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头发要学着森林的样子长，眼睛要学着太阳的样子长，耳朵要学着树子上的木耳的样子长，鼻子要学着山梁的样子长，眉毛要学着地边上的草丛丛的样子长，牙齿要学着悬岩上的一排白石头的样子长，舌头要学着石岩中间夹的红石头的样子长，肩膀要学着山坡的样子长；人的心脏要学着桃子的样子长，人的大腿要学着磨刀石的样子长，人的膝盖骨要学着歇气坪上的石头样子长，人的小腿要学着直棒棒的样子长，脚板要学着黄泥巴块块的样子长。

——羌族开咂酒曲子《人是咋个来的》

六月底，我带商务经合局与工科局的人到阿坝州金川县，考察一家位于业隆沟的矿场，主要是去看锂矿石提炼流程及其过程中采取的环保措施，以便确定是否可以引入本县。上午9点出发，干热的路上走了三个多小时，中午在理县吃了一个牛杂火锅，出了一身汗后继续上路。傍晚赶到马尔康，这是作家阿来的故乡，日落时分只见浊流奔腾的沱水，在大山间奔涌向前。

休整一晚上，第二天上山，沿着梭磨河往西南方向走。路旁景物，如同阿来的一首诗所述：

破碎的岩石

被虬曲的树根紧紧抓住

柏树在灰色天空下

听见岩石被抓碎的声音

以及另外一些东西破碎的声音

高耸的柏树

孤独而又沉静

遭受烈日的暴行

稀薄的影子是沁凉的忧伤

那是对于夜的怀念

那是露水的芬芳

一路经行，昏昏欲睡中发现已经在半山，路面是碎石和泥土，没有经过修葺的原生模样，树木枝叶上布满灰尘，已经是三千米海拔。进业隆沟的道路随着地势逐渐抬升，愈加崎岖颠簸，车子开得慢，前面带路的车扬起的黄土灰常常把玻璃遮住，让我们不得不停下来，待浓尘散去再跟上。从山头冲下的山泉，在路边汇聚成沟渠，流淌的溪水发出巨大的声响。纵然烈日当头，空气干燥，泉水的迅疾与欢笑倒是一点没有减弱它润泽的气息。到了三千六百米的时候，车子又停了，前面有一辆大卡车挡了路。我下来查看，才发现前面至少有十几辆大卡，这条偏僻道路上的车辆显然都是到矿场运矿料的。

又行了两公里多，终于到了矿业有限公司的驻扎地，就是简单的钢质预制板搭的房，建在山坡狭小的空地上。这个地方10月落雪，11月就封山，有效工作时间也就四个月左右，这也是矿主想到外面找个地方再建一个选矿厂的原因。

这家矿业公司是某集团下属的子公司，上一级子公司是锂业子公司。2016年就拿到了此地采矿权，2019年建设，2021年8月开始投产，那时候他们产的锂精矿市场价是三千一吨，到年底行情看好，猛然涨到了四万一吨，也就是说路上看到的那种大卡，一车就能卖一百万。他们年产量有七十万吨，按卖出28亿算，去除给县里的25%、其他成本，意味着毛利有20亿。这对我们县里来说很具吸引力。

我去选矿车间看了看流程，他们在洗矿水里加入添加剂，经过化学反应，从矿石中提取锂精粉。库房里堆积的成品锂精粉就跟细的黄土粉差不多。尾矿废料则用高压泵打到山上更高一处的尾矿库。采矿基地则在海拔四千多的一个地方。

从利税角度来说，这个项目对政府收益不错，但问题是北川建厂的地方可选择的区间不多；另一个问题是用水量较大，当然，水还可循环使用；根本的问题主要是尾矿处理，需要通过环保部门的综合评估。因而，从我个人有限的理解，并不是很看好。没想到两个月后，通泉镇的唐书记就给我打电话报喜，说场址落在通泉了，他很高兴。

按本地说法，唐书记是我的“老庚”，也即同龄人，但经历可比我丰富多了。他原先在新疆当兵，复员后在老北川县城开了一个兼营婚纱摄影的店，后来在县里商务局工作过。2008年“5·12”地震的时候，他正好手头有DV机，录下了现场的第一手实况，彼时因为道路断裂、交通阻隔，救援部队和外界人士还进不来。他是第一个记录者，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实况录像就是他的DV机拍下来的。

也正是在那次，他和当时刚大学毕业、赶赴灾区的四川电视台的小李与小邓成了共同经历生死的朋友——他们相互扶持，一起在废墟中记录了最初的影像资料。小李和小邓这两位2022年正好从成都到省台绵阳分台任职，十四年过去，也已经人到中年。他们来北川县里采访，机缘巧合说起来年轻时候认识的小唐，那时候他们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小唐那一年也刚三十岁。时光荏苒，小唐成了唐书记，小李成了李台长，小邓成了主持人。

跟同龄的唐书记和略小几岁的李台长一起，不由得让我想起从金川返回时经过的一个孤独的高速公路收费站。收费员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长得白皙帅气，不像是高原上长大的孩子。那条高速公路是一条孤独的道路，行车不多，收费站设置的地方在周边很广的范围里都没有人家。我们匆匆而过，这个秀气而礼貌的收费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知道他上下班是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用什么交通工具。不远处倒是有一座水库，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时间会在下班的闲暇去大坝上逛一逛，看看水。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的生活是我所不了解的，他们看似单调乏味的工作背后一定也有自己的烦恼与忧愁、困惑与欢欣。那种生活可能如同他们谋生的职业一样，无聊、刻板、乏味，但他也是一个完整的人，有自己的亲人和爱好，可能也有一颗丰富的心灵，只是无从为我所知罢。

下乡出差的途中，总会遇到各种各样高速公路收费员那样的人。他们可能是一个孤独的护林员，一个百无聊赖的修理工，一个愁容不展的店主。北川的路上每天都会跑着很多运矿石的长途汽车，但是我没法像一个无所事事、游手好闲者那样去同他们攀谈，因此几乎没有机会同任何一个司机聊过天。

这也不算什么，但多少会让我心生沮丧。

如果有交流当然会很好，我可以了解他们的基本情况、生活状态与情绪，没有交流，就缺乏富于质感的信息，不能做出判断，也不能发现可能在态度与认知上的分歧。然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语言的透明与可靠性，以及彼此世界观与认识论上的相互理解的基础上。更多时候，交流只是可能使原本的感知变得迷茫，甚至充满误会与偏见，强化乃至固化某种既有的印象。生活与人性的复杂性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远超想象，有些问题没有答案，也并不是所有人都生活在同样的想象当中。

一次沿着茂北公路走，经过土门镇时，正赶上防疫检查，车子排了很长的队伍。车中枯坐等候许久，不见前方挪动的迹象，心中焦急，我下车往队列前面察看情况。路过一辆重卡，一位妇女正在往窗外倒淘米水，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长途汽车司机。重卡的驾驶室后面有一张床，还有一个天然气灶台，夫妻俩轮流开车睡觉，车子则一刻不停。他们大部分的生活都是在那高一米半，宽两米多一点的空间之中，普遍休息不足，赚的是辛苦钱。那位老哥手搭在方向盘上，眉头紧蹙，我递了支烟给他，他笑了笑，夹在耳朵上，并没有说话。

我遇到的同事、客商、小唐和小李的生活也是这样，我只是看到了他们工作上的一面，偶尔在酒酣耳热之际会有一些真情流露，但很难窥探到真正的内心。第二天又是新的一天，大家会羞于提及昨晚那些忘情的时刻。我们是难以真正意义上共情他人的，语言也通达不了生活。就像《大佛普拉斯》里的台词：“虽然现在是太空时代，人类早就可以坐太空船去月球，但永远无法探索别人内心的宇宙。”

我很理解那位心急如焚沉默不语的老哥，他那样在旅途中奔波的人，闲谈的兴致早已被几两碎银排挤在外，没有心思去想更多的事情，更没有情绪去抒情。他们没法“慢慢走，欣赏啊”，但这并不妨碍他和他的妻子是当代生活的英雄。一个古典主义的英雄需要建功立业、缔造不朽，但是在现代，在科层制、文牍主义、细密度科技之下，遑论立德立功立言，就是活得像个普通的、乐天知命的、充满期待的人，而不是像程式化的机器与心存怨忿的受害者，就已经同缔造不朽差不多难度了。

大抵对于遥远事物的美好想象，都停留在现实之外的滤镜中，那些在青片河、白草河、石泉河和安昌河，以及无数河畔生活着的人们，在湍急的生活激流中，不会去讴歌河流与峡谷。他们身处其中，不会将自己切割出来，而将身外事物对象化。河流峡谷只是他们生活的背景和可以利用的资源，而不是感怀的对象。就像我的身份在北川就是一个公务员，工作中蜂拥而至的人、事、物将时间填满，没有给闲情逸致留下什么余地。诗意的情感诞生于闲暇和余裕，那种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我见青山多妩媚，青山见我亦多情”之类，都是农业文明时代、缓慢生活节奏的产物。

到如今，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天人合一想象，再也没有发挥的余地。夜晚的寂静与漫无目的的闲谈，被电视与手机填充，人们从自己原先血肉相连的环境中剥离出来，成为一个个新的主体。

以前羌人聚会，会在喝咂酒前唱人类起源的古歌：“人的头发要学着森林的样子长，眼睛要学着太阳的样子长，耳朵要学着树子上的木耳的样子长，鼻子要学着山梁的样子长，眉毛要学着地边上的草丛丛的样子长，牙齿要学着悬岩上的一排白石头的样子长，舌头要学着石岩中间夹的红石头的样子长，肩膀要学着山坡的样子长；人的心脏要学着桃子的样子长，人的大腿要学着磨刀石的样子长，人的膝盖骨要学着歇气坪上的石头样子长，人的小腿要学着直棒棒的样子长，脚板要学着黄泥巴块块的样子长。”这是人模仿自然成长的神话叙事，如同盘古开天辟地后，身体化为日月山川一样，是一种触类旁通的相似性思维。

这种自然仿生学在这个河边轰隆隆地奔驰着运矿石大卡车的工业时代，部分地失效了，虽然仍有很多人在一种怀旧情绪中不断地缅怀那种人与自然之间的亲密无间。毫无疑问，其实大家心里都很清楚，那只是美好的愿望或者绝望。因为文化就是人们将自己从自然状态中区隔出来，田园牧歌时代的区隔没有那么明显，工业机械与电子网络、AI时代，人造物与技术已经成为了另一种自然日常。

第一次去石椅羌寨，我就遭遇了这样的认知刺激。石椅羌寨位于凤凰山的中腰，是北川比较有代表性的羌族风格寨子，当时已经改造成了模范的旅游接待点，建筑焕然一新。车子经过几个急转弯的陡坡，爬到一处山门，再登几十级台阶，就进入到寨里了。深秋已过，山上的李树、枇杷还没有变黄，地上杂乱长着巨大的萝卜缨，反倒愈发苍翠郁勃。在等待上级领导的过程中，天气阴沉，院中生起了篝火，我凑过去取暖，但也只是向火的一面才有点热气，还不能离得太近，衣服都快被烤焦了。

脚被冻得生疼，我站起来往寨内高处走，一户人家的火塘边围坐着几个跟我同样等待中的干部在烤火。他们吃着花生，嗑着瓜子，瞎聊天，那种情形就跟年少时在老家拜年吃完饭后，亲戚们趷蹴在山墙下闲聊差不多。我见椅子上灰尘颇大，也懒得坐，就一个人往村里走。爬山的过程中，身上慢慢热起来，脱了大衣搭在臂上，偶然撞见了一个巷口有两个老汉在杀猪。其中一头已经处理得差不多了，另一头内脏也扒出来了，在一个大桶里用开水清洗刮毛。我已经许多年没有看过这种杀猪场景了，那是童年乐趣之一，不仅是场面刺激兴奋，更主要是杀猪后会有丰盛的晚餐。

我用手机对着杀猪的场景拍了一张照片。旁边看热闹的一位看上去有七十岁的老妪说，发个抖音，杀年猪。我颇为惊讶。这样犄角旮旯的山里小巷，像她这个年纪的老太太大概率不会识字，却知道发短视频，可见新传媒能量的巨大，技术改变生活的一个侧面——她的日常生活已经赛博格化了。

这是现代性的缩影，它的背后当然是科技、商业和消费所主导的城市文明。乡土在这种新兴而不可抗拒的潮流中慢慢地被同化，“同化”未必全然是坏事——技术本身的价值中立性，让几乎所有地方乃至区域发展极不平衡的地方的人们都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同时代人。但是，“同化”也有一个让情感上怀旧的人难以接受的后果，那就是人们有可能对既有的传统弃如敝屣、毫不珍惜，除非它们能带来实在的利益。“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一个宏大命题，在我看来，一切都应该顺其自然，任何一种有活力的传统都必然是不断吐故纳新、自我蜕变的。石椅羌寨是一种，药王谷则是另外一种。

药王谷位于桂溪镇，以漫山遍野的辛夷花著称，顺理成章地，它也就以生态康养作为主题。它的老板何总原来是县里的一个干部，后来下海投资营建了这个景区，并且迅速拿到了4A级的牌子。不过，与一山之隔的九皇山景区相比，药王谷嗣后的经营并不理想。我到北川后协管文化、旅游、商务与经济合作，参与处理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药王谷破产重组事宜。

药王谷的原生资源非常不错，虽然冬季辛夷树都光秃秃的，但雪结在树枝上形成雾凇，别有一番美学上的高级感。只是因为何总摊子铺得太大，资金链断了，形成了债务困境，对景区也无法追加投入，升级设备。这种困境在商场上很常见，但景区的旅游产品单一，才是运营不佳的根本性问题。虽然“全息健康”的理念提得不错，但光辛夷花节这一个产品，季节性太明显，受自然条件影响过大，秋冬季节没有替代性和新创产品，完全不足以支撑这么大的景区。另外，一山之隔的九皇山景区也形成了巨大的竞争压力。不过，作为已经形成品牌的景点，北川当然也不愿意放弃，政府的平台公司准备介入，清理债务，重构产业链。

纯粹的自然风光已经难以为继，还需要引进、创造更有科技含量和娱乐性的设施与产品。我和同事先后为了这个问题，几个月间跑去药王谷四五次调研、开会、商讨，身心疲惫而又觉得重任在肩。从万物萧索的寒冬腊月到漫山辛夷盛放的三月，心情才稍有放松。那个时候药王谷显示出如梦如幻的生机，让我想起在山路上偶遇飞过的漂亮大鸟，像沉静春山的悦动之心。

在这些文牍为主的工作中，外在的风景只是偶尔才会映入眼帘，很多时候连节气的变化都无意察觉，跟高速公路收费员、卡车司机、摊贩与小业主打交道的机会更是屈指可数。我接触最多的是基层官员，可以说周围几乎全部都是基层公务员或者政府聘用的各类工作人员，这是一个生活圈层——基本上没有私人生活和情绪。

就体制级别而言，我挂职的县委常委、副县长属于县里的“高层”，然而问题在于仅仅是挂职，协助分管某些职能部门，并无在人事或资金调拨上的实际权力。这种特殊的身份，有时候会让我处于比较尴尬的境地，同事们对我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彬彬有礼地敬而远之，一种是不加掩饰地轻视。势利属于内在于人心中的普遍缺陷，由长期的生活经验所形成的趋利避害的本能，无法求全责备，我对此完全理解。

总体说来，县级领导往往会以一种彬彬有礼的方式同我相处——说起来相处，其实也言过其实，大家都非常忙，几乎很少有私下交往的时间，多是在开会场合或下乡途中遇到，或者在午餐的食堂饭桌上简短地交谈。即便是在午餐时候，县领导也大都在讨论工作，多数时候我都是一个听众。只有中秋节的时候，徐副县长约我们去到他隔壁县乡下的老家聚会，徐家兄弟三个人，各带家属，轰轰烈烈地聚会于老父亲的家中，县委书记和县长，还有我和另外一位挂职干部，兄弟怡怡地坐在院中巨大的桂花树下喝茶，算是家常的时刻。

平日同我交集比较多的是邓书记，虽然是政法委书记，但是因为是从基层老师转行从政，对本乡本土知根知底，且有文化素养（他是学美术的），所以也分管部分文化旅游与开发工作。邓书记个子不高，身材敦实，精力旺盛。他一天的行程可能是这样的：清晨一早坐两个多小时车到成都省厅汇报工作，下午回到县里后，乡里有了事，立刻又驱车一两个小时下去，处理完事情回来县城，可能晚间还会召开一个工作会议，部署下一步工作。这种兴致勃勃地投入到工作中的状态，着实令人佩服，自感要向他学习。毕竟他年长我有十岁，还有这个精气神，完全是别无旁骛的心力所至。

科级干部比如各个局的局长或者乡镇的书记镇长之类，行事风格则要直接很多。他们多数受教育程度并不是很高（当然，这些年因为干部年轻化的总体政策指导方针，涌现了许多具备本科教育水平的80后、85后的科级干部），从基层的实际事务中打拼上来，无论在个人的工作能力，还是待人接物上都精明强干。那种从最基础的工作中养成的务实作风，同功利之间不过一墙之隔，对于“无用”之人或物，自然懒得搭理。有教养的礼貌是个人素质的体现，并不一定代表着真实的想法，但是能够做到表面的礼仪已经足够，这是一种心照不宣。我相信我这些昔日的同僚看到我对他们的这些说法也不会觉得不妥，因为他们内在强大，足够真实。

记得有一次同一位主管经济的副县长在路边等上级领导，左右无事，两人闲聊。他是一个勤勉的实干家，处理起事情有杀伐决断之气，我经常看到他的办公室灯亮到很晚。年关某次有个农民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情到政府门口静坐找他，可能是因为讨要工资不得，就求助政府。他也协调了，但一时半会儿事情处理得没有那么快，那人夜间就躺在政府门口不走。十二月的川西天气寒凉，我们怕那人冻坏，就让他去劝一劝。他坚决不去，后来他跟我说，半夜他悄悄到门口看，那人自己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了厚棉被，睡得挺踏实，第二天悄没声回家了。

“不能婆婆妈妈！”他总结道，然后忽然问起来我：“你觉得你做学问这个事情的价值在哪？”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让我措手不及。我们平时没什么交流，虽然开会总是挨着坐，他每每却是急匆匆来去，就算是点头之交。他忽然问起了这个关乎人生价值的问题，倒是出乎我的意料，这才想起来他也曾经是某个985高校的高材生，在企业也干过很多年。

我就反问他：“那你觉得你做目前的工作，意义在哪里？”他不假思索地答道：“我搞项目，切切实实改变了本地人的生活啊！”我就说：“我生产知识和理念，可能没有你那么直接，但是从长期来说，也是在改变人们的生活。”只是他可能更有踏实感，我有时候不免陷入到虚无——那也不算坏事，至少保留了一种自我的警醒。

尽管协助分管文化、旅游和经济合作，但我更主要的角色是“补位”，也就是说同级别的其他领导因为事务繁忙、抽不出时间参加的会议或活动，往往我就会作为一个机动者随时替补上，因而我反而可能比其他领导接触到更广泛的下属单位。大多数时候这种补位工作都不是很难，比如列席会议或者学习文件，参加某个典礼，都是中规中矩的程式。

不过，倒也遇到过某个嚣张的局长，很容易感觉到他对下属的颐指气使，这种惯性有时候也会不自觉地出现在同我的应对之中，仿佛我是他的下属。显然，那不是他情商低，只是他觉得没必要客气，因为情商只是针对密切关联的人们之中。我也不以为忤，因为那人真的挺有手段，在“向上争取”上很有一套，比如到省厅汇报工作，会清早起来让人准备好现采的豌豆尖嫩芽，放在后备箱里，汇报完工作顺便送给领导。小小一袋豌豆芽当然算不得什么送礼，却让人印象深刻，确实也是既没有违反原则，同时又很富人情味的健康食材，这样办事就会顺利很多。

精英人士或者道德洁癖者会认为他们势利，觉得他们畏威不畏德，我以前也会比较排斥，但后来也认识到这样的人是“办事之人”，基层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人，老百姓也认可他所能带来的资源和利益。有的人对下属如狼，对上司似狗，对同侪又像鬼一样，是由权力与等级决定的，表现出不同的形态和样貌，应对的是不同的社会与情感关系。这是普遍存在于人际交往中的基本情形，不独北川如此，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是这样，也不会有太多中外之别、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差异，或者发达地区与发展中地区、民族地方与东南沿海的不同。

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是一个“鎏金时代”——如果说第一个十年前后是“镀金时代”的话，不仅是外在的流光溢彩，洋溢着一种喜气洋洋的消费乐观主义，同时对于金钱的崇拜和信仰已经镌刻到普通人的日常肌理之中，人们甚至抛弃了对于精神性和内在性的虚与委蛇的客套。这部分地改变了人们的道德伦理生态。

对于农村来说，除了像春节这样的重要节日，很少看到年轻人。他们与父祖辈不同，已经摆脱了对土地的依赖，也没有多少情感的眷念，绝大部分都会奔赴经济更为活跃的大城市求学或者谋生，顶不济也要到市里或者县城寻找打工机会。这是经验的代际差异造成的，年轻人与他们的父母辈在不同的视听文化环境中长大，视界打开了，不再认同和接受躬耕田亩的生活方式，选择了离开故乡。根本的原因还在于素朴的经济理性让他们认识到薄瘠的山乡地力有限，无法提供更多的机会与可能。北川这样的西部小县尤为如此，留在县里的青年，多集中在政府机关及与之相关的机构之中，比如医院与学校，还有为数不多的在服务性行业。

在这样的环境中，我同县城里的居民其实反倒接触得不多。我很喜欢去乡村，那些身着靛蓝布长衫，外套羊皮褂子的老汉，包青色头帕的老奶奶，让人感觉很亲切。同他们坐在火塘前，拉拉家常，时光回流的感觉。他们亲历了堪称翻天覆地的时代变革，儿孙多离开了躬耕田亩的生活，或者外出寻找了新的生计方式，或者留在本地安身立命，也多以养殖种植旅游为主业，田地里的活计更多是一种传承已久的基础惯习。因而，他们也就有了更多闲暇的光阴，反倒比大都市里奔忙的人们更有一份时日悠长的恬淡。

在一户叶姓人家，只有爷爷与孙子在家，儿子儿媳还在外务工没回来，孙子在山东大学读计算机专业，刚放寒假。我给爷爷带去了花生油、米和春联，其实他们也不缺这些，但这份来自“政府”的年礼，让他非常高兴。每当这样的时节，我就会觉得人间温暖，自己做这些琐碎之事也是值得的。他们让我回想起自己的童年，那时候年冬腊月，四下无事，只等过年，亲戚们来来往往，烘托出热闹与欢腾的氛围。

初到北川那段时间，冬季已经来临，湿冷裹人，此地没有暖气，夜间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被窝焐热。我弄了一个“小太阳”电暖气，除了烤糊了自己的几双袜子和被单，似乎也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城里人对四季的感觉已经不再分明，稍微往乡下走一走就发现，下在县城里的雨，到了山里就变成了雪。也正是这种寒意，让围着火塘边的家常更显得温馨。

与泛泛之交的同事和一面之缘的乡民们相比，一些生意人，倒是让人印象深刻。小侯是返乡创业的典型，最初是将老家的土鸡贩卖到市里，后来倒卖过液化气，拉客进山里游玩，靠这些生意攒下了钱。后来，经朋友介绍去新疆修警务室，同别人一起开加油站，赚了钱后回老家开发了“山岔沟”风景区。小侯是藏族，生于1980年，小虎则还要小几岁，是个羌族孩子。他是一个精瘦的年轻人，家境贫穷，十几岁就从山中走出来，辗转在青岛、成都、西昌各地打工，慢慢积累起一点资产，回乡养猪、卖山货，建立了“老片口”的品牌，主要经营蜂蜜、腊肉这些土特产。这两位80后都有很多故事，热情直率，我很喜欢，他们也叫我老哥。小虎有一次还介绍了一位来自安徽铜陵的夏总认识，夏总年纪大一些，文化程度跟小虎差不多，都是小学程度，先是跑长途汽车，又倒卖过煤炭，很有经营头脑，机缘巧合中，到北川投资建设了第一批地埋式垃圾处理装备。

这些人出身底层，真正的草根，先辈可能毫无积累，凭借自己的勤奋和好学，在不断摸索中前行。上升的社会恰当其时地为生活在其中的个体提供了上升的可能与机会，1990年代蓬勃兴起的市场经济，原先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秩序发生巨大的变动，而新的稳固秩序尚未完善，留下了很多空白地方和灰色地带，也就给两手空空的底层民众些许上升和流动的余地，因利乘便，他们也就伴随着中国晚近三十年的经济黄金年代获得了最初的资金积累。

时势造英雄，许多白手起家的神话根底里不过是时代的红利。人与时势之间互相为用。个体的命运同整个国家和社会的转型是如此息息相关，以至于根本无法割裂开来看。到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总体格局和制造业的产业升级，让他们又回到故乡，开创新的局面。

教育学上有一个颇为值得探讨的现象，就是普通学校的“鸡头”，到了名校大概率不会是“凤尾”，而名校的“凤尾”到了普通学校，则不太可能成为“鸡头”。其中的原因分析起来，也很简单，平台在鸡头与凤尾中起了很多的作用，好的平台可以让一个资质平庸的“凤尾”有更好的机会与资源，但很难拔尖。“鸡头”在比较差的平台出类拔萃，意味着天赋资质较强，当他换了好的平台，那么即便不会名列前茅，也依然不会成为最差的。小侯、刘良虎、夏宏长这样的人就是在他们原生环境中的鸡头，天性聪颖敏锐，情商也高，能够窥得先机，尽管起点不高，但是在有限的条件下已经超过了绝大部分同侪。

他们都是走南闯北的人，与我刻板印象中的商人差别挺大，都给人真诚质朴的感觉。九皇山的邓总就是一个憨厚的农民形象，也不喝酒也不抽烟，跟我说起他的爱好，就是打猎。他们的企业算是中小微企业，但是大企业的老总也几乎没有见过刻意的时尚达人或精英范儿者，现在的大众传媒热衷于传播那些具有明星效应和话题热点的人物，延及到商场，也不能免俗。回头想想，职场题材影视剧里面那些人物，霸道总裁也好，屌丝逆袭也好，感觉都像恍如隔世的假人。

身份与地位的区隔与隔膜，很多时候是通过景观化的符号建构出来的，根底里，所有人都差不多，大家都是在生活河流中奔忙的河畔之人。尽管琐碎，却也实在。

责任编辑 喻向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