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竹枝词

韦明铧

几年来，居然买到了三本新版的古代竹枝词专集——北京古籍出版社的《清代北京竹枝词》、四川人民出版社的《成都竹枝词》和浙江文艺出版社的《西湖竹枝词》。我仿佛感到了一种小小的“竹枝词热”。

竹枝，本是盛于蜀中的民歌。至中唐，因为诗人刘禹锡的倡导，才从民间进入诗坛。历代诗人中不乏作竹枝词者，如苏轼、黄庭坚、杨万里、范成大、王士祯、郑燮、梁启超、苏曼殊等，都写过脍炙人口的竹枝词。元代诗人杨维祯首制《西湖竹枝词》以后，竟有数百人和作，一时传为佳话。竹枝词形式与七绝相似。或问王士祯：“竹枝词何以别于绝句？”王士祯答：

竹枝咏风土，琐细诙谐皆可入，大抵以风趣为主，与绝句迥别。(见郎廷槐辑《师友诗传续录》)

这大抵是不错的。只要翻一翻北京、成都、西湖三本《竹枝词》，那帝京景物之盛、锦城习俗之繁、西子风情之美，就几乎使人目不暇接。作为一种诗体，竹枝词诚然算不得雅品，但从民俗学的眼光看，它却是一个伟大的宝库。而在这个宝库中，《扬州竹枝词》历来受到人们特别的推许，仅手头几本书中就有数处提到。如杨米人《都门竹枝词》有乾隆乙卯年吴的题词说：“《扬州竹枝词》久擅谐谑之妙，米人效而为此。”嘉庆间六对山人《锦城竹枝词》说：“扬州老董苏州蒋，百首南风竞竹枝。”又，定晋樵叟《成都竹枝词》说：“枯肠搜尽无佳句，贻笑扬州董耻夫。”皆是。

这里提到的《扬州竹枝词》和“扬州老董”、“扬州董耻夫”，系指康乾间人董伟业和他的作品。因董氏《扬州竹枝词》末首有“问何家世何名目？自号扬州董竹枝”之句，世人咸以“董竹枝”呼之。千百年来，写过竹枝词的诗人虽然不绝于世，都不过偶一为之。既以“竹枝”自号，又因“竹枝”而成名的，大概举世仅董竹枝一人吧？所以人们往往一提《扬州竹枝词》，便想到董竹枝，甚至以为写过《扬州竹枝词》的只是董氏一人。董竹枝在“竹枝词史”上的地位并不下于刘梦得、杨铁；但在他之前、之后，作《扬州竹枝词》的均不乏其人。有清一代，《扬州竹枝词》的作者至少有十余家。这十余家在同一题目之下，却做出了各各不同的词章来，是一件值得探究和玩味的事情。

清代最早的《扬州竹枝词》，为明朝遗民诗人孙枝蔚所作(见孙氏《溉堂前集》卷九)。枝蔚字豹人，号溉堂，陕西三原人。他少年时曾纠集同里恶少与李自成农民起义军为敌，后败走扬州，从此结交四方名士，成为抗清的著名人物。他的《扬州竹枝词》共计八首，几乎首首含离人之怨，如“怪煞隋家偏种柳，柳枝容易赠离人”、“扬花落尽燕双飞，天末王孙尚未归”、“伶人休唱安公子，主客相逢半异乡”等。枝蔚秦人，侨居扬州，常怀西归之意。因《诗经·匪风》有云：“谁能亨鱼？溉之釜。谁将西归？怀之好音。”故孙氏取号溉堂，以示不忘乡关。他的《扬州竹枝词》，一面固然寄托了对故乡的怀念，一面当也暗寓着对明朝的追思。

清初戏曲家、《桃花扇》作者孔尚任也在扬州写了竹枝词二十首，题作《清明红桥竹枝词》(见《孔尚任诗》第二辑)。他因为在淮扬一带参与过疏浚黄河海口的工作，所以对扬州风物十分谙熟。红桥是扬州名胜之区，时人有“扬州好，第一是红桥”(费轩《扬州梦香词》)之咏，王渔洋倡导的“红桥修禊”也即在此。孔词描绘了清明时节扬州红桥一带的“踏青”、“祭扫”、“进香”、“市酒”等风土人情，具有一定的民俗研究价值，但作者的本意似乎并不在此。“桥头拍手人齐笑，妙舞清歌脚底行”、“一曲红桥三里水，清明消尽满城魂”、“桥西桥北冢为邻，祭扫何曾泪掩巾”——他分明是在冷笑：看！刚刚经历过十日之屠的扬州，如此迅捷便又恢复了醉生梦死的故态。

康乾盛世时，繁华的扬州几乎令人想起盛唐时代“扬一益二”的那番光景。四方文人雅集维扬胜地，其中固然有吴敬梓、曹雪芹、郑板桥那样冷眼看世界的清醒者，但大多数不过是些趋炎附势、安富尊荣、斗靡夸奢、随波逐流的人物。他们中间写竹枝词的颇不少。如康熙进士程梦星，字午桥，号香溪，歙县人，他的五首《虹桥竹枝词》(按扬州红桥一名虹桥)里，飘逸着的是“梨红杏白休轻唤，帘底防人认小名”那样的闲适情趣。桐城人程宗洛，字望川，他的四首《扬州竹枝词》被袁枚称赞为“皆眼前事，而笔足以达之，殊可爱也”，但也无非是工于“此去下坡苔露滑，依扶小妹妹扶娘”一类新巧的状摹而已。(见《随园诗话》卷七)至于浙江山阴人金的《广陵竹枝词》，似乎倒是写了一些盛世间的扬州实况，据金埴《不下带编》卷五云：

埴季父训导公讳，字子，蚤有才名，向有《绮霞词》行世。著《广陵竹枝词》三十首，有云：“十三学画学围棋，十四弹琴工赋诗。莫管人称养瘦马，只夸家内有娇儿。”此首尤传人口。

所谓“养瘦马”者，教养雏妓之谓也。可惜金词今已难以寻觅，故未睹全貌。又有无名氏所作《广陵古竹枝词》一种，共四十七首，诗中专写女性的种种风流，表明了作者的趣味之所在。其中有一首写道：“密密松林大道开，女郎逐队两边来。你爱我穿孔雀锦，我爱儿簪金凤钗。”这“孔雀锦”大概就是贾宝玉穿的那种“孔雀袭”吧？

有意思的是，扬州八怪之一的黄慎，也曾写过四首《维扬竹枝词》(见黄氏《蛟湖诗草》卷四)。他是画苑中的怪人，也是诗坛上的奇才。他写《维扬竹枝词》，以画家的眼睛去看扬州，使诗情中充满画意。其中“闲倚镜奁监水面，拟将时样学苏州”二句，道出了当日扬州妇女以仿效苏州妇女装束为时髦的风尚。苏州是南方另一繁华之区，据清人欧阳兆熊、金安清所著《水窗春呓》卷下“苏州头”条载，清代妇女直至道光年间仍好模仿苏州妆饰：

妇人妆饰皆效法苏州，苏州则又以青楼中开风气之先，仕宦者反从而效之，其故不可解。道光初年皆元宝头，而后施燕尾；中年后皆改为平三套，较为淡雅，燕尾皆无之，蝤蛴如雪，只逋发丛丛耳。甲午、乙未间，忽改为纯素衣衫，有用白线绾髻者，询之并无亲丧也……

可见黄词所述，当非虚语。

总而言之，上述各家竹枝词在内容上和规模上虽不尽一致，但在大体上并无特别的不同。可以称得上有史以来竹枝词作者中的一位怪杰的，唯有董竹枝。董竹枝名伟业，字耻夫，号爱江，沈阳人，寄籍扬州。他的《扬州竹枝词》多达九十九首，在规模上固是他人所不可比拟的，而在内容上尤其别开生面！前人的竹枝词，也写风俗，也写人情，但大抵离不开对男欢女爱的玩赏和对湖光山色的留连。董竹枝仿佛是决意要摆脱这窠臼似的，他把自己的笔触扎扎实实地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几乎每个角角落落。在他的诗中，农、渔、商、儒、释、道、娼、优、医、巫、官、绅，三教九流，七十二行，无所不有。每一首诗都记录一件具体的事物，或一个实在的人物，正如天印山农常执桓为董词所写的《跋》里说的那样：“九十九首各有所指”。因此，董词给后人留下的民俗材料是相当丰富和珍贵的。譬如，人皆知扬州是明清说书艺术的中心，但十七、十八世纪之交扬州到底有哪些书场从来无书记载，董词却写道：“书词到处说隋唐，好汉英雄各一方。诸葛花园疏理道，弥陀寺巷斗鸡场。”明白告诉我们在诸葛花园、疏理道、弥陀寺巷、斗鸡场都有说书人活动的场所。又譬如，人皆知扬州的吃极富特色，但有关清代中叶扬州民间的厨师与餐馆的具体资料却很难得到，董词却写道：“小东门接大东门，旧县西街早肆喧。面长大鱼周大脚，过桥汤不亚桥园。”使我们了解到周大脚这样一位二三百年前的民间烹饪师的名字，和大东门、小东门、旧县西街、桥园等一些曾经很有名的扬州饮食去处。董伟业以这种纪实的笔法来写诗，在正统的文人看来是很乖张的。这一点，他自己也清楚，所以他在《扬州竹枝词》中写道：“镂血呕心苦费思，惹人骂不合时宜。”但董伟业的乖张处，不仅在他专写极平常的事物，还在于他身处盛世，看到的却是许多的凄凉。“李三潦倒瓜州寓，铁笛闲吹幼妇词。”“北风吹冷不晴天，穷汉长街望午烟。”“枯僧古水粮频绝，忍饿寒天抱膝吟。”这些诗句，说明他确实是象自己表白的那样：“冷眼西风看醉乡”！他的作品是如此的“不合时宜”，因此，尽管他的《扬州竹枝词》一经付梓就不胫而走，但在扬州士大夫中，却知音奇少。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三说：

伟业字耻夫，《竹枝词》九十九首，有古风人讥刺之意，而无和平忠厚之旨，论者少之。

这是实话。董伟业自己在《扬州竹枝词》中也说：

竹枝词好凭谁识？

绝世风流郑板桥！

只有郑板桥那样的怪杰，才赏识董伟业这样的怪杰，真可谓惺惺惜惺惺。板桥激赏董词，亲为作序，赞其“挟荆轲之匕首，血濡缕而皆亡；燃温峤之灵犀，怪无微而不烛。遭尤惹谤，割舌奚辞；识曲怜才，焚香恨晚。盖广陵风俗之变，愈出愈奇；而董子调侃之文，如铭如偈也！”写序之外，板桥又以“六分半书”抄誊《扬州竹枝词》数遍，馈赠友朋，今陶白先生和扬州博物馆等处均藏有郑板桥所书《扬州竹枝词》长幅手卷。

自董竹枝开创了竹枝词创作的新生面，仿作者不绝如缕。但这些仿作，好象《红楼梦》之后产生了许多的《红楼后梦》、《红楼圆梦》一样，只是从形体上模仿，精神并不一致。据乾嘉时人林苏门《续扬州竹枝词·序》说，在董氏之后不久，就有“郑、厉二内翰续《竹枝词》，展卷读之，潇洒风流，足与董相匹耦。”然而郑、厉二氏之词皆不传，倒是林氏本人的《续扬州竹枝词》一直流传至今。林苏门字啸云，号兰痴，扬州甘泉人，系乾嘉学派著名学者阮元的舅舅和老师。林词在数量上亦是九十九首，并全部按董竹枝原韵。至于其旨趣，作者于嘉庆五年所写的《自序》中说得很坦率：“吾少时读《扬州竹枝词》，窃慕董耻夫之才调，想见其为人。……(然)维扬风俗日上，此编矫励末俗则有余，似非所以颂清明美古处也。思欲一效其技，而少变其旨趣。”因此，林词的特点，是只栽花而不种刺。如董词第一首开宗明义，以“只栽杨柳莲花埂，不种桑麻芍药田”之句，讽谕当时扬州不事农桑的浮华风俗；而林词只是说：“自古繁华今又盛，人居福地种心田”，一味粉饰太平，歌颂清明。只此便可见两者的不同。不过，林词中也不乏有价值的风俗描写。“惯喜谈天笑口开，鼻烟壶样选琼瑰”、“殷实商家岂曰无？门前仆立女提壶”、“成群三五少年狂，抱得洋琴只一床”……都不失为一幅幅风俗小品。有关戏剧的史料也很珍贵：“苏班名戏维扬聚，副净当场在莽仓。王炳文真无敌手，单刀送子走刘唐。”这首诗记载了乾嘉时苏州与扬州之间戏曲交流的情况。那位被称为“无敌手”的王炳文，原是一位苏州昆曲艺术家，又是一位扬州弦词艺术家。

《续扬州竹枝词》之外，林氏又有《邗江三百吟》之作，在民俗学方面的价值，更胜过前者。黄裳先生在《榆下说书·谈“集部”》一文中这样评介说：

甘泉林苏门撰《邗江三百吟》十卷，嘉庆刻本。这是有关扬州的一部诗集，分“播扬事迹”、“大小义举”、“俗尚通行”、“家居共率”、“周挚情文”、“新奇服饰”、“趋时清赏”、“适性余闲”、“名目饮食”、“戏谑方言”等十个门类，共三百题。每题后有小序，然后才是诗。作者是阮元的舅舅和老师，曾经参加过四库全书的校勘工作。他对扬州这个地方的风俗、饮食、服饰……有非常浓厚的兴趣，仔细加以考察、记录。在地方性的“竹枝词”中，这是很有特色的一种，不象别的作者，只将兴趣集中在古迹、名人上面，他关心的却是当代的事物，特别是与城市平民有关的平凡琐事。这就很是难得。

需要指出的是，《邗江三百吟》中的诗有齐言，也有长短句，这一点并不相同于一般的竹枝词。而且，每首诗前的小序的价值，往往比诗本身更高。如“点茶”一题有序曰：“扬城喜事，如款待作伐人，以及新婿上门、姻亲初会时，入座用‘三道茶。第一道高果献而不食；二道或建莲、或燕窝，三道或龙井、或霍山，皆食。——皆曰‘茶。”又“混堂”一题有序曰：“澡身之地名曰‘混堂，城内外数以百计。凡堂外有立厢、有坐厢、有凉地、有暖房、有茶汤处、有剃头修脚处；堂内之池取乎洁，用白矾石界为三、四，池之水温凉各池不同”。扬州有“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之谚，或以为扬州人早上喝茶、晚上洗澡，过于追求享受；实际上扬州人的喝茶、洗澡均不限于喝茶、洗澡本身，林氏的小序便是真实的注脚。黄裳先生特别提到，《邗江三百吟》中有“长耳挖”一题，其序云：“此即俗名一丈青也。金银不一，妇女头上斜插之。”他认为这段话“可贵”在解开了《红楼梦》中的一个问题，即《红楼梦》第五十二回写晴雯“向枕边拿起一丈青来”往坠儿手上乱戳的，便是这耳挖。关于“一丈青”，在林氏同时代人所作的《邗江竹枝词》中也有描写：“耳挖名为一丈青，可怜打得瘦零丁。玉猴安上成何样，卖弄风骚扭捏行。”

《邗江竹枝词》一百首，署名“仪征函璞集英书屋”，撰人不详。这也是一部很有价值的作品。全编对扬州清代的吃、喝、玩、乐诸方面情形的描写，多具体而生动。如写扬州的戏馆：“邗江戏馆叫茶园，茶票增加卖百钱。茶果大包随意吃，时新正本闹喧天。”写扬州的茶坊：“邗江遍处是茶坊，扬款焉如苏式昂。三五七文粗细碗，手巾把子水烟装。”此外，对岁时、穿戴、伎艺等也均有风趣的描写。不过，最后对瘸子、跎子、矮子等残疾人大加戏谑，完全堕入恶道。

《续扬州竹枝词》的作者，在道咸年间又有进士臧毂。臧毂字宜孙，号雪溪，自称种菊生、菊隐翁、菊叟，扬州人，董玉书《芜城怀旧录》卷一有传。罗尔纲先生五十年代初在扬州发现的太平天国新史料《劫余小记》一书，即臧氏所著。一八五三年太平军初克扬州时，臧氏“年始冠”，于事变前夕仓皇出城，避兵至邵伯。一八五六年太平军再克扬州时，臧氏又于当日黎明狼狈出城。嗣后常住西北乡，对一八五八年太平军三克扬州战事，也多见闻。他自序其《续扬州竹枝词》云：

自罹兵燹，颇多见闻。蝉结舌而难甘，茧有丝而必吐。砚荒笔秃，手挥不停；桑变海迁，幻态何极！触满目凄凉之感，冒无病呻吟之讥。用访前人，博采轶事，得诗百首，统名之日《续竹枝词》。

因为作者亲经战乱，故他的《续扬州竹枝词》也同他的《劫余小记》一样，“颇有在其他史料见不到的重要记事”(罗大纲语)。如有一首写道：“冷落西风九月天，无粮也费贼周旋。一城外小芟除尽，都在南门管驿前。”这里说的“外小”就是太平天国的一个特殊的用语，意指那些不愿参加太平天国组织的异己分子。据《劫余小记》载，扬州太平军“诸馆林立，有一技皆收录，如避而不入其中，名曰‘外小。”太平军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对于“外小”采取非常政策，太平天国研究者从这首竹枝词中可以得到消息。臧词也有不少社会生活方面的描写。有一首诗写道：“蕃厘观外新堂设，略与京城样不殊。七日有期刚礼拜，红男绿女奉耶酥。”表明西方传教士在杨州的活动有相当影响和势力，同治七年震惊全国的“扬州教案”的发生并非无因。

臧毂的友人、衢州诸生孔庆也曾作《扬州竹枝词》百首。庆字小山，号剑秋，《江都县新志》卷九说他“幼随父官两淮，父殁，贫不能归，因奉母居扬州，遂为江都人。生平泛应群伦，工酬世文字，凡有所求，挥手而就，莫不服其敏捷。”孔氏虽是圣裔，但生当清季，沧桑历尽，艰苦备尝，故他的《扬州竹枝词》笑骂无常，倜傥不群，倒是并未严守着“温柔敦厚”的诗教。孔词第一首诗就写得十分尖利：“恭喜声声语吉祥，崭新已换旧衣裳。却从门缝投名刺，真个人情纸半张。”一语道破了浇薄的世风！孔词全编按节令时序写来，把扬州从春节、元宵、清明到端午、重阳、除夕的节日风尚写得要而不繁。孔庆生于一八七○年，卒于一九三二年，在清亡之后又活了二十来年，故其词对民初的情况也不乏载述。“一觉扬州梦已空，孤山深处驻行踪。”依稀流露出他对于逝去的天朝的眷念。“混沌初开教字母，已通西学习挨皮。”(按“挨皮”指字母AB)现实又使他不得不承认“欧风东渐”的时代潮流。孔氏对于民间的事物如刻瓜灯、叉麻雀、斗蟋蟀、剪纸花、唱淮书、吃牢饭等毫不避俗，颇有当年董竹枝遗风。孔词最后写道：“人人道我衢州怪，也向扬州号竹枝。”可谓夫子自道。

扬州的竹枝词除写城市的以外，又有专写乡村的，如咸、同间阮充、阮先兄弟的《北湖竹枝词》、《渌湖竹枝词》等。阮充字云庄，阮先字慎斋，均仪征人，阮元的从兄弟。他们的竹枝词描写扬州农村风光习俗，多清新感人。如：“四鼓喧阗更打锣，插秧时候笑声和。夕阳西下闻歌起，聒耳新词格垛多。”(阮充)《格垛多》是扬州古老的秧歌，至今犹有人唱。又如：“终年捞草与捞虾，茅屋绳枢窄更斜。床上鸡栖床下豕，不分界域便为家。”(阮先)农民的简朴生活如在目前。

又有援《扬州画舫录》之例，把“竹枝”称为“画舫”的，如韩日华《扬州画舫词》和魏源《扬州画舫曲》等。韩日华字就之，嘉道间钱江人。他的《扬州画舫词》一百首，以写扬州西北名胜为主。其自序云：“昔真州李艾塘尝作《画舫录》，其于郡城所届，虽坊市第宅无不详悉。余是编亦以‘画舫名，而所历不过虹桥、蜀冈诸胜，所谓草河、城南等录，皆未及焉。”由此可见其大旨。韩词间亦有民俗方面的材料，如：“覆额初齐态已浓，更将梳裹斗春容。当时只说抛家髻，争似云到枕松？”自注：“扬州妇女梳掠，有‘双飞燕、‘到枕松诸名色。”按扬州妇女装饰虽有模仿苏州之风，但扬州自有自己的传统。《成都竹枝词》一书里写道：“中有良家最上流，苏州脚与扬州头。”(胡国甫)可见扬式梳妆影响之远。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九云：

扬州勒鬏，异于他地，有蝴蝶、望月、花篮、折项、罗汉鬏、懒梳头、双飞燕、到枕松、八面观音诸义髻，及貂覆额、渔婆勒子诸式。

对于民俗研究来说，这些无疑是些有用的资料。

魏源字默深，湖南邵阳人，道光二十四年进士，作过兴化知县、高邮知州。他是十九世纪中叶的爱国主义者和进步思想家，也是一位诗人。他的诗风格雄健，多用典故，但所作《扬州画舫曲》十三首却似乎是个例外。如“山外青山楼外楼，人生只合死扬州。养花天气养苔地，轻载吴娃水亦柔。”清丽妩媚而又明白如话。末首云：“复还醇朴谢雕镌，翻觉湖山面目全。卸却绮罗珠翠后，镜中云鬓更天然。”表现了诗人主张返朴归真的美学思想。

在扬州竹枝词的作者群中——其实不限于“扬州”，也不限于“竹枝词”——被写进文学史的是极少数。绝大多数人只是些“无名之辈”；但是他们的作品或多或少都有某一方面的价值，而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往往正是那些高文典册里所缺少的。一位学者说过，西方有一种别致的博物馆，专门贮藏百样千般的古代生活细琐用品，包括中国的蓑衣、草叉、烟具、蟋蟀罐等；而我国的博物馆，大抵只收“重器”，人民日常生活中的一切物件，有的尽管极为有趣，却不见保存，以便后代子孙去做千难万难(也会千差万错)的“考证”工夫。殊不知，蓑衣、草叉和铜鼎、玉雕同样都体现着一个民族的文化！我完全同意黄裳先生的意见：象《邗江三百吟》的作者林苏门那样的人们，“都算不得诗人，在文学史里是找不到他们的名字的；也为此，他们的集子经过一两百年之后也都邻于消灭。这是不公平的。他们的著作也自有其存在下去的价值。”(《榆下说书·谈“集部”》我希望将来在我的案头会有《扬州竹枝词》的结集，以及其他各种各样不知名的人物的有价值的著作存在。

一九八五年八月十九日，扬州丘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