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新时代新疆考古第一人”的王炳华,还有几个月就90岁了。他正在和胰腺癌作斗争,但病痛并未阻止他的思想。今年5月,他出版了《瀚海行脚:西域考古60年手记》,算是了了一桩心愿——2001年刚退休时,他计划写写“考古行脚40年”,回顾职业生涯,因为太忙,40年直接变成了60年。
考古烟云
2020年7月,上海青浦淀山湖畔,85岁的王炳华伏在书案前为新书《瀚海行脚:西域考古60年手记》写作前言,一幕幕鲜活、难忘的新疆考古画面在他的脑海中展开。
第一站是罗布淖尔。这里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最东缘,4世纪中叶前是一片绿洲,孕育出“丝绸之路”的咽喉要塞楼兰。由于气候变化等因素,黄沙掩埋了一切。自19世纪中叶起,俄国、瑞典、英国等一批探险家都考察过罗布淖尔,发布了许多关于楼兰的资料信息,增添了这一地区的神秘。
1979年,王炳华一行作为中国考古学者首次进入罗布淖尔腹地。“罗布淖尔荒原浩渺无垠,面积数万平方公里,要在里面找到楼兰遗址,无异于大海捞针。”王炳华回忆。他的办法是从水系着手,“人类文明的发展离不开水源,沿着大致的河道勘察,再选几个点来解剖,而不是一上来就乱挖”。发源于博斯腾湖的孔雀河流经罗布淖尔,其下游北岸曾发现过不少古代墓地,当地人称之为“古墓沟”,一行人由此着手。
古墓沟是典型的雅丹地貌,沟壑纵横,盘旋曲折,有时车行10公里左右,要拐180多个急弯。盐谷、戈壁、红柳堆、干枯的胡杨……五进五出古墓沟后,一行人在距驻地40公里外,发现了一处结构极具特色的古代墓地。“当时大家都很兴奋。”王炳华说。紧接着是单调乏味的日常挖掘,持续一个月后,蔚为壮观的“太阳墓”重见天日。
太阳墓,古楼兰人墓葬,距今约4000年。从空中俯瞰,地表7圈规整的环列胡杨树柱由内向外,粗细有序,像一轮太阳,人被埋于圆心;以环圈为中心,又有7圈粗大树桩呈放射状排列,像太阳光芒。比外,太阳墓还出土了几具保存完好的女性干尸。
“古罗布荒原上的居民形象是很美的。我看20世纪初一些探险家发表的古楼兰地区女尸照片,就已留下了这样的深刻印象。等到自己亲手清理了不少时日,天天面对她们安睡的尸体,又更深地感受到了这一点。”王炳华告诉记者,“《汉书》关于楼兰的记载是2000年前的情况,汉楼兰以佛塔为标志。我们这次发掘揭示的是4000年前罗布淖尔地区的情况,填补了人们十分关注的楼兰大地历史上空白的一页。”
罗布淖尔之后是尼雅。20世纪九十年代,王炳华作为中日尼雅调查队中方学术队长,持续6年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进行了系统性考察。尼雅遗址位于今天新疆和田地区的民丰县,被世界考古学界称为“东方庞贝”的精绝古城就坐落于此。
“英国人曾3次进入精绝故址,发现遗址41处,我们扩展到100多处,其中包括宅邸、寺院、引水渠、冰窖等,可以想象当年恢宏的王城气象。”此外,遗址中出土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被誉为“国宝中的国宝”,经鉴定属汉王朝赐赠。多年的尼雅考古,精绝古城为何突然间化为废墟,是王炳华萦绕心头的问题。“在我看来,精绝绿洲之毁灭主要不是由于自然环境的变化,而是来自东南方苏毗人的攻击,这可以从现已译读的佉卢文中了解到。另外,1995年我们发掘的精绝王陵三号墓里的精绝王,颈动脉、大腿股动脉都可见砍痕,是死于非常事变的明证。”王炳华解释。楼兰、精绝之外,天山峡谷(沟通天山北麓草原、牧场和吐鲁番盆地的通道)的相关发掘也是王炳华考古生涯中的重要一章。中国古代典籍所载新疆地区的交通干线,主要沿塔里木盆地南北两路行进,但就王炳华在对阿拉沟近百座古代墓葬的抢救发掘结果来看,从青铜时代到明清时期,穿越天山内部峡谷的道路也留下了古代西域各民族的足迹,也是丝绸之路上不可忽视的通道之一。
“古时候的人为了寻求新的东西,往往比我们要勇敢。”拂去历史的黄沙与烟云,王炳华步履不停。
“所谓‘瀚海行脚’就是要走,这些地方你不走,就没有感受,只要走,就不会白费劲。走过之后,再和文字资料对照起来,历史就通了、活了。不可否认,新疆考古的许多个第一页是在西方人手中翻开的,但我们跟他们不一样,我们要把人类在这一大片区域上的发展情况搞清楚,这是大考古,比找一些精美文物的意义要大得多。”
考古人的天地
王炳华曾在不同时间、地点说过大概同样的话——今天在新疆考古舞台上的收获、成果、奉献,是多种机缘汇聚带来的幸运。1935年,王炳华出生于江苏南通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当地一所学校的校长。1955年,王炳华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随后潜心攻读考古学方向。毕业时,他主动报了名到新疆去。“当时,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听说我要去新疆,他很高兴。”王炳华回忆。
其他师友听到这个消息,为他即将步入生存、工作环境远较内地艰苦,且交通不便、信息不畅的境地而同情他,王炳华却甘之如饴:“新疆这个地方跟我的性格很像,安静,适合做研究。”
1927年到1930年,中国考古学家黄文弼参加中瑞(瑞典)西北科学考察团,赴新疆开展考古调查和发掘,成为新疆考古的先驱。黄文弼之后,新疆考古发展滞缓。直至新中国成立,才重步入正轨。“20世纪五十年代,中国考古学人对祖国西部大地,尤其是新疆,知之甚少,这自然成了更值得考古人进入的天地。”王炳华登上西行的列车,奔向了还没有具体概念的“西部世界”。
没想到,到了新疆,挖土之外,他首先要迈过的坎儿是骑马。眼见当地人翻身上马,王炳华犯了难——不会骑。“骑马太容易了,你跟着我就完了!”当时接待他的是昭苏县县委书记,部队团长出身,大大咧咧。没办法,当时的边疆除了马、驴、骆驼外,鲜有其他交通工具可供选择,王炳华只好壮着胆子,咬牙上了马,好在是匹受驯的良驹,他就这样颠簸着上了路。
王炳华是当时新疆罕见的考古学“正规军”,但职业生涯的起步阶段并不顺利,经费、物资紧缺,相关部门对考古工作的重视程度有限,各种困难都要个人克服。有时深入沙漠探寻遗址,考古队员免不了要徒步翻越沙丘,每人每天定量一瓷缸水,活命用的,没人拿来洗脸刷牙。用沙子洗碗是队员们的一大“发明”。
即便如此,初到新疆的王炳华就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发掘了8座晋唐古墓,取得了令学术界关注的成绩。不在探方的日子里,他就恶补古今中外所有关于新疆的文献知识。
等到20世纪八十年代,天时、地利、人和都有了,王炳华当仁不让地站到了诸多重要遗存的面前。他对塔里木盆地周缘各绿洲、吐鲁番盆地、天山北麓各绿洲、伊犁河流域、阿勒泰山前地带古代遗存均展开过调查,多项考古成果获得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奖,发表的一系列开拓性研究成果在海内外引发轰动。
2001年,从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任上退休后,他将主要精力转向了进一步思考田野工作资料的研究与教学中。他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开设的课程总是人头攒动,他带着新疆历史文化研究的相关讲座到亚欧、美洲大学以及研究机构访学、交流。
“我又跨入了一个更大的空间,不只站在新疆看新疆,还能从更广阔的视角认识新疆的历史。越来越感到古代中国与古代亚欧文明的交流,新疆大地曾居于举足轻重、关键性的地位,影响不可低估。”
(摘自《环球人物》高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