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大为和他的”鹤式“直升机

成小明

《勇士篇》编者按：

我们为什么把张力、董大为和祁淑英的事迹编在一起，定名为“勇士篇”呢？我们认为这里涉及到一个需要正视的字眼——冒险。

头脑简单者，曾给这个词涂上鲁莽的色彩；利欲熏心者，又曾给这个词涂上投机的色彩。其实，谁能风平浪静地有所作为呢？冒着种种困难和危险前进，这才是勇士身上的光彩！

重要的是，冒险者要有一双明亮的眼睛，看准方向；要有一副清醒的头脑，顾及主客观条件；要握好手中的剑和盾，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每一个人的生命之歌都不应该是平庸的，应奏出高昂的主旋律。

时代需要清醒的冒险者，青年人应该谱写出自己的勇士之歌。

1984年7月10日12时，一辆130卡车载着一架“鹤式”超轻型直升飞机，驶出南京。经淮阴，过临沂，向天津……等赶到济南黄河大铁桥，驾车的年轻人已36小时粒米未沾了。

汽车载着飞机开来，惹起沿途人们多少赞叹，多少遐想！“这小飞机真漂亮！”“听开车的年轻人说，将来中国的普通人家都能买得起这样的飞机。”“这飞机轻巧灵便，垂直起落，不需要机场，不需要跑道，就连一个普通楼房的平顶，它都可以降落和起飞。”

汽车载着飞机离去，又给人们留下问号：“这个年轻人是干什么的？”

“鹤式”飞机的主人，我国第一家超轻型直升机公司——中国锦州超轻型直升机公司的经理董大为，此刻就坐在我面前。第一架小直升机，第一家小直升机公司，壮哉第一！在当今中国，这每时每刻都在涌现“第一”的时代！

董大为30多岁，脸色黝黑，人长得挺高大。他既不是专家，也不是什么博士硕士。是什么使他和令人振奋的“第一”联系在一起？我探究，我发问。

“我没什么能耐。我不过是个过了河的卒子。”

这是一个动作起来风风火火，谈吐起来却平平静静的人。一上来，我的笔还真难以描述他。那么好罢，且让我的主人公先说说他自己——

我欣赏作家柳青这句话：“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

本来，我在南京航空学院就读，可是有一天——1982年的一个春日，我离开教室，口袋里装着一份退学申请书，向院领导办公室走去。

你问我为什么退学？三言两语说不清。

我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少年时代。那时我的家在北京，戴着红领巾，去新落成的人民大会堂听胡耀邦同志作《预备队的任务》报告的情景；听到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我和同学们抱成一团，高兴地在教室里打滚的情景；去少年宫，学做第一架模型飞机的情景，我永生永世忘不了。

记得那时校长问我：“什么是你的最大幸福？”“驾驶我自己设计的飞机奔向蓝天。”“你热爱航空事业，怎么个热爱法？”我抓耳挠腮，想出我认为最绝妙的比喻，“象犯大烟瘾一样。”校长慈爱地摸着我的头说：“傻话，新中国的孩子，哪里见过大烟呵。”

后来，我随调任的爸爸妈妈到了锦州。1965年，我打破了航模运动的一项世界记录，党和人民给了我这个初中学生多大的荣誉呵！当时的辽宁省省长黄火青同志给我授勋，锦州团市委书记秦子学带着小伙伴们去火车站迎接我。在一片锣鼓声中，我暗暗发誓，将来我一定考航空学院，做中国航空事业的马前卒！

后来……你知道中国发生了什么事。

1978年，在南航领导和老师的关怀下，我被破格录取为南京航空学院的学生。我少年的理想实现了。

一入学我就发现，我变成了一张被拉得紧绷绷的弓。课程安排得满满的。又是考试，又是测验，听课，做笔记，背书，我成天左挡右架，疲于奔命。有的课程，你明明基本掌握了，也必须去听。否则就达不到教学大纲规定的学时！

我请求有关部门根据我的实际情况，给我单独安排课程。得到的答复是：课程一律按教学大纲进行。

我想利用课余时间搞小直升机和气垫船的研制。被告知：学校只管教学和科研，不能搞新机种；不得影响教学秩序。

我想不通。我们的教学目的不是为了早出成果，早出人材吗？国外学航空的大学生，有的在校期间就设计了好几种型号的飞机，中国的大学生为什么不行？

我把我的苦闷讲给老师。有的老师鼓励我，有的安慰我：“过去我们都是这样教的。你还是好好听课，争取成绩单填上满分吧。”

我当然想在成绩单上填上满分，可我更想在蓝天上飞满我们的飞机！我们的教学太看重分数了，现在的高分低能者，不只是一两个人。这多么叫人焦心啊！

凡是读过《中国航空史》的中国人，都会感到心酸的。我们的航空工业起步并不晚。美国莱特兄弟1902年造出第一架飞机，我们的冯如1908年也造出了飞机。可是旧中国把航空工业糟蹋得奄奄一息。解放后，我们前进了一大步。但是和先进国家还有很大差距。我们拥有的飞机，和十亿人口及960万平方公里的幅员相比，实在太少了。

在南航期间，我对我们航空工业的现状有了更深的了解。长期以来，我们航空工业管理体制统得太死，只依靠中央部门的努力，很少发挥地方的积极性。特别是小飞行器的研制，国家还一时顾不过来。能不能在航空工业部的统一领导下，多开辟几条发展渠道呢？我想探条新路子。我用了几个假期，四处奔走，疏通了引进国外较先进机种的关节，并取得了一些领导的支持。“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呵。我萌生了一个想法：退学，回去造飞机！

……院领导办公室的门开着。对我来说，这是命运之门。我进去不进去呢？

摆在我前面有两条路。一是继续上学，将来分到研究所。二是退学，回去造飞机。第一条路稳当，意味着等待。第二条路有风险，意味着拼搏。我有两条腿，却不能同时走两条路。

我不能等待。难道我要等到白了头、谢了顶再去造飞机吗！人的一生要象一篇精彩的文章一样，有起伏，有跌宕，不仅有逗号句号，还要有更多的问号和惊叹号。平平淡淡，看了开头就知结尾，那多没意思。

我明白我一跨进那道门槛，我的大学文凭就丢了。这当然可惜。这年头文凭简直和命一样要紧。可是谁想把一切都揽在怀里，谁就走不动道。你想去探路，又怕摔跟头，又怕丢东西，你就别充硬汉!

牙一咬，心一横，豁出去了！我走进了院领导的办公室，递交了退学申请。

我知道小卒子一旦过界河就回不来了。我不后悔。

面对这样的热血青年，你能不被打动吗？我相信，我是被他的事迹打动了。但我由此生发的诸多的感慨，向谁去抒吐呢？向你？向他？不，还是先向着我眼前的这位主人公吧——

你怀着一腔热血，满腹雄心地回到了锦州。

一进家门，你的亲友们就开始数落你的冒失，责备你的莽撞。他们还带来了关于你的街谈巷议。

“董大为退学造飞机，简直是疯了！”

“咱们等着看他的下场吧。”

你笑了：“嘴长在人家脸上，说去吧，我耳朵眼儿堵住了，什么也没听见。”

亲友们叹息着，说出在中国劝慰人们安分守己的最富于哲学意味的话：“你还是面对现实吧。”

什么是“面对现实”？你陷入了沉思。

当“史无前例”的风暴铺天盖地而来的时候，你坐在家里，关紧门窗，正聚精会神地磨制天文望远镜的镜片。耸人听闻的大字报，喧闹不已的高音喇叭，骚动的人群，对你这个高一学生来说，好象另外一个星体上发生的事。造反派为辉煌战绩而得意，你却为没有直径较大的光学玻璃发愁。

身为知识分子受到冲击的父母对你发出警告：“大为，面对现实吧。现在天文台都关闭了。”

你没听。你混入了红卫兵大串连的列车。从北到南，从东到西，跑遍了祖国的好多大城市。人家去“打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你在寻找制造天文望远镜的玻璃。

你夜以继日地安装、测试，为了赶上67年4月24日的月全蚀。终于，天文望远镜架在锦州农科所的小楼上。透过镜片，你看到土星的光环，金星的盈亏，木星的卫星，你就是没有“面对现实”。

正当你兴高采烈的时候，5月初的一天，那幢小楼变成两派角逐的战场。你抢下镜片逃走，武士们把你的仪器和资料洗劫一空。

于是你哭过一场，决心“面对现实”了。在跻身于毫无意义又无休无止的大辩论之后，在参加了教学楼中的对垒战之后，你厌烦了。你竟斗胆对“现实”产生怀疑：“这样下去能长久吗？”

后来，你来到辽宁绥中县明水公社插队，在经历长时期思索的阵痛之后，你重新振作起来。你还是不“面对现实”。你忘了以往被“现实”击碎的梦，你不老老实实接受“改造”，却整天在唐砬山下，狗河岸边转来转去，又画又算。你想在村旁修一个水库，安个小电站，把狗河水引过来，结束这个村子祖祖辈辈点油灯、挑水吃的历史。

“出了事咋整？”队长不同意。

你挨家挨户串门，向人们宣讲你的计划，宣传修水库的好处。两个生产队的农民被你的雄辩鼓动起来。你带着几十个壮劳力，苦干一个冬春，在村边修起拦水坝，修起水渠。

你没有经验，又缺乏水泥，水库修得不理想，可是水轮机转动了，电灯亮了，清澈的狗河水被引进了村子！在苦斗中，你看到了万物的灵长——人的力量！尤其是，你看到了人的理想和追求的力量！世界上没有这小水库，原来是现实的，世界上有了这小水库，现在是现实的。

“面对现实”的含义，被许多人理解歪曲成苟且偷安、随波逐流的护身法宝。可你觉得，面对现实，又得改造现实，而不是在现存的一切前面退却！

于是你对亲友们说：“中国目前还没有超轻型直升机。我造出来，不就有了吗？”

你那时的处境并不美妙。你为了办进口批件，购买国外的飞机零件，象是闯进迷宫一样，跑了北京的八个大机关。口干舌燥，点头作揖，总算盖上十几个公章，功成圆满了。等你风尘仆仆赶回锦州，你才知道，市委安排给你的落脚点——体委，已经把你拒之门外了。

市财政局本来计划拨款5万元的，也把钱收回去了。那个雾蒙蒙的早晨，你火急火燎赶到市体育场，在一群慢悠悠打太极拳的老人中找到了老主任。

“老主任，你答应提供场地，怎么又变卦了？”

老主任叹气说：“你年轻气盛，不懂得人世复杂。你还是去别处搞吧。”

你激动了。“男儿有泪不轻弹”，你止不住泪水涌出了眼眶：“老主任，说这话我替你难过。我是你看着长大的。你曾送我去北京去沈阳学习，嘱咐我长大了要报效国家。打倒‘四人帮，我有报效国家的机会了，你反而不支持我啦！”

任你慷慨激昂，老主任只是摇头。你气冲冲跑出体育场，又回转身来，使劲跺一下脚，指着蓝天说：“老主任，你信不信，我一定要让小飞机飞过你的头顶，落在体育场里！”

你不是说气话，你是在发誓。你这义无反顾的卒子刚刚越过界河，就遭到车马炮的阻击。场地，资金，全都落空了。可你还在奋争。锦州市有关大大小小的机关和单位的门坎，你不知来来回回tang了多少遍遍。这一切毫无结果之后，你还不甘心败下阵来。正面拱不动，你就迂回进攻。你想起那些为改变现状正不懈努力的人们。

你来到青年之家——共青团中央。你把你的抱负你的苦楚，全都诉说给团中央书记陈昊苏同志。陈昊苏同志说：“我理解你，我们可以替你呼吁。”你一眼瞥见墙上的一对条幅：海为龙世界，云是鹤家乡。你心里一动：如果小直升机问世，我要把它命名为“鹤式”直升机。

你带着陈昊苏同志写给中共辽宁省委书记郭峰同志的信赶到沈阳。省委的李秘书接待了你。他热情地说：“你办的是件好事。我一定向郭峰同志汇报，尽量帮助你。大为同志，你为小飞机到处奔走，车费到哪里报销？”

你苦笑了。几个月来，你东奔西跑，火车，汽车，长途电话，花去你800多块钱。为凑足这次旅费，你节衣缩食，搜尽家里的每一个硬币。狠狠心，你把给3岁女儿存下的独生子女费也拿出来了。临走的时候，你感到对不起女儿。你亲着她说：“等你长大了，一定让你坐爸爸设计的飞机。”

的确，我的这位主人公似乎不大容易被常人理解。但是，他的超常之处究竟在哪里？我只好和亲爱的读者——探寻——

蓝天。白云。一架乳白色的小直升机在飞翔。

它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驱赶羊群。

它在茫茫远去的河流上空盘旋，勘测水文。

它沿着顺山势婉蜒起伏的高压线路飞行。

它赶到一处发生火灾的工厂，指挥救火。

……

这不是梦幻。这是董大为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的序幕。剧本描写一个有志于发展我国航空事业的年轻人，历尽曲折，终于把小飞机送上蓝天。

可生活比这艰难得多。从沈阳回到锦州，他又一次陷入绝境，尽管省里责成锦州科委协助他制造小飞机，可是科委的经费少得可怜，加上有个别人从中作梗，成心看他的笑话，他依然是身无分文、两手空空。

“董大为，我们这小庙搁不下你这大菩萨。”

“你本事大，找大领导要钱去。”

“造飞机是航空部门的事，他才吃几碗干饭！”

他不怪罪那些人，鲁迅不是说过，冷笑家的赞成，是在见了成效之后吗？上边不拨款，自筹资金也要干！

听说拍一部影片能有几十万元的投资。电影厂看中了剧本，也许会给他的小飞机加以赞助。所以他放下了手中的飞机图纸，去从事他并不熟悉的文学创作。

他为影片中的场面苦苦思索。“要不要配画外音呢？对，要配。这种小飞机灵活轻便。无需机场。续航能力300公里。航速每小时140公里。一般单位都能买得起……”

“啪”！他气恼地把稿纸推到一旁。这简直象广告，哪有艺术味儿。飞机，飞机，满纸都是飞机！

他将苦熬了七个晚上写就的剧本扔在纸篓里，又在想别的办法。

锦州产的自行车滞销。改装一下，生产电动自行车！他苦干一个通宵，第二天天亮，他骑着电动自行车在大街上兜了几个来回。可惜银锌电池成本太高，成批生产价值不大。

对，搞小汽垫船的制造。市里有关部门为此开了个论证会，他在会上百般陈述理由，会议还是按照主持人的调门作出结论：小气垫船的生产没有价值。

……头破血流，走投无路呵！

那天，他心情烦闷，拖着两条沉重的腿，漫无目的地在大街上踱着。不时有年轻的夫妻推着婴儿车，从他前面走过。他的心里泛起一层层酸楚。这些年来，他四处奔波，饿了，买几个烧饼充饥。困了，就在接待室的长椅上打个盹。好几个春节，他是在列车上、在工作室里度过的。每次回家，女儿都偎在他怀里问：“爸爸还走吗？”瞧着女儿眼巴巴的样子，他心里好一阵倒海翻江呵！

走累了。他在街心公园的石椅上颓然坐下。他本来用不着失去许多年轻人梦寐以求的大学文凭，用不着去得罪那些按照生活的常规行事的人。大家亲亲热热，相安无事，那该多好。他问自己：“我这样干为了什么？为了什么呀？”他把手伸进蓬乱的头发里，扯着，拽着，仿佛要理出个头绪来。

天空中传来嗡嗡的声音，他仰头一看，一架苏联30年代设计的飞机正掠过他的头顶。“老掉牙的东西，还在我们的蓝天上盘旋！”他猛然站起来。

他想起他所景仰的冯如。冯如家境贫寒，赴美谋生。为了拯救国家，他立志造飞机。资金奇缺，屡遭失败，一场火又烧毁了他身边的全部家当。就在父母病重催他回国的时候，他起誓说：“飞机不成，誓不回国！”终于在1908年，中国人设计制造的第一架飞机震动了世界。

“冯如本世纪初能办到的事，我们80年代还做不到吗？我决不趴下。你自己躺倒不干，别指望有人把你拉起来，央求你干。少年心事当拿云，谁念幽寒坐呜呃！”

……机遇永远属于主动进攻的人。就在董大为为小飞机的资金焦急之际，沈阳军区炮兵教导大队的同志来找他。“我们进行高射炮的训练，急需一批遥控直升靶机。你能担负这个任务吗？”

他喜出望外：“我一定尽力。”

他象一支陷入重围的军队，左冲右突，几经厮拼，终于杀出重围。在市领导和有关工厂的支持下，他得到了3万元资金和几台车床。锦州驻军高炮某师的首长也热情相助，为他提供了生产靶机的场地。

没日没夜地干！第一架靶机安装完毕了。在试飞过程中，他不小心让旋翼打伤了左腿。伤口感染，又引起高烧。一量，39度！

他摇摇晃晃来到医院，快站不住了。医生一检查，他很有可能得败血症！“你必须马上住院！”

点了五天五夜的红霉素。病情稍好转，他悄悄溜出医院，又跑回工厂。

82年底，几架直升靶机问世了。去沈阳为军区首长表演，获得好评。许多国内外厂商闻讯，纷纷来函要求订货。董大为觉得，实现他的计划的机会成熟了。打出招牌，成立超轻型直升机公司，为发展我国小飞行器事业开拓一块地盘，闯出一条新路！

他把想法对锦州市委副书记秦子学同志和盘托出。秦子学当下表示支持：“你的想法很好。经理你先干着。将来，你选一个合得来的书记一块干。”

董大为心里热乎乎的。秦子学同志了解他，信任他。1975年，在董大为研制喷洒农药用的遥控直升机的时候，科委有个别人刁难他，把他派去参加农村工作队。当时身为科委副主任的秦子学同志不顾自己的处境，勇敢地站出来。“大为，你回去搞小飞机去吧，出了事，我一人兜着！”

董大为深有感触地想，在中国，没有党给你撑腰，你天大的本事也寸步难行！

1983年2月，经中共锦州市委和市政府批准，“中国锦州超轻型直升机公司”宣告成立。那天，有个好心人悄悄对董大为说：“大为，我知道你是个有志气的人。但我真替你捏把汗。成功了，你是英雄，要是失败了呢？”

即使现在，我的主人公的面前，也很难说是一条怎样的路。对今后，他是怎么想的呢？也许，他自己会有一番预测——

鲁迅曾感叹中国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敢于单身鏖战的武人。我想，中国人只有不怕做失败的英雄，我们的改革才会成功，我们的民族才会有希望。有了失败的英雄，才会有成功的英雄。

难怪好心人为我们这中国第一家超轻型直升机公司捏把汗。天知道我这个“董经理”多难当。多少条腿伸在你前面。你得小心翼翼地迈步，踩了谁都不行。我不怕和飞机打交道，就怕和人扯皮。硬着头皮干吧，谁叫你是经理呢。

我看，我们的人事制度得改。完全是“包办婚姻”，一点“自由恋爱”都不许。我为缺乏有志于航空事业的人材发愁。别的单位有，我调不来，烧香拜佛也不顶事。有用的人调不进，而无用的人又请不走。怎样才能解决这最让人头痛的人事问题呢？在困惑中是我的伙伴们提出了全部实行合同制的改革方案，这个合理化建议提的真是太好了。公司成立以来，他们不但为我掌管着财务大权，而且是些“智多星”，许多创业的妙计都出自这些智囊人物。这些年来，当我资金困难时，有的主动取出自己的存款；去年在公司用人之际，有的又主动放弃了去大专学习的机会。我真感激这些对我慷慨相助的人们呀！在我还是孑然一身的时候，我的朋友、锦州市政府的汽车司机马立军就充分理解了我的事业，在交通上为我提供方便。创业之初，锦州光学仪器厂的高会臣师傅，冶金局的潘师傅，都曾给过我极大的帮助。可由于没有人事权，我却留不住他们。

你得和官僚主义和低效率斗争。没耐性可不行。去年我们和外商订合同，买了一批飞机零件。国外按期到货，可取货单还压在一个单位的办公桌上，你去催，人家训斥你一顿，急得你简直想撞墙。别人给我出个主意，给管事的来点“小意思”。我不愿这样做，可是生产等着用啊。

还有很多意想不到的麻烦。有一次，外商邀请我出国洽谈业务，他们出旅费。这对我们公司的发展是个机会。我去办理出国护照。谁知，没办成。

外办的同志说：“没有几个月的时间怎能办成出国手续呢？！再说，邀请一个人出国，总让人不太放心。”

83年底，我们第一架“鹤式”直升机装配成功。我成天守在它跟前。我们把飞机拉到北京某机场。航空工业部何文治副部长，国家科工委的叶正大主任，空军的王副司令，海军的李副司令，都赶来观看。何副部长握着我的手说：“小董，你为了造小飞机，牺牲了文凭，不容易呀！”几位领导同志登上飞机，里里外外仔细观看。他们鼓励我说：“等着你试飞成功的消息！”

后来，飞机停在南京两个多月也没飞成，就是由于没有直升机试飞员。另外，你也知道，我们空中管理条例卡得很严。任何飞行器不经批准是不能上天的。我认为，随着形势发展的需要，有些条例的某些条款，是不是可以松动一下呢？小孩长大了，你总不能老用绳子拴住他吧！

飞机还没有上天，我们这支队伍的情绪可落地了。大伙也不唱了，也不闹了。我说：“别泄气，当年毛主席率领红军四渡赤水，过大渡河，越腊子口，经过多少艰难才到陕北。咱们这点波折算什么！”

大伙说：“你尽说大道理。”

这是真理。世界上万事万物的发展都不是直线运动。最要紧的是，人在困难面前要挺住。不能象汽球一样，看起来鼓鼓的，针一扎就泄气。

从南京“千里走单骑”转场到天津。在天津，我开始学习飞行。有的领导劝我不要飞。“可别去冒险，万一……”

我理解领导的好意。人家外国飞机公司的经理和设计人员都会开飞机，我不能只会造，不会开，瘸一条腿，矮人一头。至于说冒险，当年红军过大渡河冒险不冒险？不冒这个险，就会成为石达开第二。现在国外航空工业发展很快，你老是四平八稳的，就只有在人家后面爬行。

我坐在教练机的驾驶舱里。发动机震得耳朵嗡嗡响。今年七月的天气真够呛，机舱里又闷又热。我座下的降落伞都浸透了我的汗，湿淋淋的。可我还是要飞。飞行教学大纲规定，飞行学员每天最多9个起落，我给自己加码，每天30个。走下飞机，我头晕恶心，吃不下饭。我咬牙鼓励自己：“坚持，不能垮掉！”

“鹤式”直升机的试飞就要开始了。这次试飞，对我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如果我成功了，记者们也许会蜂拥而来。什么“勇于探索的青年改革积极分子”啦，什么“有胆有识的航空界新秀”啦，可能还会有更多的言过其实的赞誉。如果飞机坠毁了，那些反对我造小飞机的人，就会抓住把柄：“看，这就是不照常规办事，异想天开的下场！”有些人会落井下石：“董大为是改革潮流中泛起的渣滓。”

如果飞机失事，我有幸活下来，我知道我的归宿。我要是在大研究所里从事飞机设计，出天大的事也找不到我。我没有追求保险系数。我把自己的命运和风险拴到一起了，还是那句话：我不后悔！

如果我真的到了法庭上，我将这样说：“我甘愿伏法。因为我没有成功。但是，我要疾呼，人们不要为我的事在心灵上投下阴影。有志于发展航空事业的探索者不要伤了元气。我微不足道，可我们的事业却是永存的！”

我不是完人。也不奢想做完人。我不期望我成功之后，人们朝我投鲜花；也不愿意失败之后，人们对我泼污水，只期望人们说：“董大为是条汉子！他曾经努力过。”

写到这儿，我想为董大为和无数用行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人们说几句祝福的话。想来想去，竟说不出。

这世界上没有救世主。我们挺起胸膛，战胜自己的自卑和怯弱，就是对我们事业的最大的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