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人，最可贵的是什么？

林韦

“这样是不是傻瓜？”的问题讨论到本期结束。总结性的文章以后再在本刊发表。这次展开的讨论，全国各地青年都热烈参加，到四月初为止，我们已收到来来稿来信九千多件，其中有一部分已经选登，其他留作参考。来稿中提出的问题、意见和建议等，我们将作个别答复，或转请有关方面研究处理。

——编者

看了徐进同志写给“中国青年”的信和许多人针这封信所写的意见，我想了很多事情。我的思想最后集中在一点上——一对于人，最可贵的是什么？或者说，最值得骄傲的是什么？

徐进同志十八、九岁就“远离家乡，投奔革命”，参加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为完成任务而“废寝忘食，“受尽风霜雨露”。复员以后到地方工作，也“经常加班加点，从未忙里偷闲”。他“把最宝贵的青春献给了革命”，“不惜牺牲一切”。

这使我联想起1938年春间延安“抗大”第四期开学时毛主席的讲话。他说，（大意）青年同志们离开自已温暖的家庭和学校，离开自已的父母兄弟，背起行李，爬山涉水，投入抗日队伍，为民族解放而斗争……有什么比青年们这种革命的热情更可贵的吗？没有了！

这些话久久地震响在我们那些青年学生们的心中。以后，在漫长的战争岁月里，在最艰难最困苦的时候，我们总是回忆着这些珍贵的语言。每一亿极，就感到有一股巨大的热力流过全身，使自已感觉到更加健康，强壮，有用不完的力气。就是这种气势磅礴的革命热情，鼓舞着千百万革命青年冲破一切艰难困苦，走向胜利。

不能说有了革命热情就有了一切。对于革命者来说，还需要有冷静的头脑、坚定的意志、丰富的知识和斗争经验。仅凭革命热情是不能保证革命胜利的。但是，革命热情的饱满与否，的确是革命者的最根本问题，也可以说是生死问题。毛主席在“抗大”同学的毕业证书上题词说：“勇敢，坚定，沉着，向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这是一个伟大的战斗号召，也是一个严重的考验。什么人可以执行这样的号召，经受这样的考验呢？只有那些真正热爱人民的人，真正憎恨民族压迫、阶级压迫和剥削制度的人，真正把真理、正义和人民的苦乐看得高于自己生命的人。一句话，只有那些革命热情最饱满的人，觉悟最高的人。

无数的革命先烈，在敌人就要杀死自已的时候，他们脑子里想的并不是自已的死亡，而是人民的事业。他们在囚车里和绞架下，利用最后的一点时间和精力唱革命的歌，喊革命的口号，向人民群众宜传革命的道理。瞿秋白烈士在就义前说：“为中国革命而牺牲，是人生最大的光荣！”这些革命先烈具有多么热烈的心啊！他们对人民的爱是多么深啊！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英勇地抛洒了自已的头颅热血的人，像董存瑞和黄继光那样的英雄，不知有多少。他们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必须付出生命才能完成自已所要完成的任务，但他们毫无难色，毫不犹豫。有许多人并没有留下他们的名字。那些长年累月地活动在最危险地带，活动在生和死的边沿上的同志，他们没有哪一个不是随时准备牺牲自已一切的。

并不是没有别样的人，有的。我就亲眼碰到过一个。那是1941年，在太行山一个“党训班”里。讲党课的同志在院里大声讲着共产党员要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要勇于自我牺牲，党员没有任何特权，耍吃苦在前，享福在后，等等。讲着讲着，屋内一个害病的同志从床上爬了起来，问道：“你讲的都是真的还是假的（是说说而已还是真干）？”教员一怔，说：“当然是真的！怎会是假的！”病人说：“要都是真的，那我条条办不到。我并不是一个病人说：“要都是真的，那我条条办不到。我并不是一个

傻瓜！”第二天这个人就背超行李，离开了革命队伍。

相信“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个理论的人，大概都会把勇于自我牺牲的人看作傻瓜。那时候许多革命者甚至要忍受家属亲友的白眼和嘲骂。但历史不可能作这样的判决。一切正直的诚实的劳动者，一切有灵魂的人，最后都可以明白革命的道理的。一旦明白了，他们就会把这些革命者当成自已的好朋友和领导者，自己也跟着走上革命的道路。我们那时候的青年，时常把这样一些最勇于自我牺牲的革命者称为“真正的同志”，“真正的人”，或者称为“人类的精英”。深知旧中国旧时代的痛苦和灾难的人，一想到这些不声不响地把民族的苦难掮在自己身上而从不索取任何报酬的革命同志，都会感激落泪的。

我们那时候的青年学生们时常想：如果没有这批随时准备牺牲自已一切的、完全不计较个人得失的斗士，我们会怎样呢？我们想，那样天是真会坍下来的。在伟大的革命事业中，最重的担子是他们在挑着，天是他们在撑着！他们吃一个人的饭，做很多人的事；给出的很多，享用的很少。或者像鲁迅先生讲的，吃的青草，挤的牛奶。没有了他们，我们这个灾难深重的民族还能有什么希望？

所有这些，都好像离开今日的生活十分地遥远了。人们对于严酷的战争岁月的记忆，已经一天天模糊起来。“随时准备牺牲自己一切”这样的话，很少再有人提起了。即使提起，也很少真正牵涉到牺牲个人生命这样尖锐的具体问题了。就是讲“艰苦奋斗”，实际内容也多半是说要勤劳俭朴，不要铺强浪费，并不是指雪山草地那样艰苦的生活。革命胜利了，条件不同了，革命事业对于革命者的具体要求也发生了变化。我们并不是苦行主义者，有肉可吃，当然不必故意吃素；有炉火可烤，当然无须故意挨陈。革命事业和广大人民群众今天对于革命干部的要求，主要是勤勤恳恳、全心全意地为人民办事，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生活，不断地改善自己的服务，而不是其他。

具体要求不同了，但精神和实质却还是一样的。为人民办事要“全心全意”，就不是半心半意，更不是二心二意；而是要不折不扣地把自己的全部心血和所有的聪明才智统统拿出来，争取服务得最多最好，而又完全不计较个人的得失，个人的职位和物质待遇。很明显，这里对于革命者的要求，仍然是要有烈火一样的革命热情和舍已为人的精神。没有这种东西，就绝对不可能真正“全心全意”。

问题正好就出在这里。有一些革命同志（我指的是比徐进同志革命历史更长一些的同志），他们的革命热情没有随着年龄和党龄、工龄的增长而增长，反而有些衰退了。他们对物质享受和权力职位的兴趣在急剧上升、热化，而为人民办事的兴趣却在一天天地下降、冷却。作为一个革命同志，他们原有的那些最重要的，最可贵的，是值得骄傲的东西在逐渐消失着。他们经住了战争和忧患的考验，但没有经住和平和安乐的考验。他们没有随着大多数同时代的同志一同前进，而向后倒退了。这是可悲的，但这是事实。

有一些事情很不像是我们光荣伟大的革命阵营里面的事情，但这些事情的确在我们的阵营里面发生了。某市工业部所属五个工业局有十六个局长，最近一次调整级别时有四个没有提级，其中三个因此大闹大骂。已经提了级的局长里面，也有人因为只提一级而表示不满。“不提级不罢休，“不派到五百人以上的大厂当厂长不干”，以及类似的话，从前人们根本说不出口。偶然有这样一些念头出现，自己脸上也会发烧的。但现在有些人说这样的话却理直气壮，毫不避人。虽然这样的人只是少数，但这种现象却十分值得引起警惕。

这些同志也许都有过徐进同志那样一段革命热情激荡的时期，为党为人民做过许多的事情，或者做得比徐进同志更多更好，并且因此而受到过人民的尊敬和爱戴。但他们似乎很不珍惜自已可珍惜的历史，他们在自己洁白的脸上和躯体上刻画着丑恶而肮脏的记号，这难道不可悲吗？

有千百条理由可以为自己辩护，但这些同志最好还是放弃那些理由的好。一个人的精力和时间是有限的。用在这方面的多了，用在另一方面的就必然要减少。这面越多，那面越少，早晚达到一定程度，这些同志会发生质变的。想想自己参加革命的动机，入党入团的动机，想想以前的英雄气概，再想想现在的思想状况，你们会大吃一惊的——我怎么竟会变成计较这些小事情的人了呢？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有多少重要的事情等着我们去做啊！生命就这么几十年，青壮时期更短，难道可以在渺小的个人得失计较中和为此而引起的渺小的个人烦恼中白白度过吗？

对徐进同志来说，如果说追求物质享受和名誉地位已经成了他的主要思想，那是过份的，不合乎事实的。他在工作中经常加班加点，从未忙里愉闲也能够接受组织领导，这就说明好的方面还是他的主要方面。他参加革命较早，工作也很努力，经过革命斗争的锻炼，但他今天的生活待遇却不如某些参加革命较晚、也没有经过斗争锻炼的同志，因此有点想不通，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这里的确有一些实际问题，而不纯粹是思想问题。但是，他如果看不到自己思想上已经发生的某些消极因素，任其发展，他将来也会向后倒退的。我说的消极因素，不是指他想要调到技术部门，专心学技术——如果组织上同意，他完全可以去学技术——我指的是他自已所说的那些“不对头”的想法。

“辛辛苦苦地干了六、七年，现在依然故我，整个科长也没当上。”——这种“倒霉”的情绪是完全不对头的。没当上个科长，并不就等于“依然故我”为人民服务六、七年，一定会有许多原来不懂的事现在懂得了，原来不会办的事现在会办了。如果你的生活目的是为人民办事，那你就一定会想到现在比从前知识经验多了，本领也大了。如果你的生活目的只是当个什么“长”，那你当然会感到“依然故我”。可是，你愿意把自已的生活目的贬得那么低吗？而且，你是在什么意义上理解“科长”“处长”之类的革命工作职位呢？是把它当成一种工作责任呢，题是当成一种参加革命斗争的报酬？如果是当成工作责任，那你当“普通干部”不也同样有责任把工作做得更好么？既有工作的机会，有为国家为人民效劳的机会，那不是很幸福么？你为什么觉得倒霉呢？如果你是把职位看成报酬，那就真有些对不起自己的历史。你革命六、七年，为什么并没有想一下自己参加革命是为了多么崇高远大的目的，自己为人民而斗争的历史是多么值得珍贵，而今天竟然要把这样的历史当成资本家手中充满铜臭的“投资”，或者当成可怜的佣工手里的“佣金券”？这难道不是侮辱自己和自己的历史吗？

“当我在战争前线的时候，那些同学在大学之宫享受安乐，今天他们却舒服地享受革命成果；而我们这些从炮火下出来的人，却要无限地牺牲下去，这样是公平的吗？”——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革命青年参军参战上前线，本来就是为了保护自己同胞好好地生活，学习，并且在战胜敌人以后过更好的生活。你的同学也是这些同胞中间的一部分，让他们得到幸福的生活难道不应该吗？真正的革命者：是应当以别人的幸福为幸福的。“吃苦在前，享福在后”的伟大格言，徐进同志不会不知道吧？说这是一种“不公平”，当然也有道理。但是，革命者难道应该同意那种道理吗？如果那样，那还成什么“革命者”呢？第二、说那些“从炮火下出来的人”要“无限地牺牲下去”，这恐怕也不合事实。事实是有一些都门和单位的干部待遇可能比科学技术部门稍低一些。如果这也算是牺牲的话，这牺牲实在是微不足道的，不值得计较的。像旧社会里那种有权有势者的儿子一出校门就任要职、广大人民的儿子失学失业的现象，才真是值得称作“不平”的呢！

“早革命入党，要服从组织，自我牺牲……成天为别人奔忙……得不偿失。”——这和上一个问题有关。“成天为别人奔忙”，这正是革命者之所以为革命者的特殊生活内容，这生活是伟大的。如果反过来，一个人只喜欢“成天为自已奔忙”，对别人的事毫不热心，他就一定不是一个革命者。说“得不偿失”，这要看你是站在哪个角度来看的。如果你是站在国家和人民这个角度，那我们用自已的英勇斗争换来革命的成功和新中国的巩固，发展，我们的人生是一点没有白费的。如果是站在个人角度，也许的确多出了点力气，少得了点薪水，但这账实在还是不算的好。许多人把自己最宝贵的一生只有一次的生命都付出了，我们还有什么可以计较的！这个帐越算得精细，“新中国青年”这个光辉的字眼在自己身上就会变得越来越黯淡无光！

徐进同志还有别的一些“不对头”的想法，不列举了。

明明承认有“实际问题”，为什么总是一股劲讲“思想问题”，而不干脆解决实际问题呢？——实际问题如果是那么简单，能够干脆一下子解决，那当然很好。但事实不是这样。在“大公”之下的“小不平”，情况极其错综复杂。要使成千上万的部门、单位和千百万个各有优缺长短的工作人员的待遇，规定得人人满意，再无可以商榷之处，这是办不到的。至少在短时期内是办不到的。主管部门当然应当不断地研究改进，但工作人员对此也必须有一个正确的——革命的态度：只要生活对付过得去，就不要计较那点微小的差别。只有这样，他们集中精力工作学习，迅速进步。否则永远们的人生将浪费下去。

一个人以什么为荣，什么为辱，什么为乐，什么为苦，珍贵什么，鄙薄什么，爱什么，恨什么，这是区别革命者与非革命者的根本标志。前面谈到的许多问题，最后都直接间接地归结到这点上来，躲是躲不开的。在旧时代，人们（主要指有文化的人）脑子里多半是充斥着一些卑卑琐琐的小打算——补个肥缺啦，丰厚的薪水啦，光宗耀祖啦，亲友和邻人对自己的恭维和羡慕啦，等等。最善于作这种打算的人，被视为最聪明的人。不善于或不喜欢作这种打算的人，就是愚蠢的人。但是，革命者必须是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人。他们在思想感情上必须同旧时代那种卑卑琐琐的人严格区别，决不保留任何相同之点。他们经得起战争的考验，也经得起和平的考验。他们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和条件下，都决不怀疑舍己为人、自我牺牲的意义；决不去学旧时代人所说的那种“聪明”和“乖”。人类的前途不是属于那些旧人的。亿万的人民群众在迅速前进着。从前不明白的道理，现在明白了。昨天的错误思想和行为，今天改正了。他们朝着新的方向走去了。许多伟大的共产党人的伟大的员魂，他们灵魂里那种最可珍量的东西，将在新的社会里发扬光大激发亿万人民，共同去完成历史的伟业！

以个人来说，只有那些完全不计较个人得失、完全不为个人打算、永远保持最饱满的革命热情和最纯洁的心、永远抓紧“现在”而努力不懈的人，可望前进得最远，对人民作出最多的贡献（工作岗位实在只有很次要的意义）。谁如果把这样的人当作傻瓜来嘲笑，他自己一定会在最后受到历史的嘲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