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冲及:为民族立

2024-12-31 00:00:00
读报参考 2024年36期

11月14日,著名中共党史和中国近代史专家金冲及,因病医治无效,于北京逝世,享年94岁。金冲及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历史学家。从上海到北京,从复旦大学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金冲及一生笔耕不辍,成果斐然,既为世人留下中国近代史领域具有开辟意义的史学力作,更有一部部伟人传记和党史研究著作,展现了不凡的史学眼界、治学能力和人生智慧。

脑子里装着一整个中国近代史

金冲及在人生的最后二十年里,真正做到了活到老、学到老、写到老。“他总说退休后生命才真正开始。”金冲及之子金以林说。2004年,74岁的金冲及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办理了离休手续。但他退而不休,开始盘点之前想做而未做的事,“要在有限的短促岁月里,了却自己遗留的心愿”。

一年后,过完75岁生日的第二天,他就开始着手撰写《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从中日甲午战争一直写到2000年。他一直不用手机,也不会电脑打字,每天都用铅笔,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三年间完成了四卷本、总计120万字的手稿,2009年9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2010年获得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

2011年,金冲及查出患有癌症,医生说保守治疗可保十年健康。“老金一点儿都不受影响,精力依然很旺盛,每天还是读书、写作,一坐至少八小时。生活上也没啥顾忌,抽烟、喝酒、吃肥肉。”金以林说。

熟悉金冲及的人都知道他笔头快,记忆力好、思维敏捷。他通常边看材料边思考,看完后文章怎么写心中基本就有谱了,一旦下笔就一气呵成,之后再细改,一直改到满意为止。“完成一本书,解决一个问题,之后很快又找到新的问题和选题,继续探索和写作。”三联书店编辑唐明星说。2016年开始,她担任“金冲及文丛”的责编,目前该文丛已出版十四种十七本书。

金冲及病情恶化前,每隔一段时间,唐明星都会和老人家见上一面,聊聊选题、拉拉家常。有一次,她提到家乡名人乔冠华,一下子把金冲及的记忆拉回到四十多年前。1981年,他为了写《周恩来传》,曾经七次对乔冠华进行访谈,并做了详细的记录。后来,在唐明星的建议下,金冲及找到当年的笔记本,一字一句整理、核实,最终完成《乔冠华谈周恩来和新中国外交》,于今年6月出版。

问题意识,研究的出发点和动力

20世纪三十年代,金冲及生于上海,从小就爱读书,尤其是史书。十五六岁时,他经常到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读书,买了一套“青年自学丛书”,其中有胡绳的《辩证法唯物论入门》、华岗的《社会发展史纲》等。

1947年,金冲及考入复旦大学史地系(1949年改为历史系)学习。当时的史地系,聚集了一大批名师大家,有历史学家周谷城、中国经学史家周予同、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等。周谷城注重训练学生的问题意识,常常说:“你如果能提出一个好的问题,文章就成功了一半。”

1951年,金冲及毕业留校。两年后,他按照学校安排,开始讲授中国近代史,一共讲了12年,直到1965年调到文化部工作。很多上过金冲及课的学生,都对他印象深刻。如今已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的张广智记得,金冲及的课大都安排在第一教学楼一个有后门的大阶梯教室,从来满满当当、座无虚席。“先生信步走上讲台,讲授中国近代史。听他讲的课,能直接感知他的情感,喜怒哀乐,溢于言表。”

金冲及一边上课,一边做学问。他陆续发表《关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意见》《论1895年到1900年英国和沙俄在中国的矛盾》等文章,引起史学界关注。这些文章,几乎每篇都提出一个新问题。“对史学工作来说,问题意识是研究的出发点和持续动力。与其一年写十篇文章都在原地踏d9dbaa84481cc6d0508ca9bdb78aea06步,不如用心写好一篇文章,力求能有所长进。”金冲及说。问题意识,也成为他之后治学著书的重要原则之一。

一个历史学人的初心

金冲及这一生,换过好几次工作,大都是根据组织需要调动的,“我自己其实没有主动想过转移阵地”。

1981年,辛亥革命胜利70周年,金冲及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时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李琦偶然看到,把文章呈送邓颖超看,并征求她的意见,这个作者的文笔是否堪任《周恩来传》的主笔?邓颖超点头认可。正在文物出版社工作的金冲及被调入中央文献研究室,担任《周恩来传》的主编,也由此走上了研究中共党史的道路。

那一时期,金冲及几乎每天都泡在档案室中,看领导人的文稿、手稿、讲话记录稿、电报、书信等。此外,他还和同事一起走访当事人,核实材料。十多年间,他们走访过几百人,对乔冠华等人的访谈都在六七次以上。最终编写时,金冲及执笔写了大部分书稿,拿到其他人写的初稿后,也要不断修改。

1989年,《周恩来传》上册出版,邓颖超要身边人每天给她读20分钟。听完后,她对传记十分满意,找金冲及去家里谈话。邓颖超对金冲及说,这部《周恩来传》是一个创新,比较完整地反映了一些重要历史情况,并且澄清了一些问题。

这样的肯定,在写作上给了金冲及很大信心。之后,他又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刘少奇传》《朱德传》,共同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陈云传》等。后来,他总结出写作党的领袖人物传记要特别注重处理好的六个关系:传主和历史环境的关系;思想和行动的关系;正确和失误的关系;个人和集体的关系;性格和事件的关系;叙述和议论的关系。“传记写作的基本要求是不能写成‘千人一面’,还应突出重点,对于关键地方要着重笔墨,有分析和细节,要展现领袖人物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精彩人生。”

“编述领袖人物的生平活动和思想发展,都离不开20世纪这一宏大而又极为复杂的历史变迁背景。为此,我系统阅读了大量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原始档案。这也为我之后研究20世纪中国史和相关问题打下了基础。”金冲及曾经如是说。

退休后,金冲及所著大都与20世纪中国史相关。他花费三年时间,完成了四卷本的《二十世纪中国史纲》;整理编写《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过程,编著《一本书的历史》;提出新问题,写下6.7万字的长文《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担任《复兴文库》的总主编,选编近代以来重要思想文献……去年底,他还写了一篇论文《谈苏中七战七捷》,成了他最后的文章。

2009年,金冲及被评为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也是中国历史学界继郭沫若、刘大年之后获此殊荣的第三人。

2014年和2015年,年过八旬的金冲及进行了一场“壮游”——两次重走长征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研究员邵建斌曾跟着金冲及一起翻越夹金山,过松藩草地。当时海拔4000多米,很多人有高反,金冲及却没事儿。看着曾经出现在自己笔下的地方,金冲及感慨万千。“要读万卷书,也要行万里路。身临其境,确是惊险,在这种感触中,对历史,尤其是党的历史的理解就更深了。”金冲及说。

(摘自《环球人物》陈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