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关怀着我们

仇启琴

在我们学校开展整风运动的日子里，我们全校师生员工最不能忘怀的事情，就是我们学校得到了毛主席的关怀，毛主席亲自听取了我们学校整风运动情况的汇报。

9月17日晚上八点半钟，我忽然接到市委书记陈丕显同志的电话。他通知我说，有一位中央负责同志本来要到我校看大字报，但因天色已晚不来了，要我亲自去向他汇报大字报的内容和开展整风运动的情况。我那时怎末也不会想到就是我们亲爱的毛主席已经来到了上海，顺手带着大字报材料，就匆匆地往指定的地点而去。

到了后，一进门就遇到陈丕显同志。他高兴地告诉我：“毛主席来到了上海，你可得要好好地向他汇报你们学校的情况啊！”一阵难以抑制的喜悦冲激在我的心头。啊！果真是毛主席来了呢！毛主席的面是见过好几次了，但是要与他老人家当面谈话，却还是生平第一次。我的心中不禁忐忑不安起来。我一面强自把激动的心情镇定下来，一面悄悄地随着陈丕显同志走进了会客室。

毛主席正在跟另一位同志谈话，他看见我们进来，就站起来，亲切而微笑地问我伸出了手。我幸福地握住了伟大领袖的温暖的手。他招呼我坐在左侧靠近他的一只沙发上，要我等待一下，让他听完黄浦区委书记陆文才同志的汇报。

在那间不大的会客室内，除了陈丕显同志以外，市委的柯庆施同志，马天水同志和许建国同志也都在座，我一一地向他们致意。不久，上海锅炉厂厂长王伟光同志和该厂党委书记刘东海同志也来到了这里。

这是一次何等幸福而动人的会见啊！在毛主席和陆文才同志谈话的时候，我一直凝视着他，眼光几乎一直没有离开他。毛主席身上穿的是一身浅灰色人民装，巳经是旧的了，足上穿的是一双黑布鞋。他的面色红润，精神饱满，一望而知主席的身体是非常健康的，我在心里感到格外高兴。我的座位，靠近主席的位置较近，主席在谈话时那种亲切而诚恳的态度和幽默而风趣的问话，使我感受很深刻，我自已也在不知不觉中，把初进门时的一些拘束和不安的心情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我听到陆文才同志向毛主席正在谈的关于黄浦区委机关所张贴的大字报，从形式到内容，确实是与众不同，别具风格。例如他们用挂灯笼猜灯谜的形式来批评区委领导干部。毛主席对这些大字报的方式很注意，并且幽默地问陆文才同志：“把你挂上了灯笼没有？”陆文才同志作了肯定的答复以后，主席再问他：“那末你哭鼻子了没有？”这时候，我们大家都笑了起来。的确，跟毛主席谈话，就是如谈家常那末自然。

等毛主席问完了黄浦区各个方面开展整风运动与反右派斗争的情况之后，就转动了身躯，准备和我谈话。旁边柯庆施同志把我的名字和职务介绍给毛主席。

“喔！原来是负责学校工作的同志。”主席和蔼地说道，接着就问我：你们学校是什么性质？有多少老师和职工？多少学生？待我一一回答后，主席又问起我校整风运动初期大嗚大放的情况，他对于我校在三天之内就贴出2，700多张大字报，很感兴趣，他问我：

“是不是全校师生员工一起嗚放？”

“是的。先是党员带头，以后党员和非党群众一起嗚放。群众情绪非常热烈，我的办公室里里外外都贴满了大字报。”我回答道。

“那你吃得消吗？”主席问。

“我自已确实有好几个晚上睡不着觉。但是，当我想起主席的嘱咐，要我们好好地虚心倾听群众意见，也就能硬起头皮听意见了。我不但自己如此，而且还勉励其他党员和干部也这样。”我不安地回答。

“已经嗚放出来的，是一些什么问题呢？”主席笑着问道。

我把带去的大字报材料递给毛主席看。主席聚精会神地翻阅了起来，当他看到有几首歌曲时，他又问了一下：“还有歌曲吗？”

陈丕显同志代我回答了：“他们学校里，这次嗚放确实五光十色，群众的创造力很大。这一些油印的歌曲是在广播台上唱的，同时还散发给学生看。”

毛主席逐字逐句地念了几首，当念到有一首叫“正义之歌”的时候，又仔细地问我：“这首歌曲讲的是什么一回事？”

我告诉主席说：因为去年招生任务大了，师资不足，就抽调了几位二年级肄业、功课较好的学生担任普通课教员。有一位姓蒋的同学也是这样抽调下来了。到今年暑假前，因估计下学年教师有多余，领导上决定让这些同学恢复学习，继续深造。这位姓蒋的同学，不接受这个意见，一定要考大学，并要求让他担任一些轻易的工作，使他明年能考取大学。领导上再三对他进行教育，总是不行。因为在我的谈话中曾提到学校编制紧缩，就是勤杂人员的工作也无法安插，所以这次他贴出大字报，批评领导不关心他，说要用到人时，硬拉下来，用

不到时，就一脚踢开，甚至要叫他去做勤杂工。同学看到了他所写的大字报，有少数人引起了同情，所以唱出了“正义之歌”，要支持姓蒋的同学，说什么：

“我们今天做动校学生，

明天可能要打杂扫场；

校长们的言论太荒唐，

再无理，我们就要团结起来。……”

毛主席听到这里，随口就说：“要青年学生去打杂扫地，也不是一件坏事情啊！我看对青年一定得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要教育青年不再轻视劳动；要愿意参加体力劳动，才能建设好我们的国家！”

我们学校，在学生中的大嗚大放刚开始的时候，有一部分学生不满意关于延长学习期限一年的决定；因此，张贴了不少大字报，其中由于右派分子的兴风作浪，乘机向党进攻，就极尽挖苦讽刺的能事。骂校长为“老官僚”，“机械执行上级命令”等等。当毛主席听了我的汇报，又看了这些大字报之后，意味深长地问我：

“你年纪多大了？是不是变成老官僚了？”

我回答是37岁，主席又转过去问陆文才和王伟光、刘东海等同志的年龄，还替我们一一排了个年龄的次序，说：

“看来，年龄都不算老！最大也不过四十来岁，只要大家不做老官僚，再老些，还能干革命的呢！”主席接着又问我：“这改变学制问题，是不是光你们一个学校的事呢？”

“那不是光一个学校的事。”我回答道，随后我就比较详细叙说了事情的经过，和青年学生中对改制问题上的一些言行，如不信任学校的党政领导了，要打电报给部长，表示反对。后来经过辩论，在学生明确了“民主与集中”的基本精神和个人利益必须服从国家利益的原则之后，才告平息。

主席听了我的汇报以后，告诉我说，在贯彻执行中央命令的过程中，也必须走好群众路线，进行说服教育。青年学生除了学习专业以外，在思想上、政治上必须要有进步，要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否则很容易为右派份子所利用。

主席听完了我的汇报，他取出了烟盒里的烟卷，分送给我们几个同志，我也荣幸地接了一枝。接着，我们大家和毛主席一起听上海锅炉厂厂长王伟光同志的谈话。

王厂长谈话的内容很丰富，而且阶级教育的例子很多，毛主席非常关心这一类的问题，例如当王同志谈起关于他厂内青年工人顾六法如何被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忘本迷路，生活上贪得无厌，终于在大呜大放中贴出了“工人是白费牛虎之力”、领导是“刮胡子样儿”的雨张大字报时，主席很关心，很仔细地 要求王同志说明大字报的具体内容和顾六法的实际情况。

王同志告诉主席：顾六法是1950年进厂的，当时只有17岁，是学徒，到1956年升为七级工。顾六法一家都是劳动人民，父母、兄、弟、姐、妹都是工人，他父亲是一个做了20多年的泥水工，在旧社会里帝国主义所办的自来水公司做工，每月只有三斗米工钱。后来得肺病，无钱医病而死。母亲是纱厂女工，因有了孩子被资本家辞退。一家人向地主租地种田，又靠跑单帮等，苦熬岁月。解放后，顾六法在党的培养下，不论在政治上，技术上、文化上都翻了身。他的工资从初进厂每月津贴7元升为现在的104元工资。进厂时，只有小学三年级文化程度，现已在厂校读初中一。1954年加入青年团，到1955年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照例应该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才是，可是顾六法在一帆风顺的工作和生活中，变得骄傲自满起来了，他逐渐地丧失了原有的工人阶级的好品质，滋长了资产阶级思想。当他脱产搞了十个月的肃反工作之后，领导上要他回车间劳动，他却想当职员了。今年三月间，正当他回车间时，定额刚修改，顾因脱离了生产一段时间，第一个月未达到定额，没有拿到奖金，就大为不满，加上车间里有个别落后工人对新的定额有意见，于是他的思想更走下坡路，终于在大呜大放中写出了这雨张大字报。现在全厂的职工，对顾六法的错误思想，已开始进行批驳。

毛主席听完王伟光同志关于青年工人顾六法的思想演变过程后，他很感慨地说：“青年工人仅在短短的五六年中就从学徒升到七级工，是否升得快了些？”还指示我们说：“青年，即使是青年工人，因为没有受过旧社会的苦，更应该加强阶级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

柯庆施同志在旁也接着说：“青年工人不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样得来的，不知天高地厚，所以很容易滋长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思想。”

王伟光同志表示要以最大的决心，参照湖北省黄岗县农民刘介梅事件的经验教训，用今昔对比的方式，把忘本迷路的顾六法挽救过来。这时候，毛主席高兴地笑了，他说：“你们能做到吗？”王伟光和刘东海雨同志都表示有可能。毛主席再叮嘱他们：“对青年一定要加强阶极教育，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叫他们向优秀的老工人学习。”又对陆文才同志和我说“上海锅炉厂的例子很好，你们机关、学校对青年人进行思想教育时，也可以作为参考。”

等王厂长谈完时，已经是晚上十一时半了，我们都舍不得离开那里。可是主席说：

“今天大家该休息了。今天谈得很好，了解了一个区，一个工厂和一个学校的情况。”他还一再勗勉我们互相学习，重视大字报和来自群众的意见。我自已从这次与主席的谈话中，深深地体会到整风运动的伟大意义。

临别时，我们再一次与毛主席亲切而热情地握手。我带着幸福而感激的心情，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敬爱的领袖。在回家途中，我的耳旁似乎一直在响着他的爽朗而激励人前进的声音。我要向毛主席保证，我一定要做一个好的人民勤务员，要下定快心，认真整风，改造自已，办好学校。我还要把毛主席对我们青年一代的关怀，告诉学校的全体教师和职工同学们，使大家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都能够贡献无穷尽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