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之灯》是一部关于创伤者的疗愈之作，这似乎也是兔草小说创作中比较常见的主题。兔草的许多小说关注社会底层的边缘人，尤其是那些遭受生活重压或受到意外事件冲击而内心受到伤害的失意者或者创伤者，书写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逃避与挣扎，以及自我的疗愈与新生。她的作品大多格调低沉，节奏舒缓，但又透出一股执着探寻的韧性，总是在寻找疗愈之术与自洽之道，寻找安放自我的位置，以及与世界和生活相处的方式。

兔草小说中的许多人物似乎都有着内在的心理创伤，身处各种困境之中。《白日密语》中的主人公叶臻与倪虹多年之后通过相亲意外相逢，发现彼此皆是被放逐在主流生活之外的“游荡者”，在相对封闭的世界中修复自我；《穿过鲸鱼之腹》中的樊古是躲进艺术中的现实失意者，力图通过电影的造梦术寻找“意义的灯绳”；《林中空地》中的楚原一出生就有生理缺陷，且因为母亲和姐姐早逝而陷入与父亲的对抗之中。这篇《大地之灯》中的翟静和“我”同样有着各自的心灵伤痕。可以说，创伤构成了兔草小说人物的一种重要精神特征，她所极力观照的就是这样一群在社会底层和边缘游走、在现实中失意甚或是遭受伤害的人物，所以她的作品笔调总是忧伤的、悲悯的、沉郁的甚至是压抑的。

具体而言，这些人物心灵创伤的来源又有多种形态，映射着不同的生活困境或时代症候。比如，有的来自于社会意外事件的冲击，像《大地之灯》中的坠机事件造成了翟静儿子的失踪，也浇灭了她通向现实生活的热情。她此前放下艺术，一心建构日常生活之塔，却被这一意外事件终止，由此被推进了无尽的深渊之中。如果说这种伤害带有意外的性质，而来自丈夫尹鹏的伤害则更具杀伤力。尹鹏以摄影的名义，将她的创伤作为作品进行展示，并将她定义为一个“疯妇”，使她这样极具天分的艺术家形象被彻底解构了，她被迫远离社会中心，到边缘处疗愈自我。小说中的“我”是一个采访者，但实际上也有着内在的精神创伤。原本有着共同职业理想的丈夫因为家庭观念的不同而结束了婚姻。这场婚姻不仅给“我”带来沉重的精神打击，也在身体层面留下无法复原的创伤。因此，《大地之灯》中的人物关系结构，看似是一个采访者对被采访者的单向度的观察、询问、倾听与记录，实际上也是“我”的自我疗愈之路。在这场采访与交流中，我不仅更深入地了解了翟静的故事，也从她的故事中获得了疗愈自我的精神力量。因此，小说的结构不是单向的提问或者呈现，而是有着反向输出和传递精神能量的一面，是一种双向关系。而这种关系建立的基础，就是双方都有着内在的创伤，有着相似的生活经验与精神感受。

在兔草的小说人物中，还有一种更具普遍性的创伤形态是来自于社会生活的压力，主人公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下成为了失意者或者失败者，被迫逃遁回故乡或者自我的世界。比如《白日密语》中的倪虹从大城市的压力下逃走，回到故乡，却仍旧找不到自我在社会中的位置，在生活的各种夹缝中游走。曾经的同学叶臻不仅经历了少年丧父之痛，而且在社会重压中遭遇了一场重度精神疾病，沦落为社会边缘人。《穿过鲸鱼之腹》中的樊古和“我”想通过艺术实现自我价值，但在高度资本化的导演行当苦苦挣扎，连毕业作品的完成都很困难。《林中空地》中的楚原多次变换工作，最后仍是过着一种漂浮的生活。这些人物都是在社会生活的压力之下不断后退的人，他们无力在时代的激流中建立自我的根据地，由此形成内在的心理创伤。

创伤引发的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对于世界的确定性的怀疑，当这些事件发生之后，主人公无法获得一种自我修复，由此而充满对于生活的不确定性的恐惧，这种恐惧使他们无法再与生活正常相处，进而引发诸多问题。这种情形在《大地之灯》中的“我”的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作为媒体人，在工作中看到的那些时代皱褶中的普通人的不幸遭遇最终化为自身的精神暗疾，使她对生活失去了信任感，由此造成了婚姻的解体。创伤使这些人物越来越远离时代主流和日常生活，成为一个个的游荡者、漂浮者，他们不同于本雅明笔下的游荡者形象，他们是被动的、彷徨的、充满怀疑的，缺乏对时代生活介入的热情和能力。

这些创伤既是一个群体的心灵镜像，也映射出一些时代整体的文化症候。比如，伦理道德的失序，信任关系的缺失等等。在这些赤裸的创伤面前，最亲近的关系也并没有给予理解和关爱，反而成为一种助推力。比如，翟静的丈夫尹鹏，面对失子之痛，他并未与妻子站在一起，反而利用妻子的痛苦大做文章，假借艺术之名，以牺牲爱人形象的方式博取流量和关注，严重违背职业伦理和道德底线。这也是当下流量经济的一个缩影，在名利的驱使之下，道德的樊篱一再被冲垮。“我”的爱人也并未能理解“我”对于生活不确定性的恐惧，而到处造谣，将“我”形容为一个疯妇人。《林中空地》中楚原与父亲之间也存在着深深的隔膜和误解等等。这些凸显的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疏离，是基本的信任和情感的缺失。兔草通过这些人物和故事表达了对于“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的观察和理解，也使一些带有症候性的问题浮出水面。

创伤是兔草小说人物的一个重要精神特征，也构成了叙述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对于这些人物，作者是悲悯的，充满人文关怀的，尽管其最终也无法建立一个与外在世界之间的确定和稳固的关系，但她总是努力寻找疗愈的方法，来给这些挣扎中的人物点亮一盏希望之灯。在《大地之灯》中，翟静的疗愈之术是艺术，艺术是一种造梦，在这个想象的世界中，翟静实现了自我的治愈和自洽。她雕塑了一个没有脸的人物，将儿子的形象寄寓其中。她建造了一个大地之灯，为儿子照亮回家的路。雕塑（艺术）重新构建了她与儿子的链接，使翟静走出了痛苦的深渊，并且生发出比以往更坚韧的精神力量。小说结尾，当一场暴风雨损坏了她的地下室，摧毁了她的大地之灯，这些都无法再对她构成伤害，她平和地接受了这一切，并且重新建造新的希望之灯。当采访者“我”带着隐秘的伤痛寻她而来，面对这样一个陌生者，她给予了对方巨大的抚慰力量，成了采访者“我”精神疗愈的力量源泉。大地之灯不仅照亮自我，也照亮他人，温暖着万事万物。在兔草的其它作品中，也往往都有这样一种疗愈的方式和通道，比如，楚原的脱口秀、樊古的电影梦等等。兔草的小说不仅提供一种对时代精神的观察，同时努力探寻可能的解决方案。

在叙述风格上，兔草的小说有一种幻梦色彩和寓言性特征，人物的精神感觉以及小说的语调均笼罩在一种迷离的幻梦之中。幻梦既是其小说人物对世界的感觉和认知的表现形式，也是作品的一种叙述语调。比如，在《大地之灯》中，小说开篇写道，“雨声潺潺，仿若在造一个避世之梦。我撑着伞，拖着行李，沿碎石小路，向村内行进。沿途不时可以看到废料、被闲置的艺术装置等，一时间，我竟难以分辨哪些是垃圾，哪些又是艺术品。”类似的表达在兔草小说中大量出现，她不追求对于现实的精准描摹，更在意表达人物的内在感觉，沿着人物的精神感觉展开叙述。因此，在兔草的小说中，真实与虚幻没有清晰的边界，她的叙述语调与作为主角人物的精神感觉紧紧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似真似幻、迷离忧伤的叙述效果。她的小说同时具有一定的寓言性特征，常常通过对情节的别出心裁的设计，实现对于现实、命运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的寓言化讲述。比如，《大地之灯》中“我”在上山途中遇到的蛇吞鸟蛋的场景，就是对个体与世界关系的一种寓言，是对主要人物“我”的心理状态的形象呈现。这种独特的讲述故事的方式以及对于细节的精心处理，显示出兔草鲜明的个性风格，也大大增强了其作品的辨识度。

责任编辑 吴佳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