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有两家普普通通的饭店,因为和新时期诗歌有着紧密关系,所以获得了诗歌的生命,这就是上园饭店和北纬饭店,现在两家都是中外合资的三星级饭店。上园饭店在海淀区,西直门外的上园村路,紧邻北方交通大学(现北京交通大学)、北京展览馆和动物园海洋馆。北纬饭店在宣武区(现西城区),与故宫博物院、前门大栅栏商业街、天坛毗邻。
上园饭店孕育出了上园诗派。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有三个新诗理论群落:倡导承继传统的传统派,力主移植西方的崛起派,主张传统经验现代化和西方经验本土化的上园派。上园派的出现和《诗刊》关系密切。1980年代中期,《诗刊》在上园饭店连续主办了两次中年诗评家读书会。参加1984年4月那次读书会的有:孙克恒、袁忠岳、叶橹、竹亦青、吕进、陈良运、杨光治、余之和朱子庆。1985年12月的读书会也就是第二届全国新诗(诗集)评奖的初选班子,参加者为:阿红、蒋维扬、古远清、陈绍伟、黄邦君、刘强,此外,除了余之和已故的孙克恒、竹亦青外,第一届的读书会成员全部都参加了。两次读书会的时间都比较长,交流机会多,多数成员发现彼此的诗学观点相近,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广东一家报纸上联合开展笔谈时,该报的“编者按”第一次以“上园派”名之。1987年,重庆出版社出版了我主编的《上园谈诗》,“上园派”的称谓就定格了。
上园派理论家的观点相似,经历和性格却不一样。阿红最年长,当时他是中国作家协会辽宁分会书记处书记。1956年阿红加入中国作协的时候,我还是个高中一年级的学生呢。阿红本名王占彪,“阿红”这个笔名起自大学时代:南京大学哲学系就读的王占彪在学生宿舍里完成了平生第一篇小说,准备投稿,几个要好的同学就凑在一起帮他想一个漂亮的笔名。这时门口有人唱着《东方红》走过,一个同学喊道:“你就叫阿红吧。”于是,阿红,连同他的这篇处女作,就在《文学界》问世了,那年他才二十岁。在还没有开始使用电脑写作的年代,阿红有个习惯,写初稿必须用红笔,毛笔、钢笔、圆珠笔,都必须是写红字的。一用别的颜色,他的灵感就溜号了,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大家笑话他:“你真阿红啊!”忽一日,阿红拿出一首题为《悬崖》的朦胧诗,分给三位诗评家,请他们各自回到住处,独立地写出自己的理解,答案将刊登在他主编的《当代诗歌》上。半个小时后,好戏开场,三位小有名气的诗评家的说法南辕北辙。一位说,读不懂。另一位说,这是写诗坛,表达了诗人的担忧。而来自山东师范大学的袁忠岳教授却说,这是一首情诗,“此时你制造一首诗/就等于制造一艘沉船”,这是在说,亲吻她,还是不能太鲁莽,最后落得船沉了。大家顿时笑声一片。
在上园派诗评家中,杨光治的个性最突出。他在世时,常给我写信,批评诗坛的一些风气。他总觉得他的广州最好,在上园饭店的时候,老是说广州先进,连上街买药也要和药店的人辩论几句,说北京的药店不如广州的。我调侃他:“别老拿你那广东鸟语到处生事,电视剧里的反派多半都是说你们那个鸟语的,拉倒吧。”光治是花城出版社总编辑,曾经在中国诗坛掀起过席慕蓉热和汪国真热。1987年,他在花城出版社出版了我的著作《新诗文体学》,这本书后来获得了四川省优秀社科成果奖。臧克家为本书写序,题目是《吕进的诗论与为人》。有人说光治的诗论既反左,又反右。他说,对啊,我是左右开弓。其实,“左右开弓”正是上园派诗评家的共同理论品格。
和光治不同,同样来自广州的思想新锐、敢为人先的朱子庆在新时期却老是批评广州。1985年,他在《当代论坛报》上发表《广东文坛为何静悄悄》,责问地处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文坛,经济上大开大合,文学上为何产生不了大作品。1989年,子庆又在《沿海大文化报》上发表了秦牧、黄秋耘、饶梵子、蒋述卓等多位广东名家的系列采访长文,题目是《文化:广州正在成为沙漠吗?》。子庆是上园派最年轻的理论家,所以我在《上园谈诗》一书里介绍上园派的主要理论家时,论资排辈,把他列在最后。一次,我们去艾青家里做客,子庆问我,艾青的眼睛有些特别,好像两只眼睛各看着不同的方向。他面对我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对我说话,我该笑还是不该笑。他的话倒是引起我的一阵大笑,艾青有一只眼睛是动过白内障手术的。
在北京多如牛毛的饭店里,也许上园饭店自己也不清楚,名不见经传的它,已经进入新诗发展史了。
北纬饭店好像对自己和诗歌的关系有些明白,因为新时期许多诗歌会议都在北纬饭店举行,第三届全国文学奖的诗歌奖评审会就是在北纬饭店召开的,而且北纬饭店和大诗人艾青是有关系的。
当年艾青被王震将军保护到新疆,为了治眼病,1973年艾青获准从新疆重返北京。但是豆腐巷(后改名丰收胡同)的房子已经被四家人占据,一直迟迟收不回来。1979年2月,落实政策后,王震副总理做出批示,要求尽快归还艾青在丰收胡同的住房。但是北京住房紧张,当时的几家住户搬迁也有困难,所以1979年12月中国作家协会就把艾青一家暂时安排到北纬饭店。艾青在这里住到1982年秋天,才回到阔别多年的丰收胡同。在北纬饭店,艾青写出了近百首诗作,《虎斑贝》《关于爱情》《窗外的争吵》《跳水》《蒙特卡罗》《面向海洋》《清明时节雨纷纷》《四海之内皆兄弟》等,都是名噪一时的作品。
目光探索离得远的
走向那被人冷落的
发掘那被埋没的
想起那被遗忘了的
近四百行的《清明时节雨纷纷》,把诗化的周恩来写得栩栩如生,淋漓尽致地抒发了人们对周恩来的崇敬和想念,当年打动了多少人的心啊!我也很喜欢他的那几首写运动员的小诗,真是晶莹剔透啊——
从十米高台
陶醉于下面的湛蓝
在跳板与水面之间
描画出从容的曲线
让青春去激起
一篇雪白的赞叹
——《跳水》
由于艾青住在北纬饭店,“主雅客来勤”,去拜访他的粉丝很多,有北京的,有外地的,也有外国的。北纬饭店由此成了诗歌界的重要坐标,《诗刊》主编邹荻帆、《人民日报》“大地”副刊编辑徐刚,以及大诗人蔡其矫、韩作荣、孙静轩、周良沛等人都是常客。
1988年,我到北京参加第三届全国文学奖(诗歌奖)评审会,地点就在北纬饭店。这也是最后一届全国文学奖,后来就改为鲁迅文学奖了。那届评审会由十一位知名诗人、诗评家组成,仍然由艾青担任主任。后来成了外交官的傅天琳女儿罗夏那个时候在外交学院念书,我就叫罗夏到北纬饭店玩。评委的房间门口都贴有一个名牌,罗夏是傅天琳的女儿嘛,对诗人并不陌生。我住在走廊的最里面,于是带着小客人一路走过去。罗夏一看,名牌“艾青”,吐了一下舌头,哎呀了一声;看到“臧克家”,又吐一下舌头,哎呀了一声;看到“冯至”,又吐一下舌头,哎呀了一声。就这样她一路“哎呀”到我的房间。十一位评委里,上园派诗评家就占了三位:阿红、吕进、张同吾,都是年轻一辈。
每个评委一间房,开始阶段并不开会,而是各自读书。一天,谢冕在门上贴出一张字条:“今天我有事回北大,请把我吃掉。”《诗刊》二编室主任朱先树负责会议总务,这是一员上园派大将,他的论文《实事求是地评价青年诗人的创作》在朦胧诗论争中很有影响,是上园派的代表作之一。晚上算账时,朱先树很纳闷:“今天怎么会超了一倍呀?”一问,人人都故作糊涂地说:“不知道啊,我今天的确多吃了一份,但是我吃的是谢冕那一份啊!”
上园饭店和北纬饭店披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亮光,带着八十年代的温馨,永远地和新时期诗歌一起,铭刻在我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