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文艺》推出“青年作家专辑”，这一组小说作品风格各异且作者几乎都为90后。已有不少文章开始勾勒这一代写作者的整体图景，尤其是在与80后写作的纵向对照中，提炼代际区隔的文学特征。我个人感觉是为时尚早。不过在阅读这组小说的同时，我时不时想起近二十年前，正当80后在新世纪涉入文坛之际，有两部电视剧集《奋斗》《蜗居》引发万人空巷。当时网友总结出这样一条编演方程式——“50后导演+60后编剧+70后演员= 80后生活”。这让身为80后的我耿耿于怀，当然不是说80后的经验只能由80后来表达（文学经验原是可以在不同代际间渗透与传达），而是纳闷为什么一度有如此强大市场号召力的写作群体，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一个被命名、被描述、被代言的对象？抚今追昔，“反抗被描写”对于90后来说已经是一项早被揭过的课题吧，或者说，他/她们牢牢地将自我叙述的权利收归己身。

自我叙述并不等于叙述自我。人只有在关系中，在与他者的对话中才能更清晰、更丰富地辨别自身的经验。“关系”或许正是《休眠火山》的一种主题。在即将身为人父之时，周苏捷借故开溜到上海，他联系了此前有过交往的两个女子，似乎想要发生点什么，也确实即将就要发生了，但最终什么也没发生。这是男主刻意为自己争来的一个喘息的间歇，仿佛日常生活的脱轨，又来到的是频繁上演奇迹的魔都，也将角色扮演和道德规范尽数解脱；然而这个间歇期仿佛黑洞一般，吞噬、取消了男主的蠢蠢欲动。多么神秘的“取消”，仿佛就是制约着火山不爆发而处于休眠状态的神秘力量。男主肯定疑惑是什么力量主宰了“取消”。当然，在旧情复炽的刹那，女子回归了角色规范（“她的女儿刚断奶！”），可是我还是想寻找一些介入、参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神秘因素。比如，周苏捷经常会认为妻子多愁善感（她坐火车时居然会敏感到“住在铁路边的人要承受多大的噪音”），可是小说一开篇，就别有意味地写周苏捷走进医院时的“分心”，他注目于窗外的悬铃木被修剪，“丧命于电锯下的树枝散发出类似于刚修剪后的草地的味道”，他依稀记得（正是多年前交往过又即将在上海重逢的女子告诉他的）这是“植物受伤后释放的化学物质，实际上是痛苦的味道”。自我关注、自我满足的同时、旁逸斜出的“分心”时刻，是《休眠火山》的精彩一笔。

《闯入者》是非常典型的一个故事两种版本的讲述。版本一：苏瑶和丈夫的生活因为后者妹妹的闯入而出现危机，苏瑶通过向心理医生倾诉——这一次是从养了六年的牧羊犬“贝拉”开始——而试图缓解情绪。版本二：苏瑶已出现幻觉与妄想症状，于是才将女儿误认为丈夫的妹妹，于是才幻想出从未存在过的“贝拉”。医生开具的药物治疗精神分裂与躁狂发作，甚至建议物理治疗。小说的主体部分，是用版本二来拆解版本一。但这一代的年轻作者，可能并不接受幻与真、表象与本质的二元对立。所以在小说结尾，医生会怀疑在与苏瑶丈夫的通话中，“从电话那边听见了几声狗叫”。这或许还谈不上反转，但至少在两个版本的对抗性关系中调整了些许局势。

生活危机向心灵内部的侵扰与转移，是我阅读这一组小说的突出感受。《白马》开篇第一句话：“那是八九十年代交界之际，又或者，比她想的还要再晚一些年……”暗示出罗珍妮在复原真相时的主观随意。该篇完全可以罗珍妮的第一人称叙述视角来主导结构，但三三的处理是将罗珍妮下降为视角之一，在其之外又保留了一个叙述者。还必须注意类似这样的细节：刘梦兴致盎然地讲述水貂咬蛇之后，罗珍妮随即断言“又一个谎言，为了某种戏剧性”，可她否定的实则是水貂真实的习性。这些细节的累加，难免会为罗珍妮的自我叙述蒙上一层主观妄断的薄纱。读者一方面跟随罗珍妮沉湎往昔与当下，一方面不免推敲其叙述的可靠性。“白马的故事究竟意味着什么。恨、嫉妒”，这是白马和梅慧芬？抑或罗珍妮镜像中的白马和梅慧芬？这一镜像本身是否有心造幻影的渗入？白马的意象近期在青年作家笔下反复出现，比如孙频《骑白马者》、林戈声《奔流到海》等。或许是庞然异物的闯入，暂时中断了日常生活的常规。在《飞烟》中，孟还潮—李全—周显声仿佛是无解的循环，然而解套的“闯入者”阙如，或许是个人成长外化出的客观对应物。在三三这里，白马喻示着“直视此刻的一切存在”，包括外界和他人身上的黑暗，也当包括直视自我心中的黑暗。

《绳索与海洋》叙写了四次未及发生的死亡事件。第一次是叙述者“我”的自缢。弃绝自我生命是“唯一的哲学问题”，是断裂性的事件。然而一声手机铃声就唤回了“我再次降临人间”，电话另一头的向清邀请“我”“陪她走走”。偶然的电话（小说未交代这次铃声如何制造对“我”而言巨大的骚扰效果）、并无“多深交集”的朋友（即便是对这样的一位朋友，“我”也毫不犹豫地答应），中断了自杀事件。那么，这次自杀是深思熟虑的决定？为什么“我”对自杀都可以如此敷衍、漫不经心？淡然、冷漠，正成为这个时代青年群体中弥漫性的症候。值得注意的是，日常生活中经常有“午后梦魇一般的感觉”缠绕着“我”，“我的喉咙里像是卡了一粒玻璃球，需要非常用力才能维持呼吸”，也就是说生活中的实际感受很可能是艰于呼吸的；然而，兴许出于应对风险的防御机制、或弱者的武器、或游戏性的策略、甚或戴着一张不乏表演性的面具，“我们这一代”呈现出的却是冷淡、无所动心，“就像我的触觉神经忽然断掉了一样”。第二次未及死亡的事件是“我”和向清目睹天桥上的男人跳楼，围观的人群“不愿继续站在太阳底下，又不舍得错过接下来可能会发生的事情”。这是鲁迅式启蒙视野中的经典结构，不同在于，鲁迅笔下的“我”在“看”与“被看”之外顽强地选择出了自我，启蒙的诉求必须从这个位置出发。然而向清和“我”早已泯然众人，他们也是看客中的一员，“向清淡漠地回答我，仿佛刚才发生的事情已经退去了遥远的地方”。第三次未及死亡的事件是向清对“我”回忆童年，将露台想象成海上冒险。诡异的是，在这次想象性引发的事件中，也许是童年时代新鲜的感受力，也许是那个时候不需要携带面具，于是人的感官世界充分敞开，感应神经敏捷地、饱满地与外界互动，“海的味道如此真实”。《战争与和平》里的皮埃尔被法军俘虏，即将面临枪毙，排在他前面的是一个十八岁的瘦削男孩，被蒙着眼睛，但是就在行刑前，“他整了整后脑勺的结，让它稍微舒服一点”。这个带电的细节击中了詹姆斯·伍德，他感兴趣于“托尔斯泰这位决定论者”对这个看似“诡秘无意义”的动作所设定的意图：男孩在临死前去拨弄眼罩，“是在行使自由的最甜蜜犒赏呢，还是在对那个不舒服的结做出无奈的反应？无论是哪一种方式，另一个人的绝对个人中心，必然给了自负的皮埃尔以启示。在这段经历之后，他对他人之间差异性的感知开始增强。那位男孩调整了他的蒙眼布然后死了；皮埃尔，形象地说，调整了蒙住自己眼睛的东西然后活了下去”（詹姆斯·伍德：《私货》）。夸张一点说，“我”和向清在这次对童年未及死亡事件的追忆之后，也如皮埃尔一般获得新生。接下去是第四次，因为“我”的出手相救，借助那条原本为“我”自缢准备的绳索，挽回了失足卡在窗户上的小偷。这样的解读也许夸大了“新生”，毕竟在小说结尾还有“瘫坐”“死寂”的字眼。但我愿意在那副“冷漠”的面具背后，寻找意义涌流的瞬间。它们其实就潜伏在小说字里行间，比如向清的质问：“人跟人的相处，难道就不能直截了当得像作自我介绍一样，简洁又全面地把自己展示给对方看吗？”这些潜藏的、又不可遏抑的对意义涌流的渴求，仿佛就是海洋的浪尖吧。

我愿意在“海洋的浪尖”上，定位《第一人称》这部作品。当读到“我”在北大所长主持的会议上遭受屈辱，从单位隔三差五顺回一些A4纸、拎一兜充电宝到单位充电等情节，不免想起刘震云在1990年代写下的“小林”系列，它们共同属于青年知识分子被权力与世俗生活所阉割的故事。当然更耐人寻味的是共性中的迁变与差异。从形式而言，刘震云在《一地鸡毛》中实验了自由间接引语，混淆人物话语和叙述者话语的界限，双重作用于读者，促成个体经验的泛化。自由间接引语更多是为了捕获强烈的认同感，而小林内心的分裂则被小心翼翼地压制着。到了《第一人称》，“我”和男人的分身则充分将内心的分裂和盘托出。而主题与形式交相配合。在刘震云的小说里，小林连半夜起来看场足球赛都无法实现，这哪里只是一场球赛，分明就是小林精神苏息空间的泯灭。小林不是没有过挣扎，但是“足球赛”在“蜂窝煤”面前溃不成军，日常生活中有限的间隙迅疾被剿灭。这一间隙与分裂中意义的重生，成为《第一人称》中“我”与男人辩驳的主题与结果。所以这场辩驳顺理成章地会牵涉进“二十世纪之尾声”的故事，那是小林们的亲身经历，当年刘震云把小林们从形而上的玄思中一把拽出来，扔进生活的“一地鸡毛”，也正是“一地鸡毛”围困中的溃不成军反证了先前精神资源的贫乏、虚幻与不可恃。然而对精神资源合理与否的考较，不等于对精神资源之有无的评估。《第一人称》中男人仿佛是一类“魔鬼辩护士”（诸如浮士德身边的梅菲斯特，伊万·卡拉马佐夫身边的魔鬼），他引领着“我”开启一段回向内心之旅，两人“决斗”所开启的“隐秘往事”，渐渐挣脱困惑当年小林的烟火琐事，而与爱、承担、责任、心灵隐疾相关。这趟旅途，“在心里往深渊的中心挺进”，一一指认、正视内心的不堪本就如同“我”的精神自救；恍若阴极阳复，凿穿黑暗隧道的尽头让光透进来，在虚无的深渊等待爱的重临。

写作这篇阅读短札之际，正逢五月四日，我读到关于王晓明老师名为《新的可能：当代文化与当代生活》讲演的报道。王老师表示：“当前社会并非1990年代的状态，在那个时期里形成的支配性/主流文化、‘情感结构’、心智的普遍‘小器化’，如今都已遭遇怀疑和冲击，难以顺畅、难以为继。而这正是给人带来希望的：中国社会理当拥有开阔、丰富的文化，社会生活迫切需要文化提供新的进步的可能，我们的文化状况应当发生良性的改变。”（澎湃新闻，2024年5月4日）想来，这样的改变必须从如《第一人称》中“我”这般一点一滴的真诚自省开始。人们心底对爱与理想的渴求是灰烬中不灭的余火，就仿佛《第一人称》梦中的回信，虽经隐匿但终究不会消散。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且让我们和小说中的“我”一起诵念并持守：“爱即建设，即重返，即最初的无尽幻想，也即最终的唯一的拯救。不必怀疑，一旦拥有，它便不可丧失。”

责任编辑 吴佳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