挣扎的犹太人的记事者

董鼎山　丁　聪

五六年前，我在纽约一个文艺酒会中与伯纳·马拉默德初遇。谈话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是他对中国短篇小说作家的“艳羡”。我告诉他一些他的作品(特别是短篇小说《魔桶》)中译本在中国受读者欢迎的情况。他向我询问中国作家所受的待遇。我说短篇小说特别吃香；文艺刊物均载短篇，而短篇小说集往往畅销，因为中国读者在传统上喜读短篇小说(相反的，在美国，短篇小说集很少有跳上畅销书目单的)。

他半开玩笑地说，“我们写短篇小说的都应到中国去。”

他说这句话时，金丝眼镜后的眼眸闪烁一下，板刷灰须微微颤动，令我想起银幕丑角马克斯兄弟的长兄。他的容貌与大马(GrouchoMarx)确有些相象，不过他当然持有名作家的尊严，没有丑角的轻浮气。

有一个时期他很有意思与文艺评论家伊丽莎白·哈威克一起访问中国。但是我无力作此安排。这是一个遗憾。三月十九日早晨我在公寓房间门口拾起送来的《纽约时报》，马拉默德去世的消息赫然在目。

他在纽约家中患心脏病逝世，享年七十一岁，不能算是高龄。马拉默德是美国最受尊重的当代小说家之一。他曾两度获得全国书奖，一度普立策文艺奖。他虽写了好几部长篇小说，特长还是写短篇。评论家认为他的几个短篇如《魔桶》，《开首的七年》，《最后的莫希干人》，《安琪儿勒文》，《白痴占先》等已成为“二十世纪美国虚构作品中的不朽作”。他的主题不脱人类在生活上与内心上的挣扎。他将自己形容为替“普通人民在一个运道不佳的世界争取较好生活”的记事者。

马拉默德的写作技巧是将幻想与现实熔为一炉而创造出一个与我们所处的世界似是而非的新世界。在《安琪儿勒文》中，一个褴褛的黑种安琪儿降临到已经退休的犹太老裁缝家中。在《犹太鸟》中，一个犹太口音的乞丐讨饭不成，化为乌鸦飞入富有犹太商贾家中，在《白痴占先》中，一个犹太人苦苦集款送他白痴儿子上午夜的火车去加利福尼亚，自己却受化名为金兹堡的死神追踪。马拉默德当然是一位所谓“犹太作家”。他所描写的都是在生活中挣扎的犹太人。但是这个人生挣扎的主题是宇宙性的，他的作品好似寓言，适用于任何种族。

他的第一部小说《天生的》(The Natural)有关一位掌有天生神力的棒球手的故事，于一九五二年出版，三十二年后始被摄为颇受大众欢迎的电影，由大明星劳勃·雷德福主演。我看过这部片子，但总觉得小说改成的电影在艺术质量上往往不如原作，马拉默德自己却很欣喜。由于此书主角与内容跟犹太民族无关，他说电影的出现至少使他又被公认为“美国作家”，而不仅仅是“犹太作家”。

《天生的》含有三十年代作家林·拉德纳(RingLardner)与纳森尼尔·韦斯特(NathanaelWest)的风格，但是它的作风完全是马拉默德自己的。书中的角色被描写得带些喜剧性，但仍可引起读者的同情共鸣。他的第一部小说并没显出他是“犹太作家”。可是在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六五年的十二年间，以犹太人生活为内容的小说在美国突然大为风行，许多作家，包括赫尔曼·沃克，索尔·贝娄，菲力普·劳思等都在这时成名。同时，艾萨克·辛格的意第绪文短篇小说由贝娄译为英文，首次在《党派评论》杂志出现，此后越来越多，辛格终而成为《纽约人》杂志的经常撰稿者。在那时期，不居住美国但是熟读美国严肃文学杂志的人们，一定会误以为美国是个犹太人国家。

马拉默德此后的作品也多以犹太人生活为题材。居住在城市的犹太作家与居住在乡下的南方作家乃成为美国现代文学的两大支流。马拉默德的作品好似中世纪灌输善恶观念的“道德剧”(MoralityPlay)；他的故事有个讲道德的目的。他的作品既不强于现实主义，也不强于超现实主义；他的故事是近于说教性的寓言比喻；他用现代的技巧充实了传统的讲故事的基本艺术。

马拉默德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伙计》(TheAssistant)于一九五七年出版，向被公认为他的最佳作，讲的是经济大萧条期间一个杂货铺犹太裔老板与他的意大利裔助手的故事。这是一本严肃的、黯淡的、缺乏欢欣气氛的小说，充分显露了身为犹太人的内心自疑自问的苦楚。历史上的种族歧视使当代的犹太人非常敏感。不过这部小说的结局竟是意大利裔助手皈依犹太教，甚至经受包皮割礼。

以《魔桶》为名的短篇小说集于一九五八年出版，次年赢得了全国书奖，从此马拉默德的名气大振。

马拉默德的第三部长篇小说是一九六一年的《一个新的生活》(ANewLife)。这部小说两个要点是故事发生时间与地点。时间是五十年代初期，正是反共组织“非美活动委员会”活跃之时，地点是美国西北部一个小型大学，因此故事颇含政治性，主角是犹太裔教授夹在英文系两派教授(保守派、开明派)斗争之间；轻松的笔法带出喜剧味。

一九六六年的小说《疏通者》(TheFixer)，又受到几乎与《伙计》同样的好评。从此以后，评论家就把他与索尔·贝娄与菲力普·劳思一起列为“犹太作家”。《疏通者》的故事系根据一九一三年在帝俄所发生的一件实事。一个在基辅造砖厂工作的犹太裔俄国人被反犹太团体诬告，说他杀害了一名十二岁俄国儿童，用童血来做逾越节的面包。故事含有宗教歧视意义：此犹太人如果被判有罪，所有食逾越节面包的犹太人也会被指责象征性的有罪。这部小说的成功，令一位书评家赞扬作者已经“踏上世界文坛”。它在同时获得了全国书奖与普立策文艺奖。马拉默德甚至洋洋自得的开始对诺贝尔文学奖生了觊觎之心。

马拉默德自己认为称他为“犹太作家”并不合适。他说他与贝娄·劳思之间的不同处多于类似处；他的“犹太成分”是精神上的，不是文化或宗教的。他说，“犹太成分对我是重要的；但我不认为自己仅是犹太作家；我也有其他兴趣；我感到我所写的是所有人类。”劳思同意，他说，《魔桶》，《伙计》等故事中的犹太人是马拉默德所“创造”的犹太人，不是纽约、芝加哥大城市的犹太人。

马拉默德此后的短篇小说集有一九六三年的《白痴占先》，一九六九年的《菲德门的照片》，但是他在文坛的地位和名气还是出于他的长篇小说。他的下一部长篇是一九七一年的《房客们》(The Tenants)，内容有关白人与黑人之间的种族关系，主角是两位作家，一犹太，一黑人，他们都不能取得读者的同情心。

一九七七年，他出版了他的一部最长的小说《杜宾的生活》(Du－bin＇sLives)，主人公是一位职业性的传记作家，年已五十六岁，儿女成群，突然返老还童，爱上一位二十三岁的少女。这本小说目的是在分析人到中年以上对青年人的乐趣的憧憬与追求。不过描写中年人危机的小说多得很，而马拉默德仍不能把这个陈腐的主题写成一部新鲜的作品。这只是我的意见，很多评论家却称扬这是他的最佳作之一。

另一部小说《上帝的恩泽》(GodsGrace)进入科幻小说境界，形容中子大战后的世界，唯一残存者是一个名叫柯恩(犹太名)的古生物学家(因为中子弹爆炸时他恰潜在海底做调查研究)。结果他与一个猴子为伍，重建世界，而发现了上帝为何允许如此灾祸发生的理由。故事的开始好似《鲁滨逊漂流记》，后来他教猴子讲话，并找到了其他灵长类动物。他甚至教猴子圣经，哲学，弗洛伊德理论，结果造成一群富含竞争性、相斗性、自私而又意恶的未来人类。这部小说在故事中途失败，未受评论界重视，也未受读者的欢迎。

不少评论家以为他后期作品越来越贫乏，主要是因他一脱离犹太性质的主题，作品就显得空洞。但也有人以为他在不断成长中，例如他在《房客们》中描出了黑人的民族主义敏感、种族骄傲所产生的心理作用；他在《上帝的恩泽》中表现出他对人类在中子时代生存的忧虑。不过文学的质量当然不能仅仅从作者的社会意识上作权衡。

马拉默德出生于一九一四年，父母是来自俄国的犹太籍移民。他出身贫苦(父亲开设小杂货铺为生，是《伙计》中犹太籍铺主的原型)，进免费的纽约市立大学，即对文学与写作发生兴趣。毕业后在中学任教，于一九四二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硕士学位。他身为犹太人，深感第二次大战与犹太人被纳粹大屠杀可以成为未来写作的材料。一九四五年他与一个非犹太籍的女子结婚，更使他对自己的犹太背景极为敏感。他乃开始研读犹太历史与传统，产生了写作与发表的欲望。

一九四九年他在奥立冈州立大学英文系授教，直至一九六一年。在此十二年内，他出版了四部书：《天生的》，《伙计》，《魔桶》，《一个新的生活》。此后，他的《白痴占先》(一九六三年)、《疏通者》(一九六六年)、《菲德门的照片》(一九六九年)、《房客们》(一九七一年)、《莱姆勃兰特的帽子》短篇小说集(一九七三年)、《杜宾的生活》(一九七九年)、《上帝的恩泽》(一九八二年)，以及一九八三年的《伯纳·马拉默德短篇小说选集》，相继问世。

在写作技巧方面，马拉默德坚持认为，一篇故事必要有故事可叙。他说，“有的作家不能创造故事，乃用其他手法，例如以风格替代情节的叙述。我以为虚构(fiction)的基本因素是故事。不过这概念似不受所谓‘新小说作者们所欢迎。这使我想起，有的画家不能画人，只好画椅子。……有人类的一日，便有故事。故事对儿童特别有影响……通过故事，他们知道有个未来。”

马拉默德并不认为写作是件易事。他的手法精于场面的“变迁”(Transition)，用三言两语就可把前一段的景转移到下一段不同的景。他自称他这种手法是从电影的剪接技巧学来的。他说过，“我很受卓别麟影片的影响——他的喜剧的灵活节奏，以及他将喜剧与悲剧的天衣无缝的结合。”他承认自己的作品着重人类的苦楚与悲剧，因对这些情绪最熟悉。他这样地形容他小说中的人物：“他对自己命运惧懑，不能自脱，但终能迁就得过；他是个可笑又可怜的主体与客体。”

马拉默德生前得过不少荣誉，他也是美国文艺学院与文艺研究院(全体院士只限五十名)的院士。他是国际笔会美国分会于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一年间的主席。今年一月在纽约举行的国际笔会大会他也出席，朗诵自己作品。那是他最后一次在公共场合露面。

他的出版者法拉尔·史屈劳斯·吉罗书局为表纪念，拨款设立一个马拉默德文学奖金，由笔会办理，鼓励新作家。他临死前正在写作的小说，也将准备出版。

菲立普·劳思的小说《捉刀人》中的一位人物——遁世独居、与世隔绝、专着重于纯粹文学之类的作家——就是影射马拉默德。可是其实他并不是完全不理社会问题的。在他任笔会主席期间，他曾公开为苏联与南非的受压制的作家提出抗议。他的好友劳思指出，马拉默德最深刻的思虑便是人性(Humaness)与人道(Humaneness)。

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三日于纽约