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两起拐卖儿童案引发关注：10月25日，余华英拐卖儿童案重审一审宣判，依法判处其死刑。10月30日，《失孤》原型郭刚堂之子被拐案二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呼富吉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被告人呼富吉限制减刑；唐立霞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哪些行为会被判定为参与拐卖？将会受到何种处罚？死刑能够起到什么样的震慑作用？如何做到罪罚相等？

如何斩断伸向儿童的黑手

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董海锋律师接受记者采访表示，我国《刑法》对于拐卖妇女、儿童罪目前依然还是保留着死刑，由此也能够看出我们国家从未放松对该类犯罪的打击力度。司法机关在打击恶性犯罪的过程中，总体依然秉承“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罪责刑相适应”等司法原则，对于犯罪情节特别恶劣、危害后果特别严重的犯罪，应当判处死刑的必须要严惩。但这也不是说判处的死刑越多越好，尊重人权、少杀慎杀也是我们国家重要的刑事政策，人民法院最终作出的量刑要与被告人应当承担的责任相符，做到罚当其罪。

对于郭刚堂之子被拐卖案，人民法院作出的二审裁定是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对这样的判决结果，郭刚堂等被害人家属表示不认可，表达了严惩被告人的呼声，并表示继续搜寻人贩子的罪证。对此，董海锋认为：“依照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如果对生效的刑事判决不服，可以向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通过启动审判监督程序来对生效判决进行审查。”

关于郭刚堂提出寻找更多证据的问题 ，董海锋表示，这要看新的罪证关联的是生效判决中已经认定的案件事实，还是生效判决中未涉及到的“漏罪”。如果是前者，譬如被害人近亲属发现了某个被告人存在应当加重处罚的量刑情节，影响到量刑的，被害人的近亲属可以把新的证据材料提交给受理申诉的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由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一并进行审查；如果属于后者，家属可以把线索举报到公安机关，由公安机关进行核实，如果确实存在漏罪，公安机关侦查终结以后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由法院对该部分漏罪独立审判，将新发现的罪作出判决，并与前罪判决所判处的刑罚进行并罚。对于漏罪线索，被害人亲属不能要求人民法院直接作出处理。

北京京楼律师事务所付贵元律师告诉记者，对于情节恶劣的，尤其是存在暴力伤害、致残、强奸等严重伤害妇女、儿童身心健康的犯罪分子，要坚决判处死刑，以彰显法律对此类行为严惩的态度和决心。但这一切的前提是满足适用死刑的限定条件：一是避免死刑被滥用，二是避免受害者受到更多的伤害。如此才是真正地做到了罪责相当，法律的作用才会体现得更充分。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袁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人贩子判处死刑的意义大体上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人贩子所犯下的最严重罪行的报应性惩罚，体现刑罚正义。拐卖儿童犯罪的危害性不仅体现在将儿童脱离原生家庭带来的亲情疏离问题，更体现在儿童被拐卖后可能面临非常严重的人身权利受到侵害，以及儿童被拐后给原生家庭带来巨大的伤害。

“一些被拐卖的儿童在拐卖过程中被遗弃甚至杀害，即便被人收买也仍然可能受到严重的人身侵害，儿童被拐也可能造成原生家庭的破裂、亲人身心的严重创伤。这些危害会随着被拐儿童数量的增多而倍增。”袁彬说，鉴于拐卖行为的极严重危害性，我国《刑法》在大幅减少死刑的情况下仍然对拐卖妇女、儿童罪保留了死刑，体现了对拐卖行为的严厉谴责。对罪行极其严重的人贩子适用死刑是现行《刑法》下的正义伸张。

二是对被害人的心理补偿和对贩卖妇女、儿童行为的极大威慑，体现刑罚预防目的。对犯下严重罪行的人贩子判处死刑，不仅是对人贩子贩卖行为的惩罚，也可以通过死刑的适用对被害人进行心理补偿，同时通过适用死刑向社会宣示《刑法》对贩卖妇女、儿童行为的最严重谴责，对潜在犯罪分子是一种威慑，有助于实现刑罚的一般预防功能。

“从罪刑均衡的角度看，对人贩子适用死刑必须是针对人贩子所犯罪行极其严重的情形。根据《刑法》第240条的规定，这主要包括拐卖人数很多，造成被拐卖妇女、儿童及其亲属重伤、死亡等特别严重的情形。”袁彬说。

“天下无拐”之路还有多远

近年来，相关法律法规不断完善，打拐手段日益科学化、多元化，越来越多的人贩子被捉拿归案，越来越多的被拐儿童找到了亲人。但是，还存在一些不法分子铤而走险的情况，偷拐、贩运、中介、买家、合法化……黑色产业链从线下延伸到线上。

“天下无拐”之路还有多远？袁彬认为，拐卖案件的发生有着复杂的社会原因。从拐卖行为的发生发展过程看，对拐卖行为的治理既要加强对妇女、儿童的保护意识和保护措施，避免妇女、儿童被拐卖，也要加强对拐卖行为追查，不让拐卖行为得逞，不让人贩子逃脱，还要加强对收买行为的治理，切断拐卖的市场。

“这需要政府和社会加强普法教育，普及拐卖、收买行为系违法犯罪的知识，增强民众识别、防范拐卖妇女、儿童行为的意识和措施，也要适当完善收养制度，让无子女家庭可以更好地合法收养儿童，减少收买行为的发生。”袁彬说。

付贵元律师建议，实现“天下无拐”这个美好的愿景可以从两个方面发力：

首先是要进一步发挥“互联网+”打拐的优势，例如公安部和阿里巴巴集团合作创设的“团圆系统”就是典型案例。但遗憾的是，目前接入该平台的手机应用还非常有限，微信、京东、拼多多、抖音、快手等尚未接入。面对这种关乎公共安全的系统或平台，各互联网大厂不应设立壁垒，要充分利用各自拥有的庞大用户资源真正开展互联网群防群治，利用便捷的触达方式让被拐信息迅速同步，让拐卖者寸步难行。

其次是要进一步把紧户籍登记关口。无论是拐卖妇女亦或儿童，户籍登记是被拐卖者进入新家庭、新环境的唯一合法“入口”。要通过国家立法、地方设立条例规章相配合的方式，对出生证明、新生儿等户籍登记严格把关，建立终身责任追究制，进一步收紧通过办理假证明、假户籍等手段取得合法身份的关口。另外，要对存在此类行为的单位和个人严厉打击，情节恶劣者可以拐卖妇女、儿童罪入罪，加大震慑力度。

（摘自《上游新闻》崔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