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八十年明史论著目录》

余兆权

在中国断代史研究中，明史研究是相当重要的一环。长期以来，对这方面最欠缺的，是少了一本“论著目录”性质的工具书。自本世纪以来，国人研究明史的论文或专著，不下万篇(本)，如何获悉并吸收前人研究的成果，以决定自己的研究重点和方向，对一位学术工作者来说，这是相当重要的。《近八十年明史论著目录》的刊行，填补了这一空缺。它不但有助于专业工作者的研究，更可提供一定时期内该专科研究成果的面貌。

本书收录了从一九○○年到一九七八年中国发表的有关明史的论文和专著(包括论文集)目录约一万条，其中除国内发表的论著外，尚包括近三十年来台湾、香港所发表的有关的中文论著目录及中国学者在外国中文刊物上发表的部分论文目录。

综观本书，有三大优点。首先是齐全。本书共收录了本世纪明史研究的中文论文、专著及论文集目录达万条，可谓相当齐备，尤其难得的是，本书不但收录了国内的论著，即使香港及台湾的有关著作也尽量收录。同时，不避观点是否正确，不管成就高低，只要是有关明史的论著就尽量收入，务求巨细不遗。当然，本书在收录方面也还有遗漏，特别是在香港和台湾出版的论文和著作方面，都不算完全。不过已称得上是大体齐全。

第二个优点是编排井井有条。本书在编排上，不但详分类目、项目、子目、细目各项，又于正文前设“目次”。在排列时，于论文部分又严格依出版年份先后次序排列，这对读者了解该专题历年的研究情况和成果，颇为便利。

本书第三个优点是应用便捷。书中除正文目录外还往往附有“辅助索引”及“附录”等。所谓辅助索引包括著译者索引、标题索引等。使读者可以在很短时间内查得一作者的作品。又有所收报纸杂志一览表，使读者可以得知论文的来源，及是否有所遗漏。此外，本书还有英文目录，便利外国学者的应用和参考。

或许由于我国编制书目、索引的时间不长，经验不足；以及本书包含条目颇多，难以一一兼顾，本书也难免存在一些不足。

本书目录分类大体合理，却缺乏了“史料”一类，“史料”类被归入第八个类目“思想文化”类中第二个项目“史学、史料、古籍”中。将史学及古籍归入思想文化类中是可以的。但将史料类作品如《明清史料》甲编至癸编、《明实录》133册及《明清史料汇编》初集至六集等均列入思想文化类下是否适当？是否可以另列“史料及史料评论”类目？这点实在是值得考虑的。

其次，通论中国古代史的著作是否应该收录？本书“编辑体例”中说：“通论中国古代史的论文和著作目录，本目录一般不收录；通论中国与某国家关系和通论某兄弟民族历史的论文目录，其中有涉及明代者，则酌情收录。”可是，本书所收入的杨树藩《中国文官制度史》一书，既不属于中外关系，又不属于兄弟民族历史，又是通论著作，却不知何故收入了。事实上，编制书目当然以齐备为佳，但齐备也有限度，一般通论中国古代史著作应该一概不收，体例方才完整，不然有的收有的不收，便很难取舍。这涉及体例是否完善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出于本书的补遗方面。由于本书目录正文不齐，于正编后附上补遗，本来是很好的。问题在于，一是补遗部分没有顺序流水编号，不知数目多少。一是因无编号，也因此著译者索引中没有收入补遗部分。这对读者来说，实在有些不便。

在“所收报纸杂志一览表”部分，也有若干毛病。首先是＊和的符号分别不清。如果说＊是代表四九年以后才在台湾出版的报刊，而是代表四九年以前已有出版而四九年以后继续在台湾出版的报刊的话，则《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因何要加上＊符号(见页390)而不是符号呢？又《中国学人》(见页390)期刊，不是台湾出版的刊物，而是香港出版的。此外，香港出版的《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见页390)和《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见页396)重复，这些毛病都是值得查考、更正的。

此外，本书还有若干小错误。例如余英时的专著《方以智晚节考》误作《方以智脱节考》(页434)。又如英文目录中著作目录一词译作Bibliography似不大好，因为Bib－liography一词不单代表专著目录，通常论文目录也包含在内，似应译作Book1ist或BooksandCollec－tions较佳。

(《中国近八十年明史论著目录》，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二月第一版，3.1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