，以孩子的能力，期末成绩不存在问题。”

下午，我将一张抄着选择题答案的纸条，夹进了分发给院长侄女的作业里。那愧意也随之消散了。想了想，我又给教务处的冯晶晶发去了一条信息，问能不能往系统里录成绩之前先给我看一眼。冯晶晶很快回复，好的。我心中欢喜，又追问午休时要不要一起散步。她回了个“OK”的表情。

吃过饭，我早早来到操场等候，同时不忘贴心地买上两杯奶茶。跟冯晶晶联络上虽是近期的事，但早在教务处招聘之初，我就在公示的名单上注意到这个清秀的女孩了。那时她上半身被框在一张窄窄巴巴的登记照里，却丝毫不影响她散发出灵动烂漫的气息。果然入职后，每逢她出现在食堂就会引来大家的目光。我暗地里打听过她的消息，也偶尔在排队时故意站到她后面，可所有交集就仅限于此。转机是在《华夏诗词大会》播出之后，有天冯晶晶竟主动找到我，说敬仰我的学识，她也是文学爱好者，一些问题想向我请教。我欣然同意，了解完才明白她原来在创作小说，有两篇发表在区宣传部内刊上以后，就再无作品。当下她正在写作一篇有关师生恋的题材，开头还好，中间部分则难以为继，希望我能给她些许启发。

我不愿承认这于我而言属于知识盲区，便尝试替她写了一段，她十分满意，希望我继续提供，我却写不出更多，只能绞尽脑汁回忆毕生所遇奇闻异事，帮她获取灵感，然而所述无一可用，好处却是我从此有理由经常约她散步。

冯晶晶嘬着奶茶说：“华老师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个味儿？”

我做出很随意的样子说：“小姑娘，不都爱喝这玩意儿么。”

她转过头说：“华老师你给没给我想小说？”

我说：“想了呀，这不是一直跟你讲么。”

她说：“不行，同学借钱，孩子打架，邻居出轨这些都没法用，太庸俗了。”

她居然有脸说“庸俗”？她每天生产那么多垃圾文字，已经是最主要的庸俗制造者了。这样一个人，此刻居然用“庸俗”来概括他的历史，没有比这更荒谬的事了。

冯晶晶噘起嘴，佯装生气地说：“华老师，你再想不出来，我不跟你散步了。”娇俏的唇瓣飘散出奶茶甜腻的香气。他想说些什么来给出致命的还击，话到嘴边还是咽了回去。

“好，好，”我说：“一定想出来。”

下班回到家后，我给北大的所长打了个电话，交流还算顺畅，约好下周去文科实验楼碰一碰。我正盘算着需要准备些什么，小姨的电话这时响起。他不禁眉头一皱，这个点打来，不会有别的事情，一定又是她孙子的作业写不完，让他赶紧帮忙交一篇作文。他该怎样向他们解释，高校研究的古典诗歌和初中生作文是有差别的？他如何能让他们知道，自己对于给初中生当枪手的事情有多么厌恶？难道帮亲戚家小孩子写作业是知识分子的宿命？

很意外，小姨并不是要写作文。她在郊区买了个房子，打算养老住，最近搬家，有些瓷器不敢交给搬家公司，想让我周末回趟白城，帮她拉点过去。我在心里松了口气。

对于故乡，我有一个物理意义上的概括：春节期间必须回去的地方。每年春节，白城高速收费口都会打上两行字，左边：常回家看看——低三下四的。右边：热歹欢迎白城儿女回乡过年——LED屏有一片坏了，本来是“热烈”。

我很少在春节以外的时间回白城，本以为这次回来路况会好些，可不知为什么，收费口只有一个开放，几百米外就开始堵车。到达小姨家比正常晚了一个小时，我快速地搬完瓷器，找了一家比较大的超市进去，周六要去拜会北大所长，我准备带一点土特产登门。逛了一圈，我看到了哈尔滨红肠、延吉冷面、盘锦大米，甚至还有装在牛角里的内蒙古马奶酒，就是没有看见任何白城特色的东西。白城没有特产这件事他一直知道，可每次回来还是期待着有什么石头、家畜或者农作物被挖掘出来，披红挂绿，包装成这个小城的代表。然而，每一次期盼都会落空。他不禁埋怨起闯关东的老祖宗，要么老老实实待在原地别动，要么勤快点再往北走两步，怎么就非挑这么个寸草不生的地方落脚？害得后辈儿孙送礼都犯难。

回程路上正好遇到晚高峰，七十公里的距离开了三个小时。到家，我已是疲惫不堪，想到明天上完课还要去电视台录制节目，不觉间头昏脑涨。

“你尝尝。”妻子端过来一碗甚似混沌的东西。

“好，等会儿。”

“你尝尝嘛，我炖了一下午。”

“好，等会儿。”

“你怎么了？”

“没怎么啊。”

“那你这什么态度？一进屋就没个好脸。”

“不是说了么，堵车，我累都不行？”

“行，歇着吧你。”

“你上哪？我喝还不行吗。”

“倒了，喂狗。”

“你他妈会不会说话？”

“你骂我？我给你生孩子给你做饭，你骂我？”

在沙发上睡到第四天，我落枕了，脖子只能僵硬地歪在一个特定的角度上，看起来好像在质疑全世界。这一改变让电视台导演很满意，因为节目中我机智犀利的人物设定由此增添了形象上的可信度。不会有人看得出，台上侃侃而谈的男嘉宾夜夜像流浪汉一样睡在客厅。

晚上十点半，我妈突然打来电话，“喂，儿子，没睡呢？”

我压低声音说：“没呢，有事么，妈？”

那边声音故作轻松地说：“没事，我大孙子挺好的？”

“挺好，睡了。”

“哦，跟谁睡呢？”

“他妈。”

“哦，你俩最近挺好的？”

“挺好，妈，单位领导来电话了，我回一下，改天给你打。”我稀里哗啦地挂了电话，冲厕所一样给这段对话结束了。

句句都是废话，句句都是明知故问，真相只能是母亲从丈母娘那里听说了他和妻子在闹别扭，打来电话关心。可他抗拒关心，因为他明白这关心的本质是拉拢。小时候，母亲宿醉后，哭诉父亲的不忠，他是唯一的听众，这使母亲产生了一种误解，以为他怀有深切的怜惜，愿意主动在自己抽泣时提供一个倚靠。于是，从他谈恋爱开始，母亲便紧盯他的情感波动，企图趁机还之以怀抱。而除了报偿以外，他还看到了母亲求盟的心理。她渴望两代人因婚姻不幸抱头痛哭，一同诅咒，一起谩骂，她在深处渴望被那种场景感动。全然不顾他对这一切感到多么羞耻。

他又一次怀念起父母分开前的生活，不是由于留恋，而是那时间没有人需要他，他说什么都无所谓，是不是人类的语言都无所谓，只需要在适宜的时候发出声响就可以了。

与北大所长约见那天，我起早来到了学校，可是一走进文科实验楼的办公室，我就意识到尴尬了。屋里坐了六个人，个个对着电脑和一摞资料，而我手里只拎了一盒狗肉，那是我好不容易挑出的产地位于白城且包装比较体面的商品。

北大所长依次向我介绍，这位是中文系教授，那位是文学院副教授。介绍我时，所长说：“这位是《诗词大会》的华虚舟。”

会议大概进行了两个小时，所有人都低着头，翻看各自的电脑。全程我坐在一旁，听他们陈述各自近期的研究进程，中间我考虑了一下要不要插句话，表达些见解，为自己赢得一点存在感，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当口。我试图集中精力，寻找时机，却总是不断地出神，好像踏进了深不见底的漩涡。一个老师发言时，说道：“‘古池/青蛙跳入水里的声音’，古池象征着寂灭，青蛙则代表了世界的存在，而青蛙跳入水中的动作恰恰反示了生命的虚无，松尾芭蕉正是在这一刻懂得了，一切存在都是为了证明不存在。” 我不禁一阵恍惚，此刻我在这间屋子究竟是存在还是不存在？终于第六个人发言过后，出现了一段沉默，我微微欠身说：“我冒昧补充一下……”没想到所长几乎同时开口道：“今天就先到这吧。”

从办公室出来，我把狗肉扔到汽车后备箱，然后像卸水泥一样把自己栽进驾驶座。我不想回家，可也不知道能去哪里，有学生贴着车头走过，警报器“滴滴”响起，我烦躁地按下喇叭，学生吓得躲闪到一边。

这时从文科实验楼走出一个男人，头戴鸭舌帽，身穿棕色夹克，直奔我来，然后非常自然地打开车门，坐进了副驾。学校校园比较大，各个教学楼走到正门有些距离，所以经常会有老师下班时相互搭车。我虽然不悦，但考虑到都是一个单位的同事，出于礼貌还是问男人：“老师你也下班？”

男人说：“对，我下班。”样子仍旧十分自如，仿佛在回答出租车司机。

我更加不悦，想抛弃掉眼下的情景，躲藏进那个声音里，脑袋却空白一片。我于是深踩油门，加速来到了正门口。我说：“到了。”

“我不在这下，”男人把座椅靠背降下来，伸了伸腿说，“我也到铁山西路。”

我微微一怔，面前的男人我没有什么印象，可他却知道我回家的必经之路。我警惕地说：“我不走那边。”

他说：“你回家怎么不走那边？”

我说：“我去开发区。”

他说：“我去开发区也行。”

这时后面传来校车的鸣笛，示意我让开道路，我只好继续行驶。男人更加自如地打开手机，连接上车内的蓝牙，开始播放歌曲。我强忍着怒气，劝自己，既然他知道我回家的路线，想必是认得我与我熟识的人，低头不见抬头见，总归是留些面子好。一路上我频频超车，像条泥鳅似的穿行在马路上。为了表示不满，我嘴巴紧闭，一句“你是哪个学院的老师”这样寒暄的话也没有说。那男人倒也自在，听着歌慵懒地盯着前方，看起来同样不打算与我对话。好几次我故意往左大甩尾，他被晃得帽子掉在腿上，却依旧没有开口。我心想这是哪里来的神经病，明天非要到学校好好问问。

转过一个路口时，车流变得缓慢，离到近前只见一辆卡车和一辆救护车横在中央，几个白大褂垂手站立，旁边躺着一个身穿制服的工人，几米外还抛着一只坑坑洼洼的保温杯。我从没见过这么新鲜的死人，经过卡车时，忍不住好奇地多看了两眼。只见那人露出的皮肤透着骇人的蜡黄，身上没有明显的血迹，应该是内脏受到损伤，死于非命。紧接着，我不知怎么就又回忆起下午在文科实验楼出糗的时刻，于是开始恶毒地想象卡车下躺着的人是那个北大所长。

男人这时开口了：“我还是第一次见这样刚死的人。”

由于这个插曲，我的情绪被转移了一些，回应他道：“我也是。”

男人说：“你看他脸色黄得邪乎，身上地上也没有血，估计是心肝脾胃都撞碎了。”

我说：“对，我也感觉是内脏出血。”

男人说：“要是北大所长躺在那就好了，某些难堪的事情就可以被抹掉。”

我心中一惊，差点擦上前面的汽车。男人的身体被这脚急刹又晃了一下，门牙把嘴唇硌破，渗出血来，他抬起胳膊，抹在了手背上。

我不敢侧过头，攥着方向盘小心翼翼地问：“你是北大的？”

男人正了正帽子说：“不是。”

我说：“你认识北大的人？”

他说：“不熟。”

我不敢说话，心跳如擂鼓，手心里都是汗，握着方向盘跟在前面的汇车后亦步亦趋。男人忽然说：“他们今天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介绍别人都是职务，到他这里就用个电视节目一笔带过了？就因为他没评上副高，所以连被了解的资格都没有吗？再看看那六个人吧，他们很显然也知道《华夏诗词大会》，每当电视播放的时候，他们就不屑地告诉家人，在这种小地方台节目上抛头露脸的都是学校里没课的边缘人物。发言被选入初中生阅读题又有什么好得意呢？只能说明足够浅显。今天起，他们的证据更充分了，那个坐在嘉宾席上的人连个副高都不是，对‘过来碰一碰’的理解竟然不是带着电脑和资料，而是提了一盒狗肉，下次怕不会要带一桶散白吧。听说老家在白城，果然是小地方出来的。”

一瞬间，我脑中空白，无数的噪点涌进，仿佛有只手伸过来，抓起我的脑浆揉碎再搅拌到一起。男人则毫无波澜，刚才碰破的嘴唇已经不再出血，他伸出蛇一样的舌头，舔着伤口。我竭力控制着发抖的手，问那男人：“你是谁？”

男人说：“这不是很明显吗？我是你的声音。”

我听见心脏发出冰裂一般的震响，随后纷乱的念头不停闪过：四十迈下跳车有无生命危险？精神病患者袭击他人是否需要负刑事责任？

“你还在怀疑我。”男人平静地说，“生育之后，妻子沉耽在初为人母的感受中，全然忘记了形象这回事，头发不洗，睡衣发馊，他看着她越来越觉得像一只牲口，对房事更提不起一点兴趣。他宁愿一边想象着白天里见到的形形色色的女人一边在厕所里自渎。他甚至想象过电视台里那个念白字的女主持人，想过用最肮脏的手段羞辱她。”他语气平稳，也因平稳更显得冷漠。

我只感到喉咙干哑，发不出一点声音。男人把手机音乐关掉继续说：“他这一生痛恨庸俗，可偏偏又是被庸俗成全的。考大学不知怎么报志愿，最后是由母亲那个有点文化的舞伴拍板的，结果他踩线进了吉大文学院。硕士毕业没考上博士，偶然得知可以申请东京大学的冷门专业，但是学杂费需要十万。他本想放弃，危急关头小姨慷慨相助，他得以从‘落榜’变为‘留洋’。事业爬坡阶段他有了儿子，本市的保姆费比他工资还要高，岳母为照料外孙，便前来同住。于是他隔三差五就要偷拿回些A4纸，供岳母叠吐瓜子皮的垃圾盒，或者拎一兜充电宝、小台灯到单位充电。他的父亲，那个高中语文教师，倒是不庸俗，应该说是风雅的。可‘风雅’不要他，跟音乐老师跑了，没两年，得癌死了。留给他唯一风雅的遗产，就是他的名字，以及小时候教他背诵‘巧者劳而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虚而遨游者也’的回忆。”

我再也忍不住，猛地按下车喇叭说：“你把嘴闭上。”

男人没听见似的，清了清嗓子说：“我还可以讲更多。”

我无力地说：“你够了没有？”

男人说：“那你信了没有？”

我说：“你想干吗？”

他说：“来和你谈谈。”

我说：“谈什么？”

他坐直了一些，像个销售人员般客气地说：“冯晶晶，教务处的漂亮女孩。”

我感到周身的空气更加稀薄，紧张地问：“你什么意思？”

男人说：“你喜欢她，你想给她展现自己的价值，赢得对方的好感。”

我反驳道：“可我没做什么，手都没拉过，我不过是希望聊聊天，这也有错？”

“这不是关键，”男人欠身说道，“关键是你在讨女孩欢心的同时，还想要脸。”

我憋得脖子通红，说不出话来。男人说：“同学借钱，孩子打架，邻居出轨确实就很无聊，可你真没有足够刺激的往事讲给她听么？未必吧。况且，你生活中一切矛盾的根源不都因为想要脸吗？”他把脸转向我说：“恕我直言，你这样的人，脸这玩意儿，不要也罢。”

我愤怒地朝他喊：“我哪样了？”

“就是欲望当中包含尊严嘛。”

我刚要发作，男人又用那样客气的声音说：“别激动，我是来帮你的。你想看看，追求女孩，满足爱欲，难道不需要付出真诚吗？以你的情况，难道不需要撕碎胸膛，掏出心底最隐秘的部分作为交换吗？好好考虑一下吧，世界是公平的，抛下一些，才能得到另一些。”

灰色的日光伸进车窗，中控屏幕上反射出男人的影子，我看着他侃侃而谈的样子说：“你到底想怎么样？”

男人挺直身体，认真地说：“决斗。你我轮流来讲述那些隐秘的往事，谁说不出口，谁就会死掉。”

我说：“你在开玩笑吗？方向盘在我手里，我一个加速，咱俩都完。”他同情地笑笑。我试着点了下油门，毫无反应，汽车以安全的速度行驶在马路上。这时外面下起了小雨，雨滴落在车窗，包裹住灰尘和污垢，留下一个个肮脏的圆圈。我默默打开雨刷器，沉着脸问男人：“具体怎么做？”

“很简单，一个人说出一个词语，对方来叙述围绕这个词语发生的事情。”男人说，“出于礼貌，我可以让你先开始。”

我想了一下，试探着说：“蚂蚁。”男人没有犹豫，非常流利地回答道：“小时候的一天，他突然发现了一个惊天秘密：蚂蚁并不知道人类的存在。他将这个重大的消息告诉给身边每个人，尽管没有人感到震惊，他还是因此激动了好几天。此后坐在路边观察蚂蚁洞成了他最大的爱好，并且赋予了自己类似上帝的身份，有时是将手挡在蚁群前面，模拟一座大山。有时则帮助它们掰碎搬不动的饼干，然后想象蚂蚁们振奋欢呼。后来，只要看到蚂蚁，即便再忙，他也会停下，蹲下来扮演一会儿创世的神，仿佛冥冥之中能预料到他一生中最有掌控感的事情就不过如此了。”

男人讲完抱起肩膀说：“我还是建议你别太保守，因为我不会害怕回忆。”这时，我看到他的嘴唇又渗出血来，不多，却分外鲜红。“生蚝，”男人突然看着我说，“你要回答的词语是生蚝。”

我皱起眉头，努力回想与“生蚝”有关的事情，前方红灯亮起，我说：“从小时起，我就有着异常发达的联想能力，出发地和目的地之间遥不可及，很多时候我也解释不清两个看似毫无干系的事物是怎样被联系起来的，可就是头脑中填满了这些古怪的想法。比如每个数字都是一个人，1是个头戴黑色高帽的爵士，2是个靠骗男人钱生活的窈窕美人，5是个憨厚的蛋糕店老板，7是个吊儿郎当的高中生。类似的还有，我总会在不应该像人的物体上看到人的脸，我曾经觉得我爷爷奶奶像葡萄干和板栗，英语老师像麻将里的白板，黄晓明长得像鸡精，韩红长得像大拇指，所有姓孙的人都像黑色的门锁。最无法解释的是，我总觉得‘抑郁’这俩字很像生蚝，一个是没撬开，一个是撬开了摆在盘里，后来每次看到抑郁症话题的时候，我脑子里就全是生蚝。几年前，学院里一个非常优秀的孩子突然从七楼的图书馆跳下去了，后来调查才知道，这个孩子患有抑郁症已经三年。作为平日接触最多的老师，我被任命负责去与学生家属沟通善后事宜，尽量在赔偿最少的条件下把事情平息。当天在会议室，我见到了那对农村夫妇，两人相互搀扶坐在角落，眼睛空望着，像是干涸的井。我无声地站在旁边，大脑空白，准备好的说辞一句都想不起来。闭上眼，看见的全是生蚝。那一刻我感觉自己仿佛是海岸线上的礁石，表面被层层的生蚝攀缘吸附，覆盖得密不透风。”

男人抬起手，一下一下地鼓起掌。“很精彩，”他说，“下面轮到你提问了。”我尽力地思索，眼前的车流逐渐模糊为一道深渊，我向着深渊中心的黑暗前行，却还是在即将接近的刹那退了回去。我说：“怪兽。”

男人轻轻地笑了一声，对着恢复了秩序的车流摇摇头。“怪兽做错什么了呢？”男人叙述道：“小学时，他跟同学在家里看《奥特曼》，每当怪兽被击溃，同学们就发出亢奋的欢呼，跳到地上做出奥特曼的胜利动作。他也会参与，但其实心里十分困惑，奥特曼为什么要打怪兽？怪兽哪里做错了？它好像只是过于巨大，在城市中行走非常不便，碰坏了建筑和绿化，为什么就必须将它消灭呢？他心里揣着这些怪问题，笑和闹都比同学慢半拍。那一刻他还不知道这样的想法会在身体里存活那么久，未来的几十年，他接触任何电影、小说，代入的都是反派的感受，在长久的观看中，他罪行累累，一次次地被正义复仇。刚进入学校时，他教授的第一堂公选课是‘作品赏析课’，说到‘金子美玲的语言温暖灿烂，如阳光照进黑夜’时，他在讲台心虚得两腿发抖，觉得自己就是那阳光背面的黑夜。”

男人用指腹在膝盖上拨弄了几下问：“怎么样？”我默默盯着窗外的雨点，无话可说。男人说：“该我了吧？”我说：“你讲。”男人说：“纸杯。”

我胸中升起一股烦躁，仿佛当街被扒掉了裤子。男人见我脸色不对，惬意地往后靠了靠。我压着火说：“在东京留学的时候，没有多余的钱总去饭店，宿舍又不能做饭，就只能吃食堂。日本人的饭，清汤寡水，还有很多生食，一大盘子满满登登，忙忙叨叨，却不知道是在干什么，就算炒熟了也不会好吃。小学时候体育课都要跳健美操，老师说我跳得有一种没有退路的感觉，我当时感觉眼前的餐盘也没有退路。倒也没有难吃，但就是给人深深的挫败感，就像许愿的代价是交出你的灵魂一样。蔬菜太过于未加工，简直可以在我的胃里长出根，鱼吃了蔬菜也能活过来，游进肠道里。我甚至觉得嘴巴每天能接触到最美味的东西就是喝水的纸杯。起初这不过就是句玩笑话，直到有天，我试着撕下一小块放在嘴里嚼，竟然有滋有味，不是真正的咸淡，是滋味儿，你懂吗，滋味和口味是不同的。”讲到这里，我竟然有些兴奋起来。“刚开始我嚼上一会儿就会吐掉，后来觉得难以满足，便咽进去了一小块，没见什么异样，我又开始咽更大块的。再后来，我不止于纸杯，看到什么都想尝一尝，渴望感受牙齿研磨世界的过程，于是我陆续又吃了墙皮、泡沫、线头、野草，甚至一点铅笔芯。有些吃进不会反应，有些则会肠胃绞痛。渐渐我发现最安全、最好吃的还是纸杯。我便偷偷搜集起各种样式的纸杯，没人注意时，撕下一块像泡泡糖一样慢慢咀嚼。

“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参加工作，我并非没有心理负担，也曾尝试戒掉，但是屡屡失败。有次我在办公室吃，正好被前来问问题的学生撞见，我慌张地把嘴里的纸屑咽下去，开始一本正经地解答问题。学生却好像什么都没听到，眼神里满是惊恐和讶异。从此那位学生在我的课上就只坐最后一排。此事让我羞耻万分。于是我决心从根源入手解决这件癖好，跑去图书馆借了本弗洛伊德，看到书上说口欲期是人格发展中的重要阶段，没有得到充分满足，成年后会出现不健康心理，形成病态的‘口腔性格’。我读着，感觉像从波光粼粼的河水中打捞出一条发臭的死鱼。然后，我把那一页书撕下来，吃掉了。”

“可以。”男人发出短促的笑声。我没有理会他，紧闭嘴唇，在心里往深渊的中心挺进。“羊，”我说，“对，你要回答的词语是，羊。”

男人点点头，轻松地说：“上初中的一天，他突然不想再使用人类的语言了，在家里的一切交流都开始用‘咩’来代替，不是扮可爱的那种，而是平铺直叙，单调简短地一声‘咩’，仿佛在荒原上啃了十年草的老羊。母亲说吃饭吧。他说‘咩’。亲戚说考完试了么，他说‘咩’。父亲说你妈事儿真多，他说‘咩’。开始时家人非常反感，连揍带骂要他好好说话，时间一长，也就习惯了。‘晚上吃点什么？’‘咩。’‘你要哪个颜色的鞋？’‘咩。’‘喜欢爸爸还是妈妈？’‘咩。’如此交流竟然丝毫不耽误日常沟通，他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反正人们多数时候需要的也不是他的回答，只不过想听个响儿。”

男人说完不无得意地看着我，我故意不做出任何回应，平淡地说：“下一个词？”男人挑了挑眉毛，能看出有点失望，不过他也很快调整回来，看着前方的车道说：“北海道。”

我沉默了一会儿说：“我永远都学不会好好说再见。”此时窗外刮起狂风，枯叶和树枝不断砸在玻璃上，汽车却行驶得更加迅速了。我深吸一口气说：“由于父亲的原因，从小我便十分在意‘离开’这件事，希望自己成为一个负责的、体面的、跟他完全不一样的人，结果恰恰相反。在过去的交往中，我主动结束过许多段感情，却从来没有提出过分手，一般都是找理由吵架，给对方逼到无法忍受后自动解除关系。要不就是直接消失，留下一摊残局。好像这样就不用做坏人，又或许可以为日后‘睡回笼觉’留下一定的余地。结束感情的缘由也难以言说，连我自己都无法理解，也无法表述，经常是处着处着，突然就感到万分虚无，不知道自己在干吗。后来结婚是因为，妻子是唯一一个回头找我的人。那时是春节，我们正在恋爱，一起到北海道游玩。她心情很好，午饭时，一边吃一边跟我聊天。无意间，我瞥见她张开嘴的一瞬，口腔里翻涌着黄色的食糜。我顿时感到强烈的幻灭，浑身充满不适，拼了命地想逃离此刻。于是我找借口回到酒店，拎起行李不告而别，把她一个人扔在了除夕的海边。回国后，我以为一切都结束了，她却在开春的时候又出现在了我家门口，说想去看电影，接着我们就很自然地回到了之前的状态，谁都没有再提北海道的事情。我也不知道在成为我妻子的这些年里，她是否后悔过。”

男人听完后，沉默了一会儿说：“你讲得很好。”接着朝着空气点点头。雨下得更急了，子弹般对准玻璃射击，坠落的水滴被风撵到一角，冲击成细细的小溪。男人用关节敲了敲玻璃，雨水汇成的小溪碎裂四散。我问：“还讲吗？”男人做了个请的手势说：“当然。”我脑中一片汹涌，试图挖掘到更多埋在隐秘之处的记忆，过了很久，我看着前方说：“习惯。”

男人思考了一会儿，开口道：“每当结识一个人，他总会无意识地去模仿一种那个人的习惯，有时是生活上，有时是语言上，有时是思维上。没有目的，也没有偏好，只是无意识的自我调整，并且在达成以后，内心会获得奇妙的满足。学习的习惯也不一定都是好的，小时候他最好的朋友是个外八字，不久以后，他也成了外八字，两人走起路来像随时会缠到一起。母亲为此严禁他跟那个朋友来往，后来升上了中学，他有了新的朋友，外八字也被新的习惯轮替掉了。可是模仿还在继续，他就像一个雪球，一直前行一直变大。渐渐他吃的是以前不会尝试的食物，说的是别人发明的口头禅，写的是跟同桌一模一样的字迹。有天他发现他已经不是自己，事实上没有‘自己’存在，他是所有他遇到过的人的集合。他真实拥有过的好像就只有心里的那个声音。”

男人说完斜靠进椅背。此时雨势渐小，车流将我们包裹进一段拥堵，夕阳穿破浓云升了起来，天边隐隐透出红光，仿佛有人在荒原上放火。车流笨拙地滚动，看不见尽头。

我说：“这个无聊的决斗要进行到什么时候？”

男人说：“不要着急，我觉得快结束了。”然后他把车窗摇下去，本已渐微的雨点针尖一般飞射进来，扎在我的脸上。男人看着我说：“信，下一个词，是信，你可以开始了。”

我直感到一阵眩晕，两手发麻，强忍着不适问男人：“我可以直接选择死去吗？”他说：“当然不可以，你这样回答就说明你想得起来，所以你说不说这一局你都是胜利的。”

我只好按下车窗，平稳住喘息说：“三年前。三年前我和妻子刚开始恋爱，她那时坚持想要一封手写的情书，说是在一段感情里，情书作为仪式必须要有。我没有放在心上，始终没有兑现。结婚当晚，她郑重地交给我一封信，对我说，情书还是要有的，无所谓谁写给谁。”说到这里，我再也无法继续，指甲深深抠着方向盘。

男人兴奋起来，问道：“你准备就这样结束了？”

我咬着牙说：“后来，冯晶晶要我替她完成一段小说，我写不出来，又不愿承认，于是把结婚时妻子写给我的情书，当做内容写进小说里了。”

男人侧过身，点点头说：“你敢讲出来，这我确实没想到。必须要说，你讲得不错，美中不足的是缺乏细节。虽然不影响我们的决斗结果，但是我还是想把这个回忆补充完整，毕竟我挺喜欢这一段的。”

我狠狠瞪着他说：“你非要这样吗？”

他笑了起来：“那篇小说讲的是一位老师引诱他的学生，那封信出现在老师第一次邀请学生去他家之后，信的内容是这样的。”然后男人抑扬顿挫地背诵道，“亲爱的华，很高兴用写信的方式与你相见。这使我想到多年之前听过的一档电台节目，内容早已忘记，不过在节目里，主持人总在读着听众来信，一封接着一封。开头往往只有三个字：展信佳。后来，我花去很长时间，才弄明白到底是什么意思。那时的信是折叠起来的，展开有展开的乐趣，无论内容，至少在打开之时，人人怀着无与伦比的期待。而在此时，我脑海中仿佛放映着一部轻松而愉快的电影，有童话的想象、轻巧的波折、遗憾的错过、令人心碎的误解，但总能实现彼此的愿望，也许人们就是怀着这样的愿望去生活的。这种心情我只有在上个世纪末才体会过，那是迷人而复杂的二十世纪之尾声，人们历经了变革、主义与思潮，厌恶了迷乱及反思，如同约定好了一般，暂时休憩那么一刻钟。说到这里，我想起了一段戏剧台词：在新世纪来临前，我们要整理人类的财富；在新世纪来临前，我们要清扫没用的垃圾；在新世纪来临前，我们要推翻不切实际的思想；在新世纪来临前，我们要摒弃一切软弱的东西。我想，如果我们都喜欢这一剧目，原因也许在于这种值得怀恋的憧憬与决心，时时升起，四处漫溢，比火焰更壮烈，比水更温柔，矗立于我们身体的内部，像是一种坚固而庞大的无定形物，伸展手臂，便随着你所指的方向流去；挺起胸膛，便凝聚在你的心脏——当然，我说的也是爱。这个命题谈来复杂，但只要是活过的人，就不会对爱一无所知。此刻，我倾向于认为它是一种教育——不仅学习去爱，人们也在爱里进行学习、沉思、辨认。如果说什么能真正拓展边界，使自身初具朦胧、稚嫩之轮廓，那么我想也只能是爱了——是射过来的那一道光，也是光线本身。很幸运，能与你一同注视着这束光芒。”

我忽然感到身体里充满了力量，几乎是呐喊着对男人说：“信，我的下一个词也是信。”男人眼中顿时现出慌乱，顿了一下，看着我说：“不可能，你的生命中只存在过一封信。”

我说：“在小说里，这封信出现在老师与学生的第一次交锋中，老师试图用这封信说服学生，使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合理。小说的结尾，学生烧掉了老师的房子，老师坐在燃烧的客厅中，手里捏着这封信。”

男人说：“这件事不是秘密。”

我说：“是的，但我交出小说以后，在梦里给妻子写了一封回信。”

男人露出难以置信的神情，瞳孔越来越大，越来越清透，对面汽车川流不息，映照在他镜子一般的眼中。我说：“是的，梦境里，你进不来的地方，只有我知道的地方。”他的额头开始苍白，喉咙里发出低低的哀鸣。“想听听那封回信吗？”说着，我将所有的玻璃按下去，外面的阳光、雨滴一同降落在身旁。迎着风我大声背诵道：“那时我并不知道，这样的句子是否会引起你的共鸣，也并未揣测过你的感受。如今，我再一次写下来，却发现比记忆里的那封信更加真实，因为我愿意珍视你的每一次微笑，每一滴眼泪。也因为我要郑重地回答你，光芒不会是突如其来的神迹，因为那无非一种置换，往往在其显现的那一刻，便彻底失效了，永不再来。光芒是一种缺失的信仰，需要艰难地挣脱，无尽地审视，摒除全部的反射与折射，通过所有的荆棘与海水，建设不可取代之道路，才能认清核心之源。与其说我们剩余的生命用来去爱，不如说去建设，因为爱即建设，即重返，即最初的无尽幻想，也即最终的唯一的拯救。不必怀疑，一旦拥有，它便不可丧失。我也愿意相信，除此之外，我们都不再需要任何额外的事物了。”

雨已完全停住，泥土的气息无形地笼过来。我转过头，看见男人后背佝起来，在不断褪色的天幕下像一只瘦弱的月牙。“没有人，”他低着头呢喃道，“外面没有人，除了我们自己。”然后打开车门，消失进无边的车流中。我跌靠在椅背上，大口大口地喘息，身体前所未有地沉重，骨骼发出苍老的颤动。我跟自己说，睡一会儿，就只睡一会儿。然后我闭上眼，一步坠入进透明的汪洋。

责任编辑 鄢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