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传贤与《革命理论大纲》

在安徽省霍山县革命纪念馆中，摆放着一本撰写于近一个世纪前的文稿——《革命理论大纲》。

1977年4月，霍山县舒家庙公社鲍家洼生产队一位熊姓老人在拆除家里的旧房时，从墙缝中发现一些书籍和文稿等物品。后经当地党组织鉴定和群众辨认，确认这些是革命烈士舒传贤生前的部分工作、学习和战斗物品。据熊姓老人回忆，早年她和丈夫都是农协会会员，她的家就是舒传贤等人秘密活动的据点，舒传贤经常在她家秘密召开会议。舒传贤是1929年爆发的六霍起义的总指挥，储明谷当年是六霍暴动指挥部的秘书，由于工作关系，他很熟悉舒传贤的笔迹，经他辨别和回忆，物品中的文稿《革命理论大纲》系由舒传贤亲笔书写，是舒传贤在家乡组织学术研究会、办农民夜校传播革命理论思想时用的讲课提纲。

舒传贤，安徽霍山舒家庙人，1919年考取安徽省第一甲种工业学校。1921年6月任安徽省学生联合会会长。1921年10月，他参与成立安徽第一个青年团组织——安徽（安庆）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安徽青年运动和学生运动的领导核心，先后参与领导安徽“六二学潮”、反省议会贿选、驱逐军阀省长李兆珍等反帝反封建斗争。1922年秋，舒传贤前往日本留学，任朝鲜、中国留学生东京特支书记，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他任安徽省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候补执行委员、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工委书记等职。1929年1月，舒传贤任中共霍山县委书记。1930年1月，舒传贤在霍山流波 将西镇、独山、金家寨等地的游击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三师。1931年5月，舒传贤任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兼组织部部长。在受到张国焘污蔑迫害时，他仍直陈自己的正确意见和主张，显示了一个共产党人“坚定信念，坚守理想”和“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崇高精神。1931年冬，舒传贤在“肃反”扩大化中被秘密杀害，为捍卫党的正确路线献出年轻的生命，年仅32岁。舒传贤将短暂而辉煌的一生奉献给了国家、民族和劳苦大众。而那本凝聚舒传贤毕生心血的《革命理论大纲》则被家乡群众秘密隐藏起来。

舒传贤和我党初创时期许多优秀的革命家与理论工作者一样，积极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组织发起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军事斗争，并及时总结斗争经验，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进行阐述，结合实际写下理论文章，提炼的革命理论独具创见，是先进理论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八七会议后，舒传贤受党组织委派回到家乡开展农民运动，他在家乡舒家庙成立以“交换知识、联络感情、砥砺学术、主张公道”为宗旨的“学术研究会”，传输革命思想，进行建党活动，发展党员12名，成立霍山县第一个党支部。他还办起霍山县第一所农民义务学校，自任校长兼教员，《革命理论大纲》正是舒传贤给农民义务学校的学员讲授的主要内容。他在进步青年和农民中宣传革命理论，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从事党组织的创建工作，在皖西大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

《革命理论大纲》文稿共有1.8万余字，是舒传贤在日常的革命斗争中运用革命理论、结合中国国情和皖西具体情况撰写而成，均以毛笔正楷书写，是早期共产党人联系实际宣传先进理论的积极探索。《革命理论大纲》以分析“世界革命与中国革命的意义”为开篇，提出“革命是大多数被压迫民众打倒压迫者的奋斗”“革命是大多数被压迫民众自然应有的要求”“革命是被压迫民众不能用寻常手段解放自己时所采取的非常手段……”等观点，指出“革命不易成功的原因”是“压迫阶级的欺骗恐吓、民众不了解自身正当利益与革命策略、革命的势力不能统一及革命的人不能守革命铁的纪律”等，明确提出“我们的革命应当注意数点”，革命成功必需“引导民众觉悟赞成参加革命”“有正确指导革命运动的理论和策略”“有集中统一领导的党”“用客观理论分析解决社会问题”，同时“严防革命分子腐化和投机及假面具”。这在当时白色恐怖笼罩全国、革命处于低潮的大环境下，对发动农民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建立和壮大地方党组织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教育和指导作用。

在《革命理论大纲》中，舒传贤还根据自己当时对马列主义理论的认识，联系当时当地的实践，以很大篇幅论述了中国的革命运动。他明确地认为，在阶级社会里，革命就是阶级斗争，是阶级压迫的必然结果，是“大多数被压迫民众打倒压迫者的奋斗”。他对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和任务，中国革命的基本力量和朋友、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都阐明了自己当时的看法。其中有些思想，同后来毛泽东和其他同志合作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中有关的观点，基本上是相符合的。

舒传贤在《革命理论大纲》中重点详细阐述了“中国革命的运动”，同时从“压迫民众的最大势力”“中国被压迫民众”“中国被压迫民众之革命行为”“现在我们所需要的革命主义”“我们的革命势力”“国内各阶级的革命性”等角度，全面分析了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提出革命应注意的事项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指出了革命的中坚力量和斗争方向。

大革命失败后，国内新军阀各派之间混战不断，国民党反动派加紧了对人民的剥削，政治上与地主豪绅勾结加强对人民的统治，军事上对人民控制，各地阶级矛盾日益尖锐。舒传贤在书中指出，“帝国主义、军阀、土豪劣绅、买办阶级”是当前压迫民众的四种最大势力，并分别从“经济上的压迫”“财政上的压迫”“政治上的压迫”“社会上的压迫”4个方面列举了4种势力压榨剥削人民的具体情形：帝国主义在经济上“初是货物输入发展到金融输入……中国人存款于外国人银行利息较借银行利息相差七倍出头”，在社会上“强迫保护传教基督教俨然成为中国唯一势力”；军阀在经济上“自由派款加税不顾人民负担”，在财政上“谋私或扩张军队侵蚀教育实业经费及其他经费”；土豪劣绅“高利贷款盘剥农民”，“不顾农民生活只知苛责完租纳税”，“侵吞地方公益款项”，“提倡陈腐学说与迷信以愚弄民众”，“反对一切乡村改良运动”；买办阶级“他们的地位等于是帝国主义的经手人”等。书中通过详实的数据和事例说明当前中国的社会状况及广大农民、工人、店员及中小民族资产阶级日益贫困的根本原因，从而实现唤醒民众、启发人民觉悟之目的。

农民、工人、小商人、学生、官吏教育兵士及其他俸给生活者等这些底层人群在书中也均被提及，他们不仅是“中国被压迫民众”，且皆是革命斗争的主体和主要力量。书中梳理了从义和团、太平天国、辛亥革命、护国护法等一系列“中国被压迫民众之革命行为”，均只提出“排外”“铲富济贫”“推翻满清”“国体与法统”等单一口号，或只提出一个革命对象为目的，没有“从人民受压迫最剧之说起”，从而导致上述中国被压迫民众革命行为皆因“无民众拥护终于无成功”。在这里，舒传贤总结自己多年的外出求学和实际革命斗争经验，深刻认识到只有推翻压在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人民最终才能得解放，人民大众同三座大山的矛盾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革命就是要推翻这三座大山。

在“现在我们需要的革命主义”篇章中，舒传贤写道：“打倒帝国主义解放全中国被压迫的民族，建立独立自由的中华民国——这便是民族主义；打倒军阀与他的走狗官僚政客，建设人民的政府，使全体民众除了反革命以外都有政权——这便是民权主义；打倒买办阶级与土豪劣绅，拥护农民工人利益，使中国永不发生压迫人的大地主资本家——这便是民生主义……”在革命之初，舒传贤就提出“建立独立自由的国家、建设全体民众的政府和人人平等的社会”，可见其理论之深厚、眼光之深远、志向之宏大。

同时，舒传贤在“我们的革命势力”“国内各阶级的革命性”篇章中客观分析了国内各个阶层参与革命的积极因素和不利因素，为在实际斗争中如何争取更多的人“成为集中统一的革命势力”提出具体的意见和措施，指出“我们的势力根基在农工身上，产业工人尤为重要”，“但小商人、学生、官吏教育兵士及其他俸给生活者……各种势力亦当设法尽量利用以扩大我们的力量”，“仇敌的势力甚大，产业工人决不能独立奋斗，工人联合亦还不够，故我们应随时防止各阶级中妥协反动倾向”，“必要时，尚需联合世界革命势力”。在书的最后，舒传贤发出了“中国的革命已经发展到危险的时期”的战斗号召。

在舒传贤等人的带领和影响下，共产党员在霍山全县各地积极活动，共产党人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日益扩大，“在霍山一带晓得有共产党，并且晓得他是代表穷人利益的。”（《吴仲孚关于霍山党的情况给中央的报告》，1930年3月8日）党的主张逐渐被觉醒了的山区劳苦大众所接受，他们强烈要求变革社会，起来革命。霍山早期党员的阶级成分开始由知识分子向工农群众发展，党的战斗力逐步增强，霍山的革命形势完成由低潮向高潮的转变，革命运动由此走向以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为中心的新阶段。

如今，这本文稿虽已破旧发黄，但其中折射出的真理之光仍熠熠生辉、催人奋进。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是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的根本动力。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任何时候都没有忘记这个初心，始终践行自己的使命，并为之奋斗不息、战斗不止。

（责任编辑：孔晓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