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不会缺席：余华英为何会被判死刑

10月25日，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余华英拐卖儿童发回重审案一审宣判，判处余华英死刑。记者采访多名受害人及家属、律师和办案人员，起底拐卖贵州、重庆等地12个家庭17名儿童的余华英。

拐卖12个家庭17名儿童

61岁的余华英户籍重庆大足，小学文化。她的犯罪是从贩卖亲生骨肉开始的。

1984年，余华英结识重庆大足籍男子王某文，两人结婚后育有一女。1992年，余华英在重庆一家面馆打工时认识了龚显良，在未与王某文解除婚姻关系的情况下，与龚显良同居并产下一名男婴。由于关系不合法，余华英和龚显良便将男婴卖掉，从此开始了疯狂的犯罪之路。

1993年正月初七，千家万户沉浸在阖家团圆的欢喜氛围中。在贵州省遵义市火车站站台上，余华英拐走6岁男孩蔡小平（化名），使其与家人骨肉分离30年。

1995年，余华英伙同龚显良在贵阳市南明区将5岁的杨妞花拐带至河北省邯郸市，经人介绍，以3500元卖给一户聋哑人家庭。

1996年7月，贵州省都匀市西园村小河边，8岁的小兰、6岁的小北（均为化名）被余华英、龚显良拐卖。

这一年，两人先后拐卖4名儿童。

原审一审、二审法院均审理查明：除拐卖小兰、小北外，余华英还于同年10月在贵阳市东山仙人洞路口附近将5岁的小龙（化名）拐走，以12500元卖至邯郸；随后，两人回到重庆大足将5岁的小友（化名）拐走，以12000元卖至邯郸。

2022年，寻亲成功的杨妞花在贵州报案，警方将余华英抓获。

2023年9月，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被告人余华英拐卖儿童罪一案。法院经审理查明，余华英于1993-1996年期间共拐卖儿童11名。一审判处余华英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余华英不服判决，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贵州省高院认为，原判遗漏了余华英其他拐卖儿童的犯罪事实，部分事实不清楚，为查清全部犯罪事实，应予重审。

2024年10月11日上午，余华英拐卖儿童发回重审案一审公开开庭。公诉机关指控，余华英在原有查明事实基础上，另涉新的拐卖儿童案件，其拐卖的儿童人数从11名增至17名。

12个家庭、17名儿童，原本幸福的生活都中止在余华英的黑手伸出的那一刻。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在实施犯罪过程中，余华英往往早有预谋。她物色有儿童的家庭，通过租房成为其邻居，关系熟络后再通过买糖、买玩具的手法拐走儿童。

蔡小平便是被余华英“跟我一起走，买糖给你吃”的说法骗走的。

在遵义市火车站站台上，6岁男孩蔡小平和哥哥一起捡酒瓶。这时，余华英带着一个小女孩出现。在毫无防备的蔡小平面前，余华英使出惯用伎俩。“（我）在火车站附近到处寻找目标，看他在捡酒瓶子，我过去骗他说带他去买糖，然后就带上了火车，直接坐车到河北邯郸。有一家要买去做孙子，当时大概卖了4000元。”余华英供述。

同年8月，遵义市发生另一起案件，两名男孩被余华英和同伙拐卖至邯郸。“我们租房后发现有一家，两个男娃娃，大的5岁多，小的3岁左右。有一天，孩子妈妈出门去扫马路，我就和龚显良带孩子跑了。这一次和之前一样，我们连衣服和行李都没带。”余华英供述。

1996年7月，小兰、小北也被余华英以类似方法拐卖。

小兰的陈述还原了当时的情况：有一个小女孩来我们家，叫我和弟弟一起去她家玩，有一男一女两个大人在家，拿零食给我们吃，吃完之后我和弟弟睡着了，醒来之后发现在车上……

姐弟俩失踪后，他们的母亲一直在“丢孩子”的地方苦守，希望孩子能回到身边。27年后，她已头发花白。孩子被拐后，一家人四处寻找，广东、福建、湖南、云南、四川……但令人失落的是，两个孩子始终杳无音讯。直到2023年6月，司法机关利用图像比对技术侦破案件，小兰、小北这才有了下落。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10月25日上午，法庭宣判被告人余华英死刑时，杨妞花的泪水夺眶而出，庭审现场的受害人及家属泣不成声。杨妞花在庭审后说：“正义不会缺席，这是余华英应该受到的处罚。”

杨妞花的代理律师、河北十力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文广表示，随着几次庭审的进行，余华英的犯罪事实越来越清晰。“维持死刑判决意义非常重大，既给受害人和家属心灵以抚慰，也对人贩子起到巨大震慑作用。” 作为刑法体系中最高处罚，死刑是法治社会对抗野蛮犯罪的最后防线。揭开所有罪孽，判得明明白白，不仅是对所有受害家庭的交代，更体现出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统一。

庄严判决惩治犯罪，同时修复被害人的心理创伤，帮助他们回归正常的家庭生活，需要更完善的制度安排。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彭新林分析，被拐卖的儿童在重新回到原生家庭后，通常会有心理创伤。他们在被拐卖期间可能遭受身体和心理上的虐待，也失去了与家人相处的宝贵时光。这些家庭需要稳定、可靠的支持系统，帮助其重建生活秩序。

打拐仍在路上

余华英案也是一起面向社会的法治宣示。长期以来，拐卖儿童是最为沉痛的社会话题之一。丧尽天良的人贩子改变了多少孩子的命运轨迹，摧毁了多少原本幸福的家庭，很多父母未能等到团聚的一天便抱憾而终。正因如此，我国一直对拐卖犯罪保持高压严打态势。

从2021年开始，公安机关开展“团圆行动”，对历年未破的拐卖积案全部重新梳理、逐案研判，一批批被拐多年的受害人回到家乡。2023年，全国拐卖案件数较2019年下降66.6%。随着技术手段发展，DNA比对、数据库建设、跨年龄段人脸识别技术、虹膜技术等运用，也为全国范围内寻找比对拐卖人口、寻求案件突破点提供了助益。

以更大视野来看，从网友在社交媒体接力扩散寻亲信息，到相关题材影视作品引发强烈反响……多方力量不断汇入，“宝贝回家”正成为全社会共同的呼唤。

专家也呼吁依法从严、从重打击贩卖儿童行为，铲除犯罪土壤，从根本上预防贩卖儿童犯罪。贵州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表示，保护孩子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社会、学校、家庭应联防联动，防止此类悲剧发生。

天理昭昭，正义不会缺席，打拐仍在路上。

要看到，相比其他形式的犯罪，拐卖大多数没有犯罪现场，线索比较少，要侦破早年案件难上加难。眼下，网络平台因匿名性、跨地域性等特性，也为不法分子提供了藏匿和交易的空间，可能让拐卖犯罪行为有更隐蔽的生存土壤。相关方面仍要健全常态化机制，广泛动员各方力量，全面推动反拐防骗宣传。更重要的是，要继续对拐卖犯罪施以重典，以更多案例宣扬“恶有恶报”的世道观念，让人贩子受到更大震慑，不敢再将手伸向孩子。

“个人之勇是孤胆，社会之勇称其为群英，国家之勇就是法治中国。”这是杨妞花在法庭之外援引的某媒体评论。那些泯灭人性的罪恶，受害人记得，社会记得，法律更会记得！

（本刊据《新华每日电讯》《北京日报》等媒体资料综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