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现代性的历史选择

何为现代诗歌？何为诗歌的现代性？在历史时间轴上我们找到五四运动这个点时，就定义了现代诗歌和它诞生的时间原点。2024年3月，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阿剑诗集《姑蔑志》有可能带来拥抱和亲吻，也有可能激起匆忙的误读与刻板的批评。如果我推测得不错，误读和批评的中心问题正是诗歌的现代性。

1925年出版的《龙游县志》由浙江籍学者余绍宋编撰，分有“叙例”“地理考”“建置志”“物产考”“人物传”“艺文考”等章节。诗集《姑蔑志》采用了《龙游县志》的目录结构，但没有用诗歌的形式对姑蔑进行内容复盘，而是借其形制、领其神魂，对姑蔑的历史、地理、风俗、人物、文教、物产等进行全新的诗歌书写。阿剑的诗集《姑蔑志》没有用“龙游”而择“姑蔑”旧称，我认为地名“姑蔑”比“龙游”更具历史深度，能挖掘出这片土地上所蕴藏的古往今来的所有“历史信息”，是另一个层面上的文化考古。因此，《姑蔑志》是一部富有创新意义的诗集，借鉴古地方志的结构，对浙西风物及历代人物做全景式、现代化的体悟与解读，深度挖掘以南孔文化为代表的地域文化的深层次意义，从而形成这一部“当代姑蔑志”的诗歌读本。

透过诗集《姑蔑志》，我看到了阿剑真实的人生以及诗歌语言中高度的“汉味”。诗集的主题取材横阔古今，有考古获得的沉入水底的姑蔑地理；有“不受指责的草木生长”和“光一般涌来”的“一个吐血皇帝的前世”，以及诸如“一列远方的火车”一样的各类历史记忆；还有描绘“几个河南工人在村口/叮叮当当建造木头牌坊，/一辆旅游大巴停在仰头可见的/新坟之下”等现代生活场景。阿剑在《拖拉机》中温情地写及自己的亲人，怀念如昨日；在《山间拾到一只瓷碗》中，留意一只被古人丢弃的破损老碗，着墨于它隐含的南宋半壁江山，捡起来的满目青山使得这首短诗深具历史情味与分量。读他的《化工厂的白鹭》《端午散步，兼怀屈原》《直至死亡将我们分开》等诗作，也时时会引发我对古今社会变化的深思和感叹，而诗作中蕴含的国家民族情感具有相对稳定的古今同构意味，使得诗作又具有现代性。

现代性并非单一的线形时间概念。阿剑在诗集《姑蔑志》中有意识地建立起古今一体、全息轮回的诗歌地理与语言生态，以文白相杂对抗口语，以繁复抵御简单，以“汉味”接纳“翻译体”，试图改造时下“我们的语言”。正如江弱水认为的，“如果撇开‘现代性’一词老是在一旁提醒我们时间所造成的干扰，那么可以说，它已经约定俗成地具有固定的内涵”。如将之用于诗歌语言之中，就能完成时代新语言的塑造。阿剑用旧县志的编制体例著写新诗，其诗歌语言中斑驳杂陈的文白语句和新旧词汇便构成了西川所说的少数诗人的重要工作之一。阿剑前承古典传统，继而重释与复述姑蔑国这块土地上人民的际遇与生存。《姑蔑志》同样表现出现代性，因为在诗集中，我看到远去的历史背影，也看到新时代的来临。从某种程度上说，阿剑在这部诗集中已回到了文化地理上的姑蔑国，同时也回到了他的青少年时代，毫不犹疑地写出了他的“中国文化乡愁”，在“进步与回退”“新与旧”“西方与中国”“现代与传统”等诗学命题中，直接选择了中国传统，固执地重建地方诗歌乌托邦——诗歌中的姑蔑国记忆。

阿剑从文化典籍中挖掘辞藻，并熔炼于当下的语言之中，在诗集《姑蔑志》中书写一个早已湮灭于历史长河中的姑蔑国，以及姑蔑国土地上新生的一切。阿剑用诗歌呈现历史的城垣、窑址，新时代的桥梁、电影院、高铁、公墓以及栖居于此的人民，还有头顶上的太阳、月亮、星宿和个我的游走、困扰与凭吊追忆。如《一个男人在浙江写诗》中，“执皓腕，游于市场酒绿灯红。/或断发文身，拾掇旧铁器/耕于山林，比兴起那悠长海岸线的月光”。阿剑看似走笔于江南故国的风光之中，实则用一种果决的比拟方式行走于新的现代江湖。这不是现代性身份焦虑，而是高度的自我身份认同。作为一名现代诗人，可以做到古今混同、中西交织，破除关于古典主义风格的攻伐及其日渐强劲的偏见，难能可贵。又如《富春山居图》中，“吾爱！谁忍住饱受诟病的/爱欲、革命与逃亡，割自己成两段，/一截叫郁达夫，一截叫黄公望”。在家乡的河流两岸，阿剑望见乡土的同时，还望见了逶迤而行、隐约其间的一代代历史人物。他引他们为知己，与他们在旷野中共视前川，也与他们在书页文字间悲欣相逢。

2021年阿剑陪同我登烂柯山时，如数家珍地向我讲述山脚下学校的变迁，主峰间的“青霞景化洞天”和烟霞远处“巨化”工厂的来历，这种熟悉度正好说明他并非置身局外的主人身份。阿剑在诗集中写姑蔑国，显然不是为了历史文化而列举事件，而是书写对这片土地的认同与接受。他将目光转向周遭物事的历史深处，将之视为步入古典诗性的主要途径。如《山中听雨》中，“很久未遇见这种古老简单的雨了/我便端坐”。诗句表达了他的快意、清醒与领悟。诗集中，阿剑并非没有批判意识，而是通过呈现世界的不完整，以及人世的艰难、荒凉与破碎，制造出一种“叮当作响”现场纪实感，最终将诗句变成宣告或独白。如《字纸》中，“多了几滴汗，像墨坠落在/阅后即焚的宣纸上”。

好诗人不是天生的，而是一种习得。批判的能力也是一种习得。比起批判能力的习得，好诗人的率性与格调却是天地间自然养成的。阿剑出生于江南，成长于江南，家乡就是姑蔑国故地浙江省衢州市龙游县，高中时因读到张贤亮的《绿化树》等作品而心生向往，后来报考并就读于兰州大学。他在西北待了四年，养成了明显迥异于南方人的性格，真诚率性，即便在闲谈中也会时时闪现。他将视野沉入姑蔑故国的旧事新史当中，在全球化的视域中获得现代历史感和本土开放性。如《隔壁的推敲诗学》中，“诗经未及的水果，沪深指数，深目高鼻的整容女，/和一首顽固的分行”。在姑蔑故国旧地上写作的阿剑，时空在头脑中转移，诗思在智识与现代生活背景下互为交错，并生成出像贾岛一样推敲着的诗句。

波德莱尔曾指出，唯有“消逝的瞬间的画家”能够捕捉现代性。现代性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碎片化，个体突破的面积越来越小，导致大多数诗人的写作都是碎片化的。阿剑显然有备而来，他用四年多的时间完成诗集《姑蔑志》，用碎片集中方式实现了地方生活的整体性与历史性固化，用更长时空的理性目视地方生活以及中国大历史的现实，从而形成了一个整体系列——“永恒角度的快照”。卡林内斯库认为，“作为一个心理学范畴，现代性不仅再现了一个客观的历史巨变，而且也是无数‘必须绝对地现代’的男男女女对这一巨变的特定体验。这是一种时间对空间、自我与他者、生活的可能性与危难的体验”。我认为没有一个人不活在历史时间之中，乐于在那种短暂的、过渡性的新鲜感中找到现代性的某种“新鲜”体验；一个人又不可能活在所有的历史时间之中，给予历史永恒的定性与称谓。

诗集《姑蔑志》中的“地理考”“建置志”“物产考”“人物传”，不是在写个人试验式的酩酊大醉的生活，不是在寻找远离闹市的精神同盟，更不是简单呈现与西方相较的历史性落后，而是在探求希望——于旧而言，我们在求新；于安于现状而言，我们在求赓续嬗变。正如《小满》中写道的，“今天/地球上刻满了活命的野菜和食粮”。阿剑创造性地将传统文化中具有现代性的“种子”“树苗”重新栽植，以此克服现代性焦虑与恐惧。我认为阿剑找到的或许就是一条充满可能性、具有文化使命的新路径——看重我们的传统，避免现代性误读，启掘我们本体文化中与现代西方相通的智识与成果，其中蕴含的不断推陈出新的现代性思维历时五千年从未断绝。也正因如此，当我们正视自己的祖先和文化传统时，感谢未曾中断的中国文化带来的新旧世界与现代性的联结，客观地遗传给我们一切可用材料，来建筑我们现代化的诗歌城市——“夕照满姑蔑，诗星将隆重升起”。

最后用阿剑的一行诗来结尾正好：“夕阳中，故国锈蚀的燃烧还未熄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